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記錄我們乏善可陳的生活_風聞

公開信（Republic of letters）是單讀的開放欄目，我們歡迎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國家的作者，在這裏向彼此寫信，分享他們最近的生活、關關心的議題，以及世界上重要的事。

今天的第十八封信發生於三個多月前的一場對話，由理想國紀實館主編羅丹妮寫給單讀編輯劉婧。深植於一代青年人的集體記憶，究竟是歷史重大事件還是乏善可陳的凡人瑣事；今天作為一名記者、編輯，又能從何種角度關注、記錄這些集體記憶，羅丹妮在信中講出了她的思考。

公開信欄目歡迎更多朋友參與進來，你們也可以用照片、視頻等其他語言來回應，來信發送至 [email protected]。

寫信人：羅丹妮

理想國紀實館主編

劉婧，晚上好，

昨天的聊天，以最後你説找到了去《單讀》的初心、重新想清楚了自己的方向作結，好像突然變得雞血起來，可我卻一直沒回過神，有點像被一拳擊倒，爬起來，雖然毫髮無傷，但總覺得身體裏的一些東西被抽掉了（也許是熱情），我想，是你的問題難倒了我。

對，就是這個問題。

在不能寫的東西變得越來越多、表達的空間越來越有限的今天，到底什麼是值得書寫的？

▲手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牆

你説，上一次，我在書店跟你們聊起最近想要策劃的一些選題，“是寬泛的話題而不是議題，不論是操作、還是我作為作者的表達，都很難實現”，也提到，經過考慮，原本我們想要做局部修改的那三篇稿子，你決定“不妥協做刪減”，乾脆徹底拿掉。

之所以拖到現在，是我實在不捨得。“青春的殼”是你寶貴的嘗試，以寫作的方式實踐自己的青春、與自己的青春對話的一種努力，字裏行間，藏着你去《單讀》的初心。而這些也是我猶豫再三，幾次放下要改的筆，想要把它們完整保留下來的原因。。之所以這麼執着、較勁，最要緊的原因還不只是上面那條（關乎你的努力、作為作者的立場），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即便修改後文章看上去不那麼完整、有一些人為製造的“模糊”，甚至略去了作者和採訪對象都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在我看來，它仍然有足夠的力量，完全成立。我甚至有點主觀地認為，那些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人們看來，對他們具體的道路選擇起着重要作用的外部事件，可能只是一種背景性的存在，而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決定性，可能不存在，它被更長久、更隱蔽地隱含在一個人的成長脈絡裏，在他不經意的講述中，在他未必自覺的生活經驗中，甚至，在很多偶然、很多意外、很多當事人刻意或者無意迴避的契機下……它們説起來有些懸乎，但其實寫出來，就是你文章的主體部分。

你説，在你看來，很多事情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集體記憶，或者説是以你為代表的某一類年輕人的集體記憶。這些東西如果不寫出來，這三個年輕人的故事就變成“寬泛的話題”，我覺得，你説的，集體記憶這點很啓發我，不能不説，我低估了這些事件的意義。也許是歷史學的訓練，對於這些不言而喻的重要事件，我反而總抱持懷疑態度，立馬會覺得，這些事件，屬於年鑑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他老人家説的“短時段”歷史，是個別的事件，除了報道中的“新聞”、重大歷史事件之外，還有一些凡人瑣事，比如：一場火災、一次火車出軌、一次小麥價格大幅變化、一次犯罪、一次劇場演出、一場洪水等等。這些事件在特定的地域範圍、時空範圍內有非常重要的影響，變化迅猛，是表層上的激盪，彷彿潮汐在劇烈運動中掀起的波浪，是一部起伏跌宕、迅疾、激動人心的歷史；如果這些“短時段”的書寫受環境限制有諸多禁忌時，我們是否可以轉向一種“中時段”、也即是社會史的思維方式？把更多的目光轉向這些事件背後的機制，比如説某個羣體、團體的歷史，比如説人口消長、物價升降、經濟發展模式變化，等等結構性的因素？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 年－1985 年），法國年鑑學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學家

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我們視作集體記憶的事件，是如何在生活實踐的層面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道路選擇的；另一方面，可能要追問的是，這些集體記憶，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屬於誰的集體記憶？它們的重要性，是現實層面的重要性，還是我們這些讀書人，被灌輸的某種觀念：“必須”，或者“只能”認為它們才是重要的，才是值得被記錄，被強調的？我們對這些事件的重視，有多大程度是因為它們當下變成了難以表達和難以討論的話題？

