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翼大國的戰略悲劇——秦帝國的興衰與美帝國的浮沉(趙葆珉)_風聞
执戈前驱-从事军事战略、大国关系研究。2019-08-26 10:37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6期
側翼大國的戰略悲劇
——秦帝國的興衰與美帝國的浮沉
趙葆珉
The Tragedy of the Flanking power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Qin and US empires
Zhao Baomin
[摘要]獲得霸權的國家多出自側翼,它們通常擁有攻守自如、坐觀成敗的超然地位。但側翼大國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穩定的霸權秩序。側翼大國的成功養成根深蒂固的剛性原則,形成戰略沉痾。秦帝國與美國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敗的結局。側翼大國上升為中心強國時所具有的地緣優勢逆轉,要建立持久的統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緣上的不利,並做出明智而富有遠見的政治安排。大國被其地緣與歷史所限定,秦帝國與美帝國的命運正是這一地緣鐵律的最好例證。
[關鍵詞] 側翼大國;秦帝國;美帝國;大國興衰;憲政體系
[Abstract]Flanking powers tend to acquire hegemonic position, that’s because they are generally well-situated in a detached geopolitical location in a given system. But flanking powers do not seem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a lasting and stable hegemonic order. The Success of flanking powers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ep-rooted principles that may form strategic ills. Qin Empire and theUnited Stateshave not been able to avoid the outcome of collapse or failure. When Flanking powers become central powers, the geographic advantages they enjoy are generally reversed. To establish a lasting political order, they need to overcome the geographical disadvantages, and conduct wise and far-sighted political arrangements. Flanking powers are generally handicapped by its geo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limit; Qin and America Empires are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iron law of geopolitics.
[Key words] Flanking Powers; Qin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
