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誰能為窮人的困境負責？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PingWest品玩”

“一般大家都是 ‘灰色的’，適當地善良和小心，又適當地不良和卑劣，《寄生蟲》的人物也都是這樣。****”

社交網絡上關於《寄生蟲》的討論，一大部分是關於片中“讓人細思極恐”的細節，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導演奉俊昊在拿捏驚悚這一電影類型上的成功。不過，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類型”表面理解這部電影，卻又未免有些辜負導演的用意。

儘管奉俊昊自稱是一個“類型片導演”，但他的類型觀念卻並不師承好萊塢。如他所説，“有時我會打破定式，反而在我身處類型邊界的時候，會覺得更加舒服和放鬆。”電影評論網站IndieWire甚至給了他更高的評價，“奉俊昊本身就是一種電影類型。”

在驚悚片的濾鏡下，《寄生蟲》這部讓他捧回戛納金棕櫚、讓中國觀眾無比期盼的電影，實則探索了一個更深刻的主題：**窮人和富人，究竟誰才是社會的“寄生蟲”？**或者更進一步，誰應該為窮人的困境負責呢？

電影在一幅略顯逼仄的畫面中展開。透過半地下狹窄的窗户剛好能看到屋外凌亂的街道，沒有陽台，襪子被隨意地晾在和廚房共享的客廳，崔宇植飾演的金基宇正拿着手機滿屋找可以連接的免費WiFi，終於在衞生間離地面一米高的馬桶附近找到了附近咖啡館的信號。

宋康昊飾演的金基澤一家四口生活在這裏。狹小的房間裏可以説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還不時有昆蟲出沒；遇上外面有消毒工噴灑殺蟲劑，金基澤的第一反應不是關窗，而是“就當做把家裏免費消毒，順便把蟲殺光”；夜晚總能看到有在窗邊小便的醉漢，他也只是在嘴上抱怨幾句，很少真的警告。

全家四口人各自都沒有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只能暫時靠給披薩店折包裝盒獲得微薄的收入。基宇和妹妹基婷（樸素丹飾）都因為沒考上大學而賦閒在家。

電影裏，窮人是極端的窮，富人又是極端的富。

另一邊，李善均飾演的樸社長一家生活在富人區一幢寬敞的獨棟別墅，建築風格現代且時尚。他是一名事業成功的IT精英，妻子（趙汝貞飾）則是一名漂亮單純的全職太太，他們還有一個上高中的女兒多慧（玄升玟飾）和一個十歲的兒子多頌（鄭賢俊飾）。

這完全是奉俊昊以首爾的富人區江南一帶為藍本構造的圖景，在此之前，他還從未在執導的電影中展現過有錢人的家。因為並不是自己“熟悉的世界”，他為此在拍攝前做了許多功課，正如他對媒體回憶的，“我都不知道有那樣的世界，真的是太神奇了。原來還有這樣的傢俱、這樣的牆紙、這樣的垃圾桶啊！垃圾桶就價值250萬韓元，即使踩下踏板也不會有聲音，蓋子也不會，把它還回去的時候也是，我還十分緊張生怕弄壞了什麼。”

兩家人的差距大到有如天上地下，看似生活在平行世界的他們，卻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基宇進入樸社長家做多慧的英語家教而有了交集，這也給金基澤一家的生活帶來了轉機。

“我非常喜歡這樣沒有任何接觸點的人物擦肩而過的設定。”奉俊昊説，“現實中，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和城市，但是富人和窮人可能沒有機會相遇：他們進出不同的餐廳，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所處的空間是分隔開來的。在既親密又私人的距離上，能讓他們在一起的也就只有家教了。我覺得從這裏切入的話所帶來的戲劇性趣味會非常的濃。”

在近年的韓國電影裏，展現階級差異並不是個少見的題材。近一點的有去年同樣是在戛納電影節受到評論界歡迎的《燃燒》，成長在一個經營畜牧業家庭的青年李鍾秀，面對開着保時捷、住在高級公寓的情敵本，最終也沒能理解彼此的世界，將一把冰冷的刀插進了本的身體。

