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深圳市長回應：深圳不會被拋棄！如今，他的話應驗了_風聞

文 | 花鱗

1968年冬天，一再呼籲廣大青年“復課”無果的偉大領袖向全國發起號召：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那時候，一場席捲全國，後來被承認是錯誤的運動剛剛開始了兩年。學校停課、工廠停工，社會停擺，年輕的共和國陷入動盪和危機。

無數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人突然間迷茫了。

他們失去了工作機會，失去了奮鬥目標，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原本信奉的真理被推翻了了，原本敬仰的人物被打倒了，他們變得虛無而狂熱。

當領袖的號召下達時，這樣的年輕人已經有2000萬之巨。他們遍佈全國，精力旺盛，在街巷裏和城市間四處遊蕩、串聯、武鬥、惹是生非。

一個社會系統的崩潰，多半是從年輕人沒得選開始。而年輕人天生熱衷作死，當他們成千上萬地聚在一起無所事事，如果不及時處理，將是噩夢的開端。

50年後，當數十萬姓“資”的年輕人同樣因為對未來的迷茫與恐慌走上街頭時，一個名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政策卻隨着嶺南的秋雨落到了深圳河對岸上千萬姓“社”的年輕人頭上。

踩着這個節點，作用不言而喻。

很多年以後，當今天深圳河兩岸的年輕人們已經鬚髮花白，如果他們有機會重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或許會發現，2019年的夏秋之交可能是他們命運軌跡相交又分離的時刻。

如果説，半個世紀前那次“上山下鄉”的動員是因為開國才二十年，在強大的輿論動員和軍力背書的國家意志下，普通人根本無力違抗。那麼，經過了半個世紀風雲變幻的大國對於“特區”的概念已經能順手拈來。

以“市場”和“法治”為保證，以“教育”和“公平”為底色，通篇洋溢着對“科技” 、“人才”的渴望，讓《支持》多了一份天然的正義，也讓年輕人們多了一份遐想乃至臆想。它向全國乃至全球的年輕人發出號召：

知識青年到深圳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01

師傅領進門

1979年的一天下午，一輛從惠陽出發的中巴緩緩駛入寶安黨校新園招待所。

從車上陸續走下來的，正是從惠州各系統抽掉過來支援開發深圳的官員。

他們全程被土石路顛得七葷八素，打量着這塊到處都是野山、魚塘、臭水溝和貧民窟的“特區”，奮勇報名的熱情已涼了大半，而接下來的事情會更讓他們大跌眼鏡。

先是，32個幹部被只分到2間宿舍。還沒來得及犯嘀咕，就馬不停蹄地被吆喝去食堂吃飯。剛吃完飯，第一任深圳市委書記張勳甫就開始分配工作崗位。

上過朝鮮戰場、通信老兵出身、原先在惠陽當郵電副局長的駱錦星本以為，按照專業對口，自己會被分到郵電局當個局長啥的。當他聽到自己被任命為房管局副局長，專抓基建時一下子就愣住了。散會後，他趕緊去找領導問，是不是搞錯了。

領導説：你先幹着，十個月後再説。另外，這裏有個任務你領一下。

與以後財大氣粗的浦東、雄安等開發不同，深圳名為“特區”，其實只是作為一個“試點”，成了你請全村人吃飯，敗了全村人來你家吃飯那種。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在戰爭時代曾率軍扎入國軍縱深的總設計師對前往深圳的官員説過，“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那時候來深圳的官員，像駱錦星這樣自告奮勇的確實有，但大多數人則跟1160年前的韓愈心情相仿：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縱然熱情如駱錦星，接到任務時也肯定覺得自己來這個地方一定是瘋了。他的任務是：1年之內，建成2萬平米，300套省科級宿舍，總預算是——50萬。

這在1979年的這個小漁村，是一個Mission  Impossible。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深圳的天生優勢在於，他有個有錢又會玩的鄰居——香港。

