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空議誤國——重憶“對日新思維”大辯論_風聞

2002年至2003年，中國學術界出現一股“對日新思維”討論，拉開這場討論的是時任人民日報社評論部主任馬立誠。2002年底，馬立誠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了《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提出重新審視中日關係、把歷史問題放在次要位置。  

一時間，中國學界出現“對日新思維”大討論，繼而迅速升級為對壘分明的兩派激烈辯論。參與這場辯論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

——時殷弘發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關於中日關係的戰略性思考》     

——馮昭奎教授發表《再論對日關係新思維》

——張沱生：《日本逐漸成為“普通國家”是必然趨勢》

——王義桅：《日本的崛起與中日關係的未來》

外交部《世界知識》雜誌2003年第16期還組織了時、馮紹奎、張陀生等七位學者就“中日關係能否超越歷史”專題，進行討論。

這些文章“大膽”“開放”程度之大很快引起國內的討論和批評，這種批評很快又升級至學術爭論。

作為應戰，時任人民日報評論部評論部副主任的林治波同志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質疑》《“對日關係新思維”再質疑———與時殷弘教授商榷》兩文，後又出版《評對日“新思維”》一書，對“新思維”給予了堅決批判。南開大學教授張睿壯《從“對日新思維”看中國的國民性和外交哲學》更是直言

對日關係新思維”主張中國通過壓制民族感情、犧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要求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戰略上對日本做出全面讓步以換取日方的“善意”不僅背離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是註定失敗、自取其辱的一相情願。 

當時筆者持反對“對日新思維”的立場，認為用“既要…又要”句式迴避比如台海統一這樣一個涉及中國和中國人民核心利益而一味空談“理性”“平衡”“負責任的大國”等，是危險的。為此，筆者撰寫《變動中的世界政治與日本問題》，再提雅爾塔體系，指出與歐洲不同，遠東雅爾塔體系沒有解體，預計今後日本在恢復所謂“正常國家”、擺脱雅爾塔體系賦予日本的法律責任方面還要有些“大動作”。但筆者堅持思想認識問題應讓歷史來證明和宣判——這也是筆者對學術問題的一貫態度。

二 

筆者當時做外交政策研究，很容易就注意到學術造詣很好的時教授在《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一文中將其對日理念濃縮為五大政策建議，其中令人記憶最為深刻——因為極不同意，所以印像深刻——的是“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大致滿足於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和“在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改革問題上，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面‘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願望”這兩條。 

為全面客觀起見，我重拾這篇文章並將這五大建議不做刪節地全轉於此。時教授説：

中國為謀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麼？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大致滿足於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現非常嚴重的倒退；也就是説，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準官方宣傳。為此，對於這一加劇中日敵意和阻礙中日接近的最大問題，需要懷抱一種對於它最終能夠得到解決的歷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備從中國總體環境和總體利益出發的大戰略全局觀念，連同戰略分寸和輕重緩急次序意識。也就是説，必須念念不忘前面已經強調過的戰略集中原則：集中應對美國，集中致力於台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為此爭取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繞開或緩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處理的牽制和障礙。 

第二，從平衡戰略需求與經濟需要、協調中長期實惠與中短期利益的原則出發，依靠積極和強有力的政府政策促進和調控，在可行限度內爭取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對華進口和對華投資，以達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財界和公眾深切感到大有助於日本緩解經濟長期衰退的地步。為此，中國或許應該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佔的比例。與其同時，從爭取中日接近的戰略需要出發，在中日貿易摩擦中採取比較能夠適當地忍讓的態度和策略。中國政府還應當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以足夠的力度和頻度，感謝日本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提供的大量對華經援。

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採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誇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我們的戰略基點，是不受"中國威脅論"的干擾，在國家大戰略的主導下，以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為壓倒性的首要任務，“少説多幹"和只爭朝夕地加速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現當代化。在日本軍事力量乃至整個日本問題上，我們説話要有分寸，過頭話有弊無益，做事要講求實效，無效的事堅決不做。還要積極地以各種方式儘可能構建中日兩國間、乃至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間的一定軍事互信氣氛和機制，對此既不懷抱幻想，也不無所希望和無所作為。與此相關，在堅決大力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設的同時，反覆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眾輿論説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絕無擴張主義意圖，説明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對台動武。

第四，在有關東亞地區國際安全、政治合作、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重大多邊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中國應當使日本政府和公眾得出一個比較明確和經久的結論：中國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區域經濟大國，也是明日的東亞政治大國，並且本着大國協調與合作而非大國權勢爭鬥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亞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關係。就此，在近期內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第一，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大大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同日本的協商與合作，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國就朝鮮半島進行權勢競爭和爭鬥的悲劇性歷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與東南亞形成自由貿易關係和經濟較高程度整合的過程中，採取儘可能與日本協調而非競爭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論家最近所説的"東京和北京之間就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這兩個問題同上面第三點合起來，都屬於中日戰略性關係問題，它們應當是急需開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腦級戰略會談和部門性系統磋商的基本內容。

