五四運動前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自覺探源_風聞

來源：《江蘇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作者：張振 邢霞 

原帖：http://www.cssn.cn/zx/201908/t20190822_4960575.shtml

　　內容提要：新時代堅持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強，關鍵要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的源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文化建設經歷過一個從文化自覺到文化自信的發展過程。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逐步走上了文化自覺的道路。這種文化自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包括對傳統文化的自覺認識、對西方文化的自覺反思和在中西文化的剖析比較中尋找到“第三種文化”，最終實現從文化自覺走向政治自覺。

　　關鍵詞：早期共產黨人 五四運動 文化自覺 社會主義文化

　　作者簡介：張 振，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邢霞，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開展各項活動的理論指導。五四時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1]開始學習、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化，並逐漸運用先進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早期共產黨人就是在新文化運動過程中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各種文化思潮的衝擊下，經過艱苦的探索、比較和深入剖析後，最終選擇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的先進的社會主義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批中國共產黨人既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時的骨幹。這一時期，以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和李達等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實現了文化思想上的重大轉變，成為在中國提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旗手和實踐者，是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自覺開端的重要標誌。

　　一、早期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覺認識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它的精華一直在世界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併發揮了重要影響，但其糟粕也是近代中國貧困落後、飽受欺侮的重要原因之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意識到：啓發民智、改造國民性是革命的必要準備。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前，知識分子對文化的種種認知和判斷並不是完全理智的，這部分人在國內外局勢的影響下，對文化的態度是激進的、片面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更是如此。費孝通先生認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鉅的過程，並將文化自覺的歷程總結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四個階段。五四時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儒家文化的態度經歷了從非理性到理性、從片面到辯證的轉變過程，開始走上“各美其美”之路。

　　1. 早期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批判 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先進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文化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捱打的總根源，而文化的覺醒是落後的中國強大起來的必要條件。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鼓吹復辟，使尊孔復古之風再起，社會上封建迷信盛行，敬神拜天成了社會文化常態。在這種社會文化氛圍下，陳獨秀深感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之深，認為要倡導一種新的文化從根本上清除它。他説：“吾國衰亡之現象，何之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為最深最大之病根。”[1]陳獨秀指出，封建禮教的束縛造成了整個中華民族思想根基上的軟弱無力，皇權思想壓迫了人們的鬥爭精神，導致整個社會充斥着不正之風，個體受到落後的文化思想毒害，才會在面對外敵入侵時毫無作為。隨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陳獨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認識發生了變化，開始由激烈批判進入理性認識的階段。“就歷史上評論中國之文明，固屬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不過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體。此種過去之事實，無論何人，均難加以否定也。”[2]陳獨秀此時批判的孔教，是儒家文化中對於中國數千年封建統治有所助益的綱常名教，他還辯證地指出，綱常名教雖然不能支配當今社會，但是“不能謂其在古代無相當之價值”[3]。這裏陳獨秀對孔教和孔子本人的認識，是完全不摻雜私人情感的，他反對孔教並不是不承認其在古代社會的價值，而是“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4]；然而有一部分人借孔教行阻礙社會進步之事，這是為陳獨秀所反對之處。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李大釗也像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一樣，態度十分嚴厲。他重點抨擊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厭世主義、惰性、個人主義的缺乏、對婦女的歧視以及同情心的喪失：“國人以專制積習之未除，嫉媢褊激、剛愎專擅之風，仍復漫布於社會，雖素號恂恂之君子，亦時於紳士之風度有虧，斯非中外人度量相越之遠，殆吾人之修養有未充耳。”[5]他還批評傳統文化對大家族制度的過度強調：“中國現在的社會，萬惡之原，都在家族制度。”[6]李大釗強烈反對復辟孔教，他指出社會改造應從破孔教開始。但李大釗並不否定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歷史價值，他強調對文化的規律性要有所認識，即“我們若在現今為孔子作傳，必要注重產生他這思想的社會背景，而把那些荒正［誕］不經的神話一概刪除”[7]。對於孔子學説，李大釗沒有一味批判，而是從時代角度出發，提出儒家學説中一部分內容已經不適合當下社會，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應主要站在其不適合當下社會的角度上。匡亞明在《孔子評傳》中記錄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鄧中夏對孔子的看法：孔子生在兩千多年前，能做到那樣博學、多聞，那樣思想深、品德高，甚為不易。鄧中夏對孔子學説也持辯證的態度，他認為孔子學説特別是關於“仁”的部分，雖然受到歷史的侷限帶有階級社會的特質，但一旦進入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會放射出更燦爛的哲理思想的光輝[1]。早期共產黨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開始走向理性，並且主動吸收傳統文化中有益的部分。

