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美全球戰略利益的兼容性與中美中東合作-趙葆珉_風聞

論中美全球戰略利益的兼容性與中美中東合作-趙葆珉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4期

Zhao Baomin

 [摘要]核均勢下的中美和平競爭存在明顯的戰略錯位。美國滿足於地緣政治擴張，而中國致力於經濟拓展。20年和平崛起改變了中國持續遭受圍困的窘境，中國崛起進入縱深。中東與中國陸海鄰接，是中美和平興衰的核心。中美中東戰略協作應繼續在政經分離的原則下展開，以促成和諧的權力交替。

 [Abstract]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The Middle East is contiguous to China by both land and sea ways,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Sino –US power struggle. The Sino-US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關鍵詞]戰略錯位;和平崛起;中東政策;美國衰落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Peaceful Rise; Middle-East Policy; US Decline

 一部國際關係史就是大國不斷興衰更替的歷史。大國興衰意味着世界權力與財富的持續流轉，也意味着新舊主導力量的衝突與戰爭。數百年歐美強權的興衰演繹出同樣的模式，即大國崛起首先顯示軍事鋒芒，依仗軍事暴力打破既定權力格局，以戰爭與人類浩劫為代價強行突破。因而西方經典的觀念，視戰爭為世界霸權更替的必要手段。

後冷戰20年，中美攜手駕馭大國權力轉型。中美關係擺脱了歷史上大國權力交替陷入戰爭與衝突的濫觴，也沒有重蹈美蘇權力爭奪的敵視與遏制的冷戰覆轍。中美攜手實現了權力的和平讓渡，樹立了大國權力和平沿革的光輝先例。經濟融合與競爭構成中美和平共生與和平興衰的基礎，經濟競爭帶來的財富轉移也取代傳統的軍事暴力成為中美權力和平轉移的手段。

 和平興衰下的中美權力構造

 後冷戰20年，中美和平競爭以戰略兼容為背景。核均勢與經濟融合構成中美戰略兼容的核心因素。戰後核武器誕生，傳統大國均勢演化為核均勢。中美競爭即在這一宿命下展開。避免核戰爭帶來的共同毀滅，確保中美競爭限定在和平範圍之內。中美競爭由此轉移到經濟爭奪上。互利雙贏的經濟融合緩衝了中美競爭的不妥協性，中美通過開放市場的和平機制形成了穩定變遷的動態權力結構。經濟力量兼具變革與保守的性質，中美關係中衝突與合作並存的趨勢，即是這一雙重屬性的產物。中美和平興衰在政經分離下展開，美國執迷於國際權力而中國在經濟上凸顯國家意志，潛在的結構性衝突因而沒有妨礙中美權宜合作與力量對比的緩慢變遷。

1. 核均勢--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約束

跨越冷戰的中美競爭更像是戰後一脈相承的國際關係的核心，美蘇冷戰不過是這一世紀性競爭的序曲。中美同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崛起。挾百年和平建設蓄積的國力，美國在西歐列強衰落的廢墟上，成為與蘇聯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中國百年衰落，經過無數次的戰亂、革命與外敵入侵，開始奠定堅實的中央權威。中美不對稱競爭首先在冷戰背景下展開。朝戰與越戰直接表現為中美衝突，更具有中美對抗的性質，美蘇冷戰不過是為這一斗爭提供背景。70年代後中美戰略攜手，美國並未因中美戰略趨同而棄持台灣這枚遏制中國的潛在棋子。圍繞台海的折衝露骨地展示了中美爭奪的性質。中美攜手拖垮了蘇聯，中國的戰略躍進被單極體系的炫目光輝遮蔽了。

