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殺氣，以及三湘四水的湖南_風聞

中央之國的形成<三國篇> [第30節]

作者：温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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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襄九郡（6）

雪峯山是一條位於武陵山之南，並與之平行的山體。從它的走勢和位置來説，的確也是雲貴高原在東北方向的延伸，這一點與整個武陵山地的情況相同。然而雪峯山要比沅江北岸的武陵山海拔要更高些，並且與之拉開了一定距離（正常情況下，應該越來越低）。

這種情況下，雪峯山又往往被當成一條獨立的山脈。不管雪峯山在地理層面到底應不應該算武陵山區的一部分，上述共性都使得整個湖南西部的山地，在地理、地緣上被視為一個整體。而被列入扶貧劃片性質的“武陵山片區”，正是這一地緣共性的體現。

武陵山片區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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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武陵山、雪峯山為核心的這片位於湖南西部的山地來説，**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地緣標籤——湘西。**與魚米之鄉感覺的洞庭湖地區不同的是，湘西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神秘、浪漫，甚至帶有一絲殺氣。

神秘感源出於這一帶的奇山秀水、多民族混雜的社會結構，乃至坊間流傳的湘西趕屍人的傳説；浪漫氣息很大程度是因沈從文的《邊城》一書而為世人所知；至於殺氣則是由湘軍和土匪一體兩面式的共同鑄就。

**“**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的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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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在近代史上的戰鬥力毋庸多言，以至於有“無湘不成軍”之説。不太為人所知的，則是“無竿不成湘”的説法。所謂“竿”意為“竿軍”，指的是湘西鳳凰古城的民軍（鳳凰古稱“鎮竿城”）。

鳳凰古城位於武陵山的西南麓，沅江支流的沱江河畔，《邊城》一書的作者沈從文便是鳳凰人。只是這個湘西地緣屬性的典型代表，如今引發世人關注的，卻往往是與旅遊業相關的負面新聞。

**由於地理、地緣結構複雜，以鳳凰為代表的湘西地區自古以來民風強悍，但整個地區的地緣位置卻又顯得非常重要。**這一重要性，很大程度又是通過沅江展現出來的。

從長度看，這條古稱“沅水”的河流，是三湘四水中唯一一條總長度超過1000公里的河流。更為重要的是，沅水上游的：清水江、舞水兩源，能夠從南面繞過樊淨山，深入貴州高原腹地。這意味着，沿沅江水系所形成的水、陸通道，能夠成為兩湖盆地與雲貴高原的連接主線。

公元前280年，已經佔據四川盆地的秦軍，由巴蜀順江而下進攻楚國。楚國在竭力抵抗的同時，派遣將領莊礄率軍穿越武陵山區遠征雲貴高原，試圖在四川盆地之南打開一個新的戰場。只是當莊礄領軍攻至雲南境內的滇國，並遣使回楚覆命時，發現秦軍已經佔領了兩湖盆地，以至於不得不滯留於雲南境內稱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莊礄入滇”事件。以楚國當時的地理位置來説，莊礄很有可能就是沿沅水進入貴州，並最終進入雲南境內。

莊礄入滇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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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漢之際，橫穿整個武陵山區的這條沅江通道，成為了武陵郡的南部領地。這意味着，設置武陵郡的戰略任務之一就是溝通雲貴。為了完成這一戰略任務，**漢朝在整個沅水流域設置了：****漢壽、臨沅、沅南、沅陵、酉陽、遷陵、辰陽、鐔成等八個縣，**其中位於沅水下游的漢壽，在天下大亂前甚至還是整個荊州的治所駐地。

要知道，東漢時期整個武陵郡所建制的縣不過十二個，僅沅水上下游就佔據了3/4。由此可見沅水無論在地理還是地緣政治層面都是武陵郡的核心。

地理上看，沅水在湘西境內是從武陵山、雪峯山之間穿越而過進入洞庭湖平原。需要説明的是，雪峯山在它的西北部還延伸出了一段海拔略低，但看起來有一定獨立性的山體。這段山體因為被傳説曾有“聖人”居住（至於是哪個聖人有不同的説法），而被當地之人稱之為“聖人山”。

沅水在武陵山地中的最後一段行程，便是從聖人山與武陵山之間走完的。而聖人山與雪峯山主脈之間的裂隙，則幫助三湘四水中的另一個成員——資水，走完了最後一段山路。

漢之武陵郡在將沅水流域納入行政範圍之後，並沒有繼續向南擴張領地。 這意味着雪峯山（包括聖人山）北麓成為了武陵郡的南部邊界。要是從這個歷史源頭看，當下被劃入“武陵山片區”的雪峯山，最初倒的確沒有被視為武陵地區的一部分。

