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裂痕-趙葆珉_風聞

《國際觀察》2005年第6期。

美日同盟的裂痕

Rift Embodied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趙葆珉

[摘要]美日同盟一直是戰後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但這一同盟建立在美國的軍事控制上，以犧牲日本的自立為前提。冷戰後美日同盟重新定義，有不斷強化的趨勢。然而在這種表象之下，潛藏着美日不可調和的戰略衝突。日本尋求獨立外交與防衞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中國的崛起以及中日經濟的融合為尋求自立的日本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日本的未來在於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尋求和解。

[關鍵詞]：美日同盟；日本的自立；日中經濟的融合；中國的崛起

二戰結束初期，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在隨後的冷戰歲月中，美國逐步把日本建設成為西太平洋地區的主要軍事支柱，美日同盟就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日本則成為美國對亞洲大陸實施遏制的冷戰前沿。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美國由於深陷越南戰爭而導致全球霸權衰落，在對蘇爭霸中力不從心，被迫調整其亞太戰略，中美和中日關係實現歷史性緩和，亞太地區出現了中國與美日同盟的蜜月期。冷戰的終結使中國與美日同盟失去共同的戰略利益，中國與美日同盟之間呈現出一種似友非敵的情狀； 美日同盟內部也因為共同敵人消失而一度處於漂流狀態。隨着90年代中國國力的持續增強，美國的遏制戰略再度指向中國，美日兩國重新定義美日同盟，發表新安保聯合宣言，美日同盟也因此起死回生。日本在新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預示着日本尋求自身獨立發展的終極目標。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日本，其未來走向引人注目。日本可能作為獨立力量的再次崛起正在成為大國雲集的東北亞的一個變數。

“威權同盟”中的日本

美日同盟是一種“威權同盟”， 它建立在美國軍事、經濟和文化的強制優勢之上, 是美國軍事征服與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的產物(日本被迫選擇一邊倒的外交戰略)，缺乏共同的戰略基礎。“美日同盟” 具有高度的非對稱與不平等性，其實質是被征服者對征服者的順從，是戰勝國將一個被征服民族強行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美國在軍事上對日本實施嚴格控制，堅決不讓日本形成自主的軍事力量，不允許日本發展可能導致其自立的戰略武器。“威權同盟”包含着結構性缺陷，隨着被壓制盟國力量的恢復，同盟有可能自動走向解體。

1945年，伴隨着日本帝國的徹底毀滅，美國力量歷史性地進入亞洲。“明治維新”之後崛起東亞舞台77年的日本從此籠罩在美國的巨大陰影之下。美國對於日本的軍事復興有着一種本能的恐懼。二戰結束之後，美國立即獨佔日本，並阻止其它戰勝國染指。華盛頓始終存在着一種憂慮，如果美國不能很好地控制日本，其力量就有可能融入到敵對集團中去。 駐日美軍基地是美國在亞太存在的基石。美國國防部在1949年6月的《關於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必要性的戰略評估》中表示，“日本列島對美國在遠東的安全保障利益具有高度的戰略重要性”，美國控制日本列島“可以獲得向亞洲本土以及蘇聯的有關島嶼投射軍事力量的作戰基地”。

亞太冷戰對峙為日本經濟復興提供了契機。戰後初期，美國對日本實施嚴厲的整肅。1945年8月29日，杜魯門政府出台美國戰後初期的對日政策，確立了“確保日本將來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的原則。 但很快由於美蘇冷戰局面的形成以及新中國的崛起，美國放棄對日遏制政策，改為扶植日本。1948年喬治•凱南在美國的遠東戰略評估中建議“將日本作為遠東的穩定因素看待，並幫助日本擺脱經濟上的困境。” 此後的日本順利地踏上了美國的同盟戰車,成為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遠東防線。美日同盟使美國在東亞地區獲得了一個穩固的戰略基點，增強了美國自身的力量，使美國成為東亞事態的主宰者。對日本來説，“與美國的防衞合作則是它為重新獲得主權而付出的代價”。