蘇聯解體是新中美關係的起點。戰後核武力滲入大國關係，改變了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大國以軍事手段解決權力爭奪的經典模式失效，久遠的大國競爭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勢下大國爭奪被束縛在有限而又單純的選擇之中，變得理性和易於妥協。中美蘇三大國共享核均勢，變換敵友爭奪半個多世紀而維持了整體和平。核均勢並未隨蘇聯解體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後冷戰時代核均勢的守護者。核均勢鑄定了中美競爭將延續冷戰爭奪這一和平傳統。美國因蘇聯解體獲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但美國的勝利缺乏實質性意義，它不能一勞永逸地結束大國競爭。核均勢決定了美國只是博弈型霸權，只能通過大國妥協取得霸主權威。[1]

和平競爭是中美關係的基本法則。核均勢給予中國基本的安全保障，也規定了中國崛起的和平性質。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懸殊之下形成不對稱競爭。中國保持戰略剋制，韜光養晦，目標穩健而務實，沒有對自身權力和利益明確界定，而尋找與美國戰略利益競合的有利位置。這一規避隱忍戰略，以寄生於單極體系的依附性發展實現崛起，緩衝了美國的敵意。經過冷戰洗禮，大國關係更具有理性與和平性質。中美擁有穩定成熟的競爭框架，沒有使全球籠罩在戰爭隨時爆發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煞中美鬥爭的絕對本質。相互依存的經貿利益緩衝、模糊了國家衝突，但不能消除中美與生俱來的競爭，潛在的結構性戰略不妥協不時浮出，形成中美關係中此起彼伏的衝突熱點。

中美關係中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源於新老大國的結構性衝突，[2]伴隨着後冷戰中美關係的全過程。美國對華遏制是持續塑造中國崛起的因素之一。美國優勢是長期的基本形態，也是相對的。中美競爭延續並凸顯近代以來中國的宿命:即始終在西方強勢下實施民族反圍剿。和平崛起最初更像是長期的被動與無奈，中國被迫適應大國的角色。但中國享有上升大國的多重優勢。中國是過去半個多世紀唯一與美國戰略衝突而沒有落敗的大國;中國發展帶來的權力轉移構成格局變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國的精神優勢，比美國這個特權帝國更適應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一部大國興亡史即是一部以弱為強、以小克大的歷史，巨大的不對稱競爭壓力激發出中國的進取精神與活力，時間在中國一邊。

2.中美戰略錯位

核均勢下中美戰略衝突與結構性矛盾，在現實中表現為有限衝突與被迫合作並存的特徵，為中國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戰略背景。和平崛起是史無前例的戰略嘗試，它刷新了大國興衰血腥爭奪的歷史，使一項崇高的戰略追求適合於弱肉強食的叢林現實，並創造了隱忍待時、以弱為強的現代兵家傳奇。近代以來歐美列強的崛起，首先以軍事擴張建立權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奪，大國競爭直接表現為軍事衝突與領土爭奪。超越於此一根深蒂固的範式，中國和平崛起依託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避免觸動既定地緣政治格局，而以經濟緩進和平突圍，將國家進取糅合在經濟互利之中。經濟累進蓄積國力是中國崛起的力量源泉。

後冷戰20年，中美戰略取向存在明顯的錯位。美國滿足於權力壟斷，沉迷於地緣政治擴張，而中國不隨美國起舞，依託核均勢擺脱了傳統大國崛起揹負的沉重軍備消耗，以務實的經濟發展培植國力。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競爭並保持戰略兼容，經濟融合與政治安全對立並存。中美爭奪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略錯位，雙方通過開放市場的和平機制協調競爭，依靠經濟利益訴求與戰略模糊形成了穩定但具有潛在衝突的權力結構。20年中美關係交替表現出衝突與緩和的傾向，呈現出競爭與依存的雙重性質。爭鬥本身以及爭鬥帶來的拖延，客觀上成為一種權宜均衡，為中國意志在經濟上展現提供了喘息。