本文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陸權的復歸——中國大戰略縱橫”的階段性成果。
獲得霸權的國家大多出自側翼。秦帝國與美帝國,懸隔千年,時空迥異,卻有着相似的帝國曆程。秦依賴虎狼之師,吞滅六國,奠定了兩千年華夏民族大一統歷史的根基;美國以13州殖民地起家,坐擁大洋天險,歷百年和平蓄積國力,在歐亞列強的混戰中巧取霸業。單極時刻是美國曆史的巔峯,曾一度壓倒了歐亞大陸上那些根深蒂固的文明核心大國。
但側翼大國似乎不能建立持久、穩定的霸權秩序,成就美大功業。秦帝國與美帝國的強盛一時無兩,或於三世之間,或於20年之內,便土崩瓦解。它們像倏忽來去的歷史力量,戲劇性的興衰中藴含着不可逃避的定數。本文從地緣角度探討兩大側翼大國興衰的緣由,探討在進取與保守時代地緣因素在其戰略變遷中的宿命性影響。
應運而生——秦帝國與美帝國的戰略進取
秦以軍事征服建立霸權,滅六國而成帝業,彰顯了大國崛起的經典模式;美國是非典型的帝國,以經濟力量與間接控制維持帝國秩序。它們在進取中都成功地藉助了優越的側翼地位,發揮了以外交彌補實力不足的巨大效能。
1、邊緣地帶的地緣利好
側翼大國位於體系的側翼或邊緣,通常與體系相對隔絕並擁有優越的地緣天險,從而享有多重戰略優勢。在弱肉強食的國家叢林中,可超然於列強爭奪,擺脱來自身後或側翼的打擊,避免列強的圍堵和夾擊,享有相對長期蓄積國力的和平期;在外交上可以更集中有效地使用資源,坐觀成敗、伺機而動;側翼大國的側後通常存在藴涵豐富資源的地理空間,可以通過對該空間的擴張擴充國力。[1]
秦僻在西陲,憑山河阻隔與山東六國截然分開。阻山帶河的地理形勢使秦在強盛時期可以進取,而在羸弱時期閉關自守。美國是歐亞大陸外的一個大陸型島嶼,兩洋夾輔,天然奇險,使美國在立國百餘年的時間裏,享受着自然的和平,為拓展國力培植根基。美國不與強大的帝國或潛在帝國接壤,擁有攻守自如、坐觀成敗的戰略地位。
2、兩大側翼國家的強盛
1)秦帝國的勃興
戰爭與擴張造就了秦帝國。秦據關中形勝,擁山河之固,坐觀六國內鬥,在戰國大毀滅、大興亡的時代中成長,以徹底變法激發民眾最旺盛的活力與國家潛力,最終壓倒了中原腹地傳統的軍事強國,在側翼崛起。秦歷160餘年六代領袖堅定不移的努力,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秦集權統一郡縣制大帝國的建立及其傳衍,是全部中國歷史的基石。而此一鉅變始於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奠定了以君主為核心的法制國家體制,將威權體制的高效集中與法制國家的羣策羣力融為一體。變法設縣,除世卿世祿制,剝奪貴族的政治經濟特權,釋放國家活力,統一國家制權並確立森嚴的軍事國家紀律,凝聚起統一高效的舉國體制。威權體制是瀕於絕境的民族迅速自救自強的唯一工具,更適合於挽救民族危亡。秦“制度時”、“法治明”、“國務壹”、“事本摶”,而君主“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不法古,不修今,因時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2]p107構建舉國體制以克服國家危機,為民族生命之綿延與壯大,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使國家抱負成為舉國民眾追求,並以劃一的絕對意志形成人自為戰的全民征服運動。融國家意志於民眾的日常生活,秦由此擁有了壓倒東方六國的制度優勢。
商鞅變法擺脱了列國強兵爭霸的濫觴,秉承春秋以來富國強兵的傳統,以農戰為本,並寓軍令於內政之中,建立起兼併戰爭堅實的經濟與軍事基礎。變法開秦國富源,尊農戰之事,下辨説技藝之民,賤遊學之人,令民喜農而樂戰。“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2]p120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為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鬥,而勇於寇戰。[2]p125農戰合一、軍政一體的軍國體制與嚴明的集權政治將國家編織成高效的戰爭機器,鑄成虎狼之師,秦人聞戰則喜。陷於生存絕境的國家,生活在鋒刃下的民族,絕地反擊,以變法自強成功地實現了力量的大逆轉。戰國均勢的打破,根本上是秦本身的變革,是耕戰的勝利。
