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海權縱橫-趙葆珉_風聞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6期

中國海權縱橫

趙葆珉

On China’s Sea Power

Zhao Baomin

[摘要]近代中國在西力東漸中演化為兩棲國家。30年經濟轉型，中國具備了海洋國家的基本特徵，海權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個支軸進入了中國的戰略視野。中國海權經略以歐亞大陸的絕對存在為背景，接受中美關係的和平框架約束。全球海權與歐亞大陸均勢勢成連動，在美國全球海權衰落的背景下，歐亞均勢也將逐漸動搖。中國應在海洋戰線保持戰略剋制，延緩美國衰落，遲滯大國力量轉換的節奏，並推進戰略西進，從而集結資源應對陸海均勢的變化。

[關鍵詞] 中美關係；歐亞大陸；中國海權；和平崛起；經濟力量

[Abstract] China evolves into an amphibious country in Western invasion and a maritime na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Sea power as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omes into China’s vision. China’s maritime pursuit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and subject to the peaceful framework of Sino-US relations. Global sea power and Eurasia equilibrium are inseparable. In the context of a declining United States, the Eurasian equilibrium will gradually shake. China should come to compromise with the US on the ocean front, to slow down the rhythm of the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And thus advance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assemble resources to create balance of power in our favor on both land and sea fronts.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Eurasia Continent; Chinese Sea Power; Peaceful Rise; Economic Power

中央王國具有根深蒂固的大陸特徵，五千年畫地為牢，漫長的歷史與巨大的地理空間強化了此一特徵，海洋作為地緣政治空間蟄伏於中國的文明視野之外。近代中國被來自於海上的持續危機所吞沒，被迫同步於西歐的歷史節奏。中國不可避免地演化為一個兩棲國家，並具備了海洋國家的基本特徵。海權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個支軸進入了中國的戰略視野。

過去500年西方在海洋上崛起，打破了中央王國久遠的、與遊牧部落爭奪生存空間的大陸地緣政治模式，也提供了中央王國五千年未曾有過的文明機緣。從歷史的宏大視野審視，五千年大陸文明史，只是中央王國成長的青澀歲月，或是一幕壯觀歷史大劇的卓越序曲。隨着中央王國的海洋潛力被喚醒，全球地緣政治進入了史無前例的兩棲權力時代。

一、兩棲中國的戰略尷尬

兩棲中國的形成與兩代歐美海權相伴，但兩棲中國的崛起以美國霸權興衰為背景。中美同時在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背景下崛起，中美競爭隱然在亞洲大陸邊緣地帶與太平洋盆地展開。這一競爭具有雙重特徵，它構成陸海大國千年爭奪的延續，也是海洋大國海權競爭歷史的重演。中國兼具冷戰時代兩大超級大國的核心特徵，融匯了陸權與海權的雙重色彩，跨越世紀之久的衰敗與戰略上無足輕重之後迴歸，這一歷史大勢與美國衰落一道構成繼蘇聯崩潰之後驅動大國勢力重組的原動力。

（1）介於大陸與大洋之間

中央王國綿延五千年作為自在體系而存在，大洋天險使它可以將戰略集中地指向大陸，這一直是五千年中國的核心特徵。近代以來西力東漸，在大陸與大洋上同時展開，喚醒了中國海疆藴含的全部地緣政治潛力，也使中國陷入陸海兩線捉襟現肘的夾縫中，戰略上腹背受敵。立國五千年集中向北防禦的戰略優勢消失了。至少從戰略上而言，中國因西方的入侵而永遠改變了。晚清中國海防與塞防危機同時浮現，在陸海兩線顧此失彼，即是這一戰略困境的產物。中國在西方持續兩百年的壓力下自我復歸，潛藏着難以兼容的戰略分裂。與立國五千年蝸居大陸固守單一戰略不同，中國的穩定開始取決於兩大交互影響的陸海體系的變遷態勢，以及中國對任一體系的應對方式。避免陷入陸海列強的戰略合圍，是作為兩棲大國首要與優先的戰略考量。