二戰後靠安全合作維繫的美日同盟實質上是相互借力、各有所圖。同盟始終存在抑制日本重新武裝的一面。冷戰中的美日同盟，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既要扶持日本的力量，用以抗衡敵對陣營，又要抑制日本的復興脱離美國的戰略軌道，美國對日本的戰略猜忌和防範始終存在。一些美國學者認為, 同盟可以將日本安撫於美國的卵翼之下，一方面可以消除日本再次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可能，另一方面可以加強日本的和平主義信念。 冷戰後的新美日同盟與冷戰時期美國的亞太戰略一脈相承。整個冷戰過程中，壁壘分明的兩極對峙使日本融於由美國和歐洲構成的一極——西方。日本被強行注入的西方價值有效地加強了美日同盟這個軍事、政治共同體的力量。但是日本在過去六十年成為美國的可靠盟友是因為日本別無選擇。冷戰時期它需要美國的幫助以抗拒蘇聯的軍事壓力，也需要在美國的軍事盾牌下實現修養生息。冷戰後美國更強大的單極優勢以及日本在東亞的孤立使日本只能跟隨華盛頓的領導。

美國亞太戰略的“阿基里斯腳踵”就是日本與中國實現和解、走向戰略協作。因此，在中日之間形成相互制衡，使它們無法像法德軸心壯大為大歐盟那樣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是美國實施亞太戰略的前提。中日自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持續百餘年的衝突與歷史積怨，為白宮實施分而制之的古老統御術留下了操控的空間。白宮按照抑強扶弱、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決定敵友。冷戰結束之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而中國經濟飛速增長，中日力量消長加上兩國曆史上存在的長期衝突及領土爭端等糾紛，使日本對中國的猜忌和防範大增，美國搶先通過加強美日同盟阻止了中日提升雙邊關係的可能, 同時把日本拴在同盟的戰車上，企圖繼續維持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今天的日本遇到了自鴉片戰爭100多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強勢中國” ,日本的經濟日益融入亞洲，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脱亞入歐”觀念日趨動搖 。日本的對美、對亞兩面外交正陷於惡性循環的死結，在中美之間日益進退失據，無法與鄰國和解已成為日本受制於美國、孤立於亞洲的致命傷。日本資深政治家河野洋平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孤立狀態是小泉首相一味追求親美路線，在美國不斷拋出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時向美國一邊倒的結果。” 日本的戰略困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日本之所以不能擺脱對美國的依賴，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略和解；日本之所以不能建立日中戰略互信，就是因為美日同盟的存在。不能獨立自主的日本，只能充當美國東亞政策的炮灰。

新世紀美日同盟潛藏的戰略衝突

進入21世紀的美日同盟是否會因彼此間的戰略衝突加劇而走向破裂中國學界見仁見智。有觀察者看到了美日同盟中日本僕從國和追隨者的地位，美日同盟在遏制亞洲新興大國的同時，還具有“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抑制日本脱美傾向”、壓制日本 “發展自主防衞，擺脱對美依賴”的一面，以及“日本是美國在實施其全球戰略過程中利用的一個對象。只有服務於美國全球戰略的日本才是能夠得到美國保護和支持的日本。” 但這樣的觀察並未基於對美日之間結構性戰略衝突作深度剖析，也對中國興起與日本走向自立的權力格局變動對美日同盟的衝擊缺乏探討，於是得出結論，“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和不斷強化使得日美關係從過去的依附與依賴關係逐漸向相互支持、共同謀求東亞霸權的全面夥伴關係演變”。

美日“共同謀求東亞霸權”的論斷忽視了美日之間難以兼容的戰略利害衝突。二戰後國際關係史上曾有過“美蘇共同主宰世界”和“美英共同稱霸全球”的説法 ，但與美日同盟形同勢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核武器問世，作為一種具有巨大毀滅性的終極武器，核武器成為國際政治中根本的、無法迴避的地緣政治特徵，成為大國戰略平衡的穩定器。戰後的歷史，核陰雲密佈，卻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時期。核疆局導致美蘇之間有了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共同戰略利益，——避免核大戰導致同歸於盡的結局。這種共同利益抑制了美蘇在全球尋求局部優勢的爭奪升級為全面衝突，美蘇最終達成了所謂“核恐怖平衡”下的世界和平,“共同主宰世界” 的戰略應運而生。這是兩大陣營勢均力敵以及核武器存在導致大國關係的一種特殊情況，不具有國際關係理論分析的普遍意義 。今天的美日之間存在戰略上的利害衝突。美國作為在冷戰中勝出的唯一超級大國，力圖確保其一超獨大的地位，圍堵和打壓任何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的新興大國；日本的利益，是在一個權力更為均衡的世界上，恢復國家的完全獨立自主。冷戰時期，蘇聯的軍事存在對日本構成現實的安全威脅，冷戰後的世界，全球主義盛行，敵人的概念模糊了，有長期利已主義傳統的日本不會被美國緊緊地綁在戰車上。“美日共同主宰東亞”的論斷沒有戰略依據和邏輯上的支持。冷戰後的新美日同盟只是沒有戰略基礎的空殼，是日本自編自導演給美國人看的鬧劇。美日同盟的加強，對日本來説，不過是臨時濟用的權詐。同盟更象是流於形式的鬆散的政治聯姻，而不是具備危難之際同仇敵愾的軍事同盟。美日同盟已過盛期。

