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總理鮮為人知的經濟思想 轉載_風聞

一首先，李鵬總理認為，絕不能把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所謂“完全市場經濟模式”作為中國的改革目標。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家，向中國提供了全面私有化、自由化的經濟金融改革方案(包括激進的休克療法及所謂的漸進式改革)，被某些重要幹部和學者接受，並部分實施。如果不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以及李鵬等人的堅決抵制，中國的下場肯定比前蘇聯還要悲慘。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出，中國應該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完全市場經濟模式”(可參見朱佳木主編,當代中國與它的發展道路  第二屆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06,第310頁)。

李鵬則針鋒相對提出，改革首先需要明確改革成敗的判斷標準，像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樣把私有化和全盤市場化視作“改革前進”的標誌是錯誤的，只有讓計劃和市場更好地結合，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才能算是成功的標誌。事實上，西方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完全市場經濟”也根本不是像他們鼓吹的那樣有“契約精神”，“法治精神”，而是白紙簽訂的合同説不算數就不算數。那時候，李鵬總理在各個場合都大力宣揚這種觀點，甚至在開和經濟工作關係不大的教育會議上也呼籲廣大教育工作者認清楚這個問題：

【中國不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因為完全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必然造成經濟上的混亂。但是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完全實行計劃經濟。我們是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有的外國朋友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很困難，認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是不可調和的。但是我們認為，在中國這條路可以走下去。現在世界上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原來簽訂了合同的、已經達成的協議，就不算數了。這會給中國的經濟帶來一些困難。我們準備過幾年緊日子，迎接這些困難。

主編 何東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共三冊）,海南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第2904頁】

世紀之交，剛剛發生亞洲金融危機其惡劣影響還未平息，主張“中國應取消外匯管制”等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呼聲甚囂塵上，面對這些問題，1998年11月2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德國《商報》駐京記者思立志的採訪時，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指出：

【從亞洲金融危機當中，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現在，世界經濟全球化，誰也離不開誰，中國也要適應這個潮流。但是，由於各個國家的實力不一樣，發展水平不一樣，所以發展中國家要在金融方面學會保護自己，否則經濟會被富有國家佔有，甚至喪失主權。

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與法制建設等問題李鵬接受德國商報記者採訪

http://www.people.com.cn/item/ldhd/lipeng/1998/qita/qt0025.html】

接着，在回答記者有關中國國內“資本市場、金融市場、證券市場的立法工作”等問題的提問時，李鵬總理很注重保護普通股民和散户的利益，防止其在資本市場上被國際內外資本和莊家掠奪。他説：

【按照國際慣例，應該搞證券期貨。但是有的意見認為，中國的證券市場不太發育，不適合搞期貨，因為期貨的投機性太大。在認真研究了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動盪的教訓之後，人大常委會意見比較一致，認為中國不具備搞證券期貨的條件。中國現在有兩個交易所，一個是深圳交易所，一個是上海交易所，共有股票總市值兩萬億元左右人民幣，3800萬户，每天的交易量100億元左右人民幣。建立證券市場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它的好處是可以吸收老百姓的錢進行建設。它的弊端就是一旦發生過度投機，就會給一些股民帶來較大損失。最近我到深圳搞立法調查，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研究銀行業是否可以參與股票的炒作。我們認為，銀行擁有大量的資金，而股民的資金是有限的，如果銀行參與證券市場的炒作，將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就有這種現象，由於動用大量的銀行資金，在很短的時間就對某個市場進行了衝擊。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在法律草案中將明確規定銀行業和證券業分開，銀行業不能參與證券交易。

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與法制建設等問題李鵬接受德國商報記者採訪

http://www.people.com.cn/item/ldhd/lipeng/1998/qita/qt0025.html】

1999年4月10日，李鵬回答《黎明報》記者提問時闡明瞭，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應該向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一樣，求穩是第一位的，要注重保護自己，防止國力受損：

【從去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可以看出，經濟全球化既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有的國家在這場危機中遭受了很大挫折，國力受到很大的損害。因此我們發展中國家應該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學會保護自己。

李鵬委員長接受巴基斯坦新聞媒體聯合採訪 1999年4月10日  新華社報道 】

當天，李鵬委員長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演講也着重強調，在國際經濟活動十分廣泛而複雜的形勢下，經濟安全問題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經濟安全的核心。

【在國際經濟活動十分廣泛而複雜的形勢下，經濟安全問題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經濟安全的核心。我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和配置的必然結果，是大勢所趨，總體上看，有利於國際交流，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樣，經濟全球化也應該從兩方面來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實力還很脆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説，經濟全球化既帶來機遇，也意味着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李鵬委員長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演講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他也深刻地指出，在發達國家的操縱下，“金融自由化”只是在為國際壟斷資本洗劫發展中國家大開方便之門：

【但另一方面，也應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佔據主導地位。他們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為西方短期投機資本到處進行金融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線。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不等價交換的國際貿易體制中困難愈來愈大，致使世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目前某些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還非常貧困，他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還得不到保障。總的來看，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還難以承受各種衝擊和壓力。改變這一狀況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鬥爭過程。

《李鵬委員長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演講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他還指出，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中是極其不利的，他呼籲應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因為金融危機雖然暫時過去了，但其根源沒有消除：

【從根本上説，國際社會應努力推動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新的國際金融體系。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穩定的條件下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在對外經濟活動中，要注意維護自身的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防範和化解經濟和金融風險，不斷學會保護自己，趨利避害，爭取更大的迴旋餘地。如果沒有必要的防範和警惕，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就會蒙受嚴重的損失。這也是亞洲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的有益啓示。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有所緩解，但導致危機的深層次根源遠未消除……