經濟結構的變遷是兩棲中國構建的原始出發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作為大陸體系變化的契機，來自於外部商業結構的移植。[1]持續數千年的自然經濟崩潰，整個大陸文明形態全面轉型，這一史無前例的經濟結構變遷與國家的崩潰與再造相伴。過去30年，中國依靠廉價製造融入全球經濟，最終完成了一個半世紀的經濟轉型，形成外向型海洋經濟結構。經濟結構發生五千年未有之變動，生存空間越出大陸且超越本土主權範圍[2]，藴涵着巨大的戰略質變意義。五千年根深蒂固的內生自足的平衡能力下降了，海外經濟存在與海外貿易通道虛懸的困境凸現出來。中國安全戰略最根本的目標不再只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它必須同時兼顧保障海外經濟生存。海權抱負與全球戰略布控應運而生，中國大戰略被注入了戰略邊疆的內涵，也因此具有了分裂的特徵，被迫兼容海權與陸權的雙重考量。

迄今為止，背靠列強均勢一再衝淡了這一戰略隱憂。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以因應陸海兩線多個戰略方面多重敵手為取向。在列強環伺之下，中國可以藉助 “以夷制夷”的策略，在眾多相互競爭掣肘的敵手間艱難撐持，在列強的夾縫中苟延掙扎。新中國誕生以來一再在陸海兩線變換敵友，或維持冷戰均勢，或在單擊體系下背靠多極力量支撐，從而至少確保在陸海兩線之一享有穩定的戰略側後，這一持續利好為中國的復興贏得了足夠的喘息。隨着中國作為獨立大國力量回潮，在陸海強權之下朝不保夕的時代結束了，但藏身於大國襁褓、背靠列強均勢的時代也隨之結束，戰略分裂的隱患更加清晰地凸顯出來。中國開始面臨均勢的敵視與戰略分裂的雙重隱患，任一力量主宰陸海兩大範圍之一，都將陷中國於腹背受敵。在冷戰時代兩大超級大國覆滅或衰亡之後，這一趨勢更加明確。

（2）在美國體系中廉價崛起

中國向海權大國的蜕變伴隨着中美海權衝突，這一衝突以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絕對存在為背景。美國全球海權以歐亞大陸的戰略均勢為依託，而中國海權進取以歐亞大陸的絕對戰略穩定為前提。後冷戰20年單極體系形成，美國戰略優勢構成的巨大壓力，驅迫歐亞大陸列強協調彼此政策，形成抗擊單極體系的戰略默契。在這一戰略利好之下，中國在海洋上面臨美國遏制的同時，卻可以背靠穩定的戰略側後。

衝突與被迫合作是後冷戰中美關係的核心特徵，這一雙重特徵源於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衝突與戰後國際體系力量結構的變遷。中美結構性衝突的存在，使中美關係失去了簡單妥協的基礎，而由於核均勢施加的遏制性約束，中美不能像歷史上大國競爭那樣以戰爭方式簡單解決競爭，美國對華軍事遏制被置於無用武之地。對中國來説，由於常規軍力薄弱與戰略威懾能力的不確定，中國處於自近代被西方優勢武力擊敗以來又一個最艱難的時期。核均勢決定了中美和平共存與和平競爭的良性本質，決定了這一競爭始終處於可控狀態。經貿紐帶與經濟融合加強了這一和平競合態勢，沖淡了中美關係中長期無解的難題、體制對抗與價值衝突，阻礙美國形成清晰明確的對華遏制政策。對逆勢崛起的中國來説，美國的遏制壓力是凝聚民族共識、推動體制順利轉型的外部助力。中國軍事相對軟弱，也成為潛在福祉，避免了過度軍事糾纏與美國的遏制鋒芒。

在這一時期，中國對美戰略考量包含幾乎難於兼容的衝突需求。中國崛起依託美國主導的全球安全體系與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美國構成中國崛起的制約背景，也構成中國崛起的穩定依託。中國處於軍事空窗期，隱忍待時，夾縫求生，更多的是出於經濟轉型的壓力與自保本能，而不是與美競爭。中國需要反制美國過分的軍事傾向，在圍堵下脱困，同時需要利用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與美國市場，以利經濟成長並實現緩慢而艱難的權力轉移。應對美國安全挑戰與依賴美國安全體系與市場的衝突需求，形成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困境。中國忍辱負重，在一種艱難的境地中駕馭了糾結而多變的中美關係，維持了中美關係的大體穩定。中國對美外交折衝的核心策略建立在經濟崛起上，以拖延避免衝突，為贏得時間而參與競爭，數十年如一日，如臨如履，化解危機的真諦在於隨着時間而自動增強的立場。