大國崛起的歷史即是以弱擊強,轉禍為福的過程,是從絕境中尋找生機與出路的艱險歷程,滅頂的壓力、挫折與慘敗如影隨形。危機是大國崛起的原動力,也是大國向上攀登的階梯,逆境乃至絕境,藴藏着巨大的機遇。秦圖強的決心,源於大爭之世邊緣地帶滅頂的生存危機,來自於飽受國恥的創傷和不屈的大國雄心。秦自穆公春秋稱霸之後,經歷幾代亂政,列強蠶食,國力消耗殆盡,至孝公,國弱民窮,列國卑秦!國家的挫折與屈辱感凝聚成巨大的民族意志,促成商鞅變法。變法確立了長期的根本國策,商鞅人亡法存,政策的連貫性造成了幾代實力積蓄的不斷增長。亂世用重典、事皆決於法的秦,激發出國家意志,演繹出多難興邦的歷史壯劇。變法後秦凌駕六國之上並混一華夏乃是自然的邏輯。
2)美國的崛起
美國崛起得益於地緣藴含的歷史機遇,擁有險絕孤立的地理位置與一個豐富資源供其潛在支配的大陸。美國在大英帝國的卵翼下成長,由於遠隔重洋,美國可以有效地擺脱倫敦的控制,從而在適當的時間以自我為中心構建一個帝國。一部美國戰略史,擴張貫穿始終,兩洋夾輔的天然奇險,確保美國在漫長的時代裏遠離歐亞列強的紛爭,以史無前例的、幾乎是民主協商的方式建立起國家,並不斷地擴張壯大。在大洋天險環抱的地緣政治世外桃源中,美國征服土著部落有着絕對的軍事優勢,持續的擴張與不斷的西進釋放內部的紛爭與壓力,而理性對話、辯論和妥協使美國獲益。內戰消除了地方割據的積弊與困擾,奠定了適度中央威權的基礎。移民社會的開放與包容,被迫從頭開始的創新精神,使美國獲得了嶄新的觀念與模式。
缺乏天敵與孤立封閉的地緣環境排除了外部威脅與生存危機,限定了美國曆史文化,形成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多元制衡的憲政體系。美國立國基於獨立宣言與憲法所宣示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美國國家治理的觀念,在對個人權利建構與體認的基礎上,擬製出國家主權併為個人形成堅實的權利空間,這一權利以極大地限定、削弱傳統國家的政治威權為代價。兩百多年間,美國民眾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三頭政府,讓它們在相互掣肘中治理國家。憲政體系顛倒了民眾與國家的傳統關係,肢解了國家威權,形成三權鼎峙並多黨、普選、獨立媒體等多元分立的權力體系,從而保證民治、民享、民有的立國原則。民眾的自由選擇,偏好和理想,構成美國政治結構的價值基礎與合法性的最終源泉。開天闢地以來,從未有帝國以如此規模實施如此徹底的民眾管理。
美國曆史中無敵國外患,擺脱了國家間與生俱來的權力競爭與掣肘,遂先天陷入內部紛爭的利害糾結,核心轉向阻止內部集權,而不是凝聚國家力量反擊外來入侵。美國政治文化以制約政府,限制其威權為出發點,明確的權力劃分與避免濫用權力的平衡工具,法治、權力輪替以及人權等機制為政治集權設置障礙。這一特點是美國政治歷史獨有的,阻礙這個國家確立徹底一體化的中央威權。內戰維持了聯邦至上的原則,勉強提供國家所需的領導力,但反威權主義、個人至上、自由放任、政教分離、自由市場、多元社會、公民權利等觀念根深蒂固。立國相當長時期,無為而治的軟弱國家與觀望歐亞形勢的外交策略相契合,權力制衡與有利於少數力量掣肘的多頭機制運轉良好。歐亞大陸上那些深陷權力均勢的大國從未能在強敵林立的境遇中享受這一奢侈。