《李鵬委員長在巴基斯坦國民議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演講 》

http://www.npc.gov.cn/npc/oldarchives/ljwyz/common/group_photo_zw.jsp@label=wxzlk&id=5091&pdmc=010403&dm=01040305.htm】

二其次，李鵬總理指出，必須要從反對和平演變的高度，認清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特別是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重要意義。其認為，只有佔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作為經濟支柱的國營大中型企業不斷的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才能鞏固和發展：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從經濟上講，最重要的就要體現在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的不斷增強和效益的不斷提高上。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堅定廣大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我們要從防止和平演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來認識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重要意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216頁】

在此基礎上，李鵬總理進一步指出，必須要注意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間的發展速度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的適當發展是必要的，但是長遠説來，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應該比非公有制經濟更高，這樣才能夠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營經濟主導地位。如果要是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發展速度與經濟效益長期低於非公有制，導致其比重和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越來越低，就很容易出問題：

【堅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條基本方針。改革開放以來，多種經濟成分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公有制經濟仍然居於絕對優勢，而且國營企業還掌握着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部門。適當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現在也決不是要剎車，而是繼續鼓勵它們適當發展，同時加強管理和引導，使之更好地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國營大中型企業活力不強，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低於其它所有制工業，如果這種趨勢任其延續下去，就有可能動搖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217頁】

三對於如何扭轉當時公有制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發展速度不如非公有制，導致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受到衝擊的趨勢，李鵬總理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設想。其認為，應該在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共同努力。

從外部方面來説，80年代以來，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税收負擔遠遠超過了非公有制，這等於用鉅額全民財產去補貼國內外的私人資本富豪，這導致其處於一個極不公正的競爭環境當中。李鵬總理認為，應該逐漸降低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税收負擔，最終實現多種經濟成分公平税負，平等競爭，從而促進國營經濟的健康發展：

【降低國營工業企業的所得税率。除了以上十一條外，再增加一條，即在國家財政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決定把國營工業企業的所得税率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三，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公平税負，創造一個平等竟爭的環境。考慮到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降低國營企業所得税率，要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技術改造的任務，結合擴大利税分流、税後還貸改革的試點，落實到企業，分三年完成。

回良玉  翟泰豐  李連仲,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政策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04月第1版,第12頁】

不過，李鵬總理認為，搞好國企最重要的還是要從內部着手。而從內部着手，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階級，發揮廣大職工羣眾的積極性。因此，國家絕不能簡單的把企業的權力全都交給國企的領導幹部，而應該要堅持60年代“鞍鋼憲法”的經驗，實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體制：

【現在企業的承包人有個人承包領導班子集體承包和全員承包三種情況。我傾向於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全員承包,至少是集體承包。辦企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只有企業領導人的積極性,不調動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就辦不好社會主義企業。調動企業領導人的積極性和工人的積極性,兩者不能對立起來。既要發揮管理者的作用,也要發揮工人的作用。實行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結合,這種提法沒有過時。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259頁】

另外，李鵬總理還認為，要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還需要有一些具體的措施。一方面，企業的領導幹部收入水平和職工的差距不能過大，工資最高的廠長經理最多也就是該企業的職工平均工資兩倍多一點，絕不能再高了。否則，國企領導幹部就脱離了羣眾，更談不上什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了。另一方面，要注重建立職工對企業的凝聚力。國企特別是國營大中型企業不能簡單的用獎金等貨幣刺激，而應該搞好企業集體福利事業，推進“企業辦社會”，切實解決職工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困難，讓職工感到家庭般的温暖：

【獎金不能沒有,但佔工資總收入的比重不能太大;差距不能沒有,但差距也不能太大。廠長和企業領導幹部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廠長(經理)的工資收入高於職工平均工資的一倍或者再多一點,職工是可以接受的,太高了就會脱離羣眾。獎金不要成為新的“大鍋飯”。獎金髮得多,工資高,企業不一定就有凝聚力。企業有了錢要搞些集體福利事業,搞生活設施、醫療服務、娛樂場所、職工學習、子女就業,使職工有一個好的學習和生活的條件。在中國現在的條件下,特別是大企業,不搞“小社會”是不可能的,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社會上去。搞好了企業的“小社會”,不僅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還可以增加企業的凝聚力。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06,第261頁】

四除了以上幾個方面以外，李鵬總理還有很多經濟思想。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最後只説一個情況，就是李鵬總理認為必須要頂住西方的經濟壓力，不能夠為了和西方的經濟合作胡亂讓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華時提出希望中國能在人權問題上“稍作讓步”換取延長最惠國待遇，不僅被李鵬總理於嚴詞拒絕，反而批評了美國的人權一通，最後大家當然也都知道，美國仍然延長了最惠國的待遇：

【1994年3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訪華。李鵬總理義正詞嚴地對他説：“中國決不會接受美國關於人權的觀念。”當克里斯托弗請求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稍作讓步以便獲得延長最惠國待遇時，李鵬不僅斷然拒絕，而且提到了1991年美國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的事件，意思是美國沒有資格談人權。……克里斯托弗空手而歸。在回程中他承認，關於最惠國待遇的政策不起作用，連求中國作一點讓步以保全美國的面子也沒有辦到。

蔣相澤著,蔣相澤自選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6,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