核均勢奠定了中美和平並存的歷史宿命，中美關係擺脱了歷史上大國興衰受困於或敵或友的簡單對立，中美競爭由此轉移到經濟較量上，經濟力量變遷開始具有主宰中美競爭走勢的戰略性內涵。後冷戰20年，中國挾多極化潮流以小博大，反客為主，沒有被動地在美國設定的領域中與其競爭，而將政治與軍事上遭受的持續圍堵，轉化為經濟上的出擊。經濟崛起避開紛爭，沒有將意圖與目的明確表達，而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爭取喘息和發展機遇。不能依仗戰爭手段阻斷和平競爭大勢，美國即沒有打破遊戲規則的機會；不能在全球全面擠迫、限制中國經濟成長，美國即不能遏制中國崛起。美國經濟走向虛擬是中國的天賜良機，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生產體系，廉價製造優勢由此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20年中國致力於經濟拓展，即從容化解了美國軍事遏制而未引發戰爭與衝突。

二、美國衰落下的中國海權經略

中美興衰深度捆綁，這一榮衰規範着中美競爭的方式。中美競爭置於穩定的戰略框架之下，以經濟融合為背景，通過經濟折衝消解權力轉移。中美海權競爭從屬於中美關係的多重戰略需要，受制於這一相互依存與良性競爭的雙邊關係，陸海兼具的雙元特徵決定了相當長時期中國海權的有限性，因而中美海權抱負天然具有兼容性。

（1）中美戰略融合

1．中美結構性矛盾退居背景中

反恐戰爭與金融危機是中美權力消長的節點，歷20年遲滯漫長的權力轉移，中美關係發生質變且浮出水面。美軍鋒芒挫傷，對華潛在軍事威脅解除，而中國開始擺脱對美經濟依賴，走上了獨立自足的發展。中國模式的形成使美國失去了從政治上遏制中國的槓桿，美國對中國本土的滲透性影響力與潛在顛覆能力終結。中美競爭處於同一體系中，中美權力消長具有直接而緊密的零和性質。中國在單極體系中站穩腳跟意味着美國霸權的全面懸空。後冷戰20年美國遷延苟安，被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限定，為獲取廉價產品與廉價債務洞開市場，助推了中國崛起，且始終未能構築連貫一致的對華政策，在其全盛時期也沒有顛覆中美關係的戰略決斷。擁有所有優勢而不能阻擋中國崛起，美國不但喪失了冷戰勝利賦予的戰略機遇，也喪失了自身存在的權力根基，從長遠看，將永遠被淘汰出局，喪失參與國際競爭的機會。

中美結構性衝突隱退，不再是簡單的敵人。鑑於中國整體利益和結構的龐大複雜，中美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多極均勢迴歸意味着羣雄蜂擁而起，繼續遏制中國，對美國來説，不但力不從心，也將招致羣雄坐大，在戰略上摁下葫蘆起了瓢，從而喪失其政策初衷。中美興衰勢成連體，權力消長無縫鏈接。中國夾生崛起，匆忙出發，內部整合不足，而多極化潮流的有利態勢逆轉，且面臨歐亞大陸戰略側翼暴露的後顧之憂。美國力量陷在全球，戰線拉長，與華協作可延緩衰落，穩定支離破碎的全球戰略。在中美關係競爭與融合的雙重性中，美國作為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依託這一傾向將繼續凸顯，中美安全需要開始與經濟融合互利的趨勢相一致，漸次崛起的中國與逐漸式微的美國開始唇亡齒寒。美國霸權急劇崩潰將瓦解全球戰略穩定，導致全球混亂，而一個對列強施加適度約束又不對中國構成威脅的美國最為可取。