1948年，吳多泰在尖沙咀發明了“分層出售”的概念，將原本幾乎沒人買的起的整棟樓產權拆分後出售。由此，樓市門檻驟降，玩家暴增，房產交易被盤活。

1953年，霍英東在油麻地首創“期房預售”、“分期付款”的概念。因為過程有如先開花後結果，被稱作“樓花”。

二戰結束後，冷戰時代降臨。通過充當連接東西方物資交流的紐帶，到六七十年代，香港已經是實業發達、經濟繁榮的國際化大都市。

金錢催生了這個自由港金融和地產的不斷創新，融入香港的血脈基因。

等到大陸開放，近水樓台的港商，尤其是地產商靈敏地嗅到了對岸開春化雪的味道。很多人踩着單車、開着挖掘機跑到這邊尋求商機。

其中一個叫劉開就的香港地產商就找到了一籌莫展的駱錦星。

一個要錢，一個要地，一拍即合。

但那時候，動盪十年還未遠去。出賣土地使用權，會被罵作變相“賣國”；搞土地出租，會被諷刺為搞“租界”。

賺錢的門路都寫在法律裏，這對駱錦星來説並不全是笑談。

無奈的駱錦星開始尋求理論支持。他連夜翻遍《列寧選集》，終於找出了導師救命一句的話，“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

他如獲至寶，趕緊找張勳甫彙報。書記回覆：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你們先試試幹吧。

但為了減少麻煩和阻力，他們充分利用漢語博大精深的特點，比如跟外資合作叫“補償貿易”，拍賣換個名詞叫“公開競投”。

第一代深圳人，就在那個無比自信的年代裏，把腦袋別到褲腰帶上，開始吃螃蟹。

1980年1月1日，駱錦星和香港人簽訂了第一份房地產合作開發合同；1月8日，6個人4部單車的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成立，辦公室的啓動資金是從港商那裏借來的4萬港幣；1個月後圖紙出來，2天后審批手續完成。

這邊樓還沒動工，劉天就已經拿着圖紙在香港全部賣空，均價2370/㎡，這便是中國第一個商業小區——東湖麗苑。

隨後，劉天就拿着從香港提回來的預付款，又從台灣進了一批風扇，擺在華僑商店裏賣，不巧被駱錦星發現，兩人大吵一架。

今天，哪怕一個理髮店、健身房都敢幹的事，在那時的大陸人眼中被視作不守合約的洪水猛獸。這一點，市場薰陶多年的香港人，比自己的內地同胞早開竅了足足四十年。

1982年秋天，100多趟軍列從北方載來2萬多名年輕的工程兵，加入深圳建設的狂潮。

他們脱下綠軍裝，戴上安全帽，肩挑手扛，修路搬山。由他們承建的深圳地標國貿大廈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傳説。這支工程兵隊伍中誕生了無數風雲人物，包括後來創立華為的任正非。

無數內地青年壯年，官員農民，企業家野心家，甚至投機倒把分子，紛紛向南集結！

政策，錢，人，深圳終於湊齊了發動機的全部零件，歷史的車輪轟然啓動，滾滾向前，從此再未停下。

1984年國慶，一輛蛇口花車駛過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億萬觀看直播的觀眾眼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由此傳遍中國。

那一天，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隊伍面對着天安門，突然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瞬間震撼了世界。

那時的年輕人們剛剛找回了曾經失去的希望和未來，感激和興奮就在這樸素而真摯的問候中徹底流露。整個中國沒空自怨自嘆，正卯足了勁，向前奔騰。  

   02

羣雄爭霸與羣魔亂舞

2018年，一份“老賴”名單引起了很多老深圳人的注意，因為這裏面有個消失已久，而他們再熟悉不過的名字——許宗衡。

1993年隆冬，正值當打之年的許宗衡從湖南來到深圳。他從23歲進入官場便一直平步青雲，35歲就當上省副廳級幹部，經歷榮耀一時。但南下深圳，卻是他的失意之旅。

這一年，Beyond的靈魂主創黃家駒意外離世，《光輝歲月》成為傳世經典。

那時的許宗衡或許不敢相信，他將在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重新開始，迎來自己的光輝歲月。

