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折中的深圳和香港_風聞

緣起：特區的歷史進程

1979年，為了籌建經濟特區，推進改革開放，國務院設立了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

當時鄧小平提出要“不拘一格地發現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幹部”。於是一位有工程師背景又精通多國語言的中年幹部，被認為是很有潛力，擔任了這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

他在委員會任上的任務之一，就是擔任出國代表團團長，考察12個國家的主要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

這次出訪的困難不少，比如在新加坡，當地對代表團不太友好，不允許他們進入一家飛機零部件製造廠的生產區，好像怕他們偷學到什麼似的。同樣是國際自由港，新加坡人就比另一處的人們諳熟那句老話：

“悶聲發大財。”

第二天早上，代表團向新加坡官員抱怨，可新加坡官員堅持和他們説英語，代表團的翻譯都有點跟不上。這時候多年堅持不懈訓練英語的團長還承擔了翻譯工作。他直接表示，新加坡官員分明是華人，卻不説漢語故意説英語，讓人有點生氣，堅持要求他們説漢語。這才讓討論變得有效一些。

**然而在新加坡的會談已經是整個出訪過程中最有收穫的部分了。**之後代表團在40天內走訪了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由於語言文化不通，代表團的會談更加缺乏實質性內容。

不過這次出訪給這位老領導一次走遍西方國家的好機會，他對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感到震驚，並指定新加坡的工業園區和愛爾蘭的香農自由貿易區作為中國可能學習的榜樣。

代表團回國後，老領導向全國人大提交了組建特區的提案，並用其一貫的雄辯、幽默、有表現力而且邏輯性強的風格進行了發言。提案最終獲得了通過（雖然並不是一致通過），經濟特區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深圳這座希望之城，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嶄露頭角的。

機遇：香港產業北上

老領導的報告裏提出了允許特區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税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等，並允許外資企業按其自身意願僱用和解聘工人。

不過落實到地方上，官員的解釋不總一致，讓外商很難放心。

於是最早抓住特區機遇的是深感時不我待的香港人。同為華人，他們對中國內地的人情世故顯然更為了解。另一方面，主權轉交在即，中方態度是細節可以調，但大局一定是迴歸，早點與內地建立聯繫不會有壞處。

再加上此時的香港面臨勞動力和土地價格飛漲的困擾，其紡織業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出口加工製造業已經難以為繼。唯一的希望，就是趁着改革開放的機會向內地轉移。第一站必然是珠三角，一進門就是深圳。

這也是幾大特區裏靠近香港的深圳發展最好的原因之一。

這一時期的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形成了在深圳設廠，香港作為向外界展示、出口的展台的模式，即所謂的**“前店後廠”**模式。深圳是這一模式最早的受益者，1986年深圳接收了投向內地港資的27.1%，在之後的十年裏，深圳實際利用外資里港資大多數時間佔到六成以上。

港資中包括小部分來自澳門的投資

數據來源：從"前店後廠"到港深都會:三十年港深關係之演變

香港企業北上珠三角也就意味着着香港的產業轉移。數以萬計的香港工廠關閉，搬遷到內地。企業主早就已經覺得在香港各方面成本都過高，有些支撐不住了，內地特區這個小小的窗口，剛好讓他們看到了無盡的可能性。

數據來源：港資北移與粵港經濟一體化研究

珠三角在港資的幫助下一派欣欣向榮，香港企業家也在珠三角的幫助下打開了巨大的內地市場。

這是不是就意味着萬事大吉呢？也並不是，因為在這一波轉移浪潮中，香港的低端製造業並沒有完成產業升級，只是在空間上做到了產業轉移，轉移到內地仍然是低水平發展。在香港，賺錢的是金融、地產、貿易、物流、旅遊等服務業，大格局上已經和今日的香港沒有什麼區別了。

數據來源：基於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香港製造業重建研究

1996年，第二產業已經只佔香港經濟的15.5%了。接下來，就等房地產巨頭們再發發狠，環保組織再鬧一鬧，香港的工農業就等着顏色看吧。

不過這可以不是大問題。美國同樣製造業空心化，特朗普喊破了喉嚨也沒有用，但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不斷抓住時代新機遇，創造令人羨慕的附加值很重要。