2．中美經濟決勝

在中美競爭時代，地緣政治爭奪經濟化，中美以經濟力量消漲界定相對權力優勢，創造財富的能力最終決定這一競爭的結局。20年中美興衰源於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力量消長構成穩定有序的中美權力和平流轉的核心。經濟融合的權宜利益不僅緩衝了中美關係中的一般衝突，也從長遠上推動了中美力量的穩定變遷，從而化解了核均勢形成的中美關係死結，避免再度形成冷戰僵局。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力量，構成中美權力和平變遷的基礎，它避免直接衝擊美國霸權且保持連續不斷的進取，迂迴前進且步步為營，以緩慢累積的方式促成戰略突進，以經濟互利與融合為前提擠壓並逐漸動搖單擊體系，通過打擊財富根基削弱美國強權。以應對蘇聯軍事對抗與威脅為核心的美國戰略架構，沒有有效應對經濟競爭的總體策略，單極體系衰落不是軍隊戰敗的結果，而是經濟失敗所致。[3]

中美競爭有着深刻的扭結，伴隨着日趨增強的戰略相互依賴，比美蘇冷戰對抗更為複雜多變。對崛起的中國來説，美國霸權逐漸退化為一種良性力量。與後冷戰20年相比，中國戰略規劃傾向於海洋，聚焦於對美關係的時代結束了。今後中國的核心戰略命題，不再是打破單極企圖，粉碎其孤立和壓垮中國的圖謀，或在兩難之間艱難平衡。中國外交聚焦於維持體系穩定以利權力繼續有序轉移。中美競爭處於同一體系中，可以自然的方式實現權力交替，以和平演變化解中美衝突。美國繼續保有殘存軍事優勢，但新秩序的政治大框架由經濟力量的持續流轉塑造。中國崛起箭在弦上，引而不發，蓄養國力，不受裹挾，繼續在經濟上展現國家意志，將美國霸權鎖定在既定格局中緩慢衰落，可避免全球混亂與動盪，實現兵不頓而利可全的兵家至境。

（2）與美戰略協作

1．和平崛起大勢底定，中國在陸海兩線均擺脱挾制，顯出進取態勢，因而四面受敵的地緣缺憾盡顯，大局更為支離破碎。中國即刻面臨一個結構性矛盾，表現為大戰略中“塞防”與“海防”的兩難、陸權與海權的破裂以及區域角色與全球角色的衝突，起因於一個同時在大陸與大洋擴展的兩棲世界。歐亞大陸均勢是全球體系的戰略樞軸之一，全球海權與歐亞大陸均勢勢成連動。[4]美國喪失全球海權壟斷，意味着美國將同時喪失對歐亞大陸均勢的控制，從而導致羣雄並起的亂局。美國霸權衰亡，也將使歐亞大國戰略合縱的根基消失，支撐中國30年和平崛起，因蘇聯崩潰而形成的穩定大陸背景或將急劇動搖。執着於在海洋方向的推進，中國將同時在大陸力不從心，且可能直檔陸海兩線大國合縱的鋒芒，造成兩線戰略態勢同時孤立突出的險境。

要先制破擊這種困局，必須實施明智而適時的戰略轉型。在經濟力量消長繼續推動中美權力轉移的背景下，可將美國世界抱負納入中國戰略規劃，將殘存單極優勢為我所用。美國大福不再，清理戰略積弊，卸下帝國重負，遲早都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目標限定在推倒美國霸權上，試圖匆忙完成這一進程不但自毀長城，也將重蹈美蘇競爭兩敗俱傷的冷戰覆轍。可繼續遷就單極戰略傾向，迴避海洋戰線的過度出擊，鼓勵美國繼續承擔全球海權重負與維持歐亞大陸均勢的決心，延緩其陸海兩線的同步衰落，遲滯其戰略轉換的時機，從而影響大國力量重新分化組合的節奏，增加戰略裕餘，以贏得更多時間集結資源應對陸海均勢的變化。一個迷戀霸權、遷延不去的美國，是和平崛起的一部分，將繼續為中國提供戰略喘息。

