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炎志: 世人常批GDP指標, 可為什麼還非要它不可？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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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炎志 | 廣東順德創新設計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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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GDP指標也經歷了適度調整。過去一段時間內，人們對於GDP指標的討論十分熱烈，其中不乏反思和尖鋭批評之聲，這些都有助於我們認清片面強調GDP可能帶來的弊端，增進對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認識。本文作者認為，GDP標準儘管有很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屬於有待改造的問題，而不宜簡單地否定和扔掉這一目標，搞任何工作走極端都是不好的。GDP是物質基礎，是通行的指引國家發展的最綜合、最重要指標。今天中國的總量增長上來了，但萬不可驕傲，我們肩負的歷史使命非常沉重，我們還有很大侷限性，例如GDP統計方法、統計指標還需完善，人均GDP也還較低。從這個角度出發，作者認為GDP指標還是要堅持，這實際上也對執政者提出了更為全面和嚴格的要求。文章原發表於2011年，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GDP是物質基礎

中央在前些年強調轉變發展方式，轉型的方向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在這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批評GDP指標的聲音，跟GDP相關的出口、投資等也受到批評。這種聲音認為只有慢下來才是轉型。現在中華民族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候：就是要堅定不移的把GDP指標堅持下去。GDP確實有很多問題，GDP統計方法在很多地方也非常可笑，比如股市上的買進賣出能計入GDP，還能計入税收。但是，GDP標準儘管有很多問題，GDP還是指引民族和國家發展的最綜合、最重要的指標。

在這個前提下進一步分析，GDP指標是可以改進、改造的。改進改造是屬於統計學和比較、分析技術的範疇。比如説能不能把金融業從三產中區隔出來？教育、運輸、金融都屬於三產，但顯然教育、運輸與金融是有很大區別的。我甚至認為不如把金融業變成第四產業。

因此，GDP指標存在的問題是屬於改造問題，但是不能把GDP這一目標扔掉和否定。在今後還要堅持GDP指標和保持一定的速度，爭取在10年以後的時間，從總量上接近美國現在的總量。現在美國是14.4萬億，我們是5.01萬億（2009年數據），我們如果能堅持十二三年的努力，總量上能達到美國，我們的人均就是美國的1/4；再經過10年，也就是總共經過20年的時間，我們的人均GDP應該能接近美國現在人均GDP的目標。

當然在這過程中肯定要考慮其他的因素，但不管怎麼説，我想強調的是這個數字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GDP增加了，物質增加了，手頭可花的錢增加了。隨着物質基礎的變化，黨政幹部看事物的角度，對於社會矛盾的理解，解決問題的視野等等，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國的GDP按照現在的速度再發展20年，人均GDP從現在的四五千美金髮展到四五萬美金，到那個時候，幹部再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解社會主義，理解如何解決我們的內部矛盾，包括大陸和台灣的關係、中美之間的關係，那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物質基礎問題。我們現在有很大的侷限性，最大的一個侷限是人均GDP太低。從這個角度出發，我認為GDP指標還是要堅持的。

人類工業化、資本化的過程已經把社會、經濟分解為多種循環、多個層次、多種產業、多元要素。同樣，同一個工業化、資本化的力量又把所有這些循環、層次、專業、要素串在一起。所謂“從一滴水看大海”。GDP指標及其統計、計算方法需要進一步豐富、發展，但GDP指標是反映工業化、資本化社會本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它是多種循環、專業、層次、要素的交叉點、層迭點、連接點。我們可以通過這之間的相關聯繫，掌握經濟的綜合性，瞭解社會的全面性。GDP是價值形態的指標。其抽象程度、概括程度比生態、資源、能源等物質形態的問題高一個層面，比PPP（購買力平價）指標多了國際流動性、國際比較性。因此，改進GDP統計技術，應該能包含低於它層次的問題。GDP統計中也可能會有“泡沫”，但那不是GDP本身的問題，是人的問題。GDP指標在人類工業化、資本化歷史階段處於核心、有機地位。

▍未來改革的指標

如果我們確定了堅持GDP指標為總的工作目標，我們還可以把這目標具體化為未來改革的指標。

1. GDP持續50年的增長

我認為我們可以定一個目標中國GDP持續增長50年以上。如果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算起到2011年，我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實現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長，而且這30年的增長速度都在9%以上；如果從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算起，我們則有了50餘年的快速增長。可以説改革前和改革後這兩個階段的高速增長成就了我們今日的發展，決定了我們明日的歷史走向。儘管兩個階段實行的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且前後兩個階段的統計方法也可能不盡相同，但快速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連續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因此才會有人稱之為“中國之謎”。

