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管客工到歡迎移民：無人可用，老齡化國家不得不飲下的苦藥_風聞

在難民大舉湧入歐洲之前的2014年，德國下薩克森州的治安在過去七年的時間裏下降了22%。但在德國敞開大門迎接難民之後，該州的治安迅速惡化，僅在2016年犯罪率就提高了10%。

根據德國犯罪學家的統計，難民犯罪率達13%，遠遠高於德國本土居民，德國人似乎終於明白聳德人之聽聞的科隆集體性侵案為何會爆發出來了——因為這意味着平均每9位難民中就有一位犯罪分子。

歐盟難民問題之所以會演化成為政治危機，正是因為難民所帶來的社會衝擊，致使歐盟人民深感切膚之痛。

但在經歷了數年難民危機以及社會治安的惡化之後，不管是德、法兩國也好，還是西班牙等國也罷，雖然採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但整體上仍對難民持開放策略——以至於今日有許多在德國獲得難民身份後敍利亞人，會利用“難民福利資金”回國度假。

甚至就連遠在萬里之外，相較西歐國家更為保守的東亞發達國家，在目睹了歐洲難民危機和多元文化的劇烈碰撞帶來的嚴重問題之後，卻也開始試圖招徠更多的“外籍勞工”——既儘量不給予這些勞工以國籍，希望對方在賺夠錢後就走人。

然而德、法作為現代歐洲最先使用外勞的兩個國家，最開始亦是抱着此種期望，但最終卻演化成了今日蔓延歐盟的“難民危機”。而其根源既是因為德國、法國的老齡化，迫使政府大舉引入外來青壯勞力，以支撐國內經濟的需求，同時又受累於高福利制度下的社會民意。

但無論如何，明知如今大量湧入“外來移民”所帶來的危害，西歐以及東亞發達國家之所以還一往無前，自有其來由。

·壹····

二戰之後，德國一分為二，西德受惠於馬歇爾計劃，經濟迅速在戰後得以復興，然而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總人口不過六千萬的德國，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直接損失了超過五百萬的男性青壯人口。

在經濟振興之後，青壯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德國開始尋求引入外部勞力，首先被德國視為勞力補充目標的是一千三百萬戰後“德意志難民”。

所謂“德意志難民”是因為這些難民來自於二戰中被德國侵佔的捷克、波蘭以及南斯拉夫等國——在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後，散落在這些的國家的“德胞”成為了德軍的“第五縱隊”，因此在戰後遭到了清算，被這些國家驅離。

但這部分“外籍同胞”勞力的輸入不過是化解了西德一時的勞力困境，到了六十年代西德經濟再次發出了對勞力需求的警告——此時德國失業率下降至0.8%，五十萬個崗位亟待應聘，德國企業家面對“無人可用”的困境，只能以外遷企業作為籌碼，要求西德政府解決困境。

然而此時冷戰日熾，兩德之間的“柏林牆”正式樹立，無法再從東德獲得大量“難民”的西德政府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外部。

而土耳其，就是西德的目標。

土耳其與德國的友誼傳統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有超過五百名在維也納之戰被俘的戰俘被遷往德國安居，併成功融入了德國社會。而在現代，德國與土耳其共和國的前身奧斯曼帝國更是一戰時的同盟戰友，雖然在二戰時候土耳其並未加入軸心國的行列，但也嚴守中立，一直到1945年戰局底定，才加入盟國向德國宣戰。

六十年代的土耳其處於經濟轉型時期，正開放國門引入國外私人資本，試圖振興國內私人經濟。面對德國此時申來的“外籍勞工”橄欖枝，正合土耳其之意——這不僅能給土耳其帶來大量的外匯，對於正鼓勵私營的土耳其而言，無疑相當於是德國為許多土耳其人提供了創業的“第一桶金”。

1961年10月30日，西德和土耳其正式簽訂了《德國勞工市場向土耳其招聘勞動力協議》。

由於二戰之後，西歐國家左翼思想盛行，如德、法這樣的經濟完成振興的國家，都開始實行或擴大完善已有的福利制度，雖然不及於今日，但也是許多國家眼中的“天堂”。

所以為了防止這些外籍勞工留下不走，德國在跟土耳其的外勞協議之中，明確規定了“二年為期”的時間限制。

雖然此後因為土耳其勞工對於德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其工作期限和居留限制都有所放寬，但當時西德政府和社會仍然對外籍勞工這一團體保持着充分的戒心——在外勞協議中，德國明確的將土耳其外勞的身份確定為了“Gastarbeiter”，在德語直譯既為“客工”。