戰略錯位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物，它緩衝了中美長遠的結構性衝突與競爭的不妥協性，避免中美陷入歷史上大國興衰的安全困境。相當長時間內，戰略錯位兼容中美衝突的國家利益與戰略趨向，安全局勢的變化非常穩定，不易觸發明顯的對抗。儘管存在濃厚的戰略猜疑，中美並未走上實質性對抗的道路。20 年中美關係在脆弱的平衡下維持了總體和平，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均勢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戰那樣分明。中美陷入大國戰爭的宿命並未發生。[3]中美關係比曾經的美蘇關係更加穩定。美國享有單極尊榮，而中國崛起沒有遭受持續的圍堵與遏制。台灣得以在中美戰略夾縫中維持現狀，長期戰略衝突並不妨礙中美功利性權宜並存。

多極化潮流與美國戰略遲緩也促成了中美戰略錯位。和平崛起並不是自我意願，而是實力較量的結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戰爭陰影揮之不去。多極化弱化了美國霸權的鋒芒並緩衝了中美競爭，它始終是中美關係轉型的牽制力量之一。美國揹負全球霸權的重負，時時面對遍及全球的矛盾與衝突，不能持續集中關注中國的崛起。中國在險惡的環境中韜光養晦，締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但中國崛起並不僅僅是我們的力量造就的。美國囿於冷戰經驗，以軍事威懾輔之於市場開放，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企圖以此促成中國和平演變，結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國崛起。反恐戰爭加劇了美國的戰略混亂，緩解了如履薄冰的中美關係。

 和諧的中美權力消長

 中美競爭不能撼動核均勢鑄造的戰略宿命，戰爭作為傳統大國競爭的權力轉移手段失效，中美和平興衰即依賴經濟力量的消長實現，即以經濟為核心的和平競爭成為中美關係的基本法則。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經濟差異構成中美和平興衰的動力源泉。中國以經濟累進蓄積國力，而美國由於經濟衰落逐漸喪失霸權能力。擁有財富創造力的中國更富有國家競爭力並擁有長期戰略潛力。

1.中美權力的和平過渡

後冷戰20年，中美和平共存以國際權勢的轉移與國際體系的深刻變遷為背景。權力流轉意味着中美關係不能固定在既定權力對比上，它將順應無常的權力轉移而起伏。核均勢施加的抑制性約束，使中美關係排除了傳統大國興衰的軍事暴力，經濟力量因而成為破解中美競爭死結的變革因素，它兼具和平與變革、保守與進取的雙重性質。這一奇特的穩定與變遷力量使中美關係始終處於穩定的動態演化之中。美國滿足於政治霸權與軍事暴力，在圍繞創造財富的競爭中逐漸落伍，而中國的經濟進取則徹底扭轉了被持續圍堵的困局，將單極體系消弭於無形而未引發戰爭，這是500年來國際關係中空前的功業。

經濟進取是中國對美遏制政策的戰略回應，是打破美戰略包圍的突破口，它將戰略上的持久與出奇制勝熔為一爐，給予中國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經濟緩進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侵削美國強權，積弱為強，同時獨闢蹊徑，避免歷史上大國崛起以軍事暴力強行突破的濫觴。迫於強敵，在國力不濟的時候，避免即刻決戰，採取拖延戰略，通過持久的消耗削弱對手，促使力量優勢對比不斷向我轉移，最終逆轉敵我優勢對比。這是傳統兵家轉弱為強的經典智慧。而避開自然期待的進攻路線，避免正面突擊，選擇阻力最弱的途徑，以間接迂迴達成戰略奇襲，這種漫長而迂迴的道路，經常是達成目標的捷徑。[4]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後人發，先人至。[5]