所以香港本可以有其他機會。

造勢：打造香港“硅谷”

比如説在信息產業，香港就有人打算抓住上世紀末那一輪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機會。那個人就是李嘉誠次子李澤楷。

你可能沒想到，李澤楷早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沒錯，這是他的小叛逆，沒有服從父親的意志去讀管理或者法律。雖然他畢業後沒在美國科技圈工作過，但也算是見識過硅谷，很想在香港也複製一個硅谷。

當然，對於一向不甘為人下的李澤楷來説，他還想通過自己的奮鬥超越父親，讓世人對他的第一印象不再是“李嘉誠之子”。

很多人看到香港“數碼港”的規劃是在特首董建華的任內，就認為這主要是董建華的功勞，其實是先入為主了。事實上，這個規劃最早是李澤楷想到的，而且他為了勸説港府同意他的計劃，也是煞費苦心。

轉機是1999年初，李澤楷陪同董建華出訪以色列，考察當地的科技發展。李澤楷趁機不斷地向董建華遊説，這才説服董建華，讓李澤楷旗下的盈科拿到了數碼港的獨家開發權。這年5月，李澤楷又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讓盈科在港股借殼上市，即盈科數碼動力集團。由於“數碼港”概念加持，在這一年，盈科數碼動力集團股價連創新高。

1999年的李澤楷風頭正勁，而在深圳河對岸的馬化騰則很是煩惱。剛創立的騰訊現金流出了問題，馬化騰不得不四處找朋友借錢以維持公司運轉。當他向借給他錢的朋友提議，用騰訊的股票抵債的時候，有一位慷慨的朋友甚至説：

“你真的沒錢了，不還也可以，不過我不要你的股票。”

另一位騰訊創始人曾李青建議馬化騰找風投談談投資，然後他動用自己的關係搭上了美國國際數據集團IDG和李澤楷的盈科的線。

然而騰訊當時前途未卜，就連曾李青寫商業計劃書的時候對盈利模式也語焉不詳，這讓IDG和盈科都有些猶豫。曾李青只好對IDG説“盈科那邊很積極”，對盈科説“IDG馬上要簽字了”，連哄帶騙的，這才讓IDG和盈科各投資220萬美元，分別佔20%的股份。鵝廠終於在彈盡糧絕之前續上了資金。

這筆錢對馬化騰來説是救命稻草，對李澤楷卻是九牛一毛。此前五年，他就和默多克談過幾億美元的大生意，投資220萬美元實在是小意思。

融資：騰訊的生死劫

IDG和盈科投資騰訊達成的時間點是2000年4月。那是騰訊的生死時刻，因為正是那個月納斯達克指數突然崩盤，當時風頭正盛的互聯網企業股價大跌，這就是著名的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

如果再拖幾天，IDG和盈科可能就不投資騰訊了，騰訊可能就在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寒冬裏被帶走了。

但活下來的騰訊是在中國混的，終究表現不錯，2000年QQ用户數就接近一億了。

可是盈利模式仍然不清晰。

這個時候南非MIH出現了，給騰訊開出了高出上一輪融資十倍的估值，盈科就決定退出了。

2001年6月，盈科將手頭20%的股份悉數賣出，套現1260萬美元，賺了十倍。

曾李青回憶起找李澤楷談出售股份的事，是這樣説的：

“那天，‘小超人’（李澤楷）在花旗大廈的餐廳裏請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樣地圍着他。我們在旁邊找了張桌子坐下來，他抽出一點空隙跑過來聊了十來分鐘，然後又像蝴蝶一樣地飛走了。他實在太忙了，簡直就是商業界的劉德華。”

對於當時的李澤楷來説，出售騰訊只是有錢人枯燥生活裏微不足道的小事罷了。

他當時認為更大的挑戰，是收購香港電訊公司。互聯網泡沫破裂後，盈科數碼動力集團股價也大幅下跌。然而李澤楷又要收購香港電訊，就不得不上槓杆，收購香港電訊花了280億美元, 其中就有120億美元貸款。