美日同盟不具備美英同盟的凝聚力。二戰後美英同盟的特點是“美主英從”，英國追隨美國的世界戰略。戰後英國失去超級大國地位，淪落為二流國家，為了在兩極對峙、壁壘分明的世界中尋求生存，追隨美國是當然的選擇。冷戰後蘇聯解體，共同敵人消失，美英同盟依然牢不可破，這是因為在一個美國主宰下的世界中，英國總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確保自己的生存。一個沒有美國霸權的世界對英國來説是動盪和充滿危險的。英國只有追隨美國才能確保生存與安全是英美同盟的立足點。“美英同盟” 有文化血緣紐帶的保障和共同戰略利益維繫。相反，美日同盟卻缺乏強固的基礎，戰略上的格格不入正促成日本國民反美運動的潛流。要求發展自主防衞、擺脱對美依賴的聲音在日本一直沒有平息。

東亞存在的兩大戰略趨勢正在日益加深：中國日漸強大與日本加速成為“普通國家”。這一切預示着目前的美日同盟關係實際上具有暫時性與過渡性的特點。從長遠看，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在東亞面臨日本自立的衝擊。戰後日本喪失國權，失去了從軍事上和政治上發展的可能，依託美國的保護，通過經濟復興重振國力，謀求恢復，這本是權宜之計。隨着日本走向軍事政治大國，對美一邊倒的策略已走到盡頭。冷戰後意識形態之爭淡出國際政治，民族國家在主權分立的國際體系中本能地重新確立其主體性地位，日益融合的全球一體化的價值觀念遭到民族文化的頑強抵抗。這是一個民族主義重新激揚的時代。日本作為歷史悠久、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會永遠躲在美國的卵翼下。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這是日本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礎，在完成新“富國強兵”之後，日本必定會在世界戰略中發出獨立的聲音。冷戰後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這終究不能替代日本尋求自身獨立發展的終極目標。二戰後日本利用東西方冷戰對峙通過經濟復興重新聚集起國家力量。美日同盟的再定義與日本地位提升的背景就是美國力量的衰落及其對日本控制力的下降，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新美日同盟是冷戰同盟的順延。冷戰後的日本“可以採取更加靈活的追隨政策了”，日本甚至“暗示自己的戰略主體性”。

美日同盟建立在美國的軍事控制上，以美國的戰略利益為基石，它閹割了日本的自立，因而孕含着解體的危機。有中國學者指出,“美日同盟使美國可以對日本的安全戰略走向施加有效的控制”，“為日本軍事力量的發展設定了一個限度”。 美國東亞戰略追求的目標，是在確保美國主導權的同時維持有利於美國的戰略穩定。約瑟夫•奈認為，“美日同盟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政治秩序是氧氣——我們視其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東西，除非我們失去它。” 日本實力與對外發揮作用的意願急劇膨脹將與美國維持美日同盟的初衷背道而馳。因此，美國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的同時有讓日本無法以防範中國為由獨立發展軍備的意圖。20世紀90年代初，駐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斯泰克普爾將軍曾言，一些美國人把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看作是阻止日本重新武裝的“瓶塞”。 1992年美國國防部擬定的1994－1999年“防務計劃指南”暗示，未來美國將會阻止日本和德國這樣的地區強國獲取主要軍事大國的屬性（特別是核武器和遠程投射力量）。 既便是像邁克爾•格林這樣主張加強美日同盟、擴大日本在同盟中作用的人士也認為，應該繼續限制日本對第三國採取進攻性行動，日本的主要任務是保衞本土和一千海里交通線以及對美國的全球行動提供後勤支援。

