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四大發明的爭議_風聞

【中國“四大發明”的爭議從何而來】澎湃新聞記者 於淑娟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新聞：關於“四大發明”的爭議在學界已經有些年頭了，這些爭議是怎麼產生的？江曉原：“四大發明”一直就有爭議。“爭第一”可以説是產生爭議的一個癥結點。本來我們認為，中國的“四大發明”穩居世界第一，但是現在看來，這是有問題的。存在問題比較大的是造紙，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發明造紙術的國家，這個説法已經明顯動搖了。這個問題純粹是我們自己搞壞了。原本，我們説蔡倫是世界上第一個造出紙張的人，我們所謂的“紙”，就是指用蔡倫的這套方法造出的“紙”。後來，有人在陝西灞橋墓發現了“紙”——其實就是扁平的絮狀物，上面也沒有文字，學界產生兩種意見，一派堅決認為這是“紙”，一派則堅持蔡倫所造的才是“紙”。前者或許是想因此而提前中國發明紙張的時間，但是這裏的問題是，主張“灞橋紙”是“紙”，實際上就改變了“紙”的定義。一旦修改定義，這個事情就壞了。它提示人們，可以通過修改定義來“爭第一”。如果灞橋墓發現的這個東西可以稱為“紙”，那麼，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發明了紙——埃及人的莎草紙，就符合一些學者修改後的定義。現在很多博物館也都藏有埃及人的莎草紙作品，其上有大量的文字，還有繪畫作品，如果我們承認存在“灞橋紙”，那麼，為什麼埃及人的“莎草紙”不能稱之為“紙”？如果可以，埃及發明紙張的時間就比中國早得多。這個事情已經説不回去了，所以，中國最先發明瞭造紙術，這個説法已經動搖了。再説指南針存在的問題，這不在於要不要“爭第一”，而是本身的存在就有問題。

最初，我們説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這個説法的依據不是實物，而是文獻記載。有文獻記載説，在航海中用這種東西可以指明方向。但是為了要把指南針的發明時間提前，就只能尋章摘句。先秦時代的文獻記載説，將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樣放在一塊平板上，可以指明方向，這就是司南。在小學課本上都有一幅圖，我們國家也曾發行過郵票，用的也是這張圖。實際上，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司南是什麼樣的，文獻上有記載，但是誰也沒見過。後來我們廣泛使用和看到的這幅司南的圖出自王振鐸之手。王振鐸在1949年以前就搞和考古有關的工作，與科技史也有點關係，比如複製古代的某些器物。1949年以後他在大陸的文物部門工作。1940年代王振鐸曾發表一篇文章，説自己“複製”了一個司南，那張廣泛使用的司南圖就是他文章中的插圖。但他的司南從來沒有學者見過，他的同事們回憶中也不曾見過實物。還有一個很不利的事例。郭沫若去蘇聯訪問，希望帶一個司南作為禮物，當時他就讓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錢臨照院士去做司南，郭沫若、錢臨照都知道是王振鐸的，但不知為什麼沒有讓王來做這個事情。後來，錢臨照造不出來，因為天然磁石的磁力很弱，那一點磁力很難克服勺子和平板之間產生的靜摩擦力。錢臨照沒辦法，最後磁勺所用的並不是天然磁石，而是用電磁線圈為其充磁，才克服了摩擦力，能夠指明南北，郭沫若就帶着這個去了蘇聯。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司南的模型基本都是合金造的。這與王振鐸的説法全然不同，先秦肯定沒有電磁線圈，因此司南的説法可疑。因為上述爭議，似乎給人一種印象，我們總是拿靠不住的證據去“爭第一”，於是產生了一個觀點，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是自吹自擂，這其實是偏頗的，也損害了“四大發明”的聲譽。