解讀中國之謎，解讀中國經濟增長之偉大意義，必須注意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經濟體制給我們打下了良好基礎。計劃經濟克服了國際經濟封鎖和資本奇缺，用全民苦幹積累了鉅額的現代化初級生產資料，為我們改革開放時期的國民經濟發展打下了物質基礎。特別是共產黨、毛主席帶領軍隊和羣眾用犧牲幾千萬烈士的代價換來了土地公有，消除了中國的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了現代化發展的第一筆無法估量的可轉化為資本的財富。

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將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釋放出新的活力。這是我們取得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又一套取勝法寶。

三是投資拉動的作用功不可沒。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固然都很重要，但投資拉動對我們尤為重要，我們的底子太薄。我們的現代化建設，我們的原始積累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搞殖民開發、搞圈地運動、搞販賣黑奴等，我們只有靠艱苦奮鬥，靠積累，靠勞動，靠兩個“務必”，這是我們的唯一選擇。人類的工業化，資本化歷史階段，只要講發展就必須講積累。積累速度是擴大再生產的“擴大率”。擴大率取決於積累率和積累效率。積累率、積累效率取決於剩餘價值的形成率、實現率和使用、分配剩餘價值的社會制度及與之相關的一套體制機制。

四是隻有這樣持續增長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今天的總量增長上來了，但萬萬不可驕傲，不可自我感覺良好。我們的問題還非常多。我們的歷史使命非常沉重。我們對自己必須有一個高標準。繼續持續30年意味着人均GDP將達到或超過世界人均水平。持續50年意味着我們的人均GDP超過美國。我們的人均GDP如果沒有超過國際最高水平，很多問題就看不到，或者看不清。人均GDP水平不同，認識歷史的角度也不同。

2. 對這一目標的綜合性分析

近幾年很多人批評GDP指標，批評單純追求GDP的機制。搞任何工作走極端都是不好的。

未來十年，我們有信心可以用梯度發展、統籌發展、均衡發展保障快速、健康、持續發展。但在未來十年之後，我們是否還有可能持續快速？

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已經説明了，我們的基數變大了，基數大，固然是困難，但是“基數”應該有兩重作用。一方面對增長量有降低比例的靜態作用；另一方面對增長量有提高投入的動態作用。如果只強調靜態的消極作用，就説明這個社會生產循環的某些關節在“吃掉”（消耗掉）擴大再生產的動態投入。由此可以肯定地判斷，這個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剩餘價值分配與使用是有毛病的，是反工業化、資本化規律的，是應該檢討檢查，反思反省的。

東部的部分省份、部分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工業用水難以為繼，廉價勞動力難以為繼，工業用地難以為繼”，這三個“難以為繼”顯露出了經濟發展梯度轉移的端倪。“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中的問題，還是要靠發展來解決。只有GDP上去了，各種剩餘才能出現；有了剩餘才能投資，有了投資才能改善生態環境，才能提高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才能提高資源循環率、資源利用率，才能提高能源效率。我們國家的生態問題、資源能源問題都必須首先依靠投資，依靠工程措施，否則沒有出路。

實踐證明，積累率的提高與GDP的增長是相互促進、互為前提的，持續提高積累率和積累效率是實現持續快速增長的基本前提。提高積累率意味着人均資本量的提高，意味着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現在看來，每隔十年左右，把積累率提高几個百分點是可行的。經濟發展的蛋糕做大了，切給人民羣眾的消費量也在絕對增長，改革的成果也才有可能惠及普通老百姓。

有的同志認為GDP增長過快，會導致通·脹。從過去的各種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這二者之間沒有什麼直接的相關性。如果有，也是很長的一個因果關係鏈，其中每個鏈節都可能是正負兩種因果關係。起碼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看法是倒過來的：用輕度通·脹拉動增長，而不是增長拉動通·脹。因為通·脹是一種有諸多主觀因素的“輕”型手段，而增長是一種諸多客觀因素的“重”型本體。就像改變筷子勺子的大小，可以改變吃飽的快慢，但用吃飽的快慢去調整筷子勺子的大小，這是一個邏輯嗎？邏輯的反正是有客觀規律性的。通·脹最直接、最可調的手段就是財政赤字，而政府調赤字是最正當最迅速的措施。降赤字比降增速的消極性要小得多。財政支出是國民經濟各種調控手段中具有“源頭”（始發）性質的方法。因為財政有“零成本”性質。它可以在一連串的經濟環節中被放大（倍增）。