經濟的和平性質緩解了中美競爭的不妥協性。核均勢決定了中美妥協的終極共識，經濟競爭取代軍事暴力成為中美力量變遷的核心。中國的經濟進取成為中美政治和軍事權力運作之下的潛流，在霸權圍堵中造成適應自身發展的和平穩定機制。經濟緩進不會即刻導致單極體系的根本垮塌，可以迴避與美國的直接衝突，為中國崛起爭取機會和空間。經濟崛起的前景是模糊的，妥協與共同獲利是經濟競爭的方式，可以調和衝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兩敗俱傷。經濟融合沖淡長遠的安全隱憂，弱化安全威脅，避免相對優勢流轉觸發動盪。中美在歷史性的竟存中逐漸習慣並順應這一潮流，中國崛起因而並未伴隨着中美衝突的升級。

經濟力量同時顯示出變革的性質，促成中美權力交替。經濟權力是在中美競爭的背景中經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續的經濟流變引起實力變遷。中美經濟基礎與發展潛力各異，不能通過相互依存的世界經濟取得均衡發展。中國在經濟領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漸改造舊有的力量體系和利益範圍，潛移默化地改變中美整體經濟力量對比。中國同時通過經濟紐帶強化與周邊的和平共處，沖銷美國同盟體系並促成自身軍事現代化。經濟實力緩慢地轉化為對美關係的主動地位與政策槓桿，促成中美權力均衡。中國逐漸不再被動撐持，以模糊和妥協為特徵的韜光養晦政策逐漸退出。單極體系的軍事鋒芒，被多極化的和平潮流所侵蝕，為中美這一權力轉換鋪平了道路。

20年經濟力量消長產生了與傳統大國戰爭一樣的戰略效應，決定性地改變了全球軍事與政治平衡，促成中美軍事力量變遷與地緣政治分野轉換。核均勢下中美軍事力量轉換的根基在市場，經濟競爭決定軍事優勢的浮沉。中美軍事力量消長，不是戰場決勝的產物，而是財富轉移的結果。經濟力量消長侵蝕了美國一度不可動搖的軍事優勢，推動中美軍事權力不斷變遷，美國軍事權力流失而中國財富持續轉化為軍事效能。中國力量提升與美霸權存在感不斷變弱相伴，固有的地緣政治分野逐漸落伍。適應不斷更新的動態戰略框架，中美需要經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權力和利益範圍。中國重申南海主權，劃定黃海戰略紅線，是中美權力消長的產物。這一模式將一再被重複。

與美蘇冷戰相比，中美競爭更具有歷史戲劇性。中美關係與美蘇冷戰有着結構性不同，美蘇競爭是全方位的爭奪，而不對稱競爭始終是中美關係的核心特徵。美蘇較量勢均力敵，彼此擁有獨立的經濟空間，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對抗之下，以軍事衝突為特徵。美蘇爭奪持續半個多世紀，幾度起伏，權力優勢一再易手。中國崛起波瀾不驚。中國以經濟進取緩慢崛起，中美競爭集中在經濟較量上，似乎無所用心，渾不着意。沒有強硬的軍事對抗，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惡意敵視。只短短20年，中美競爭的基調即被逆轉。中國擺脱依附性發展形成獨立的政治經濟體系，而美元霸權和文化影響力等20世紀美國權力的標誌幾乎全部喪失。

中美競爭重演二戰中中國以持久戰拖垮日本的經典戰例。在抵抗戰爭中，積弱貧窮的中國依靠人自為戰的武裝民眾使日軍陷入了滅頂的游擊戰泥沼，以8年漫長的持久戰爭挫敗了日軍兵鋒，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國;在後冷戰20年艱難的戰略防禦戰中，中國以市場紐帶協同自我進取的民眾達成富國強兵的目標，通過持久戰略對峙拖垮了單極體系。美國是本土財富支撐的消耗型帝國，每一次大規模的戰略擴張都使其經濟根基更為脆弱。在中美不對稱競爭中，中國避開美國的軍事鋒芒，使美國在漫無目標的擴張中喪失了戰略能力，同時避實就虛在經濟競爭中擊中了美國霸權的軟肋。讓渡與分享權力成為必然，單極霸權即和平過渡到中美均勢體系。