　　2. 早期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證吸收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將儒家文化與落後文化相提並論，認為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國文化落後封建的那一部分；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中國共產黨人開始用辯證的態度重新審視並逐漸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因素。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陳獨秀對其以往激烈批判的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新的認識，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可取之處：“孔教乃中華之國粹。然舊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陰陽家明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明實，墨家有兼愛、節葬、非命諸説，制器敢戰之風，農家之並耕食力，此皆國粹之優於儒家孔子者也。”[2]他在回覆李傑的信中還談道：“墨氏兼愛，莊子在宥，許行並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而吾國之國粹也。”[3]在這裏，陳獨秀把與儒學同時代的非儒學文化也當作大同社會的構成要素。同時，李大釗在承認孔子學説歷史作用的基礎進一步提出，孔子思想中如果有合乎真理的部分則“取之”，假如不合乎真理則“斥之”，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實現對孔子學説的合理利用。李大釗特別指出孔子學説中有值得繼承的部分，尤其在個人修養方面，孔子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即孔子之説，今日有其真價，吾人亦絕不敢蔑視。惟取孔子之説以助益其自我之修養，俾孔子為我之孔子可也。”[4]李大釗不僅沒有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敵對情緒，還為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而自豪。他説：“吾漢族有世無與比的歷史，這並不指記錄而説，乃指民族的經歷或發展的過程，所以四千年的歷史一語，可以説是文化進化的代名詞。”[5]李大釗強調，儘管傳統文化存在諸多缺陷，但它仍然具有普遍的號召力，因此對傳統文化應當加以改良利用而不是摧毀。面對近代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過分推崇西方文化的現狀，李大釗提出中華民族要致力於實現本民族的文化自主以應對外來文化入侵。“於文化政治，均當植獨立自主之基，以抗彼西洋，拒彼白人。”[6]面對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所呈現出的對抗狀態，李大釗沒有表現出像陳獨秀那樣的激烈態度，他更多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能否適應現代世界的問題。李大釗在理性客觀分析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進而繼承或捨去，然後利用他認為正確的文化成分。他指出：“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而道德之進化發展，亦泰半由於自然淘汰，幾分由於人為淘汰。”[7]在近代知識分子羣體中，李大釗較早看到了文化自覺對於革命的必要性。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伊始，二人都是堅定的反傳統者，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傳統文化觀的嬗變呈現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文化思想轉變的軌跡。

　　二、早期共產黨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反思與批判

　　一般來説，西方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結構體系，它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然而，近代中國社會在最初學習西方文化時只是看到了其積極的先進的一面，而忽視了它的另一方面。一戰的爆發以及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失敗促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反思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本性，上述因素促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認知日趨理性。

　　1. 早期共產黨人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危機的深度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國家所暴露出來的政治和文化弊端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反思自省。羅素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經被大戰顯示得明明白白，“‘大戰’的爆發表明我們的文明中有那麼一些瑕疵”[1]，“這場戰爭已然造成的損害是無法估量的。不僅幾百萬寶貴的生命被殺害了，不僅甚至有更多的人受傷致殘或損壞了健康，而且整個文明的標準被降低了”[2]。一戰消耗了資本主義文明，留學在外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此有切身感受。1919年，留學法國的蔡和森親身經歷了法國爆發的工人羣眾與工廠主之間的衝突，當時各個行業工人聯合起來要求將產業收歸國有，法國國內的工團聯合會紛紛走上街頭，貼出宣言，高聲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據此，蔡和森説：“他已犯了腐敗社會的罪惡，他那痙攣攣的兇勢，幾使社會成了殭屍。若是我們沒法子診治，他的兇症將充滿於全世界。”[3]在世界形勢劇烈變化的影響下，國內知識分子也開始對西方文化進行反思，其中以陳獨秀和李大釗為典型代表。陳獨秀對西方文化的認知經歷了結識和嚮往、宣傳和崇拜、懷疑和拋棄的幾個階段，這一時期正是陳獨秀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逐漸懷疑和拋棄的階段。1915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部分知識分子在中國率先樹起民主科學的旗幟，他們把“法蘭西文明”視為當時世上最先進文明，發起以推行資本主義制度為政治目標的新文化運動。但民國初年混亂的局勢及軍閥間的連續戰亂使得他們逐漸對資本主義制度失去耐心，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讓他們對資本主義文化徹底絕望。長時間以來，近代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十分相信並推崇西方文化所宣揚的和平、自由、正義精神；但巴黎和會後，他們開始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主義文化。陳獨秀指出：“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4]李大釗也言辭激烈地批評西方資本國家的侵略行為：“我們且看巴黎會議所議決的事，那一件有一絲一毫人道、正義、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權利，作幾大強盜國家的犧牲！”[5]李大釗在讚揚西方民主、博愛精神的同時也表現出強烈的反帝精神，他認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本質是一種強權理論，開始質疑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中恃強凌弱的合理性。五四運動後期，陳獨秀已深刻認識到西方的眾多不良社會現象主要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 造成的，“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遊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6]。總之，一戰給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帶來了危機，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成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反思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契機。

