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犯了受賄罪怎麼判？王夫之反對“計贓論罪”_風聞

文：郭建

有道理的固執

唐代玄宗朝的時候，有個叫裴景仙的人當了武強縣（今屬河北）縣令。他在任期間索取當地百姓的各類財物，贓值累計高達五千餘匹（唐朝是以絹帛作為貨幣的，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大額流通都使用絹帛。絹帛以“匹”和“尺”為單位，比如法律規定一個勞力工作一天的價值是三尺絹帛）。裴景仙離任後被人揭發，捉拿下獄。唐玄宗得知此案後大為震怒，下令要將這個大貪官“集眾杖殺”（召集朝廷官員當場亂杖打死）。

可是主管司法審判的大理卿李朝隱上奏反對説：“裴景仙觸犯的罪名是‘監臨主守乞取’，屬於法律上的‘受所監臨’（接受所領導的部下的饋贈）贓罪，根據法律沒有死罪。而且裴景仙是先朝貴臣裴寂的曾孫，裴氏家族在武后時慘遭迫害，僅留下裴景仙一人在世，按照法律即使是犯死罪也可以請求寬大處理，以保存該族血脈。請求陛下改處流刑。”

唐玄宗看了李朝隱的奏章，仍然親手寫“手詔”判決處死裴景仙。李朝隱又一次上奏：“生殺之權理應由皇上掌握，但是作為臣下有着嚴格遵守法律條文的責任。法律規定枉法贓滿十五匹處絞刑，而‘不枉法贓’、‘受所監臨贓’再多也只是流刑。現在如果處死裴景仙，那如果以後有枉法贓罪，再怎麼加重處罰呢？”經過幾次反覆，唐玄宗最後才接受李朝隱的意見，將裴景仙改處杖一百，流放嶺外（事見《舊唐書·李朝隱傳》）。

一分為三的受賄罪處理

從這個案件的處理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法律規定的“受賄罪”，在中國古代法律裏還要更仔細地區分為好幾種。這裏的“監臨主守乞取”是一個獨立的罪名，專指官員向自己的下屬勒索財物的行為，而要予以處罰的時候，要比照另一個“受所監臨”罪名的處罰規定來判刑。

至晚從商鞅變法開始，中國古代法律就把一切非法所得統稱為“贓”，按照“贓”的數量來定罪量刑。所有的官員受賄罪名，又都按照“受財枉法贓”和“受財不枉法贓”、以及“受所監臨贓”這樣三種“贓罪”來進行處罰，處罰的力度完全不一樣。

這項法律從秦漢開始，一直被歷代沿襲。現在可以看到最為完整的是唐代法典《唐律》中有關的規定：

“受財枉法”，是指主管官員收受了賄賂後違背法律做出決定。這裏的“枉法”並非就是指枉法裁判，而是泛指所有的公務處斷中有違反法律的行為。根據唐律，受財枉法的行為，按其受財“贓”的多少量刑，“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

“受財不枉法”，是指官員雖然接受當事人的錢財，但是在公務的處理上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按照唐律規定，凡是計贓“滿一尺，杖九十”；以上遞加至滿三十匹以上，處“加役流”。不枉法由於沒有造成“枉法”的結果，所以量刑上比受財枉法要輕。最多隻是“加役流”（流放三千里，並在流放地服三年的苦役）。

“受所監臨”，是指官員收受自己部下及所管轄內百姓財物的行為，而授予財物的一方也並無具體要求事項，官員也沒有違法處理公務的。凡是計贓“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以上加一等”，贓滿五十匹以上，處流二千里。

後來的宋金元各朝基本沿襲唐律的這個制度，直到明代才有所變化。朱元璋親自參與制訂的《大明律》規定：“受財枉法”贓，按犯罪主體身份分為“有祿人”（月支俸糧一石以上的官吏）、“無祿人”（月支俸糧不滿一石的吏員）兩大類，前者贓一貫（一千文銅錢為一貫）以下杖七十，一貫至五貫杖八十，以上遞加，至贓滿八十貫處絞；後者贓滿一百二十貫處絞。“受財不枉法”贓，合併了原來的“受所監臨”贓，計贓“折半科罪”（按照實際數額除半計贓），一貫以下杖六十，一貫之上至一十貫杖七十，以上遞加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三千里。

受賄罪究竟侵犯的是何種利益？

中國古代的法律將受賄罪這樣加以細分，表明立法者對於我們今天刑法學理論的“犯罪客體”問題已有深刻的認識。

犯罪客體是指犯罪所侵害的某一類由法律嚴格保護的社會關係。受賄罪總體而言侵害的是國家統治秩序，但是又有着程度的不同。接受了賄賂就破壞法律實施的“受財枉法”，是一種直接擾亂並危害統治秩序的犯罪行為，有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危及到皇朝的命運，因此必須嚴懲，必須要有死刑；而“受財不枉法”並未直接擾亂、危害統治秩序，只是一種對於統治秩序的潛在的、間接的危險，因此可以網開一面，不動用死刑。

