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亂局,讓“一國兩制”面臨什麼樣的考驗?_風聞
补壹刀-补壹刀官方账号-为民族复兴鼓与呼,与中国崛起共荣辱2019-08-26 20:00
**執筆:**刀賤笑
香港的亂局,讓“一國兩制”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考驗。
1981年的今天,8月26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港台媒體人士傅朝樞時,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傅朝樞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先後掌管《台灣日報》和創辦香港《中報》,聞名港台甚至世界華人圈。但在那個8月,真正的大人物塑造歷史,他只是個見證者。
被鄧小平接見的第二年,傅朝樞又赴美創辦美版《中報》。因倡導台海兩岸和平共處、支持中國收復香港,傅朝樞的幾份報紙都影響力暴漲,但也因“染紅”遭到港台和海外反對勢力抵制,美版《中報》報社甚至受到炸彈威脅。在《台灣日報》被台灣當局強行收購、美港兩地《中報》都被迫停刊後,他在1989年9月結束了磕磕絆絆的辦報生涯。
見證“一國兩制”首次公諸於世的傅朝樞,也切身經歷了推進“一國兩制”、實現國家統一的艱難。
雖然艱難,1981年至今38年間,“一國兩制”還是一步步從構想變成實踐。九七回歸後,港島上“馬照跑、舞照跳”,但政治運動也從未停歇,直至發展到2014年的“佔中”和當下持續的亂局。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20多年後,有人尋思:要是當初就搞“一國一制”而非“兩制”,是不是今日香港就不會出這樣的亂子了呢?
1
我們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首提“一國兩制”的1981年,是鄧公首次接見傅朝樞,這樣的會見之後幾年又有兩次。除傅朝樞,1980年代初,英媒等境外媒體還目睹了十多個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團體,走馬燈似地一路向北,它們大都受到鄧小平或其他北京高層的接見。
**當收復香港被提上必辦大事日程,北京開始加緊摸底香港各方面情況。**瞭解港人的態度至關重要,直接關係香港迴歸的順利程度和“一國兩制”實施前景。
實際情況不容樂觀。1983年6月底,港澳事務委員會新上任的書記許家屯赴港工作,3個月後他返京覆命,彙報當時港島的整體氣氛和經濟狀況,結論相當悲觀。
許家屯説,港人對中共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不少人感覺前途暗淡,覺得香港的法治社會、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等名聲和地位都將不保。在港外商和投資人憂心忡忡,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
“1997後是什麼樣”的憂慮在香港蔓延,尤其內地十年浩劫剛結束沒幾年,有港人説迴歸之日就是香港終結之時。
就在許家屯赴港工作前後,一個12人組成的香港“青年才俊團”應邀北上。“才俊團”明顯考慮了代表性,其中包括港英政府立法局3名議員,建築師學會和醫學會的會長,還有記者和幾名商界人士。最顯眼的兩人,是大律師李柱銘和李國能。
赴京前,“才俊團”花了數月時間草擬了一份意見書,主要內容,也是講述香港各界的信心危機。
似有“要挾”之意,他們提出緩解建議,但竟是延長香港迴歸的過渡期,九七後繼續由英國管治,直至“內地和香港的制度接近”,這樣才能消除港人心頭的“1997陰影”。
這與倫敦不謀而合。撒切爾夫人1982年攜馬島戰爭勝利的餘威來到北京,一開始就想延長對香港的統治。早在3年前,港督麥理浩首次赴京見鄧小平,英國人“用主權換治權”的算盤就已表露無疑。他們在香港經營百年,有着巨大的利益存在,擔心都打了水漂。
港人民心不安,英國百般阻撓,加上1980年代內地經濟跟香港差距巨大,這些都讓北京高層不安。短短十幾年後就在收回香港時實施社會主義制度,內外部條件都不允許。
但這並沒改變鄧小平的計劃。“才俊團”推遲香港迴歸的建議遭到嚴詞拒絕。在那前後開始的中英貿易談判異常艱難,但鄧小平有言在先,任何事都阻擋不了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
主權問題不容談判,但以“兩制”的具體政策安排消除各方憂慮,卻是勢在必行。一個明顯跡象是,在隨後的涉港講話中,鄧小平開始更多強調:
正是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正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國家才決定成立特區,推行“一國兩制”。
2
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説,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
——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1983年北上無功而返的香港“才俊團”12名成員,未來發展路向大不相同。
其中,李國能成為九七之後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同樣備受矚目的大律師李柱銘,後來創建香港最大反對黨民主黨並擔任主席,逐漸從口口聲聲的愛港變成十足的禍港。
但剛返港時,李柱銘還沒如此極端。隨着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塵埃落定,北京開始着手組織制定《基本法》。來自內地的36人和香港本地23人組成起草委員會,李柱銘就是成員之一。