就在他來到深圳的前一年，88歲的總設計師剛剛巡視了這個他日夜牽掛的地方。在南國的初春時節，登上工程兵們建成的國貿大廈，俯瞰深南大道兩側日夜不休、連綿不絕的工地，然後一錘定音：

不爭論，抓緊時間幹。

因為四年前的風波，改革開放一度陷入無休止的反“和平演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中，所有人對是否繼續堅持開放變得舉棋不定，改革陷入“休克”狀態。

隨着鄧公南巡結束，改開在短暫的迷茫後，重新步入正軌：浦東新區，濱海新區相繼成立。而深圳也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狂奔。

這個時候來到深圳，許宗衡發現自己太適合這片“市場”氣息濃厚的土壤了。

來深第二年，他從政府機關進入黨媒海天出版社，2年內就將其扭虧為盈；後來，又在這片公認的文化荒漠上，硬生生開張了如今年年火爆的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即深圳文博會）。

他深知：深圳雖然不具備文化優勢，但卻因為有錢有市場沒包袱，反而兼容幷蓄，最具有將文化轉為產業的優勢。

他天生對資本異常敏感。

許宗衡一直給人低調，平和的印象。他精力旺盛，且記憶力超羣，可以記住只見過一面的普通官員的名字和職位，對各種經濟數據如數家珍。

2000年，一尊高6米重6噸的鄧公銅像在深圳中軸線的蓮花山上樹立起來，他在深圳人心中分量或許比全國其他任何一個城市都要重得多。總設計師昂首闊步，俯視着繁華的深南大道沿線，眺望着遠處的香港。

2年後，28歲的網民咼中校在網上發佈了1.8萬字的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吐槽了對這座城市徘徊不前的不滿，引起軒然大波。當時的深圳市長回應説：

深圳不會被誰拋棄。

但人們發現，經過二十年的野蠻生長，當特區遍地開花，原先的政策優勢不再明顯，這座年輕的城市正在經歷苦痛的掙扎。

3年後，許宗衡站到了他的人生，也是這座城市的最高點。

當上市長後，他變得更加勤奮，平均每天工作15小時，常常半夜才回到家。

而且，他突然變得高調而略顯急躁，他説要找回深圳失去的十年。在他的帶領下，整個深圳市政府展現出從未有過的高調和強勢。

一時間，深圳的高速路、快速路、大運會場館、城市舊改，遍地開花。巔峯時期，深圳有5條地鐵同時開工。

2007年，我第一次從蘇北老家來到深圳，便被這繁華世界折服。一個香港大爺操着粵語過來問話，見我聽不懂又改成國語“請問，jio越大夏債喇裏？”

我搖搖頭表示母雞。一個路人走過來指着我們身後一片空地説，就在這裏。

那年冬天，在一次省裏的會議上，許市長高談闊論，深圳的進步，以及對於國內兄弟城市的碾壓。

當時的省委書記打斷他，皺皺眉頭説道，有本事，跟新加坡、首爾比。

許宗衡常説，自己要做一個清廉的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與罵名。

2年後的一天凌晨，他剛剛下班，還沒進家門，就被等在周圍的紀委人員叫住，從此消失在公眾視野。坊間傳聞他貪污了20多個小目標，但辦案人員查遍所有存款股票證券房產，最終只在銀行卡卡里發現3000多塊。這也導致他因為“拒不執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的判決，從一代英雄成為老賴。