在美國開國的歷史中,憲政體系是一種現實的福祉,它與自由主義觀念一道,構成適宜而有效的政治系統,至少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如此。美國作為帝國長期內在的優勢源於這一輕鬆政治孕育的充沛經濟活力,與這一活力伴生的進取精神。在大洋天險所藴含的百年和平中,有限政府與輪替政治,放任自流的經濟觀念淋漓盡致地發揮潛力,創造了有史最佳的經濟成長,鑄成了世界頭號經濟體。有限政府與政出多門並不妨礙經濟成長。美國在擴張中緩解先天脆弱併為國家成長提供喘息,憲政體系因這一強勁且持久的經濟成長獲得了價值與合法性。但權力分立與過度制衡,偏重阻止強有力的政治行動,容忍少數立場阻止集體行動,隱含着國家癱瘓的種子,可能蜕化為無法做出任何戰略決斷的體系陷阱。
美國作為後起的西方強權,軍事不足且不能有效地整合國家力量。經濟立國與軟弱的國家決定了美國海外擴張的模式,曾經為西歐列強崛起提供動力的軍事暴力這次不再發揮功效。美國海外擴張實施隱蔽的經濟殖民主義,以經濟手段通過相對和平的方式達成政治目標。為創造顧客民眾而建立帝國的美國,[1]依託西歐列強的權力均勢,採取門户開放、利益均沾的原則,在列強的夾縫中實施寄生性的經濟擴張。在西歐聯合霸權之下,列強自行其事,矛盾交錯,相互猜忌防範,鯨吞力所不及,瓜分患得患失,形成縱橫交錯的牽制網,有利於美國遊刃於其間,以資本力量與經濟手段參與角逐。這一策略迴避與列強的直接衝突,在列強的勢力範圍內尋求商業機會和權利,而不必維持傷筋動骨的海外軍事存在。
功敗垂成——止步於歷史的門檻
1、雄踞權力巔峯
秦統一中國是一段漫長而傳奇的歷史。秦帝國在逆境中成長,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從一個部落民族大出於天下,在百餘年的時間裏,始終保持着蠶食鯨吞中原諸國的傾向。統一是秦帝國權力的巔峯,催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郡縣制大帝國。
美國的主宰地位肇始於資源富饒而又遠離強敵的新大陸,立國以來保持了不懈的戰略擴張。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擁有了空前的權力地位,在後冷戰20年達到了權力的巔峯,它主宰了戰後60年的國際政治觀念與慣例,成為人類歷史上迄今真正唯一的全球性帝國。
1)戰國政治是典型的叢林政治,圍繞軍事征服而構建。商鞅變法使秦一改頹勢而呈強悍凌利態勢。在變法之後延續百餘年的兼併戰爭中,強大的秦軍通過連綿不斷的進攻蠶食東方列國的疆土。舉國體制所帶來的強大行為能力,不斷的征服與擴張,給戰國體系注入了一種打破現狀、不斷向上攀升的進取精神。
秦魏河西之戰結束了世紀之久的“非魏並秦,秦即並魏”的戰略爭奪,打破了戰國均勢。這一戰爭也成為秦20年舉國卧薪嚐膽變法的試金石。戰爭戲劇性地改變了大國的地位與命運,但它始終不過是長期趨勢與深在因素的自然結果,是長期生聚發展的結果,決定大國命運的霸權戰爭是綜合國力的較量,檢驗構成彼此國力基礎的制度和組織結構的有效性。戰爭不過是給予了它展示自己成就的機會。[3]西河之戰後秦開始擺脱側翼地位,成為戰國體系變化的源頭。邊陲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是軍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秦在西河之戰後,促成了急劇的權力轉移,獲得了戰國體系的軍事主導地位,也經歷了脱胎換骨的新生,開始建立政治優勢與精神優越感。
佔領河西地為秦贏得了喘息穩定的局面,創造了蓄積國力的大好時機,也揭開了秦統一中國的百年曆史長程。從此,秦攜變法之威,據山河之固,控天下之樞,對東方六國展開連綿不斷的兼併戰爭。合縱與連橫的權力爭鬥開始主宰戰國政治。六國合縱抗秦,秦連衡而鬥諸侯[4],東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公元前278年,秦攻取楚都;前262年,秦在長平之戰中給予趙國毀滅性打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乘六國混戰,於20年內,“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結束了500多年列國割據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多族融合共生的統一中央集權國家。大一統的政治潮流從此成為中國歷史的主軸。
