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紅色基因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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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割讓到今日，香港人中擁有愛國情感的人始終佔多數，紅色的火種在這片土地上自誕生之日起就從未熄滅。

近段時間以來，隨着香港的局勢日漸惡化，我們眼中的香港似乎已和往日那個璀璨的“東方明珠”漸行漸遠。“港獨”們的暴力行為撕裂的不僅是香港社會，還有整個大陸地區人民對香港的信心。然而在70多年前那個風雨激盪的革命年代，共產黨人與來自各地的愛國民主人士面對着四面八方的強大敵人共同堅守於此，香港正是他們為之奮鬥的最後的壁壘。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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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烽火中

香港是一個有着紅色傳統的地方，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和1925年廣州羣眾為聲援五卅運動的大遊行展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與在華南地區蓬勃發展的農民運動相互呼應，展開了華南地區波瀾壯闊的革命大幕。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後，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漢年來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主持抗日工作。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除少數人來自中央，其他大部分人都是來自當地或是從廣州調來的。為了不影響英國政府對中日戰爭的所謂“中立”地位，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不公開掛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招牌，而是採用“粵華公司”的名義，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爭取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的同情和支持，動員華僑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國抗戰。

香港作為重要的國際通商口岸，一直是中國政府同歐美各國進行貿易，尤其是軍火貿易的重要中心，香港在轉運中國抗戰物資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日本自然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潘漢年

**1941年12月25日下午6時，香港總督府豎起白旗，時任港督楊慕琦宣告投降，香港僅歷時18天就淪陷了，這一天也被稱為“黑色聖誕節”。**日軍侵佔香港後，駐港英軍全被囚禁，港英政府管治權崩潰，在此駐防的國民黨軍隊也很快潰逃，只剩下勢單力薄、少錢少槍的共產黨領導香港羣眾繼續抗日，開闢敵後游擊戰場，但這也很快招來了日軍對敵後游擊隊的大規模清剿。

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隨時關注着日軍的行動，日軍進攻香港的當日，游擊隊即進入香港新界地區建立了遊擊根據地。接着，游擊隊不斷地打擊土匪、漢奸、特務和日軍，一場又一場的勝利不僅打出了游擊隊的軍威，也在人民羣眾中樹立了威信。老百姓逐漸認識到游擊隊不是那些欺壓他們的兵痞土匪，而是一支有政治信仰、能保護他們的人民子弟兵。

游擊隊派工作隊深入羣眾進行宣傳，隊員突擊訓練，三個月學會了當地話，很快便融入羣眾之中。他們與羣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成為保護香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羣眾視游擊隊員為至親，為游擊隊員們送衣送食，有的民眾甚至為保守游擊隊的秘密而犧牲了。

楊慕琦

**香港的敵後游擊戰仍然參照中共在其他地區開展的游擊戰做法進行行動，按照毛澤東遊擊戰理論和實戰經驗開闢的敵後遊擊根據地。**部隊架構為縱隊、大隊、中隊和小隊，每隊除指戰員外，都設有政治委員或政治指導員；部隊除負責戰鬥的武工隊之外，也有一支人數龐大的負責宣傳工作的民運隊伍；還有一份機關報——《前進報》，報道全國的消息，刊登解放區的重要新聞，讓民眾知道全國的革命形勢。香港也像全國游擊區一樣有民主政權，通過選舉產生政府，經濟政策亦依照內地政策，保護和照顧各階層利益。

**此外香港的敵後游擊戰還有一些別開生面的戰鬥方式。**1941年冬，游擊隊籌建了武裝船隊，從海上打擊敵人，開闢了海上游擊戰場，不僅配合了陸上游擊戰，而且成功地打擊了日偽海軍的運輸船隻，為新中國海軍培養了一批優秀幹部。

正如其他抗日遊擊隊一樣，游擊隊在敵佔區的生存離不開老百姓的保護。他們在市區和鄉郊的活動，一般都行動迅速，用突襲或偷襲戰術，打了就跑，不留痕跡。一般白天在村，晚上便到山上住宿，儘量避免在村內與日偽漢奸發生軍事衝突，以免村民遭受報復。

1943年香港爆發了大饑荒，人們食不果腹，游擊隊發動羣眾生產自救，組織互助合作社，積極幫助羣眾解決温飽問題，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正因為與老百姓建立的良好關係，游擊隊才能在日偽佔領區域茁壯成長。

美國飛虎隊

1944年廣東人民游擊隊更改番號為東江縱隊，與盟軍聯合作戰。經中共中央覆電同意，東江縱隊設置了聯絡處，作為特別情報部門，專門負責與美軍航空隊聯絡，交換日軍情報，還成功營救了數名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在最後對日發起的大反攻中，東江縱隊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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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搶救

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和所轄機構，通過各種關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與廣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建立起了香港文化領域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1941年5月，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五人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文藝、學術、新聞三個小組。香港的共產黨員和文藝界人士迅速團結起來，積極開展各項抗日救亡運動。這時的香港，新的文化、藝術、教育團體和報紙刊物不斷湧現，抗日救亡思想有如雨後春筍般茁壯成長。