直到數天後，那位批評過他的省委書記才來宣佈了此事，並任命另一位許姓官員接手他的工作。

短短二十年，羣雄爭霸，即使年輕如深圳，也早已盤根錯節，深不可測。

1988年，曾有三位來自北方的青年教育專家到深圳交流，大肆批判一些總想着“撈一把”的行為，卻被在場的深圳青年狂噴：

撈一把，又不犯法。

畢竟鄧公對深圳青年早有教誨：

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

很可惜，這種思維今天很多人卻不懂了。在這裏面，許宗衡們的作用居功至偉。

但無論如何，歷史的進程卻從不為普通人的意志轉移。人性之下，社會資源的兩極分化，也從不為普通人的期待轉移。

開明如深圳，也開始出現了對總設計師給他們自由過了火的閒言碎語。而深圳河對岸，開埠177的香港，年輕人們終於失去了希望和耐心，走上街頭。

   03

彎道超車

1980年，當16歲的鄉村教師傑克馬守在西湖邊的涉外酒店門口，想盡辦法跟外國人搭訕時，一個小男孩出生在了杭州一個工程師的家庭。

此時，蛇口開山填海的炮聲傳到杭州，他的父母義無反顧地投入南下的大潮。

因為工作實在太忙，三年級時他又被送回杭州老家，成為一個留守兒童。

16歲那年，因為一次考試分數不錯，父親送了個他一個香港產的遙控直升機。

但令他失望的是，飛機剛剛起飛沒多久，就一頭栽倒地上墜毀了。年少的他氣憤不已，暗暗發誓將來自己一定要造出更好的飛機。

多年後，當他的員工把一些不合他心意的設計方案遞到他面前時，他總會鄙視地説，

這是什麼垃圾？

23歲那年，他在華東師範大學讀到了大三，然後毅然退學。他開始向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寫求學申請，順帶着投了一些其他不怎麼“頂尖”的大學。

雖然在國內他成績不是頂尖，母校不是頂尖，但他對自己的評價絕對是頂尖。

果然，頂尖的麻省和斯坦福麻利兒地拒絕了他。

就在他準備回去復讀重新高考時，卻收到了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橄欖枝。從此，他的命運徹底改變。

在香港，他可以接觸到最前沿的技術，參加國際化的比賽。

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伯樂。

他是半個深二代，半個白手起家的深圳創業者，他叫汪滔，英文名Frank；他的公司叫大疆創新，英文名叫DJI。

2011-2015年間，大疆的銷售額增長了100倍。它的總部存放着號稱領先行業5年以上的新技術，它佔據行業90%以上的市場，對國際國內同行趕盡殺絕，對“價優質次”的中國製造嗤之以鼻。

這是傳統中國企業的異類，撥開塵土，卻終究還是最初創造深圳的精神底色。

這座始於“吃蟹”，憂於“山寨”，盛於“科技創新”的城市，在2018年從數據上完成了對自己的老師——香港的超越。

2015年4月，汪滔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汪滔的母校香港科大，肩負着香港由貿易轉向科技和商業的產業升級轉型重任，然而，香港的創新最終多半用在了金融上，從李嘉誠的塑料花到劉鑾雄的電風扇，技術似乎從未能成為這座城市的主旋律。

2019年，韓國電影《寄生蟲》上映，引起全民熱議。那麼，寄生蟲到底是五體不勤的有錢人，還是掙扎自保的窮人呢？對此，深圳河兩岸的年輕人們各懷鬼胎。

窮人的發展空間，除了寄希望於掌控大部分資源的富人主動讓步（而這幾乎不可能），就要看新的機遇是否足夠多，來得足夠快。

當香港年輕人只能想着當醫生出頭，四大家族牢牢控制着這座城市的衣食住行；而深圳年輕人還可以並且願意靠送外賣兜底，汪滔們還在不斷湧現時。

或許，深圳最後的機會還在。

2019年，福布斯照例發佈了富豪榜。香港富豪榜前50名中26名涉及地產，只做房地產的有21名，其中前5名全部都是地產商；在深圳的榜單中，前50名富豪中有19名涉及地產，只做房地產的是7名，前5名中只有野蠻人姚老闆涉足地產。