《燃燒》的導演李滄東曾在去年平遙電影展與賈樟柯的對談上談起韓國的社會問題，“韓國年輕人在畢業之後很難就業，面臨生活成本和房價的大幅上漲，他們對生活其實沒有希望，這是現在韓國社會很大的一個問題。”

《寄生蟲》裏也出現了類似的暴力橋段。電影結尾，在已經是一片混亂的、樸家為多頌舉辦的生日會上，金基澤撿起草地上一把沾滿女兒基婷鮮血的尖刀，徑直捅向了樸社長的心臟。

社會學者口中的“中產層崩潰現象”或許可以解釋這一幕。早在2015年8月，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發佈的名為《對階級上升階梯的國民認識》的調查結果就顯示，10名國民中有8名（81%）回答説“即使努力，階層上升的可能性依然很小”。這比2013年時同一調查的數值（75.2%）上升了5.8個百分點。據説越是二三十歲的年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對此越是悲觀。

近幾年韓國還流行一個叫做“2030代湯匙階級論”的社會熱詞，20到30歲之間的年輕人，根據父母的經濟狀況被分成了四個階層：

出生在資產20億韓元（注：約合人民幣1169萬元）或家庭年收入2億韓元以上的家庭為“金湯匙”；資產10億韓元或家庭年收入1億韓元以上的為“銀湯匙”；資產5億韓元或家庭年收入5500萬韓元以上的為“銅湯匙”；資產不足5000萬韓元或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萬韓元的則為“土湯匙”。

**所有這些都指向了韓國社會背後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階級固化越來越成為常態。

這也是奉俊昊試圖在《寄生蟲》裏探討的核心問題，“雖然暴力場面是電影很關鍵的情節，但我想呈現的主題更多是一種無力感和悲傷情緒。”

▲奉俊昊

如果你已經看過《寄生蟲》，就會很明顯地感覺到這是一部從窮人視角出發的電影。儘管在2013年劇本還處在構思階段時，導演的設想還是“以對稱的方式來描寫這兩個家庭的生活”，可是隨着劇本寫作的進行，他越來越發現“窮的家庭更有內容，更值得關注”。

窮人的“無力”和“悲傷”，首先來自他們獲得希望的途徑：****不是靠個人奮鬥，而是靠“寄生”。基宇在得到給富人家做家教的營生以後，很快利用富人一家的弱點順利幫家人解決了工作和收入問題：妹妹基婷偽裝成國外知名大學的美術專業畢業生，進入樸社長家做起了小兒子多頌的美術家教；父親金基澤用計擠走了樸家原先的家庭司機；母親忠淑（張慧珍飾）拿到管家工作的手段同樣類似，假裝來自一家高端服務公司……

這個過程中，如果要説窮人一家做過的最大努力，就是欺騙，就是全力去彌補一個謊言。這種行為像極了寄生蟲，儘管並非十惡不赦，但在一般語境下，這個詞往往帶有貶義色彩。“這個世界有誰想被叫做寄生蟲呢？這個詞彙讓人存在的尊重感全都消失。”奉俊昊在採訪中表示。因此，“寄生蟲”用來做片名反而十分恰切，它用一種尖鋭的修辭反映了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關係。

在這種不對等的狀況之下，基宇對多慧的感情也很難説是發自真心。他反覆向家人強調“我是認真的”，並模仿給自己介紹了家教工作的中產朋友敏赫（樸敍俊飾）曾經説過的話説，“等她（多慧）上大學，我想和她正式交往。”但實際上，基宇的這種妄想就像他在電影最後説想要買下整幢別墅一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計算過，他可能需要547年才能買下這棟房子。他的物慾不是源自想要變富有的決心，而是來自一種孩子一般的幻想，想要再次見到他的父親。”奉俊昊如此解讀，“作為觀眾，當你旁觀這些人的經歷時，你其實會懷疑這些決心能否實現。這對他來説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空想，也是悲傷的來源。”