美日擁有迥然不同的國家安全利益也是當前美日同盟的潛在危機根源。美國信奉單極霸權論，日本的利益顯然存在於多極世界中。未來日本實現其壓抑已久的政治、軍事大國抱負將招致美國的戰略打壓。美日同盟的戰略基礎已經消失，內部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擴大。“美國利用美日同盟追求霸權利益的全球戰略與日本利用這一同盟追求其戰後第二次崛起的國家戰略而發生劇烈衝突的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 從長遠看，美日同盟的前景暗淡。閻學通等學者認為,“日本向一個‘普通國家’的迴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繼續維持駐日美軍從長遠來看對日本人也是不可接受的……一個更加追求自主性的日本將會拒絕向部分是為了遏制自己的外國基地提供資助”。 有美國學者指出，從更長遠的情況來看，阻止日本發展獨立的軍事力量的長久之計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安全共同體，而不是排他性的美日同盟。 由於美國利用這一同盟體系謀求實現單極世界戰略，“日本依託該同盟全面提升其大國地位的戰略要麼與美國的地區平衡戰略發生激烈碰撞，要麼在全面失望中另覓他途，因此日本目前所奉行的以‘片面迎合追隨’為特徵的功利政策從中長期看將難以維持。” 戰後日本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政策取向主要基於：擁有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以美國大市場為依託的經濟利益；源於無核、少量武裝的國家安保要求。 日本的經濟正在與亞洲加速融合（2004年中日貿易額首次超過美日貿易額），日本正在重整軍備，美日同盟很快只剩下空洞的“共同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美《洛杉磯時報》1999年8月25日披露，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兩篇報告得出結論，日本“正在兩面下賭注”，一方面加強其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一方面又在準備應付完全靠自己時將面臨的局面。 美日之間相互猜忌、防範於此可見一斑。

美日同盟的軟肋是日本走向自立。因此日本的任何獨立傾向都會遭受美國的打壓。日本尋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遭受美國事實上的封殺。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8月2日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共同阻止日本、德國、印度和巴西提出的擴大安理會的決議提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8月3日向美國國務卿賴斯抗議説，美國的支持“只是口惠”。 日本急切地利用美國的全球戰略達到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的遭遇挫折。日《每日新聞》日前刊登一篇《不和諧的日美關係》的文章説，美國政府內越來越多的人對日本失去了耐心，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原定於10月21日－22日的訪日計劃已被取消。 日《世界週報》於10月11日刊發的一篇題為《駐日美軍調整可能將以失敗告終》的文章認為，美日兩國間在基地調整問題上設定的前提不同(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強烈反對日本堅持要美軍合併其駐日基地的提議，至少其最終結果不會像兩國宣佈的那樣強化同盟關係。 美日雙方在日本 “爭常”和基地調整問題上暴露的矛盾表明，戰略上的格格不入已開始影響到同盟的操作層面， 美日同盟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戰略上都開始顯現裂痕。

美日同盟追求的戰略目標是同時遏制中日，但隨着中日的先後崛起，已凸顯了這個同盟內在戰略目標的混亂。美國前駐日大使阿馬斯科特認為，美日同盟的終結將使美日關係加速向新的戰略角逐方向發展，可能使日本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促使中日在推行更加排外的、損害美國利益的泛亞地區主義方面展開合作，而“美日同盟使我們能夠更便利地以一種高效的、再保險的方式介入到亞洲的均衡當中。” 美國這種政策選擇違背了戰略集中的原則。隨着中國實現國力的大躍進，日本龐大的經濟力量向軍事和政治優勢轉化，亞太地區進入二強並存的時代，美國同時遏制中日的戰略面臨兩難困境。美國將不可避免地同時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和一個獨立傾向日漸增強的日本。隨着中國全方位的崛起，日本在中美之間奉行靈活的外交政策有了強有力的客觀基礎，這將加強日本國內對美説不、尋求完全自立的傾向。如果日本與亞洲鄰國和解，日本將成為東亞合作的積極力量，用亞洲的力量平衡美國的壓力，在美亞之間左右逢源，則日本在外交上將立於不敗之地。

美軍的安全保護是二戰後日本和平發展的前提。目前的日本還不具備在現今國際體系中完全自立的國家綜合力量，如日本在戰略和軍事領域不具備與經濟實力相稱的力量。戰後日本的經濟立國及和平憲法的束縛使日本在安全和海外貿易通道等方面高度依賴美國，日本國內也形成了強大的親美集團和易於接受美國壓力的決策慣性。 日本目前不具備徹底擺脱美國控制的力量，日本也不急於擺脱美國的控制，在榨取盡同盟的利用價值之前，日本不會與美國分道揚鑣。日本一邊賺取依賴美國的好處，一邊在地區戰略制衡中快速發展自己的意圖清晰可見。岡崎久彥認為，最高的價值並非“自立”，而是“安全”和“繁榮”。添谷芳秀認為，不論美中出現何種對立或協調也決不能動搖美日基軸路線。 今天的日本正在美日同盟的幌子下韜光養晦。日本避開美國的戰略鋒芒，扮演亞太“忠實盟友”的角色,利用新的“單極”與“多極”的戰略對抗漁利。在美國縱容與支持之下，日本正在加緊增強自主防衞能力、拓展外交空間, 在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的大混亂中,觀望形勢,圖謀逐步實現大國的自立。