而素以保守著稱的德國社會敢引入“土耳其客工”，也是因為有法國的先行之鑑。

法國是歐洲最早引入外籍勞工的國家，早在十九世紀法國就從北非殖民地引入了大量勞工，而追溯其根由也是因為當時法國人口增長陷於停滯，國內經濟發展缺乏勞力所致。

但相對於二十世紀時，德國對外籍“客工”的戒心，十九世紀的法國人無疑更加開放，在許以公民權之餘，還積極的利用本土文化試圖同化這些遠道而來的殖民地人民。

可很明顯，當時的法國血汗工廠比比皆是，與今日藍領天堂迥然不同，再加上這些“外來勞工”與本土社會的隔絕，以至於這些十九世紀的北非廉價外勞在儲蓄足夠之後，都紛紛回到故土，對於當日法國並不留戀。

正是因為十九世紀後期法國引入外勞後，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再加上德國、法國在此後都有針對的對引入外勞有做出制度上的調整，如德國就建立了今日所謂的“客工制度”，以及德國、法國對於本國“生活方式”的文明自信，最終有了戰後更為開放的“外籍勞工”措施。

但很明顯，隨着二戰結束，左翼思潮的席捲，五十年代以後的歐洲在漸成“福利天堂”後，對外籍勞工們的吸引力，與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語——前往德國的土耳其勞工漸漸不滿足於賺錢就走，而開始利用日漸寬鬆的德國社會爭取公民權，然後接來妻子就此在德國安居。

及至2011年，在德土耳其人，已高達四百萬。

而法國也因為左翼總統密特朗在1981年開特赦非法移民的先河，使得包括非法延期居留的外籍勞工在內的“非法移民”這一羣體漸成法國一股舉足輕重的“選民力量”，該羣體在法國的政治地位甚至還高於土耳其裔在德國的政治地位——法國在二戰中的貢獻，有相當大部分來自於殖民地的本地人武裝。

··貳···

東亞在二戰後，也迎來了黃金時代，先是日本借“特需經濟”完成了經濟的振興，七十年代後又推進“雁行戰略”，港、台、韓、新等地區、國家因此深受其惠，遂有所謂的亞洲四小龍。

然而六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本地人口最多的韓國至今日也不過五千萬人口，青壯勞力短缺的問題也開始在近年顯現。

可如新加坡、台灣、香港這樣地狹人少的國家和地區，卻在更早之前就出現了勞動力不足敷用的問題，並效仿西歐國家，引入外籍勞工，並利用“客工制度”對其嚴加管制。

根據最新統計，目前香港擁有39萬外籍勞工，台灣的外勞數量也已經突破七十萬。但相對於西歐對外籍勞工日漸寬鬆的政策和社會氛圍，港台乃至日本對外籍勞工的管制卻從未放鬆。

根據香港的《入境條例》，外國人只要在港居住滿七年就能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但該條例同樣明文規定“外籍勞工”並不適用於該條例。同時為了鼓勵本地市場聘用本地人，港府還向聘用外籍勞工的家庭徵收每月四百元的“外傭税”，甚至這些外籍勞工的收入也遠遠低於香港本地僱工。

目前，香港外籍勞工中的家政工人每月平均收入為4010港幣，而其他工類的平均收入也不過5760-6240港幣，僅為2013年香港人平均工資的一半不到。

台灣對於外籍勞工的管理則更為嚴格，在2016年以前外籍勞工每居留三年就需要離境一次，以至於許多外籍勞工哪怕仍保有工作，可在居留到期後都不得不離開台灣，然後再繳納一次中介費用返台。

在2016年後台灣雖然對此作出了改革，但外勞居留的總時間仍不得超過十二年，且生存環境惡劣，甚至於有媒體到訪後，將台灣對外勞的軍事化管理稱之為“集中營”——而根據台灣“勞動部”出具的2014年統計顯示，有68.6%的在台外籍看護休息日不放假，超過四萬八千名外籍傭人全年無休。

日本引進外勞的時間相較歐洲較晚，但其初期脈路卻與西德如出一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首先引入了數十萬南美日裔回國，然而與德國不同的是，這些日裔與本土日本人的文化差異巨大，遲遲不能融入日本主流社會。

但日本勞力短缺卻迫使日本不得不進一步開放就業市場，先後推出了《外國人研修制度》、《技能實習制度》，其本質都是以“傳授實習生技術”的名義，獲取廉價勞工，並且限時居留兩年，逾期之後甚至都不能再重返日本。