　　2. 早期共產黨人對西方工業文明劣根性的深刻揭露 鴉片戰爭後，為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無數仁人志士致力於引進西方的軍事、經濟、政治模式，但均以失敗而告終。直至陳獨秀等人提出從文化層面入手運用法蘭西文明來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時，對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實際上，從文化發展歷程看，工業文明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但西方文化所隱含的劣根性在一戰爆發後才被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所察覺，由此引發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思考和批判。他們提出：“要先進文明，但不要西方列強的殖民文化。”[7]一戰給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他們意識到科學和民主在沒有道德力量束縛的情況下有時會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瞿秋白提出，西方文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現時兩種文化，代表過去時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狀，一病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一病‘東方式’的死寂”[1]。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陳獨秀指出，西方文化並不是最先進的文化，“我們並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資產階級文化已達到人類文化之頂點，所以現在不必為西方文化辯護”[2]。他還特別強調：“資本主義雖然在歐洲、美洲、日本也能夠發達教育及工業，同時卻把歐、美、日本之社會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3]這裏，陳獨秀認為是資本主義文化導致了西方社會風氣敗壞，同時表達了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望之情。李大釗也意識到西方文化的消極因素，比如他就不贊同西方文化中諸如“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思想主張[4]。瞿秋白則指出西方的資本家們以滿足其利益為根本目的，通過不當手段不斷掠奪中國人民，卻處處宣揚和平、民主的價值理念。“帝國主義無空不鑽的滲入中國的經濟生活之中。你愛和平，他卻不愛，你講誠意，他卻不講，你自己老實，他卻不老實呢。”[5]1919年，周恩來在其創辦的覺悟社刊物《覺悟》中刊登了由他親自撰寫的宣言，宣言將軍國主義、資產階級一同列入應該被剷除之列。“凡是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它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6]總之，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劣根性的日益暴露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它的反思和批判兩者的碰撞加快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學習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進程。 

　　三、早期共產黨人在中西文化比較中追尋“第三種文化”[7]

　　在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先進的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一開始就不是温情脈脈的學術談論，而是為了實現民族救亡選擇最合適的工具。在二十世紀之初，中國知識界呈現出處於完全對立狀態的兩種文化主張，即“全盤西化”與“保護國粹”[8]。但是這兩種完全對立的文化主張皆不科學：一種是對存在諸多消極成分西方文化完全肯定盲目崇拜，一種是為保護傳統文化堅決拒絕任何西方文化（包括有進步意義的工業文明）的傳入。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則將重心轉向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主義文化及社會主義文化之間關係的討論上，重點探求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和前途問題，最終選擇了“第三種文化”——科學的大眾的馬克思主義文化。

　　1. 早期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生成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早期共產黨人開始逐漸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文化的內涵、性質及其發展規律。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早期共產黨人在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過程中，嘗試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分析文化，加快了自身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生成。

　　可以説，早期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的認知是從唯物史觀開始的。唯物史觀一進入中國，就表現出不同於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的特質，李大釗作為近代中國最早向國內社會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選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釋文化的變動現象。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關於人類文化的經驗[濟]的説明”向世人介紹，指出精神的構造會隨着經濟構造的變化而變化[1]。他認為“這個精神的改造，實在是要與物質的改造一致進行，而在物質的改造開始的時期，更是要緊”[2]，並且“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3]。李大釗還在北大開設了介紹唯物史觀的課程，其所著的《史學要論》是中國第一本介紹唯物史觀的書籍。1919年，瞿秋白加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後，瞿秋白的世界觀逐步轉向唯物辯證主義。瞿秋白對中西方文化均持辯證觀點，認為中西方文化都不能改造社會，進而提倡建設“社會主義的文明”，瞿秋白將社會主義文明看作全人類都適用的一種文化，強調“社會主義的文明是熱烈的鬥爭和光明的勞動所能得到的；人類什麼時候能從必然世界躍入自由世界，——那時科學的技術文明便能進於藝術的技術文明”[4]。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相關理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依靠力量，成為開啓近代社會變革所需要的“批判的武器”。1920年，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提出：“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5]這種“不滿足”促使陳獨秀較快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逐漸開始運用唯物史觀分析物質與文化的關係。他説：“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6]通過對早期共產黨人文化軌跡和文化活動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出，在五四運動前後，他們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逐漸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文化的本質與發展規律，開始探討和闡釋馬克思主義文化並實現了自己文化觀的嬗變。