2)美國在西歐列強主宰下的世界體系中誕生並開始其國家歷史,西歐列強曾經擁有的那種穿透歷史的力量,體現那個時代西方精神魄力與氣象的壓倒性武力,在美國霸權身上已成餘響。美國企求的帝國榮耀與其憑依進行戰爭與擴張的文化精神格格不入。立國百餘年,美國躲在大洋天險背後,在歐亞列強的混戰與爭奪中漁利。兩次大戰中美國獲得世界霸權,由此也深入大國爭奪的核心,喪失了坐觀成敗的側翼地位。
源於立國文化的侷限與倉促崛起,美國缺少擔當霸權的經驗以及在危機叢生的處境中窺測世界潮流的行為慣性。美國曆史中沒有國家陷入絕境、走投無路的經歷,缺少與大國長期較量的失敗與挫折,不能在叢林般的生存鬥爭中經受鍛鍊並在鬥爭中成長,政經分立、政教分離,與歐亞傳統政治凝聚國家意志的初衷背道而馳。美國立國以政教分離為標識,卻陷於極端意識形態泥沼而積重難返,國家戰略規劃始終以意識形態為依歸。二戰是美國崛起的起點,美國在戰爭中的軍事與外交規劃已顯出先天不足。戰爭初期,美國朝野被淺薄的和平主義所左右,輕敵麻痹,招致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在戰爭中,美國東亞政策被意識形態和戰略短視所羈絆,盲目介入中國內戰,將新中國驅趕進敵對陣營並由此導致戰後中美在朝越的直接軍事對抗。美國戰後在東亞的挫折由此產生。
冷戰是美國爭奪世界權力的核心戰爭,美國的興衰均藴含在冷戰之中。美國冷戰規劃受意識形態驅使,追求絕對霸權,缺乏妥協精神與在國家追求中自願限定目標的戰略成熟。遏制戰略將目標限定在零和結果上,以國運為賭,而在實施上被動應對,守株待兔,且一再輕率捲入戰爭,最終慘敗收場。美國決策者篤信自由與安全密切相關,秉持狂熱民主理念,臉譜化敵手,[5]美國由此一再發動了它不理解的戰爭。美國戰略文化浮躁輕率,缺乏歷史浮沉積澱的耐心與審慎,加劇了這一意識形態盲動。朝戰是美國踏上世界權力舞台首次真正的大國較量,美國魯莽、浮躁而色厲內荏的底色顯露無遺——以戰勝之師,以核武為後盾,不能達成戰略目標,不能堅持到底。越戰是朝戰的再現與延續,藴含着更大的戰略災難,美國陷入國內分裂與經濟衰落的雙重危機。
冷戰是兩敗俱傷的消耗戰,它拖垮蘇聯,也消耗了美國立國以來累積的國家財富。美國沒有實施遏制政策的權力根基。美國曆史與民主獨樹一幟,以政治兩極化與權力分立為特徵,剝奪了政府使用經濟資源和武裝力量的絕對權力。美國經濟沒有劃一組織,各自為政,不能有效配合國家的整體目標。美國以海權立國,缺乏足夠的陸軍兵力對沖突地區實施有效佔領,或實施以長期佔領為目標的政策,無法做到隨時在全球不斷轉移的地點上使用對抗力量。[6]華盛頓傾其國力,在遏制戰略下與蘇聯進行慘烈的軍備競賽,陷入了不能速決的冷戰泥沼。美國先天的軍事軟弱恰好被掩蓋,且適合於美國依賴更具財富潛力的經濟力量,在持久的對耗中拖垮蘇聯。冷戰催生了歐亞大陸上多重力量的復興,西歐、日本和中國先後崛起,是美國為遏制政策付出的代價。
單極時刻美國重蹈冷戰覆轍,企圖壟斷世界權力,且變本加厲,全面遏制區域大國。由於制衡力量的消失,美國權力深入遍及全球的區域大國的傳統勢力範圍,走上了與列強全面對抗的險途。美國策略不定,四處舉兵,隨意出擊,戰略前沿無限前推,暴露於更多的消耗、衝突與打擊的糾結中。冷戰勝利的和諧景象下是暗潮湧動,美國隱然陷入了列強的戰略合圍,單極體系成為泥沼式的陷阱。海灣戰爭、北約東擴、反恐戰爭使美國深入歐亞腹地,這場沒有清晰目標、沒有明確標示的戰略擴張,使美國陷入了低烈度、泥沼式此起彼伏的衝突中。美國在戰略混亂中徘徊了20年,失敗是註定的。美國霸權覆滅不是傳統帝國戰敗時的急劇沒落,而是集經濟、軍事、政治性為一體的慢性危機。
2、急劇衰落
側翼大國在成功地實施進取,獲得體系主宰地位之後,既定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轉換,側翼國家轉化為中心強國,坐觀成敗的側翼地位隨之地位消失,而陷入大國混戰爭奪的中心,成為列強合縱圍剿的目標。秦帝國在西河大戰之後,開始被東方諸國視為洪水猛獸,成為列國合縱打擊的對象;冷戰勝利的美國,20年獨攬全球事務的支配權,隱然陷入列強的聯合狙擊,不能將支配權力轉變為國際普遍接受的準則,最終被遍及全球的衝突所拖垮。