日本的抉擇

日本的成就在非西方民族之中無與倫比。日本是第一個成功抵抗西方侵略並進入列強行列的非西方國家，第一個以經濟成就成為發達國家的非西方國家。日本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復興能力。從1945年到1993年，日本是“不正常”的國家。但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一直處於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轉型之中。日本正在面對繼明治維新、戰敗被迫與美國結盟之後的第三次國家戰略抉擇。日本將走向何方？

面對東北亞變動的權力格局，日本有三種戰略選擇。

第一、在中美之間尋求超然的地位，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勢力範圍。

第二、維持美日同盟。

第三、與亞洲鄰國實現和解，建立戰略協作，迴歸亞洲，實現完全的國家自立。

日本的第一選擇是死衚衕。日本孤懸於東西方之間，地緣上先天不足，資源貧乏。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軍國主義企圖以武力整合東亞，已被歷史證明是一場虛幻的大夢。日本單獨依靠自身的力量無法抗拒美國單極格局的不對稱優勢，更不能在中美兩大國的夾縫中建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日本被迫在美國的卵翼下繼續韜光養晦即是日本不能再度復活大國權力的明證。

繼續維持美日同盟是下策。冷戰結束以來的美日同盟不具備實質性的共同利益，同盟勉強得以維持所靠的只是兩國數十年戰略同步的慣性，以及日本由於長期依賴美國而導致的國家意志無能(包括在軍事上不能自立以及依美尋求發展的韜光養晦)。自立是一個民族主體性與尊嚴的真正體現，是民族國家在現今國際體系中所能嚮往的最高價值。走向自立的日本與美國控制日本以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前沿存在的矛盾不可調和, 這個矛盾將隨着中美日戰略互動的加深而日益凸顯。

迴歸亞洲是上策。中國的興起，客觀上削弱了冷戰後美國在全球濫用武力、不受阻礙的單極格局，恢復了全球的戰略平衡。日漸興起的中國是穩定全球形勢的一支和平力量。中國崛起直面美國的封殺，日本走向軍事政治大國導致美日戰略衝撞，使中日具有潛在的共同戰略利益。中國的興起為日本實現完全的自立提供了歷史性機遇，日本追求國家獨立的努力也為中國打破美國的戰略封鎖、實現和平崛起展現了難得的戰略契機。尋求大國地位的日本與崛起的中國有可能建立兩個大國間平等的戰略協作。美國在東亞將面臨戰略上的無奈。中日的對抗和敵意遠非看起來那樣深刻，中日的親和流淌在兩大民族的血液裏。中日之間不會真正走向衝突。中日作為中美日三角中較弱的兩方，只有在戰略協作中才能維持彼此的生存與獨立。美國一廂情願地在中日之間打平衡牌是註定要失敗的。只要美國作為一支超級力量繼續存在，中日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衝突就會被抑制。美國提升日本戰略地位是因為中國的存在，一旦中國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對美國的利用價值，日本逃不脱鳥盡弓藏的下場。美國的存在是驅迫中日走向戰略協作的強大動因。日本與中國已建立了密切的經貿聯繫，它是具有深遠的地緣政治價值的經濟先導。二戰後法德的真正和解是由經濟的聯合啓動的。日中經濟的融合以及日本經濟融入亞洲藴藏着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機，為日本走向自立敞開了一條坦途。中日日益溶合的經濟以及日益趨同的戰略利益是中日戰略協作的立足點，這一立足點將成為撬動東北亞地緣政治板塊的支軸，是促使美日同盟走向解體的推手。

日本是一個轉型中的巨人，作為新興的力量，日本正在世界上尋找自己的位置，這為中國謀求一個安全與和平的發展環境提供了一個戰略契機。中國要適應並應對這一歷史性轉變帶來的機運和挑戰，鼓勵日本重新成為安全上自立的大國，尊重日本希望在國際社會發揮更大作用的願望。一個更加自主的日本將不可避免地要干擾美國的亞洲政策，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包含固有缺陷的威權同盟在中國崛起和日本走向自立的內外衝擊之下將無可挽回地走向分崩離析。復興的中國與重生的日本將成為一體化的亞洲的核心。日本的歸宿在於迴歸其歷史和傳統的源泉，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尋求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