2．推進戰略西進——融合陸海權力

與美和解，傾國西進，可在戰略上左右逢源。過去500年先後崛起的大國在地緣上均是殘缺的，擁有或海或陸的單維潛力。歐美列強、俄（蘇）與日本都不能逃脱這一地緣缺陷。英美霸權偏居於世界權力的邊緣地帶，被單一海洋視野所限定，其力量不能深入歐亞大陸心腹，只能藉助於間接手段牽制大陸均勢，其崛起均被迫以軍事暴力爭奪海上通道，遂先天陷入大國爭奪的混戰中心。而德國與蘇聯被困於歐亞大陸腹地，不能自由進出外洋，從而有效地參與世界權力的爭奪。中央王國具備兩棲地理的天賜奇緣，可融合陸海權力而在戰略上立於不敗之地。中國的文明潛力與地理幅員，註定了中國擁有力量擺脱500年海權歷史的慣性，促使全球權力體系由單一向雙元轉變，打破海洋民族佔據中心，從海上實施攻擊，不斷侵入大陸持續5個世紀的歷史。

西進可融合中國大戰略的全部核心考量，是中國戰略突擊的必由之路。構建西部戰略通道，可超越500年大國興衰的殘缺範式，打破全球權力體系單一依賴海洋的困局，形成更為持久的兩棲權力根基；迴避與美在大洋上狹路相逢，避免中美零和消耗，從而為列強坐大提供漁利的機會；避免過度衝擊美國霸權，防止其過早收縮或提前崩潰，從而危及和平崛起的戰略安排；防止歐亞大陸區域大國坐大，並抑制其可能的過分擴張傾向；激活西部半壁江山的經濟潛力，啓動中央大市場，打開新的海外戰略通道，在歐美市場衰落之後，開闢全球化第二戰場，並以中國製造與投資為中心自立體系；恢復中國在歐亞大陸上傳統的地緣政治角色，在穩定的華裔秩序崩潰之後，重塑歐亞大陸均勢，以中國陸權為核心構建歐亞大陸安全體系，並破擊任何可能的區域聯合抵制。

西進也潛藏着戰略破碎的隱患。後冷戰20年，出於抵禦單極體系的戰略壓力，歐亞列強被迫擱置彼此間的分歧與衝突，結成權宜戰略協作，形成相對穩定但脆弱的歐亞均勢，在這一祥和的背景之下，是中國力量自然地向這一地區伸展。美國在大洋上衰落意味着，20年之內，環繞中國陸海兩線的帝國體系同時解體（類似的地緣政治變遷在500年大國興衰的歷史上絕無僅有），這一疊加效應將加劇中國在陸海兩線戰略分裂的兩難困境。如此，中國將面臨陸海兩線同時收拾殘局以及經濟自然東西背進與四面出擊的困境。戰略西進形成陸海兩線多個戰略方面同時進取的態勢，將加劇大局的戰略繃緊，藴含着戰略破裂的巨大風險。進入歐亞腹地，將可能觸動新的大國對抗與爭奪，隱然陷入陸海列強的戰略合圍，從而可能導致兩線戰略規劃全盤破局的險境。

大國崛起無往而不在夾縫之中，危境行險，如同後冷戰20年，中國應有再度戰略突圍的決心，並善用這一天賜良機。蘇聯崩潰之後，整個歐亞大陸處於權力真空狀態。過去30年，中國經濟能量自然地向外輻射，西進大勢已成，戰略西進只是對客觀存在的趨勢加以確定而已。利用中央王國天然的中樞地位，在陸海兩線均適度妥協以保持戰略集中，同時謹慎節制地使用力量，避免任一戰略方面挫動全局。核均勢遏制了任何可能的大國異動，經濟融合創造了新的大國互動背景，緩衝了中國兩線受敵的潛在戰略壓力。中國西進恰逢其時，貌似戰略涉險，其實履險如夷。和平崛起以經濟緩進推動大國力量消長，以經濟力量達成戰略目標，中國由此可避免成為大國合縱的目標並主宰大國力量轉換的命脈，假以歲月，中國將無往而不勝。

三、海權割據——中國海權制勝方略

遠程探測投射技術的躍進與現代交通手段的日新月異使日韓等濱海地帶融入歐亞大陸的整體戰略藍圖，而幅員遼闊的大陸資源得以重新匯聚，開始擁有壓倒海上力量不斷增長的戰略機運。在這一不斷變遷的戰略背景下，中國力量自然地向海上伸展。過去30年經濟崛起，以經貿紐帶為核心，周邊漸漸融入了統一的經濟空間，隱然形成體系架構。二戰後東亞形成的中美輪廓分明的力量分野已不復存在。依託邊緣地帶的狹窄島鏈，與漂泊海上分散孤立的海軍艦艇，美國在東亞的前沿存在喪失軍事效應，淪落為純粹的地緣政治裝飾。