社會發展必須是全面的，經濟發展必須是綜合的。

3.確立這樣的經濟發展指標是對中華民族羣體智慧的一次極大考驗

（1）這個指標關係到和諧社會建設水平。和諧社會應該是秩序社會，應該是富裕社會，應該是以人為本、尊重人權、保障人權的社會；應該是物質文明不斷發展，貧困現象日漸減少的社會；應該是精神文明不斷發展，愚昧現象不斷消除的社會；同時也應該是政治文明不斷進步，野蠻現象、特權現象不斷銷聲匿跡的社會。構建這樣一種勞資關係和諧、幹羣關係和諧、天人和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和諧的社會，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物質財富的不斷增長壯大，確實會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撐。

（2）這個指標關係到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和執政地位的鞏固。持續增長是黨的執政能力的直接體現。如果在未來的50年裏，我們能夠實現持續增長，將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又一奇蹟。現在，有人經常提到我們執政的合法性，過去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來源於流血犧牲，來源於與人民羣眾同甘苦共患難；現在執政的合法性則首先來源於帶領羣眾擺脱貧困，走向富裕。將來能否實現這個指標，對我們黨執政合法性來講，確實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3）這個指標關係到社會制度科學發展的競爭力。如果按照這個大指標來設計其他各項分指標，如果我們的經濟能夠實現“100年”的增長（從建國到本世紀中葉），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中國成功執政“100年”（“100年”源於鄧小平同志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的説法， 100年非定數，是長久之意），那麼就可以説，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經得住實踐檢驗和歷史檢驗的，而且説明這個制度對未來的開放性、對生產力發展的適應性、對新情況新要求的可塑性是有潛力的，説明我們實行的多黨合作制是優於西方兩黨輪流執政制的，説明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優於西方的三權分立制的。也就是説，我們的制度設計是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我們制度的競爭力是毫不遜色於其他國度的。

（4）這個指標對生產關係的改革發展，對社會生活的改進、發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這個指標初看是生產力指標、經濟指標。但因為時段相當長，且保持一定速度，它就要求生產關係必須有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改革、發展。它就要求社會生活必須有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改進、發展。

首先，這個指標要求我們黨既保持謙虛謹慎，又樹立雄心壯志。儘管我們對大躍進有了自省，但“超英趕美”一直是中國人民羣眾的一個理想情結。這個指標按人均看，並不高，也僅高於50年後的美國人均GDP而已。

近年中國有些人熱衷於討論“崛起”。這個中國詞反映了自豪的心情，但多少有些驕傲。它不如“復興”符合歷史，也不如“振興”平易。謙虛謹慎與雄心壯志的結合要求我們黨風務實，要實事求是，要求我黨具有反對任何形式主義的“作秀”、“小恩小惠”和“急功近利”的政治品質。

2014-201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增速(圖源：國家統計局官網)

這個指標要求我們黨的先進性質量有恢復和提高的機制、體制。我們不但要有本事抑制腐敗，還應該有本事不用民主社會主義那一套也能抑制腐敗，也能和諧。民主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有緩和作用，對資本主義的表面和諧有貢獻，對政府的腐敗和特權有抑制作用，但它們是沿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邏輯設計的手段，是以犧牲社會發展速度為代價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執政個幾年或幾屆，就要換成保守黨幹一幹，幾乎全是因為發展速度上不去。企圖在社會民主黨那裏討大主意，來解決我們今天的問題，可不是“與時俱進”。民主社會主義是比計劃經濟還舊的思路。

這個指標要求我們在制度設計中、制度改革中有高度的科學性，有充分的自覺性，有相應的靈活性、開放性和穩定性。我們的法律建設必須能夠保護和促進我們社會制度一脈相承、與時俱進。人類近幾百年的發展史顯示，除了日本、德國二戰後有過近20年的快速增長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沒有本事達到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要求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道德有自我提高的能力。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清楚地感到文化道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性。搞好了可以增加動力、活力、創造力；搞不好，會增加成本，增加風險，增加矛盾的對抗性。文化道德是反映和諧程度最集中的地方。

總之，這個指標，看起來像是一個有片面性的、中性的生產力指標。但實際上對一個執政黨有全面、嚴格的要求。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甚至會引發、帶動其他國家的社會變革那個時候再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就又有一番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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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1年6月刊，原題為“GDP指標不應動搖”。**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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