···叁··

不管是德國、法國最初引入土耳其、北非外來勞工，還是如今的港台日本引入外籍勞工，其最初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工，從事密集型低端崗位，以應對經濟的需求。

可隨着時間推移，在西歐的外來勞工逐漸成為本地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羣體，可謂“外籍留土”，與東亞各發達國家和地區至今仍對外籍勞工嚴加提防形成鮮明對比。

策略迥異的原因，既是——歐洲對自身文化更加自信以及美國利用移民崛起的成功之鑑；而港、台、日本則因為身處儒家文化圈，對於異質文化在儒家文化圈歷史上發揮的消極作用，充滿了警惕的文化差異原因。

西歐國家也深知大量引入異質文化的青壯勞力，如果不能完成同化，勢必將衝擊主流社會，這從法國在十九世紀時就積極利用喝咖啡、看電影、説法語、穿歐裝的“歐洲生活方式”去同化外籍勞工，就可見一斑。

但隨着本土青壯勞力減少，老齡化程度加深，福利財政支出的高企，以及在散落族裔歸流潛力耗盡、東歐勞力減少的情況下，面對諸如企業主“工廠外遷”的威脅之下，為了保住經濟成果的西歐國家，尤其是德國、法國不得不以“難民援助”的名義，敞開國門大舉吸納因為戰亂而流離來的中東青壯勞力。

僅在2016年之後，德國就接納了超過200萬難民，而在這一難民數字的背後，則是德國2017年生育率僅為1.57，遠遠低於2.1的人口正常更替生育率，而2018年德國老齡人口達一千八百萬，約佔總人口的21%，其少子化、老齡化的形勢可謂嚴峻。

法國的形勢雖然較德國稍好，但情況也不容樂觀，而德、法二國的生育和老齡化情況，已經是歐洲較為樂觀，甚至數一數二的區域。

相較西歐的少子化、老齡化境況，其實東亞國家和地區所要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

日本、香港、新加坡、韓國在2017年的生育率分別是1.43、1.13、1.16、1.05，少子化情況可以説一家比一家嚴峻、而在經濟情況最好的日本，其社會也面臨着“老後破產”的困境——如今日本有六百萬老人孤身生活，其中越有一半人收入低於13萬日元的生活保護標準。

根據日本金融廳發表的《有關老後年金與資產的報告書》顯示，日本老人想要安穩度過晚年，在政府養老金之外，尚需自己利用商業保險或儲蓄提供2000萬日元，而如此也不過才能無憂的生活至90歲左右。

事實上，正是因為越來越嚴峻的老齡化形勢，不僅增加了西歐如德、法，東亞如港台地區、日韓新等國家的財政開支壓力，同時還進一步凸現了勞動力的緊缺。

如今德國面向外國招聘的護工工資已開到四千歐元，幾乎與德國居民家庭平均月收入4474歐元大體持平。

而德國人以三千歐元的月薪繳滿三十年養老金，退休後所拿到的退休金也不過大約1200歐元，在公立養老資源緊缺的環境下，如果勞力進一步緊缺，現在的德國人在老後，哪怕有福利政策支持，恐怕也無力支付因為供需失衡而上漲的護工工資。

這也是為什麼德國人在受到了大量難民衝擊，治安形勢越發嚴峻後，仍然沒有徹底放棄持“國門開放”立場的基民盟的原因。

在東亞，香港預計到2036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升至237萬人口，相當於總人口的31%，香港勞工與福利局估算，到彼時僅就老人看護一項就需要六十萬外籍勞工才能滿足需求，而目前香港外籍勞工總數不過39萬。

····完·

德、法這些西歐國家之所以不在滿足於“外籍勞工，賺錢就走”的方式，而打開給予“公民權”的方便之門，除了想要改善國家年齡結構以外，也是為了更好更多的吸引大量相對優質的外來移民。

對於日韓新港台這些東亞發達國家和地區而言，其少子化、老齡化程度遠比西歐嚴峻，需要的青壯勞力缺口也十分龐大，從香港未來三十年的處境便可見一斑，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如今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嚴格執行的“客工制度”也難以長久。

畢竟，在“老無所護，老無所養”以及經濟缺乏勞力的壓力下，就算明知其中有着巨大的政治風險，老齡化下的發達國家又有什麼選擇？或許只能飲下這杯“歡迎移民”禍福難料的續命苦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