中國需要不斷弱化美國的全球海權壟斷，這是兩棲中國崛起的核心特徵之一。但與傳統的大國競爭相左，這一進程必須在和平戰略之下漸次推進，不能損害惠及中國崛起的戰略框架。與此一進程相適應，可維持東海既定格局而屯兵南海。維持東海格局，可避免美國力量過早收縮或全面潰退；而固守南海主權，可對眾多世界海運咽喉要道施加影響，破擊可能針對中國的海上聯合遏制，同時構建與海上列強對等威懾的權力根基，將逐漸使東盟融入東亞新秩序，並最終決定日韓在中美間去就的決心。

（1）整合東亞

經濟決勝與中美興衰的深刻扭結決定了中美競爭的理性剋制與曠日持久的拖延態勢，決定了中國不能在中美力量對比中實現戲劇性驚天逆轉，也決定了中國統和東亞及台灣統一進程的步伐。中國新生的經濟力量轉化為戰略能力與政治影響力，最終侵蝕撼動美國霸權根基，只能在一種自然的進程中循序漸進。中美達成戰略默契，雖同牀異夢卻共同起舞，以維持東亞安全格局及經濟秩序，促成東亞和平演變。如同後冷戰20年，中國接受東亞既定地緣政治格局，即美國將日韓置於保護之下及台灣的相對自主地位，避免美國霸權在東亞及全球過於捉襟現肘。中美關係處於深刻的、或公開或隱蔽的戰略對峙，並不妨礙權宜合作。在相當長時期，環繞中國以經濟融合的新生亞洲將與美國的同盟體系相互覆蓋。依託這一難得的戰略喘息，中國可實施戰略西進並繼續在東西兩線推進經濟崛起的和平戰略。

攜經濟的崛起，中國執中美關係之牛耳。在中美力量漸進轉換與中國多重戰略考量之下，東亞註定要經歷一個過渡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周邊更為深邃的歷史紐帶將復活。近代中國衰落，環繞中國的華夷秩序崩潰，這一體系的國家紛紛失落，融入新的平衡。中國迴歸勢將挽回傳統的影響力。中國已躋身亞洲產業鏈的最高端，成為東亞聚合的原動力。憑藉與東亞諸國文明共生、地理鄰接的優勢，可形成融合一體的經貿格局。藉助於不斷上升的整體力量，耐心地與美國展開角逐，逐漸填補美國力量減弱的權力真空，以經濟融合沖淡美國對日韓的政治軍事制約，以持久累積促成根本性戰略變遷。中美協作而不走向戰略攤牌，日韓不必在兩難之間選擇，對華外交不必達到穩定訴求，可促使權力轉移繼續處於穩定變遷的狀態。

可在中美協作的大戰略之下，依託西太平洋天然地緣構造及現今地緣政治格局，實施海權割據。海權割據以有限海權為目標，避免海上力量過分深入而分割現有國力或與列強海權過度糾纏。在第一島鏈海域建立海上戰略根基，具備在戰時封閉周邊海峽的能力，依託大陸腹地的縱深力量與環繞這一島嶼國家的相對友好，將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海上威脅阻擋在海疆之外，並與美國實現海上生命線確保摧毀。如此，可避免戰略過度繃緊，擺脱受制於海洋一端或被兩頭夾擊的困局，且可避實就虛，推進戰略西進。歐亞大陸的總體資源與軍事潛力遠超美國，這一資源被有效地組織起來，美國將徹底被邊緣化。[5]在海洋戰線通過持久對峙，拖垮消化美國霸權，以最小代價收拾殘局，並在馬拉松式的中美競爭結局之前，為下一輪大國競爭未雨綢繆。