澎湃新聞：近期網絡上對於教科書有一系列的吐槽，其中也涉及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似乎形成的一個印象是，我們對於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總是有“溢美之詞”，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江曉原：關於網上的吐槽，我沒有太多關注。“溢美之詞”確實存在，但我認為吐槽的人可能會言過其實，常常從一個極端説到另一個極端，對於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不能不切實際的拔高，但貶得一錢不值也不對，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至於教科書中為什麼常有“溢美之詞”，這確實也有歷史原因——就是以前愛國主義教育和科學史的關係。1950年代，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很孤立，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要求科學史的研究成果為愛國主義教育服務。當時“意義重大“、“世界第一”這樣的説法在很多讀物中都很常見。一個例子是北宋的水運儀象台。水運儀象台是一種大型天文儀器，集觀測天象的渾儀、演示天象的渾象、計量時間的漏刻和報告時刻的機械裝置於一體。1956年，李約瑟曾在《自然》雜誌發表文章對此進行論證，在這篇文章中，李約瑟認為，這可能是歐洲中世紀天文鐘的直接祖先，意義極為重大。文章發表後，風靡中國學術界，之後的大眾讀物更是將其描繪成蓋世神器。直到現在，還有人以為這是多麼領先於世界的科技成就。事實上，卻並非如此。其實，在同時代的歐洲、中亞、阿拉伯帝國的城市裏，類似裝置並不罕見，不存在領先於世界的説法。為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我們忽略了出現在西歐和阿拉伯世界的同類裝置，或許是當時真的不知道，也許是知道，但選擇視而不見。我參與教科書評審工作時，曾看到小學課本中還有展示司南的那幅圖，我就提出，説先秦時代就有司南，目前尚無確切證據，那張圖尤其放不得，怎麼能放進教科書中給小孩子灌輸錯誤的知識呢！改革開放以後，科學史研究者不再把愛國主義教育當作學術研究的目的，國家也不要求學者做這樣的事情了，科學史逐漸變成一個正常的學科，開始“有一説一，有二説二”。學者發表學術文本的自由度大了，很多錯誤已經在學界進行了糾正。但是大眾讀物、宣傳讀物方面的內容卻很滯後。舉例説，現在很多人還相信布魯諾是因為日心説被燒死的，事實上是，布魯諾是因為捲入宗教紛爭，被作為異端而燒死。再者如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貢獻，現在從學界到媒體都肯定了正面戰場的作用，我們都可以在公共媒體上看到真相，但是很長時間教科書上的內容卻依然很滯後。

澎湃新聞：説起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幾乎成了一個標誌性的代名詞。李約瑟對中國科技成就的偏愛，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江曉原：對中國科學史產生影響的思潮，可以談到“內史”和“外史”兩種研究風格。五四運動以前，西方學科還沒有進入時，中國並不存在科學史這個學科。但是乾嘉考據學的一部分，可以看成科學史，乾嘉學者對於數學、天文等文獻都有深入研究。有了科學史這個名目之後，中國最早從事科學史研究的那批人，也繼承了乾嘉考據的風格，注重考據、文獻以及年代學，改革開放之前，這種研究風格是佔據了國內科學史界的主導地位。國際上最初的科學史研究也有類似情況，這種風格被稱為“內史”。改革開放之後，適逢國際科學史研究注重科學技術和社會文化領域的相互關係，即所謂“外史”，這個潮流從九十年代開始進入中國，到現在科學史的外史研究潮流已經很興盛了。至於你説提到的李約瑟的偏愛，實際上，這對於科學史的專業研究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但對於公眾來説，李約瑟的影響確實很大。“文革”之前，西方像李約瑟這樣思想左傾的學者，他們的著作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很有影響。李約瑟之外，還有一位中國科學史界很熟悉的貝爾納，他可能比李約瑟更“左”，在中國的影響也很大。在國人印象中，李約瑟可能是國際科學史界的代表人物，事實上並非如此。在一些西方學者眼中，李約瑟不過“半路出家”的“票友”。李約瑟在中國國人心目中的印象，其實是一種誤讀。澎湃新聞：您怎麼看中國古代科技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江曉原：中國古代科技在中西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我現在擔任一項國家社科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整理中西方交流的文獻。簡單地説，中西交流的程度超出一般人想象。古代雖然沒有噴氣式飛機，沒有互聯網，但古人有的是時間，他們可以花幾年的時間從歐洲旅行到中國，有足夠多的商人、戰俘、官員，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進行了非常活躍的交流，其中科學技術扮演了重要角色。要説中國古代科技對世界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通常這種表述容易誇大其詞。總體上，從西方往東方的物質文化傳遞更活躍，中國的科學技術主要是在中華文化圈裏傳播。我曾説過，如果列一個包含到現在為止已有研究成果的清單，從西方傳入東方的清單很長，從東方傳入西方的清單很短。但是東方傳到西方的這個清單裏卻包含了火藥、造紙、印刷術這類東西，這幾樣技術對文明的影響確實很大。西瓜、西紅柿、番薯，都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物種，但是這對歷史的影響有多大？沒有西紅柿好像也沒關係，其影響還是有限。馬克思説，火藥把騎士的盔甲炸得粉碎，改變了歷史。這似乎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比如我們常説的“四大發明”，對世界歷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馬克思的這句話畢竟是文學修辭性質的。一項發明對世界歷史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需要很多細節內容去支撐的。目前我們只能説，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由東向西傳入的物質文化清單雖然內容少，但是影響較大；而從西向東傳入的東西雖多，影響卻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