2.和平崛起的戰略得失

中美興衰開闢了大國關係歷史的新紀元。核均勢下的中美和平興衰，藉助於經濟力量的緩慢轉移，以戰略錯位避免衝突，中美聯手實現了大國權力的和平讓渡與地緣政治格局的變遷。中國在單極體系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經濟發展獲得大國權力，中國崛起打破格局帶來的衝擊，被中美戰略錯位所緩衝。政經分離的戰略錯位同時造成中美權力的不完全演變，形成彼此殘缺而互補的雙重權力結構。中美共享大國權力，彼此均不能獨立支撐國際體系，為中美繼續聯手駕馭國際體系轉型提供了基礎。和平崛起同時侵蝕了美國的財富基礎，造成了美國政治與軍事霸權懸空，預示着中美和平興衰將繼續向縱深演進。

在單極霸權夾縫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和平崛起，不可避免地帶有先天的軟弱。過去20年中國處於單極體系的邊緣，時刻面臨美國的政治遏制與軍事鋒芒，在意識形態上遭受持續的圍攻和打壓，被迫以經濟迂迴累積國力。迄今為止，和平崛起集中於應對美國的戰略打壓並致力於經濟成長，而不是關注國際權力體系所應採取的形式。傳統大國崛起以弱為強，爭鋒於白刃之間，危然後安。和平崛起隱忍待時，依賴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市場與美國編織的國際關係獲得經濟與安全利益，沒有權力基磐與缺乏內需市場的廉價崛起藴涵着潛在戰略風險。[6]中國經濟利益遍及全球，而維持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國守護，註定了中國崛起的依附性。

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權力構造的不平衡。迄今為止，中美權力交替更多地侷限在經濟領域。和平崛起決定了軍事力量對比是中美力量消長最為滯緩的領域，這一權力構造構成中美戰略錯位的客觀基礎。經濟力量並非直接的戰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轉化為戰略能力。經濟力量向戰略實力轉化存在明顯的滯後期，這一滯後效應形成後冷戰20年難得的戰略間歇期，為中美戰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諧的權力交替，這一滯後期也使傳統霸權一體化的權力構造分裂，形成中美並峙的經濟與軍事權力。核均勢下的大國競爭不能借助於戰爭手段解決，只能依賴經濟力量的消長緩慢沖銷，決定了中美軍事平衡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

和平崛起決定了中國崛起的階段性，它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和平崛起包含着難於兼容的雙重戰略取向。中國需要促成權力的持續變遷，以弱化霸權圍堵與既得利益障礙;同時參與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以護衞經濟成長。[7]中美和平興衰造成不完全權力轉型，國際政治權力與經濟秩序脱節，全球軍事權力對比不能反映經濟力量分佈。伴隨着20年財富轉移而來的是中美畸形的權力構造，中美戰略均勢在權力分裂中形成。如經濟力量向亞洲轉移並未伴隨着政治力量的直接跟進，覆蓋東半球的大中華區與美國同盟體系相互覆蓋。中國缺乏支撐戰略轉型的大國軍事資源，而美國擁有環球最強軍事力量但喪失了財富基礎。

大國爭奪以財富為後盾，財富控制權力是國際體系鐵的邏輯，喪失財富創造力註定了美國霸權的長期命運。在核均勢之下，大國直接的軍事較量被抑制，相對軍事優勢不再生死攸關，而經濟力量免於軍事打擊，可以持續有效地轉化為國家力量，成為大國實力的核心部分。經濟力量消長為中美權力轉移確立潮流，軍事、政治等都在經濟設定的軌道上運轉。大國競爭擺脱了武力爭奪，意味着美國不能以戰爭手段維持霸權，不能借助軍事權力解決財政危機，如同蘇聯在軍力巔峯時期不能阻止經濟崩潰而解體。後冷戰20年，經濟衰落侵蝕了美國強權，過度戰略擴張被迫收縮。中美力量對比隨財富浮沉而變遷，全球權力體系日漸與此相適應。