江南丘陵在地理上一般被認為起自雪峯山以東。要是雪峯山即不被認定為是武陵山區的一部分，又獨立於江南丘陵之外，以“我就是我，不一樣的煙火”的姿態，作為二大板塊的地理分割線，倒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當然，不管你在地理上把一片山地歸類於哪個地理單元，對它本身都不會有什麼影響，也不是我們需要去鑽牛角尖的問題。雪峯山對湖南地區做出的最大貢獻，是幫助生成了的資江。

這條在三湘四水中排名最末的河流並不是發源於武陵山地，而是源起於南嶺。在向北穿越雪峯山北部後，向東從主脈與聖人山之間穿出，最終從洞庭湖平原南端注入湖區。

**儘管資水在在三湘四水中的流程最短，但它卻有一個獨特的優勢，那就是完全屬於湖南。**其餘三水中，澧水流域有小部分位於湖北境內；沅水的上源則在貴州境內可以這樣説；即便是承擔為湖南代言責任的湘江，它的源頭其實也是在廣西境內。

不過這樣一條完全湖南屬性的河流，在兩漢時卻並沒有如沅水、澧水那樣，近乎全流域的被劃入一個行政區，而是分屬長沙、零陵兩郡。未能被整合入一郡之地的不僅僅是資水，還有湖南最核心的河流湘水。不同之處在於，湘水上游分別為零陵、桂陽兩郡所有。

資水和湘水上游被獨立建制行政區，地理上的起因是它們均源起於南嶺。所謂“南嶺”並不是一條有明顯線性特徵的山脈，而是橫亙於長江中游右岸支流（直接點説就是：資水、湘水、贛水三水），與珠江流域間諸分水嶺的統稱。

這一屬性使得北方政權，有機會通過資水和湘水打通跨越南嶺，通過嶺南地區的通道。關於這些通道具體是怎麼分佈的，在零陵郡和桂陽郡部分會詳細解讀。現在，還是讓我們回到資、湘兩水的下游部分，去看看長沙郡的地緣結構。

無論是解讀湘江還是“長沙郡”的行政概念，長沙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在兩漢時期，當下長沙市的名字原本為“臨湘”。從這個名字也可以看出它的湘江屬性。之所以由臨湘變為“長沙”，理由和後來“江陵”變身“荊州”、“彭城”化身“徐州”相同，都是因為是對應行政區的治所。日後即便這個行政區成為歷史，這筆遺產的繼承者往往也是它的治所。

在被自然經濟主導的古代社會，地緣潛力往往是由農業和人口潛力所代表。單從這個角度來説，能夠統轄資、湘兩水下游的長沙郡，在整個荊南四郡中的地位也不會低。

雖然境內有資、湘兩水，但和武陵郡的情況類似，兩水在區域內亦有主次之分。湘江在整個三湘四水中的流域面積最大，將近有9.5萬平方公里。其流域在湖南國土面積中的佔比達到40%，正是依託這一背景，“臨湘”而建的長沙城才有機會成為整個湖南的政治中心。

湘江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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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就算湘江在荊南地區的核心地位，使得依附於其流域的城市更有機會成為地區政治中心，但也並不意味着這個機會就一定屬於長沙。在這個問題上，與湖南地緣關係緊密的江西，可以再次出場做一個對比。

前面我們説了，除了北部更為開放以外，整個湖南的地理結構與江西有很大相似之處。同時長沙與南昌擔當整個地區中心的時間都非常的長。其中南昌最起碼在漢朝設置豫章郡時，就已經是整個鄱陽湖流域的中心了；漢初以“臨湘”為政治中心所設置的“長沙國”，亦包含湖南全境（後因削藩漸變為四郡）。然而觀察兩座古城的位置你會發現，它們所位於的板塊位置似乎有所區別。

簡單點説，南昌位於鄱陽湖平原西側，而長沙卻位於洞庭湖平原之南的丘陵地帶。後者的選擇看起來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要知道沖積平原的前身都是湖澤或者濕地，緊鄰長江這樣一條流量能在全球範圍內排名前四的大河，無論是兩湖平原還是鄱陽湖平原，都隨時面臨着水患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想要長治久安的話，將城址與丘陵、台地相依將是最好的選擇。

比如前面曾經説過，看起來身處江漢平原之上的武漢，其實正處在鄂東南丘陵的延伸部分中（武漢最有名的丘陵為漢陽境內的龜山，以及武昌境內的蛇山）；至於南昌，你會發現它的西側有一座形態與廬山頗有些類似的山體——西山（以至於又被稱之為“小廬山”，甚至讓我在做圖之時兩次誤標為廬山）。