秦是帶有蠻野氣息的邊陲民族,以軍事立國,施威刑榨取民力,以六國內鬥而漁利,勉強統一,且不無僥倖,殘虐黷武,註定了暴政短命的結局。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秦如洪水猛獸,滅諸侯,設郡縣,書同文,車同軌,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建立起空前龐大的帝國,然而不過三世便煙消雲散。秦混一六國,在持續500餘年空前的割據戰爭之後,不能締造寬鬆安定的生存環境,聚化人心,保障整體平民的權力與福祉,使天下休養生息。始於商鞅的秦法隨秦軍征服擴大到整個華夏區域,隨之而來的是慣性的軍事擴張與巨大規模的徭役,最終造成了帝國急劇的崩潰,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中心國家往往有着更深厚的歷史底藴,屬於體系內的文明核心國家,比側翼地帶更具有維持帝國秩序的潛力。
美國以經濟介入世界,以經濟權力建立霸業,變昔日大國爭奪的戰場為市場,通過隱蔽的間接手段維護經濟統治。美國體系僅是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業聯繫組成的混合體。由於缺乏核心的軍事優勢,美國不能建立經典的帝國統治,通過控制遼闊的殖民地與附庸國確保帝國權力根基,從而實施直接的政治統治,以強力手段簡單、有效地掠奪財富,轉嫁帝國重負。美國只能依賴經濟控制與經濟權力維持鬆散的聯盟體系,通過操縱經濟與金融力量實施間接控制。經濟力量是美國興衰的核心,挾經濟的強盛,立國百年美國逐漸坐大;經濟力量也是遏制政策破解冷戰死結的關鍵,美國藉此以漫長的對耗拖垮了蘇聯。美帝國在本質上是經濟性質的,而60年來始終濫用軍事暴力,軍事先天軟弱卻懷抱軍國之夢,頑固地干預全球,一再陷入戰爭泥沼而不醒悟,直至力量耗竭。
美國按照藍圖的原則和理想建立並發展起來,缺乏立國必備的文明底藴與種族基礎,沒有居於主流地位的同質化的人口,其文化精神先天分裂。美國是盎格魯-新教定居者建立的移民社會,歐洲觀念與文化奠定了其主流價值。美國缺乏悠久的民族融合的歷史,缺乏正統價值體系與觀念,沒有強制同化的傳統,主流價值沒有強大的同化能力,難以抵制持續不斷的移民潮及由此加劇的文化與種族分裂。美國作為國家的統一與延續在於它作為熔爐同化移民的能力,而美國的立國觀念和政治建構缺乏確保國家延續的基本意識形態屏障和制度保障,以公民社會和人權為基礎的國家融合不能消除建立在種族與血緣紐帶上的根深蒂固的種族分裂。多元文化史觀和政治觀念潛移默化地侵蝕國體與主流價值,從根本上動搖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基礎。[7]
美國是人工打造的實驗國家,憲政民主為製造僵局而設,源於歷史底藴的淺薄與政治經驗的不足。新大陸孕育了畸形的憲政體系,它促成美國崛起,也是制約美國達到國家力量統和至境的深層政治痼疾。憲政體系肢解了國家威權,將個人權利凌駕於國家之上,並賦予民眾不受國家侵犯的自由,而缺乏統一的政治威權締造健全完整的國家意識並對民眾施加整體性約束,剝奪了國家追求所要求的民眾犧牲。美國公眾擁有強烈的個人主權意識,而對約束與犧牲、社會與領袖存在本能的憎惡。美國生活方式以個體私利為核心,崇尚個體生命的意義與自由追求。美國夢是個人狹隘的致富夢,與一個英雄民族的整體崛起毫不相關。政教分離毀滅了國家凝聚力的根基,剝奪了帝國運作所需的強烈意識形態[8],不能將舉國潛力融為一體。美國海外擴張始終是軍隊在行動,民眾則安居樂業。