　　2. 早期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化植根於中國社會 五四後期，早期共產黨人意識到文化活動融入社會變革的重要性，中國急需的是一種具備社會性、革命性的先進文化，而不是流於表面、不能為改造社會提供動力的文化。五四之前的文化運動歷史已經證明，拿來主義不能救中國，全面引進西方文化也不是明智之舉；如果外來文化不能與本國的革命環境相融合，就不能充分發揮文化應有的社會功能。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伴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早期共產黨人已經深刻意識到馬克思主義文化就是適合中國社會的新文化，他們開始吸收、掌握和運用這種新文化，並把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相結合，最終生成具有本土特質的新民主主義文化。

　　事實上，作為西方先進工業文明產物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與依存於傳統農耕文明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不一致、不協調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文化中的唯物辯證的鬥爭哲學符合當時中國社會革命的需要，這是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化、本土化的前提條件。李大釗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出發，分析了中國社會宗法制度存在的原因，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兩千年之久的宗法制度實際上是建築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7]他還特別強調，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封建復古現象是不符合歷史和時代潮流的，西方工業文明的進入勢必會衝擊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動搖中國社會的倫理基礎，因此文化向前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小農經濟必將被取代，建築在小農經濟上的中國封建帝制文化必然會被取代。“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8]可以説，早期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文化植根於中國社會的內在基礎。

　　為了把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社會，早期共產黨人積極開展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實踐，努力將馬克思主義介紹給廣大民眾。李大釗與《晨鐘報》合作開闢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説的專欄；李大釗還憑藉自己在知識界的影響力，逐漸聚集了一批研究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愛國知識青年，這些青年組成愛國政治團體，成為這一時期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重要骨幹。李達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説》《馬克思經濟學解説》《社會問題總覽》等馬克思主義重要文獻，向國內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上海黨組織創辦了刊物《共產黨》，該刊承擔着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説和黨的理念的重任，成為我黨歷史上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的一個重要平台。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化植根於中國社會的探索實踐，為後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經驗。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後，逐漸意識到要改造中國社會僅靠文化運動是不可行的，還是要靠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打破舊秩序、舊制度、舊文化，最終建立起新社會、新制度和新文化。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自覺”，不僅指主觀領域下個人意志的自由，還包括自我同集體性社會中實質載體間的互動關係[1]。實際上，從“文化自覺”走向“政治自覺”是早期共產黨人選擇、接受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必然走向。

　　1. 早期共產黨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內化 隨着文化意識的覺醒，早期共產黨人開始深入思考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逐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俄國革命爆發後，李大釗已經隱約看到中國革命未來的樣子。據林伯渠回憶，1918年時李大釗曾給他寫過幾封信，詳細介紹了十月革命的一些情況，包括俄國布爾什維克“如何組織羣眾，如何組織軍隊”[2]。李大釗還區分了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同：一個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會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一個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對兩者進行比較後，李大釗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更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十月革命後，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逐漸加強，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願望十分強烈。董必武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世界被壓迫民眾自由解放的先聲，也是世界民眾勢力表現發展的起點”[4]。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特約記者的身份赴蘇俄考察，在考察期間發表了題為《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儘管處於惡劣的環境中，但是還沒有覺醒”以及他們“沒有知識，沒有組織”需要別人來幫助的事實。能承擔起“幫助者”這個角色的“只有已經覺醒的中國青年，或者是熱心的中國社會主義者”。瞿秋白懷着堅定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聯合起來共同為人類服務”的信念來到俄國，希望通過這次旅行與國際無產階級建立聯繫，“給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以第一次推動”[5]。通過學習十月革命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早期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團結無產階級和組建無產階級政黨對革命的重要性。李達明確指出革命活動必須團結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包括最廣，所以革命運動，非網羅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內不可”[6]。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也特別指出，“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避免”，為了贏得革命“非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產黨，則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1]。這一時期，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已由過去主張自由、民主、平等之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道路轉而走向實現更廣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努力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並開始致力於其政治意識的外化。