收購香港電訊上了這麼重的槓桿之後，盈科連續兩個季度出現鉅額虧損，看到騰訊居然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後估值還漲了十倍，也算是個意外的驚喜，賣掉所有股份填補一下虧空也沒什麼好心疼的。

今天回頭看，人們可能會嘲弄李澤楷賣掉騰訊股份是短視的。可是在當時看來，十倍收益及時止盈，李澤楷簡直就是商業天才。

説李澤楷看不懂騰訊，可誰又看得懂騰訊呢？就連馬化騰找IDG討論投資的時候，被問及怎麼看公司的未來，也只能在沉默良久後吐出五個字：

“我也不知道。”

但不得不説的是，當我們回望香港和深圳發展路線交錯的時間節點時，盈科出售騰訊股份就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意味着深圳河兩岸的地位，悄然發生着變化。

放緩：“小超人”日漸保守

騰訊和盈科就此分道揚鑣。

合併了香港電訊的盈科成了“電訊盈科”，盈利卻十分困難。2001年後，電訊盈科的全球寬帶網絡開通，但由於缺少用户、後續投資不足、內容枯燥，一直沒有盈利。

為了盈利，李澤楷不得不對電訊盈科進行裁員、削減成本、重組債務、整合業務, 將電盈從一家“ 新興的傳媒集團” 重新變成一個基礎電信公司。等到2003年6月, 李澤楷更是辭去了公司行政總裁職務, 只留任該公司執行董事及主席一職。李澤楷逐漸淡出電盈的管理事務, 專注於資本運作。

**曾經想通過盈科實現宏圖偉業的小超人，不得不擱置計劃，為活下去而戰了。**而對李氏家族而言，父輩闖出的資本運作的老路，實在是安全得多。迴歸基礎電信公司的業務，似乎也就是當年李嘉誠靠港燈電力投資坐地收錢在新時代的翻版。

就連“數碼港”，也更像個房地產計劃了。

加西亞·馬爾克斯説得好啊：

“一個人最初和父親相像之日，也就是他開始衰老之時。”

對於發展信息技術相關管產業，李澤楷本人也是有擔憂的，那就是香港合適的人才可能不足，真正的科技研究可能不會放在香港，跨國公司只把數碼港當作一個“陳列櫃”。

而在本世紀初，香港本地人才的首選，甚至第二、第三選擇都不是投身於高科技研發。2003年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料顯示，香港畢業生年收入最高的專業是醫學、牙醫學及衞生，其次是教育，第三是文科及人文學，第四和第五分別是社會科學和工商管理，第五才是工程學及科技，理科則只能排第六。

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當時的香港，科技創新的回報週期長，風險高，畢業生一進入社會還要面臨攢錢買房的巨大壓力，自然會更傾向於從事薪酬更高更穩定的金融、旅遊、貿易等行業。

那如果是從外面吸引人才呢？

香港當時最有可能爭取的人才來源地是內地，內地人想去香港工作卻並不容易。畢竟還是一國兩制，內地人去香港工作還受到各種限制。

深圳河對岸的深圳，口號則是：

“來了就是深圳人，死了還送深圳墳。”

對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高下立判。

落地：深圳的野蠻生長

世紀初的時候，深圳人心裏也慌。

這種慌是一種彌散在空氣裏的情緒，完全表露出來，則是一個網名為“我為伊狂”的網友在2002年底在網上發佈的一篇萬字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

這篇文章一發出來，就引起了大範圍討論，因為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隨着全國深入開放，變得越來越不特殊了。走進新世紀的深圳，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深圳可以依靠的特殊之處究竟在哪？”

這篇文章也引起了時任深圳市長於幼軍的注意，他特地找了這篇文章的作者面對面交流。這位市長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拋棄深圳，誰也拋棄不了深圳。”