殘缺的權力構造為中美再度攜手、繼續協同權力和平讓渡提供了客觀基礎，而美國固守獨大地位也為中國避免戰略冒進提供了契機。作為現存秩序的利益攸關者，中美可以以更對等的方式繼續冷戰結束以來的戰略規避與協作模式。中美協作為美國霸權續命，有效地克服後霸權時代的混亂和無序。對中國來説，戰略轉型是長期的，躁進不足為取。台灣問題淡出中美關係，為中美再度協作掃除了障礙。繼續模糊中美間實質性的長期問題，聯手駕馭世界轉型，避免美國霸權在多極化潮流衝擊下迅速崩潰，以最小代價維持體系穩定，符合中國利益。中美和平興衰將展現最完美的大國權力轉移，而中美競爭也將在歷史性的進程中自然解決。

 中美中東戰略協作

 新中國在美國遏制戰略的陰影下誕生成長，後冷戰時代中國以一國之力抗衡美國的單極體系。中國在60年艱難的戰略防禦中擺脱了被遏制的困境，實現了對周邊態勢的掌控，成為以經濟重新聚合的區域一體化的核心。中國力量自然地突破狹小的東亞，轉向與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關的臨近區域。戰略兼容緩解了中美在全球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也構成中美中東協作的客觀基礎。

中東是久遠的東西方力量交匯的鋒線，也是夾在東西方之間廣闊的中間地帶。冷戰後美國在中東的獨霸地位逐漸被侵蝕。在一個即將到來的新中東時代，如同在東亞，美國霸權更加力不從心。這種新的戰略態勢為中美中東協作提供了契機。中國的戰略根基在東亞，而同時從海陸兩線與中東鄰接。中東是中國全球大國地位的起點，是中國深入全球事務的踏石，也成為新中美關係的實驗場。

1. 促成中東多極均勢

中東秩序轉換是全球性歷史鉅變的一部分，是對美國霸權衰落的自然反應。單極體系是500年來第一個非歐亞權勢取得全球霸權，也是200年歐美霸權的最後階段，美國霸權的喪失對全球地緣政治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中東也由此處於深刻的權力重構之中。迷戀霸權的美國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成為中東矛盾與衝突的核心。美國得以在混亂中延續霸權，更多的是出於競爭對手的謹慎和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權和實力。如同在轉型的多極化世界中，中國在新中東秩序中也將扮演關鍵角色。中美在政經分離的大前提下，將競爭舞台推向中東，將成為中東新秩序的起點。

美國中東力量逐漸萎縮，讓位於以多極化為基礎的區域協作。遏制伊朗失敗，失去對土耳其的控制與“阿拉伯風暴”後埃及外交的重塑，是美國中東霸權失落的集中反映。土耳其與伊朗重新佔據失去的歷史舞台，成為影響中東格局的決定性力量。伊朗歷經數十年圍堵封鎖，在逆境中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消失之後，伊朗成為新中東秩序的核心。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土耳其脱離美國的戰略體系，遊刃於多種力量之間，避免與西方對抗或敵視伊朗。阿拉伯國家視土耳其為平衡力量，歡迎新土耳其迴歸。力量均勢正在伊土之間、伊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顯現，中國與美保持競合關係，作為離岸平衡者介入正當其時。

中東秩序變遷呼喚權力的有序調整。維護中東穩定、確保能源供應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後冷戰20年，美國長期捲入中東混戰而陷入衝突的夾縫中，經濟影響力削弱與外交軍事化加劇了這一困境。[8]美以特殊關係的困擾與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夾纏不清的混亂政策，使美國喪失了與伊斯蘭世界建立有效聯繫的能力。中國的出現將加強中東多極和平格局。中國的中東政策體現和平崛起這一原則，超脱於地緣政治爭奪，推行無衝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攜手駕馭權力轉型，中國發揮均衡作用，既通過多邊合作制約美國的行為，又與美合作維持中東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經貿成長與權力的有序轉移。