接下來，讓我們聊聊下一個話題，那就是，到底什麼樣的選題，是值得寫的，除了那些被迫隱去的“集體記憶”、我還是想再羅嗦地梳理一遍，那些我今天很想去關注的話題，很想要找到年輕的寫作者去關注、去書寫的題目——雖然，它們可能屬於“寬泛的話題”，比較難操作，做出來不太好看。

比如，年輕人的問題。

——實習生的就業問題（有關我們所有人的第一次的故事）。我們不談今天年輕人的就業率、失業率，不談城鄉差距，不談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談高校教育、就業政策，我們就聽聽那些在大三，甚至大二就四處聯繫實習單位，最後千辛萬苦找下家的他們的故事。瞭解一下實習生的現實生活狀況，如何在公司不發正常工資、要承擔交通、居住成本的同時，維持看似已經準職場人的生活節奏？

——為什麼我們不談戀愛？為什麼我們不想結婚？難道歷史同期的年輕人，他們的荷爾蒙、激素水平更高一些嗎？是真的低慾望，還是慾求不滿、不得不對現實低頭？我們是真的喪，還是生活讓我們不得不降低預期、以喪的面目自我保護？

——為什麼我們跟家人的關係總是很緊張？為什麼每年春節回家都很焦慮，為什麼説起家人，就是一把辛酸淚？家人對我們來説，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比如，無奈的中年。

——一位韓國 35 歲的已婚女性寫出一本《休婚》分享自己如何面對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婚姻，尋找個人獨立的空間、道路，找到婚姻中更適合兩個人的相處模式，重新發現自我、建立自信的心路歷程，在韓國成了一本暢銷書，後來被翻譯成中文在台灣熱銷；我們今天許許多多在婚姻中的夫妻，是怎樣的一種狀態？總看到各樣報道説今天離婚率攀升，婚姻的小船説翻就翻。可從事實層面上説，到底這些數據的來源是怎樣的？《婚姻法》的修訂、建國後的離婚率、這些數據有什麼關聯性？城鄉之間，大城市和三四線城市的離婚率，有什麼差異？有地域性的差別嗎，有政策上的影響嗎？（比如北京的買房、搖號政策都可能引發政策性離婚）離婚率高發的階段是婚後第幾年呢？大部分的離婚糾紛是圍繞什麼呢？離婚的成本，對男女來説，法律層面，有什麼不一樣的風險？

從具體的個案來説，我真的很想聽聽那些在婚姻中的同齡人，他們的故事，他們對婚姻的看法，他們曾經面對的危機，他們想過離婚嗎？為什麼想離而沒有離，或者，他們最終是怎樣離掉婚的，又是怎樣維護了長久的信任、將婚姻經營至今？

——一部熱播韓劇，《天空之城》描寫了齊聚豪華高端城堡“天空之城”的太太們，為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精英之輩，未來的官二代、富二代，王子、公主，殫精竭慮、勾心鬥角。我想知道的是，那些選擇生了孩子的媽媽們，中產階級的媽媽們，他們怎麼看孩子的教育？擇校？要買學區房嗎？要出國嗎？去哪裏留學性價比最高？什麼時候出國比較好？出國留學後還是找不到工作要怎麼辦？要上奧數嗎？要上補習班嗎？

為什麼那麼難，還要生二胎？以及，為什麼，有一些人，選擇不生？

在這些之外，那些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輕女孩，她們又是怎樣避孕的，如果意外懷孕了，她們要怎麼辦？那些孩子留在老家、自己在外地打拼、掙錢的媽媽們，她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她們認為教育能改變自己孩子的命運嗎？

——對 996 説不嗎，那你做好人到中年失業的準備了嗎？

越來越多身邊三十過快四十的人突然失業，我們可能沒辦法直接談行業的根源性問題，談經濟衰退消費降級，但是否可以收集到一些樣本，一些人過中年的人，寫寫他們再次面對職場瓶頸、創業失敗的故事？雖然不直接去觸及體制，但如果做足功課，把每一個個案都做得豐滿，相信它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量，應該不小。這些個人的散碎故事，或許可以拼接出一代人，或者一個階段的變化。比如，我們不直接去談媒體衰落，而是去找到十個媒體人，有離開媒體去創業的，有仍然在媒體第一線的，還有做內容相關產業的，追蹤他們個人職業的選擇，家庭生活的狀態，價值觀的變化？

▲馬雲：“能做 996 是一種巨大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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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被忽略的老年人。

——為什麼老年人熱衷保健品，容易被騙？

哪一個人的父母沒有過曾經被騙的經歷呢？可能是買了一個價格不菲的玉石枕頭，傳説包治百病；可能是被動捲入一個北派傳銷的騙局，在家人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髮展成上線，年過半百鋃鐺入獄？為什麼我們的爸爸媽媽，過了五十歲以後，只關心孩子的生育問題和自己的健康問題？為什麼追求健康成為絕大部分中老年人後半生的志業？