而“受所監臨”的危害性更輕，實際上指的是官員與下屬及百姓之間的禮節性贈與禮物的行為。它破壞的是官員與下屬之間的正常隸屬關係，有影響到法律正常實施的潛在可能性，官員可能將政事處置、法律施行當作了“禮尚往來”的方式。因此它是一種“預防”性質的法律規定，處罰力度也就相應進一步減輕。

古代也有思想家認為，實際上“受財不枉法”包括“受所監臨”行為涉及到的只是官員個人的操守問題，甚至可以不運用刑罰來處罰。最著名的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

對“計贓論罪”的批評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專門總結明代政治教訓的《噩夢》一書中列專題來討論“計贓論罪”的問題，並認定“受財不枉法”只涉及到官員操守、官場風紀，無須定為罪名。

王夫之認為“計贓定罪”是所謂的“一切之法”（一刀切的法律），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受賄的枉法、不枉法，雖然計贓的起點、累進的程度及最高刑有區別，但仍然是按照贓的數額、而沒有按照確切的對於統治秩序的妨害程度來定罪量刑。他認為：首先，這種法律是用“劃一”的法律去威嚇官吏，使得官吏幾乎人人都犯罪（比如接受下屬、親友的禮品），所以官吏也都沒有了廉恥的感覺，只顧想方設法來逃避隱瞞；上級官員也害怕因為一些小的非法收入導致下級犯重罪，反而幫助下級開脱，結果是法律越是嚴厲官吏越是隱瞞，“法與勢之必然也”！

其次，受賄的多少實際上與造成的損害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他舉例説：有個吏部官員受賄或受人囑託，將一個昏官派到要害崗位，導致“激變”（官逼民反）或“喪師”（全軍覆沒），給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可是受賄的數值才“五十貫”，不過是個徒刑罪名；而另一個吏部官員受賄達兩百貫，只不過是將一個官員委派為“倉大使”（倉庫管理員）或“河泊所大使”（水利管理員），即便智力一般、能力平平的人都可以輕鬆勝任，但卻要計贓處死刑。同樣，如果一個法官受贓五十貫，但聽從誣告判處一個無辜的人死刑，這個法官不過是要流放邊疆；另一個法官受賄兩百貫，只是聽從誣告將一個無辜者判處了杖刑，而這個法官倒要被判死刑。

王夫之提出了改正這一法律的建議：法律可以仍然區分枉法、不枉法的罪名，但主要不是“計贓定罪”。枉法罪應該按照其造成的危害後果進行定罪量刑。不枉法的受賄罪僅“因公科斂”（以政府税收名義向百姓收取錢財）、“因所剝削”（向當事人勒索錢財）按照非法所得“計贓定罪”。至於其他被動接受的錢財，除非是“黃白狼籍、累萬盈千者”，只要由吏部“記過”就可以了。他認為這樣才能夠“全士大夫名節”，而士大夫有了名節，就有了廉恥，不會進一步主動去索賄。

傳統的延續

王夫之的議論並沒有直接影響到清朝的立法。清朝入關後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法典，也沿用了兩大類受賄罪的區分法。只是將計贓的標準改為白銀，銅錢的“貫”改為白銀的“兩”。

由於明代後期的司法實踐上，將受財枉法贓的死罪改成了“雜犯死罪”，罪犯不一定要處死刑，可以比照五年徒刑用錢財“納贖”（使用錢財贖罪），連流放都不一定要執刑了。當時的有識之士就認為，本朝的法律只是“體嚴”，體制上看上去極其嚴厲，實際上卻是“貪贓鉅萬”，只要出錢就可免罰（見明人鄭曉《今言》）。清朝在入關後，修改了法律，將受財枉法贓改為“真犯死罪”，不可以錢財贖罪。同時又加重了“不枉法贓”的處罰力度，計贓滿一百二十兩以上處絞監候（判處絞刑但不立即執行，而是將罪犯監禁至當年秋天舉行的由中央各部門長官參與的“秋審”，由這次會審決定是否確實需要執行死刑）。

中華民國時期的刑法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古代的傳統。1935年公佈的刑法典第121條規定“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犯罪行為，判處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第122條“違背職務受賄”的犯罪行為，如果已經收受、或與人約定收受，判處三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已經因受賄做出違背職務行為的判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並沒有簡單採用計贓定罪的辦法。

只能控制無法根絕的犯罪

官員瀆職受賄，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無解的施政難題。既然各朝代都建立起官員獨佔政治權力、賦予其在統治地區對百姓有驅使、裁判、予奪大權，自然也就難以防止權力的濫用和以錢財排除或換取權力的干預。

對於朝廷來説，官員瀆職受賄實際上並非性命攸關的政治問題。朝廷專門設立的監察系統的主要職責，也不在於防止官員瀆職受賄，而更着重於檢測官員對朝廷的忠誠度。

因此歷代統治者立法非常明確，瀆職受賄罪名的設置目標不在於消滅此種犯罪，只是試圖將其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這個“合理”的範圍就是防止官員受賄後任意違法做出行政或司法決定，從而影響到朝廷的統治秩序穩定，因此這種“受財枉法”罪名就必須要以死刑相威脅。而對於不直接影響到統治秩序的受賄行為，就沒有那麼重要，可以網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