在主人一家不在家的雨夜，金家四口坐在豪華舒適的客廳幻想他們美好的未來。金基澤説，“除了我們演技好之外，這一家人是真的很好騙吧？尤其是太太，有錢卻很善良。”妻子忠淑糾正他，“是有錢所以善良。”金基澤感嘆，“有錢人家的小孩連衣服都沒有褶皺。”忠淑回應，“錢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對於窮人來説，被叫做“寄生蟲”還不是最糟糕的，更大的悲哀在於，他們的命運依舊不會在未來得到改變。**金基澤一家看似順遂的發展，在被樸家前管家雯光（李靜恩飾）發現秘密之後，情況開始急轉直下。更讓人不安的是，雯光也是一個有着不可告人秘密的窮人，她的丈夫長期在主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生活在地下室，靠着雯光偷來的食物勉強維持生命。

雯光和她的丈夫就像懸在金家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只要他們還活着，對於金家一家的生存都會是持久的威脅。一夜之間，基宇突然明白了很多事，他躺在體育館的地板上，抱着敏赫送給他的一塊奇石對父親説，“所有一切，我來負責好了。”他口中的“負責”，就是去殺掉雯光和他的丈夫。

石頭在《寄生蟲》裏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象，它作為財富和地位的象徵，在電影裏的幾次出現都分別代表了基宇的幾次轉變。首先是敏赫剛剛把石頭送給基宇一家時，此時正是基宇即將得到富人家家教工作的時候，面對即將到來的財富，他意氣風發，充滿了希望；其次石頭出現是在金家人全部擁有工作之後，他們圍坐在家裏吃烤肉慶祝，卻又看到了在窗邊小便的醉漢，基宇拿起石頭準備去教訓他，也反映出基宇內心的膨脹；石頭再次出現是在家中被水淹之後，基宇發現石頭竟然浮在水面，也就是説石頭其實是一件贗品，此時正是金家的秘密被雯光發現後，這裏石頭也代表着基宇正在失去自己想象中的財富和生活。

在那個下着暴雨的夜晚，金家人對未來都感到絕望了，好像一切又都回到了過去，窮人依舊是窮人。金基澤對兒子基宇説的話，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語，“人生永遠無法跟着計劃進行，包含我們，現在大家都一起睡在體育館的地板上。所以人不該有計劃，一開始沒有計劃的話，發生什麼事都無所謂。”

“對我來説，這部電影在情感方面，悲傷是大於憤怒的。”奉俊昊在採訪中説，“宋康昊的角色（金基澤）是不會真正生氣的人，即使他在面對極端處境以及極端貧困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只是接受了一切，如果你從他的視角來看電影，就能感受到這種悲哀。”

如果説窮人的無力感是來自於希望的幻滅，富人的無力則更多是因為一種無知。就像李滄東評價《燃燒》裏的主角本，“他其實知道社會是存在有問題的，只是他不知道具體的問題是什麼，這種思想上的差距導致他對生活的無力感更加強烈，把一些憤怒也只能更加深刻的掩藏起來。”

《寄生蟲》裏也有對這種“富人的原罪”的體現，樸社長至死都不知道金基澤為什麼會做出那樣的瘋狂舉動，對他來説，之前和金基澤有過的一切嫌隙，都不過是包含在正常的工作範疇裏。

但正如導演奉俊昊所言，《寄生蟲》裏並沒有真正的壞人。即便是撒謊成性的窮人，也會感到不安和愧疚，比如在得到司機的工作以後，金基澤還是會問兒子，“之前被辭退的那個司機，他應該在別的地方找到工作了吧？應該找到更好的老闆了吧？”

“一般大家都是 ‘灰色的’，適當地善良和小心，又適當地不良和卑劣**，**《寄生蟲》的人物也都是這樣的。”奉俊昊説，“雖然沒有帶着惡意，但無法控制的事情還是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