——關於阿爾茨海默症

看到《都挺好》最後一集，我是忍不住掉下眼淚，完全看不下去。是的，那是一種本能的恐懼。我很怕將來自己可能要面對類似的困境。我沒有蘇明玉那樣雄厚的物質基礎，有足夠大的房子接爸媽共住，也沒有可以説走就走、要回可回的工作職位。我想知道，該如何正視自己家人的養老問題，醫療問題；我想要聽更多過來人講述他們的經驗，也想要聽到來自專家、學者，以及外國成熟經驗的介紹。除了阿爾茨海默症，那些帶癌生存的人，那些偷偷吃着抗抑鬱藥、故作雲淡風清地應答周遭朋友的勸解，嗯，看開點、樂觀點的人，他們願意講講他們自己的故事嗎？

比如，在我們聚焦的現實生活之外，那更加魔幻現實主義的“互聯網生活”，“我們被網住的生活”。

——兩大婚戀網站中，會有一個團隊，打造並不存在的相親對象，專騙女白領，用“理財”的方式把姑娘的錢賺進東南亞的賭博網站洗掉；給廣大廣場舞愛好者設計的 APP，之所以能不斷拿到融資，就是因為 APP 裏會嵌入保健品廣告；現在淘寶刷單的主力聽説多是已婚全職媽媽，她們的生活狀態到底是怎樣的；現在有一批靠着在互聯網上寫字生活的人，有些通過公號寫作初步實現財務自由，有些則是各種坑蒙拐騙渾水摸魚……

更不用説，這些之外，那些快遞小哥、淘寶客服真實的一天……

▲“曾經月薪兩萬，35 歲卻只能送外賣”

這些七七八八列出來的同時，我就意識到了你説的問題。是啊，它們太散碎了，太寬泛了，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個孤立的樣本，一篇篇微信特稿……好像離一本值得寫的書、離一部作者可以引以為傲的作品，距離很遠。這也就引出了我想跟你聊的第三個問題：那就是，是我們缺少能寫的“議題”，還是我們缺少能夠發現“議題”的能力。

前不久，那篇爆刷流量，得了好幾個非虛構獎項的稿子《一家只賣滯銷書的書店》，也是我曾經非常刻薄地批評過的稿子，最近卻又給了我一些啓發。記者本人在談及這個題最主要的難點時，很中肯地分析説，最初這個題，她覺得十分平淡和靜態，受訪者講述的很多經歷，都是非常碎片化的故事，非常難抓，沒有衝突化的場景，沒有明顯的反差點，很難找到一個線索，後來是在跟編輯的交流和互動中，找到了一個切入點，也就是在非常生活流的細節裏抽出一個意義，一個值得講述的點。這需要記者的經驗，提問題的能力，也需要思考、批判，不斷推翻重來。

我想，可能，這是對作者、也是對編輯雙重的挑戰。就像我今天在這裏天馬行空地列出一堆看似可寫的題，但這些東西，距離成書，要走過的路程，是現在非常難估計的，很有可能就是一堆稿子的集合，沒有主線、沒有脈絡，甚至形不成一本書的硬度和厚度；可是，在我看來，在做這一切之前，有可能更需要的是，暫時壓制作為作者主體性的表達欲，暫時放棄那些關於自己認為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值得被記錄的“主見”，停止追問自己，到底能在這些其他人的故事裏表達什麼的慾望。説到這裏，我覺得自己很可能是錯的，因為，壓制、放棄這些的同時，有可能就是毀掉了做這一切事情的基本動力；而且，在事實層面，我們很難這樣去要求一個作者——這需要多麼大的採訪成本！

可我，真的是最近，才意識到，如果不能暫時忘記自己，是幾乎很難看清他人的。我們每個人，都像是一個容器，裏面盛滿了我們自己的經驗、情緒、理念、判斷；面對另外一個人，如果不能倒空自己，或是自己就自成一個巨大的海洋，可能很難全面地接受和認識對面一個滿滿的容器。我曾經十分自信，對那個跟自己相識將近二十年、朝夕相處也有十來年的人非常瞭解；對每天跟自己相處時間超過家人的老同事，無比熟悉；可現實一次次打臉，我發現，只要我耐心多聽他們聊一會兒，再往深了問一問，接收到的信息就跟自己預想的非常不一樣，很多時候，是我問錯了問題，或者沒有問出該問的問題。