這些與主城相依的丘陵本身，雖然於承載農業和人口無益，但它們的存在卻抬高了相鄰平原地區的海拔，使得這些地區中心能夠抵抗住水患的洗禮，將城市的歷史延續下來。

洞庭湖地區在三國時代所面臨的變數比現在還要更大些。在長江北岸的雲夢澤，因湖底淤高而被迫縮小水域面積時，幫助長江分洪的任務，更多的壓在了長江南岸的洞庭湖平原之上。

對比古今，你會發現源出湘西山地的澧水、沅江、資江等三條河流，其在洞庭湖平原的河道位置，都發生了大範圍的位移。比如在東漢時期，澧水與沅江是在洞庭湖平原的北部接入湖庭湖，今天則是在南部匯流成湖。

在一片大平原之上，河道受洪水和地勢變化影響發生位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那些低窪之地也正是在這種變化中逐漸成陸。奇怪的是，與另外三水相比，湘水的位置卻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這又是為什麼呢？

湘江的穩定性，與“幕九連山脈”的存在有關。上述三條河流的下游總體都是由西向東流淌，只有湘江是沿着幕九連山脈西麓北流。由於這條山脈的存在，與之平行北流的湘江干流，在東線幾乎沒有變道的空間。與此同時，“幕九連山脈”在與“武陵山地”的博弈中卻又處於下風，使得洞庭湖平原呈現出“西高東低”的走勢，壓縮了湘江向西改道的空間。在這兩大高地的共同作用之下，湘江下游河牀的地勢要略高於洞庭湖，並能夠穩定的沿“幕九邊山脈”西麓一路北行。

基於上述特徵，湘江很大程度可以被視為在洞庭湖地區一條地理分割線。其西面為極易蓄積成湖的低窪地勢，東面則是地勢略高於洞庭湖面的丘陵地貌。如果洞庭湖水域面積大漲，那麼湘江河道將與之融為一體。一旦湖面縮小，湘江河道則會分離出來單獨入江。二者只在接近長江之時有一個穩定的連接點。

很顯然，這樣一個能夠穩定連接洞庭湖與湘江，並且無限接近長江的連接處，不可能為政治家和軍事家所忽視。只需在這長江、洞庭湖、湘江三水交匯之處，選址建立一個城邑，便可打開通往整個湖南地區的大門。

那麼，擁有這樣一個“江湖要衝，三湘鎖鑰”地位城市，到底是誰呢？順着剛才的畫像，大家應該很容易在地圖上認出，它就是以范仲淹《岳陽樓記》而聞名天下的湖南省岳陽市。

岳陽成為軍事重地並開始築城，正是始於三國時代。赤壁之戰後，為適應新的形勢。周瑜受命將駐地從鄱陽湖側的柴桑移至洞庭湖地區，以與曹、劉兩家爭奪荊州的控制權。

區位優勢顯著的這個三水交匯之地，成為了周瑜完成這一戰略意圖的支點。只不過，岳陽一名要遲至宋朝才出現，在三國時代它的名字是 “巴丘”。在孫劉兩家於荊州暫時達成和解之時，巴丘和湘江一度成為了兩家的政治分割線。周瑜本人亦是病逝於巴丘。順便説下，若是從地緣政治角度來回首公瑾一生，其功績相當於幫助主公，將控制線從鄱陽湖口推進至洞庭湖口。

從“巴丘”之名亦可看出，這個重要的戰略據點並不在洞庭湖平原，而是在湘江東岸的丘陵之間。這樣的地勢保證了800多年後的范仲淹能夠登臨岳陽樓，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感嘆”，亦能讓岳陽一直承擔東洞庭湖平原中心城市的職責。

而在巴丘因區位崛起前的兩漢時期，幫助長沙郡經營洞庭湖平原的是另兩個城邑：羅縣和益陽。前者位於汩羅江下游，對應現在的汩羅市；後者位於資水下游，對應現在的益陽市。  

由於洞庭湖區的不穩定，使得漢之長沙郡雖然在地域上包含了半個洞庭湖平原，但其城邑卻均選址於邊緣的丘陵之上，羅縣與益陽兩縣也不例外。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兩個點其實都是位於邊緣的丘陵山地中**，並非真正的大平原之上。其中益陽還可向西南方向，輻射資水下游，而羅縣則可通過汩羅江及“汩修走廊”，穿越幕九連山脈與時稱豫章的江西相通。

之前的內容中曾經提到，劉表之侄劉磐曾多次領軍沿“汩修走廊”進攻孫吳治下的豫章。演義中，劉備得荊南四郡後，在黃忠的推薦下曾以劉磐為長沙太守。果真如此的話，這位劉氏家族成員接下來應該在頂着長沙之名的“臨湘”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下一節，我們就將把視線南移，去看看長沙及其所屬的地理單元，到底有什麼樣的魅力，使之能夠壓倒洞庭湖地區成為整個湖南的地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