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內訌葬送了東亞中興的機會-趙葆珉_風聞

近代中日內訌葬送了東亞中興的機會-趙葆珉

中日兩國同種同文，地緣上唇齒相依。地緣與文明血緣的力量決定了中國在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核心地位。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大陸政策，也具有與中國息息相關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含義。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認為，中國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國家，中國是關係到日本國家和民族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吉田茂曾説，中國當為日本國民活動之天地，實業界恢復繁榮的基礎。他指出，日本之所以發動兩次戰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這是因為日本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國家，而殖民地中國是日本國力的重要源泉。那麼幅員遼闊的中國“對日本有重大利害關係”。[2]187他説：“我國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時代自不待言，即便進入大正、昭和時代，這也是中國問題和對華政策。”[2]187日本不具備大國的權力基礎，日本企圖征服中國，以中國的資源和人力確立抗衡西歐列強的權力基礎。日本追求超出國力的飄忽目標，失敗是必然的。

東亞兩個主要大國間的持久戰爭與衝突，也就決定了東亞政治的走勢。日本自私的民族利己主義以鄰為壑，自相魚肉成為必然之勢。日本固然不能遂行併吞中國的目標，而中國的復興進程也一再被打斷。中日不能形成合力，也就葬送了東亞中興的任何機會。列強環伺下的中日對抗，註定了沒有勝利者。當兩股力量陷入殊死搏殺的時候，它們受制於第三力量。東亞的權力旁落，力量均勢的主宰地位，拱手讓給外來勢力。日本是近代東亞最富有生機的力量，不能連東亞被壓迫民族為一體，確立堅實的復興基礎，這是日本失敗的最深在的原由。日本一面抗擊西方強權，在列強的夾縫中尋求維持國家的獨立，追趕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對中國無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敵，兩面作戰。這種戰略上的絕望決定了日本帝國“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經歷近百年的衰落，民族生存被逼到絕望的邊緣，而日本遭受滅國之災，至今不能擺脱外來軍事佔領，從某種意義上説，都是這種對抗和衝突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