第五，在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改革問題上，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面"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願望，即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條件。或者更進一步，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當時令人不解的是作者怎麼能天真地認為“台灣問題”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不是日本的問題呢？作者建議中國通過幫助提升日本地位獲得日本對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理解，這無異於與虎謀皮。而與虎謀皮，不找刀子卻去送鮮花，這不是南轅北轍了嗎？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當時對日新思維的專家們就是不理不睬，反面意見也聽不進去。在《關於中日關係的戰略性思考》一文中，時教授一句“要問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麼辦？”道出了自己無奈妥協的原因，他寫道：

日本的軍力和軍力使命確實在增長和擴展，而且確實包含着既不應誇大、也不容忽視的危險性。我們需要有警覺，但同時也要調整某些思想方法。要問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麼辦？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麼辦的時候就不能沉溺於情緒。要切實地加強我們自身的力量建設和妥善地進行全局應對，以此來真正落實應有的警覺。我們對日本軍力的增長、日美同盟的加強和日本國內的右傾傾向，要外表適當大度與內心充分警惕相結合，區別實在的與潛在的，現實的與可能的，主要的與次要的，既有兼顧也有側重。

當時那場爭論，在問題沒有出現之前，雙方只能靠邏輯、歷史經驗作論據，並都以愛國的名義，誰也説服不了誰。現在一晃十幾年過去，看看今日日本安倍帶着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的一意旅行的表現，再讀當年雙方的文字，其中是非大體就可作出取捨。這就是：“對日新思維”作者們的那些建議當時若真的為中國政府採納，那我們今天與安倍鬥爭的重點就不再是日本和平憲法的廢存問題，而是再次召開“華盛頓會議”討論日本的造艦比例的問題了。這正是：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很有些像當年抗戰時的“低調俱樂部”，後來隨日中民族矛盾上升，周佛海、梅思平等與胡適、陳布雷等分道揚鏢的結果，2003年那些發起和持“對日新思維”觀點的學者被日本國請了幾次後便出現分野，只有極少數人帶着花崗岩腦袋走向極端，比如馬立誠2004年去日本並在日本出版《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日本文藝春秋社出版，譯者為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畢業的日本翻譯家箭子喜美江），此舉已與汪精衞惡行無異，令國人不齒；還有一些學者則保持低調並不見再提自己在這場爭論中的觀點和表現，也少見其與馬立誠有共同的學術活動。

三 

處士橫議，是宋明兩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造成這種“議論誤國”惡習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離實際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學者袁桷説：“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端，止於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錢穆先生更是痛陳：“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通病。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羣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歷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至於以議論誤國。”

今人空論久矣。有書生救國者，有書生誤國者，不講重點而講“平衡”，那是平庸；不講根本利益而講“包容”“理性”，那是宋人的空論。宋人的空論將國家丟失殆盡，今人空論將危害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從今天安倍的瘋狂反華的表現看，十幾年前曾引起巨大討論熱潮的“新思維”的文章，當屬“書生誤國”類。

“僧是愚氓猶可訓”，知識人錯了，改了就好；若死不認錯，這樣的學者多了，“妖為鬼域必成災”，這時國家就要遭難了，就需要“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了。

新世紀伊始，中國就多災多難，西方霸權一次次打壓我們，內部又有各式唯心主義理論干擾我們的視線。好在中國人有自己的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和中國共產黨的事實求是路線，因而沒有陷入這樣那樣的“新思維”之中，中國又有歷史大東風（大趨勢）的一路扶送，中國獲得了令人眩目的進步，其速度之快一次次地讓西方唱衰派們——如章家墩之流——咬了自己大舌頭，可以肯定，隨東海形勢的演進還會讓包括堅持“對日新思維”的人不斷自咬大舌頭的。

文化人，有話語權。可説話寫字要實事求是。輕率跟風，老了再看自己那改不了的“白紙黑字”，輕則不好意思，重則就要悔罪了。

李宗仁後來就有這樣的體會，他在回憶錄中曾悔罪説：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慄了。我今天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象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讀到這段文字，令人心酸。當年滿口“公開透明”和代表“改革運動”力量的李宗仁，在被毛澤東打敗、新中國建立後才知道説大話容易而落實大話卻是何等之難；不僅如此，空話有時還會給民族造成難以承受的災難。

看時光飛馳，我們祈禱明天。

2016年是猴年，猴年説點陝西人説的“猴急”即不得不説的話，算是一種對過去的釋懷和對中國未來學術生態的寄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