這個回答真是有水平。

而深圳人，是由一大羣來自全國各地的野蠻人組成的羣體，像極了一鍋沸騰的粥，混亂卻生機勃勃。

比如騰訊最初的誕生地華強北，就是這樣。在別處需要數月時間才可能配備齊全的各種電子元器件和產品服務模塊，在華強北樓上樓下跑個遍，只需一天就可以悉數落實。

這裏是深圳的深圳。

這裏最初給人的印象是“山寨”，是假冒偽劣。可是泥腿子游擊隊也總能做出點正規軍做不到的事情。他們更接地氣，更願意按照客户的實際需求修改手機設計，也許最終生產出來的產品簡直像個爆炸頭殺馬特，但它總能滿足你哪怕再不合理的需求。

這樣的游擊隊收編成正規軍，戰鬥力不容小視。

早在功能機時代，華為、小米這些大家熟悉的手機出海之前，就有產自華強北的一款叫做“基伍”的手機，佔領了第三世界市場。它的訣竅有三條：

1. 低價，他們能把功能機做到40-60美元的低價，深受發展中國家老鐵歡迎；

2. 快速迭代，每週推出2款新機，大打機海戰術；

3. 滿足各種需求，他們給能歌善舞的非洲兄弟設計帶雙喇叭的厚裝手機，給經常停電的印度開發出30天超長待機的手機，為了方便印度多種語言的穆斯林還開發了手機軟件，能將《古蘭經》翻譯成29種語言。

周到貼心得像一個渣男。

這都建立在華強北出色（甚至是奇葩）的設計能力，快速的方案形成以及完善而廉價的產業鏈基礎上的。

**後來征服非洲的手機品牌傳音，代工也是在深圳起步的。**他們的戰術也是類似的：非洲老鐵有多張電話卡，雙卡雙待就是標配，最誇張的型號可以支持一機四卡；非洲老鐵自拍不大容易（真是臉黑的困擾），傳音就能開發出針對深色皮膚的美膚模式。

説到這裏還得提一句，**當初傳音是在香港成立的。**可真要説到做硬件，還是繞不開華強北，離不開深圳。

大勢：相信人的力量

不少原本和香港頗有淵源的人，做硬件落地搞創業，還是得來到深圳，這樣的例子可不只有傳音。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曾經開設一門機器人比賽的課程，要求學生自主設計、製作和調試機器人。結果學生髮現去華強北搞硬件做機器人比在港科大要快得多。他的學生汪滔發現了深圳的這一優勢，於是出身港科大的他還是到深圳創立了大疆。

這隻能説明，在產學研結合方面，香港雖然有頂級大學，卻做得不如深圳好。

深圳主導研發的則是民營企業。然而香港研發投入的是政府，科研成果難以落地，沒有相應的實體經濟企業可以應用。像機器人這樣的科研成果，李澤湘教授在港科大有了進展，學生還是得去深圳創業，大疆這樣的獨角獸就產生在深圳而非香港了。

香港的研發轉化困難，還有一大原因，就是市場狹小。香港本地的人口基數實在是太小了，初創企業很難在本地積累大量用户，研發成果就不容易落地。深圳的成功並不是只靠自己，它的背後還有整個中國內地。而香港的高新科技產業為什麼沒有擁抱內地市場，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行政邊界是一個原因，可邊界只存在與物理層面上嗎？

李澤湘教授對香港還是有感情的，在公開講話裏，他説的是期望“港深莞” 成為世界的新硅谷。他的意思很明確了：香港高效的科研和深圳的產業結合起來。

依託香港的頂尖高校和深圳研究成果落地能力，香港、深圳和東莞聯合起來，就能打造一個新的硅谷。

事實證明，以李澤楷等少數人從頂層推進，在香港一隅之地建立新的“硅谷”，是做不到的；而千千萬萬有夢想有野心又不守常規的人，從高到底的各個層面一起推動產業和科研結合，反倒能夠野蠻生長出一個“硅谷”。

在科技的應用領域，羣眾路線還是比精英路線更有力量，亙古皆然。

所以，當深圳又有了“先行示範區”的大政策利好之後，還是要記住，它最寶貴的是在這裏奮鬥的人。

所以十多年前老市長的那番話就更值得回味了：

“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拋棄深圳，誰也拋棄不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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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