**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力圖把香港變成一條同外界聯繫的通道，以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38年6月14日，宋慶齡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顏惠慶等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衞中國同盟”。“保盟”雖然名義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國民黨機構，但在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實際上成為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籌募機構和中共中央在香港進行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機構。他們一方面對外宣傳，向國際介紹中國抗戰的形勢和需要，呼籲國際社會援助中國；另一方面發起募捐、義賣和義演活動，募集抗戰所需的物資；還引介瞭如白求恩等許多國際友人來華支援抗戰，其中許多人為中國抗戰作出了很大貢獻，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白求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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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抗日文化人士的這些進步活動引起了日軍的注意，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展開了大圍剿，意圖使他們為侵略戰爭服務。中共中央和周恩來均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價，將聚居香港的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

香港大營救由周恩來致電前線直接指揮，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沿途的中共地下組織及東江游擊隊全都參與營救工作。營救工作自1942年1月1日開始，到6月底結束，在日軍崗哨林立、日本特務遍佈的環境下，地下黨人通過一系列堪比諜戰大片的秘密行動，不損一人地成功營救了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屬共800多人。**這是一場空前的大營救，堪稱文化界的“敦刻爾克”。**成功脱險的文化愛國人士回憶這段危險重重的經歷時也不禁稱讚中共的周密部署和無私幫助。茅盾先生讚賞這是“抗戰以來（簡直可説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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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力量的匯聚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着光明與黑暗兩種前途。而此時的香港作為一個既不是蔣管區，也不是解放區的“第三種地帶”，雲集於此的國內外各種勢力，進行着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角逐。

雖然早在全面內戰之前，中共廣東區委就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作出“戰略撤退”的策略和“分散堅持”的工作方針，於1946年初將區委和部隊領導機關和幹部秘密遷入香港。但是同年夏天，解放戰爭爆發後，蔣管區實行了殘酷的白色恐怖和文化專制，使中共在蔣區的文化事業機構難以生存，各民主黨派無法取得合法地位，民主活動受到極大的摧殘。這樣，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必須及時轉移到香港。

為避免中國新文化精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為發展民主運動和進步文化事業，**中共通過地下組織分批將柳亞子、郭沫若、翦伯贊、胡風等一百多位著名文化人秘密護送抵港，**在工作和生活中與他們建立了融洽的關係，充分的信任、真誠的合作以及積極的團結工作讓他們團結在共產黨周圍，為民主進步力量的發展提供支持。

柳亞子

另一方面，廣東區委也與港英當局進行談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允許中共在港開展半公開的活動；中共則同意撤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承諾其活動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這樣中共在香港有了安全的政治環境，使蔣介石奈何不得。儘管如此，中共也不能在香港大張旗鼓地開展活動，只有建立一系列文化機構，才能放開手腳，名正言順地把眾多來港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青年學生和工人市民等組織起來，開展各種各樣的羣眾運動和情報、軍事、統戰、外交活動；也只有通過這些文化機構，中共才能徹底打破戰後國民黨在國統區和海外的輿論宣傳一統天下的局面，大力傳播中共新民主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讓外界瞭解解放區的真相，擴大中共的影響。

在香港分局和工委的領導推動下，中共有關組織通過創辦報刊、通訊機關、文藝社團和學校等方式佔領了香港一系列文化陣地，在港民主黨派的反蔣運動、聲援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批判第三條道路、反對國民黨的“總統選舉”、揭露美蔣和平陰謀、新政協運動、反美扶日運動、批判中美關係“白皮書”、保衞世界和平運動等鬥爭場合，都有文化界人士活動的雄姿。他們或聯名發表宣言，或發表署名文章，或舉行座談會，為新中國的誕生獻上第一發禮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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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勝利

**中共香港分局以配合全國解放戰爭為中心任務，建設了華南解放戰爭武裝鬥爭指揮中心，順應時勢制定了切合華南地方實際的武裝鬥爭策略。**從隱蔽待機、潛心發展到全面反擊。從建立邊區游擊隊、發展羣眾鬥爭，到發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這些鬥爭都是華南地區武裝鬥爭的縮影。團結起來的人民羣眾一次次粉碎了國民黨的“清剿”，各邊區縱隊發展成熟，各根據地聯結成片，香港分局把華南地區建設成為解放戰爭的堅強一翼，有力配合了南下解放軍解放華南地區的鬥爭。

在解放全國的輝煌征途中，香港人民的心始終與奮戰在前線的解放軍戰士們聯繫在一起。在得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後，香港人民歡欣鼓舞，12月14日，**南洋商業銀行就升起了全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從被割讓到今日，香港人中擁有愛國情感的人始終佔多數，紅色的火種在這片土地上自誕生之日起就從未熄滅。正如同記者付國豪所説的：“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我們始終相信亂港的圖謀不會得逞，亂港的禍首不會逃離法網，而煽動暴力者必將自食其果。

參考文獻：

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與華南武裝鬥爭，左雙文、潘麗芬，《黨史與文獻研究》，2018年第6期

1942香港大搶救:部分文化愛國人士蹤跡尋找始末，李慧，《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1947-1949年國共在香港的宣傳爭奪戰——以《羣眾》週刊為考察中心，何薇，《黨的文獻》，2018年第1期

抗戰勝利後中共與香港進步文化述論，袁小倫，《黨史與文獻研究》，2017年第1、2期

在祖國與“宗主國”之間：1945—1949年的香港問題，孫揚，《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

中共中央領導的香港抗日遊擊戰，陳敬堂，《黨的文獻》，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