2.重建絲綢之路--成為新中東接觸的核心

中東是中國能源安全的核心區域，商業紐帶是中國與中東更深遠的地緣政治聯繫的核心。中國沿海陸兩線同時迫近中東，復活與海洋生命線並立的大陸經貿系統。如同在全球層次，中美中東協作將在政經分離這一大原則下展開。美國中東政策繼續陷於地緣政治利益驅動(如反恐與以色列安全)，而中國與中東關係建立在務實的能源利益和貿易上。美國糾纏於權力爭奪而中國致力於經濟拓展，以和平手段促成海灣國家擺脱對美經濟與軍事依附，促成伊土雙元權力構造為核心的區域大協作，中國將成為新中東秩序的接觸中心。伊朗大國地位是中東構建均勢的關鍵，促成美伊和解是中國新中東政策的起點。中國不需要刻意做到這一點，中國日益強盛即成為伊朗強大的戰略依託。

中東是中國周邊的戰略延伸，藴藏着中國經濟深度崛起的契機。中東和平進程的推進，經濟融合沖淡軍事衝突，預示着經濟進取在中東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為新興的全球力量，致力於經濟拓展的中國，沒有濃烈的軍事意味，更富有國家競爭力並擁有長期的戰略潛力。中國成為中東能源市場與投資對象，中東成為中國製造的消費地。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也將在中東獲得推動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權的核心力量之一，海灣資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濟力量轉移必然伴隨着儲備貨幣的變遷，中東與中國經濟融合將孕育新的儲備貨幣。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擺脱對美元依賴，符合雙方利益。

中國需求將造成深遠的政治與外交效應。中東是中美力量最終消長的節點。中美和平興衰的權力讓渡將在中東接受考驗。核均勢下大國爭奪的根基在市場上，大國興衰繫於經濟力量的消長。如同在全球層次，中東也將在核均勢的整體框架下實現國際權力的和平轉化。經濟緩進側重於長期效果，不爭一日之短長。地緣政治格局，軍事與政治優勢對比，將隨經濟力量消長的潛流而持續重塑。後冷戰20年美國在中東濫用武力，美軍淡出將釋放區域經濟活力，為經貿主導的和平戰略提供契機。中國在中東享有優越的地緣便捷，美國對中東的征服最終將讓位於帶來富裕和商機的新絲綢之路。

 結語

 中美競爭更像是冷戰的餘波，它以一種輕易的近乎傳奇的方式完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未竟角逐。中美攜手創造了大國和平興衰的歷史，不管是出於權宜之計，抑或是順應歷史潮流。歷史上美國崛起，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導權力，美國贏得冷戰勝利，也基本維持了全球格局的整體穩定，儘管沒有避免軍事對抗與意識形態的敵視，--這種對抗有時甚至走到戰爭的邊緣。中美摸着石頭過河，權宜合作，在維持整個國際體系的穩定之下，實現了近乎完美的權力交替。中美攜手在自然的進程中消弭了大國爭奪的破壞性後果。

和平崛起的階段性為中國樹立了新的目標。美國利用殘存戰略優勢左右多極走勢依然是國際關係的核心，為中國繼續韜光養晦提供了契機。擴大經濟力量並逐漸培養戰略根基，保持戰略剋制，避免美國霸權過早崩潰引起全球混亂，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積實力，促使強弱易位，構成中國和平崛起的連貫戰略整體。中美協作下的世界和平將以此為基礎。全球秩序儘管深受美國衰落的困擾，但中美和平興衰決定了延續性而非斷裂性仍是權力變革的基本模式。這是中國崛起所應繼續秉持的行動原則，中東是這一原則的最前沿，也將是檢驗這一原則的試金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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