雖然沒有香港那麼徹底，但標榜科技、創新之城的深圳，卻不得不獨自面對很多問題：

超高的地價和房價逼得諸如華為和富士康這樣的企業紛紛外逃，而以吃房地產螃蟹聞名的惠州人駱錦星，如今還在大聲疾呼監管開發商“暴利”；

從大運開始的深圳地鐵如今已經規劃到30條路線，湖北人咼中校轉行到香港做了編輯，而曾經意氣風發的湖南人許宗衡早已身陷囹圄；

川建國盯死的粵海街道辦里程序員依舊人潮如梭，而將總部設在這裏的杭州人汪韜卻時常傳出身陷內鬥危機……

在一代一代的歷史機遇下，他們挺身而出，創造了過去、今天和未來的深圳，推着這座城市向前行走，直至與亦師亦友香港，漸行漸遠。

   04

分道揚鑣 

1982年，關於香港迴歸的談判基本塵埃落定，香港進入15年的過渡期。港人才開始逐步有機會進入港英政府“熟悉情況，為交接做準備”。

第二年，《大俠霍元甲》被引入大陸，一時間萬人空巷，同年，《射鵰英雄傳》開機。兩部充滿家國情懷和商業化噱頭的經典港劇，讓壓抑多年的內地同胞甘之如飴。

《萬里長城永不倒》，外加一曲《鐵血丹心》，聽着無不動容。雖然離家百多年，原來咱香港同胞一直惦記着回來呢。

1983年，香港與大陸合拍電影《火燒圓明園》上映，男主角梁家輝遭台灣封殺。

那年月，每到十一，港島便掛滿五星紅旗，到了十月十號，新界又是青天白日旗飛揚。確定迴歸後，香港上流社會一片恐慌，很多公司開始將註冊地遷出香港，移民諮詢公司生意火爆。

那時，剛剛開放的大陸，還沒有普及花錢看電影的概念，落魄的未來影帝曾一度靠在香港街頭擺地攤為生。

但大陸恐怖的消費能力不會讓他們等待太久。無線五虎，四大天王，雙週一成……經歷了商業化練打的香港文化和代表巨星們輪番上陣，創造了盛極一時的香港影視歌黃金時代。

40年後回望，原來那竟是兩地人民最火熱温馨的蜜月時代。

1984年，到北京參加35週年國慶觀禮的港澳觀禮團200多人見到了鄧公。偉人氣定神閒地送出定心丸：

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今天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變不了。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

末了，他説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看國家的面貌，看看國家的變化。

時運流轉，《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則説，鼓勵深圳與香港、澳門聯合舉辦多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活動，開展跨界重大文化遺產保護，涵養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藴，不斷增強港澳同胞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一去一來間，命運已經倒懸。

畢竟14雙眼睛看得到，這麼多年願意過來多走走的，終究還是那幾張熟悉的面孔。

窮的時候，一個孩子不聽話，大人往往就一頓胖揍，還要給另外的孩子看：你們敢不敢學他？如今手頭寬裕了，處理方式則有所不同，一個孩子不聽話，那就另立個新的接班人吧。

他們相隔如此之近，卻在風波中如陌路之人。反正對於深圳來講，香港吃糖或者捱打，自己都有糖吃。

深圳是北京的一塊飛地，也刻着粵商的烙印。前者高貴顯耀，後者務實低調。四十年前，兩者一經碰撞，便創造出一箇中國曆史前所未有的城市。

四十年後，歷史早已過了僅憑一個號召，一份文件就可以輕易改天換地的時代。

恰如農人播下種子，到底是長成稻子還是狗尾巴草，需要深圳人自己去想象，去奮鬥。這是個絕佳機會。

《支持》一再召喚着年輕的人才們，無論是來自五湖四海還是港澳台。年輕人是怎樣，未來的深圳便會是怎樣。

它試圖用一張宏大的藍圖勸誡所有的年輕人：被政治裹挾，被歷史虛無矇蔽正常的邏輯思維能力，放棄自主思考和選擇的機會，換來的終將是未來某天的追悔與仇恨。

所有決定來深圳的年輕人，一定要先走上蓮花山頂，瞻仰並重温總設計師那句話：

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