憲政體系預設框架,將混亂機制化,作繭自縛,抑制了國家天然的動員潛力。憲政民主的分權與制衡原則,構成絕對倫理價值,成為支配美國政治運作的精神原動力。憲政體系疊屋架牀,過度分權,政出多門,且容忍反覆無常且先天分裂的民意與遷就不同利益集團的多邊妥協過於介入政府決策與實施,在實踐中表現為多頭政治與多變政府的低效掣肘,淪為龐大的無責任體系,失去了以國家長遠利益為考量的功能。憲政制衡充斥美國政治,司法獨立,政黨掣肘,媒體制衡,民意牽制,選舉壓力,使得美國墨守立國成規,不越雷池一步。在民粹意識形態統治下,對國家的忠誠淪為畫地為牢、維護政體千秋不變的民主原教旨。自由經濟、聯邦體系更加劇了政治碎片化。立國200多年,憲政體系自我挫敗,逐漸淪為無法做出重大決定的否決政體。[9]
美國立國200年的歷史,更像是一場具有試驗性質、烏托邦式的民粹主義運動。200多年來美國沉迷於自我運行的憲政體系,頑冥守舊而求亙古不變。而缺乏強勢穩定的政治集權,權力掣肘與政策長期扭曲,先天限定了美國作為帝國的力量與運作。立國以來經濟的過分成功與取巧崛起加劇了這一趨勢,形成歷史沉痾。踏上歐亞舞台60年,美國外交無一結出善果。先陷入冷戰泥沼,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相繼慘敗;單極時刻坐享承平,被自由主義理念所麻醉,擁有所有優勢而不能阻擋中國崛起,最終在反恐戰爭的混亂與優柔中耗盡了元氣。美國不能聚合國家意志,把握歷史機會,葬送了四百年蓄積的國力與兩個多世紀舉國努力贏得的強盛機運。先天不足的憲政體系構成美國興衰的歷史宿命,註定了美國作為帝國最終一事無成。
結語
秦帝國與美帝國同為法治國家,但形同質異。秦帝國是君主制中央集權的極致,以軍事征服獲取霸業,聚萬眾之力成就國家意志。美國是憲政民主制的典範,帶有先天乳臭,內部權力鼎峙,空有舉國之力而如獨夫。秦帝國的征服是國家意志的凱旋,帝國像流星一閃而逝,但帝國編制的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明傳統,從此規範着這個泱泱大國在統一的文明秩序中生存繁衍。美帝國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觀念和理想而存在,一種與大國曆史格格不入的異端。美國以其失敗實現了帝國生存的宿願,對這個奇異的帝國來説,其目的不是確保國家權力至上,而是推進個人的自由和福祉。秦統一中國,但不能建立持久穩定的帝國秩序;美國的興衰是一幕曇花一現的肥皂劇,缺乏歷史文明底藴決定了其運數,使美國臻於強大的因素,同樣毀滅了美國。
戰略轉換失敗是兩帝國失敗的通共緣由。成功多出自側翼國家,這一成功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剛性原則,形成戰略沉痾。秦帝國奠定了中國兩千年大一統的集權統治,美國為當今全球化奠定了統一根基,兩帝國被同樣根源於地緣的歷史傳統所限定,抱殘守缺,最終葬送了大好契機,成為曇花一現的歷史力量。秦滅六國,不能擺脱進取時代軍事帝國的慣性軌跡,使華夏世界在傳統的德義教化中休養生息,因兇殘暴虐而滅亡;憲政體系成功地抑制了國家,造成國家威權破碎與事實上的政治割據,並由此實現了個人主權至上的原則。低效懶散的憲政體系不能團聚舉國力量,為海外持久的帝國行動提供支持,最終走上自我衰敗的滅亡之路。政出多門的歷史積弊,不能抗拒統一中央集權的政治洪流。兩百年的歷史太短暫了,美國需要千年檢驗其立國原則。
大國利用其力量的歷史機遇稍縱即逝。作為側翼大國,兩帝國都未能避免瓦解或失敗的結局,這並不意味着側翼大國必然敗亡的地理宿命。側翼大國上升為中心強國時所享有的地緣利好逆轉,要建立穩固持久的統治秩序需要克服地緣上的不利,並做出明智而富有遠見的政治安排。處於歷史轉折關口的民族,不但需要非凡的勇氣促成戰略轉變,也需要難於預知的歷史好運。在大國競爭、權力浮沉不息的歷史中,多少側翼大國在崛起之後,都不能逃脱覆滅的定數,是因為他們不能擺脱歷史的慣性,不能擺脱數百年成功之路鑄造的桎梏,不能適應歷史的新角色。大國被根源於地緣的傳統所限定,形成不可超越的歷史宿命。秦帝國與美帝國的命運正是這一地緣鐵律的最好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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