在隨後幾年召開的10次全體會議中,委員會就重大問題一一進行討論:特首的性質和向誰報告工作,立法會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擁有終審法院,法院與行政部門的關係等等。
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們政見和立場高度多元,但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符合他們的共同利益。事實上,在“一國”前提下,保留香港的政治、經濟、法治和社會文化制度,也是北京的承諾,這成了委員會成員坐在一起的最大公約數。
1989年2月,被鄧小平稱為“創造性傑作”的基本法初稿公佈。北京高層們認為,“一國兩制”給予香港的自治權,遠超任何西方國家中央給予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自由。
但給的自由越大,出亂子的風險越大,這也是北京領導人們一直以來的清晰認知。
1984年6月,在《中英聯合聲明》還有半年才會敲定、過渡期還沒開始時,鄧小平就表現出“防風險意識”。
在接見港英政府立法局首席議員鍾士元時,鄧小平説自己“不懷疑13年內香港會有波動,問題只是波動的大小。”尤其考慮到一些港人還沒擺脱殖民地心態的影響,他強調九七後“港人治港”的大原則,即特區政府和附屬機構人員必須是愛國者。
這番話還沒落地,李柱銘就開始從基本法起草的建言者,變成香港內部的“搗亂因素”。基本法最大程度保留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但仍被李柱銘説成是對香港民眾的背叛。他要求立即在香港實施“全面民主”,但那些要求無異於讓香港馬上獨立。
李柱銘等“死磕派”在港島內部興風作浪的同時,一如鄧小平所料,英美等“國際力量”也在不停推波助瀾。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後推行政改,給迴歸後的香港埋下治理毒丸,已經眾所周知。迴歸前,港英政府還開始向數以百萬計的港人發放“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照香港永久居民不能去英國工作生活,但在“國家認同”上卻一團混亂,這也是當前香港亂局的禍源之一。
至於美歐其他國家對香港的介入,只要看看李柱銘跟它們的密集勾連就能知道大概。
1990年6月,李柱銘提請美國參議員外交關係委員會“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願制定一套特定政策”;1993年11月訪問美國,稱讚美國會通過了一項“視香港為獨立政治實體”的法案;1994年10月在紐約時報刊文,呼籲英美以香港為起點,“站出來抵抗北京的欺壓和凌辱”;1996年再度訪美時香港迴歸在即,李柱銘仍不死心地向美國爭取把香港問題國際化。有李柱銘等人做“內應”,美國當然不會放過機會。
對於內外這些風險,在1984年與鍾士元那次會見中,鄧小平也已未雨綢繆。他直截了當地畫出底線:
**1997年以後仍會允許港人罵共產黨,但如果把言論變成行動,打着民主的旗號跟中央對抗,北京就不得不進行干預。**不過,只有在發生嚴重騷亂時才會動用軍隊。
3
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説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時,李小加剛從廈門大學外文學院畢業。短暫記者生涯後,他赴美攻讀碩博學位,隨後走入金融管理行業,1990年代開始頻繁與內地和香港兩地資本市場打交道。
2017年,已在港交所總裁任上8年的李小加,以獨特視角描述香港迴歸20年來的變化:
1997年前香港是一個區域性市場,吸引不大的國際資金投資區域性資產;20年後,這裏變成國際市場,吸引大量國際資金來這裏投資內地資產。特別是過去10多年,香港發生更大變化,吸引了大量內地資金。
李小加總結説,“一國兩制”是香港金融業過去和未來繁榮發展的基石。
基本法序言第二段中明確寫明,國家決定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這三個半句,似乎也可以作為回顧“一國兩制”20多年實踐時的大概標準。
至少在香港,國家通過“一國兩制”收回主權,毫無疑問促進了統一,第一個標準達到了。當初“兩制”,就是充分考慮香港的歷史和現實,第二個標準也達到了。至於第三個標準,如李小加這樣的親歷者所言,過去20年香港的持續繁榮和總體穩定有賴於“一國兩制”和內地發展。
以這樣的標準衡量,“一國兩制”是對的。“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鄧小平當年就斬釘截鐵地説過。
2014年以來的“佔中”“旺角暴亂”和當下的持續騷亂,讓一些人設想:如果當初沒那麼費事搞“兩制”,而是直接在香港實施社會主義,現在不就啥亂子都沒了嗎?
但如前所説,如果當初沒費這事,現在可能就要費更大的事。1980年代初的現實,就是搞“兩制”不一定能解決香港的問題,但不搞“兩制”就一定解決不了。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還是發展中的資本主義社會,錢還好賺,貧富差距還沒如此嚴重,資源爭奪也沒現在這麼激烈。但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發展到現在,這些根本矛盾正在逐漸顯現和激化。
也就是説,現在香港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社會內在發展階段和外部因素疊加的後果,不能簡單歸咎於**“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至於“一國兩制”中香港那“一制”,以及“兩制”之間的協調互動機制,是不是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對此,刀哥持開放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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