（2）屯兵南海

南海問題是中美競爭的產物，是中美台海60年戰略博弈的延伸和餘波，從屬於中美競爭的和平格局，受制於中美戰略持久消耗的整體進程。中美競爭從台海推進到南海，是中國崛起的戰略大躍進，也是中國和平戰略的凱旋，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一再被填補，構成中美和平興衰的連貫完整過程。南海困局必須在中國大戰略的視野下尋求破解之策，它不能干擾和平崛起的既定國策，不能衝擊中美協作駕馭全球權力轉型的戰略大勢（中國是穩定的中美關係的最大獲益者），不能挫動遍及陸海兩線多個戰略方面艱難維持的多元均勢。南海問題是中美競爭與中美權力交替過程中一再顯現的、連續的動態變遷的博弈焦點之一，也如同中美關係中所有的糾結，將在一種自然的進程中解決。經濟緩進驅動中美權力流轉如同君子豹變，從幼小到壯大，只能在忘我中發生，不能迅速而驚人。

如同曾經的台海博弈，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將重温這一和平模式。後冷戰20年，中國保持戰略剋制，維持台海現狀，以拖延策略化解了危機而未引發中美衝突。這一持久的和平策略將繼續成為中美關係中所有危機與對抗的經典解決模式。美國全球力量退潮，國力透支，陷入極肄以敝多方以誤的戰略陷阱，面對中國崛起無所措手。在遏制與接觸中國之間搖擺，是華盛頓戰略分裂與失落的症候。美國不能跨越大洋與中國長期戰略對峙，且擴張過度，不能集中戰略關注於南海，戰略東移只是掩飾災難性挫折與戰略退卻的遮羞布[6]。中菲黃巖島爭端是檢測中美戰略底線與實力的經典案例。美國擺出模糊姿態， [7]色厲內荏的底色昭然若揭。中菲爭端確立了中美及南海諸國未來互動的政治先例。可保持既定戰略，以自主方式、按自身節奏推進和平崛起，讓陷於戰略破碎的美國適應，而不是被動地隨美國起舞。

依託日益增長的武力威懾背景，謀定而後動，可以長策坐定南海。介入南海，只是美國對台政策失敗後的殘餘，攪局有餘而成事不足，不會改變中美關係的大勢及東亞整合趨勢。可在主權屬我、資源共享的原則下以拖待變，通過持久對峙促成美國自行後退，並最終與亞細安諸國達成諒解。與台海博弈時代相比，中國擁有充足的戰略餘裕從容破擊南海困局，大勢已在掌控之中。不必節外生枝或在意一時的進退得失，避免輕率盲動，不貪疆場小利，先忍後變，可為和平崛起贏得更為長久的發展機遇。中國大市場是不可抗拒的外交利器，亞細安諸國與中國擁有更持久的文明紐帶，而連橫通常擁有破擊合縱的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時間是和平中國的戰略資源之一，中美權力消長的大勢早就鑄定了南海結局，南海問題拖延下去，也就是解決了。

四、結語

自冷戰結束迄今，中國海外貿易線沒有遭受直接的威脅，中國的海權狀況也未阻礙和平崛起。中國崛起依賴海外貿易和海外市場，但擺脱了殖民時代本土繁榮必須在海外保持力量的濫觴。[8]和平崛起贏得了全球默許，挫敗了單級體系於無形而未引發戰爭。這一事實雖不構成未來可以對急劇增長的海外經濟存在與海外貿易線虛懸的高枕無憂，但至少表明，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大國以經濟競爭和平共存的背景下，基於確保彼此摧毀的戰略穩定與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殖民時代以壟斷海上貿易線為特徵的海權觀念已經變遷。

中國海權是開放兼容的，它是和平戰略的工具。中國海權以歐亞大陸的戰略存在為前提，接受中美關係的戰略框架約束，在單極體系的插曲消失、多極均勢迴歸的背景下，中國日益增強的海上力量更多地是作為政治與外交籌碼，這一漸進成長不能觸發列強的聯合遏制或災難性軍備競賽，不能牽動陸海兩線多個戰略方面艱難維持的戰略大局，它與陸權一道服務於經濟崛起並推動正在開始的全球價值和制度轉變的和平進程。中國海權是、而且也只能是兩棲中國陸海雙元權力的一個支軸。中國的海權原則是:陸權為體，海權為用。擁抱海洋,但要留在陸地上![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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