所以，傾聽的耐心，在我看來，是發現議題的第一個條件。如果我們跟採訪對象更熟一點，聊得更深一點，也許我們能聽到他們更多“真實的廢話”（而不是那些他們認為我們可能感興趣的、更願意聽到的“有用的話”），也許我們能夠收穫到更多的“線索”，它們可能帶我們走進另外一條路，通向其他問題、通向其他角度、通向其他人。

▲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1992 年

另外，就是相信案頭，相信外腦，相信閲讀和團隊的力量。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不是一次性地等待作者交來成稿，而是期待在這個過程中，針對每一個採訪對象，針對每一個看似沒辦法形成議題的材料，可以有討論、可以有反思，不急於成文，哪怕先積累素材，先收穫那些可以留待我們日後去慢慢消化的材料。也是最近讀到的一些文章，讓我覺得，在某些情況下，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經歷是否豐富，是否值得一書，或者説，是否有足夠的“看點”，真的取決於我們把他們放在怎樣的脈絡裏去認知和解讀。可能大部分人，不一定會直接參與我們頭腦中印象深刻、此刻正在發生的重要事件、趨勢（就像今天的 METOO），甚至沒有這樣的自覺意識：我認識到，作為一名獨立女性，我應當……，但她們的故事，卻豐富了我們對於我們當下境況的認知。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在某個微信公號讀到一篇非虛構人物稿，題目是“伺候了這個巨嬰半輩子，她決定離婚”。

整篇文章讀下來，其實是平鋪直敍的，講了主人公，也就是作者認識的，一個五十多歲的農村女性嫺芳，是如何從 18 歲時懵懵懂懂、完全被動地嫁給定下娃娃親的丈夫，忍受丈夫的粗暴對待，甚至自己接受重男輕女的觀念、自作主張引產掉七個月的女娃，到後來託關係進鄉鎮醫院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參加醫師資格考試，離開村子獨立到外地打工，去私人診所工作、掙錢給三個孩子交學費（因為生了兩個女兒，後來婆婆強行要求嫺芳領養了一個醫院的男嬰），並且先後把幾個孩子接到城裏上小學，接受更好的教育。靠着打工積累的錢，她自己在社區開了個私人診所，專門給那些外來打工的、經濟條件很一般的工人治病，稍有積累，想要在縣城買套房子、改善生活，可一面卻要繼續面對丈夫和婆家各種無理取鬧、拳腳相向，想辦法幫助被婆婆寵壞的小兒子走回正路，替丈夫失敗的創業項目還債、填坑。

直到四十三歲，孩子們都漸漸懂事、獨立，她終於能夠下定決心跟丈夫離婚，可一紙化驗單，丈夫被診斷出胃癌，她在醫院走廊放聲大哭，覺得好像二十年的眼淚都哭了出來。哭後，她讓孩子們放心，作為醫生，作為妻子，她不會在這個時機，選擇跟丈夫離婚……又是幾年過去，丈夫痊癒了，大女兒去菲律賓讀臨牀心理學（還是這位母親打工提供她生活費）、二女兒以互惠生的途徑去了美國留學，小兒子在知道自己是被領養之後欠下一屁股債不知所蹤……嫺芳終於把這個婚離掉了，成了王家村第一個離婚的女人。

這篇稿子並沒有很高的點擊率，我們也很難從她身上看到今天米兔中間那些年輕女性有自知自覺的表達和反思，但她的經歷，其實是一部鮮活的，當代女性尋求自我解放的個人史。她個人觀念的改變，從重男輕女，對婆婆和丈夫忍氣吞聲，到通過學習、打工找到獨立的事業，慢慢改變自己的想法，尋求個人的一點點空間和生活的改善，這些變化不是迅猛激突的，是漸變的、迂迴的，可它也確實跟這幾十年我們外部世界的變化息息相關。當我們把嫺芳的故事放到近幾十年中國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中去看時，可能會找到另外一種講述故事的方式，並且，這樣的思路可能會幫助我們找到更多的嫺芳，他們看似默默無聞，但都把自己的生命活得轟轟烈烈。我相信，在與很多采訪對象的認識、交談中，我們的初心、我們的初衷、甚至你提到的，作為作者，你希望表達的東西，你關心的事情，你對於何為重要的事情的觀點，會發生變化。

胡言亂語了這麼久，感覺越説越遠。我想，自己最想説的，其實就是，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不能充分表達的環境下，雖然我們大部分人的生活都看似乏善可陳，但我仍然相信他們有值得被書寫的價值，更期待着，你，以及更多像你一樣的年輕人，相信這一點，並且跟我一起，褪掉“青春的殼”，帶上另一個自己，試着聽一聽，寫一寫。

丹妮

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