　　2. 早期共產黨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外化 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內化是早期共產黨人文化嬗變的動力源。正如前文所説，早期共產黨人選擇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目的是探索國家獨立和民族救亡之路。在長期的探索過程中，早期共產黨人意識到，要真正實現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必須把廣大工農羣眾發動起來革命。張聞天提出革命的目標是“去士大夫階級”，引導革命的應該是工農階級，而當時勞工階級因為知識水平不夠，不能承擔起領導任務，當務之急是“有知識的開導無知識的”[2]。就是説，廣大人民羣眾的革命行為不是自發產生的，需要早期共產黨人做大量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外化工作。

　　於是，早期共產黨人主動將文化啓蒙與動員工農羣眾的社會革命道路聯繫到一起，實現文化自覺與政治自覺的融合。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文化絕不是為了讓其背誦其中的原理和結論，而是讓廣大人民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將其靈活運用於革命實踐之中。馬克思主義只有和工人運動結合在一起才能匯成革命的洪流，單純的馬克思主義學説或是單純的工人運動都產生不了無產階級政黨。首先，早期共產黨人創辦報刊，發起革命宣講，通過多種方式向大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十月革命的詳細情況。1920年9月，《新青年》雜誌開闢“俄羅斯研究”專欄，專門刊登關於十月革命的相關文章。早期共產黨人在這些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內容通俗易懂，主要講解馬克思主義理論、揭露資產階級的剝削本質，號召工人們團結起來尋找解放的途徑。這些文章的發表有助於工人階級革命意識的產生，鼓舞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鬥志。其次，早期共產黨人還創立諸多研究會、文化書社等文化團體，一方面系統學習馬列理論，一方面積極深入工人羣體宣傳馬克思主義，將工人團結在一起。1920年前後，早期共產黨人在全國各地陸續組織成立專門研究、交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化團體，並且通過文化團體組織知識青年向工人羣體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再次，早期共產黨人還組織成立了勞動補習學校和工會組織，建立了工人俱樂部。小組成員們還常常深入工廠、碼頭、鐵路、煤礦向工人們傳授馬克思主義文化知識，通過創立平民夜校、識字班等途徑將工人團結在一起，逐漸形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羣眾基礎。可見，五四前後中國共產黨人就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在之後的黨的一大和二大均作出了關於在工人羣體中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的決議；國共合作後，中國共產黨人又充分利用自身擅長文化宣傳工作的優勢，在黃埔軍校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主張和綱領，不斷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為後來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打下了堅實基礎。

　　正是在文化自覺走向政治自覺的過程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之路。自此，中國革命道路也在漫漫長夜的探索中開始呈現曙光。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多重邏輯與實踐路徑研究”（18BDJ048）、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媒體時代執政黨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研究”（16MLA002）階段性成果。）

　　[1]本文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特指五四時期選擇信仰馬克思主義並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先進知識分子以及建黨前後加入各早期共產主義小組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成員。

　　[1][2][3][4]《陳獨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頁，第404頁，第404頁，第462頁。

　　[5][6]《李大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第494頁。

　　[7]《李大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頁。

　　[1]匡亞明：《孔子評傳》，〔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473頁。

　　[2]《陳獨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頁。

　　[3]《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頁。

　　[4][7]《李大釗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頁，第429頁。

　　[5]《李大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頁。

　　[6]《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頁。

　　[1]〔英〕伯特蘭·羅素：《中國問題》，〔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頁。

　　[2]《羅素自傳》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頁。

　　[3]《蔡和森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頁。

　　[4]《陳獨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5]《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頁。

　　[6]《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頁。

　　[7]曹泳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認識和實踐》，〔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78頁。

　　[1]瞿秋白：《赤都心史》，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87頁。

　　[2][3]《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頁，第82頁。

　　[4]《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頁。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6]《周恩來詩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

　　[7]“第三種文化”：1916年李大釗在《第三》一文中提到“第一文明偏於靈，第二文明偏於肉；吾寧歡迎‘第三’之文明。蓋‘第三’之文明，乃靈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918年李大釗在《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中指出：“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頁。

　　[8]王新華：《〈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化自覺》，〔南昌〕《求實》2005年第1期。

　　[1][2][3][7][8]《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頁，第67頁，第185頁，第186頁，第187頁。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頁。

　　[5][6]《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第483頁。

　　[1]張旭東：《啓蒙主義“倫理自覺”與當代中國文化政治——反思〈新青年〉早期論述中的文化與國家概念》，〔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7期。

　　[2]《“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頁。

　　[3]《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頁。

　　[4]《董必武傳（1886—1975）》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頁。

　　[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頁。

　　[1]《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頁。

　　[2]《張聞天早期文集（1919.7—1925.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頁，第2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