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時代的到來——單極體系的崩潰（趙葆珉）_風聞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年第4期

制衡時代的到來——單極體系的崩潰（趙葆珉）

[摘要]均勢理論具有永恆的生命力。冷戰後制衡美國的傳統均勢行動，如軍備競賽與大國同盟並沒有明顯出現，這是因為均勢的生成機制與表現方式發生變化。核均勢的存在與單極體系的壓倒性優勢使制衡行動以經濟力量的消長表現出來。伊戰後美國力量衰落，次強大國以經濟振興制衡霸權力量的均勢行動顯示效力。中日政治和解與日本順應均勢是制衡時代來臨的真正標誌。如何幫助美國以最恰當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勢將是今後國際政治面臨的最重大的挑戰。

[關鍵詞]；制衡行動；均勢的迴歸；經濟力量消長；中日戰略靠攏；單極體系崩潰；

500年來大國力量經常性的重新組合是國際關係演化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徵，這一政治現象源於現今國際體系所面臨的最重大的挑戰：防範並阻止一國攫取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從而維持政治多元化，維護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國家間相互承認主權和獨立為根本原則的國際體系。這一原則的無情邏輯延伸即阻止霸權，任一國家決不可強大到能夠脅迫其餘國家的地步。

冷戰後美國突破了權力制衡的束縛，上升為體系中的霸權國，世界進入“美國世紀”或“單極世界”。國際政治中由來已久的制衡行動並沒有不可避免地發生。有西方學者稱，美國霸權的自由主義特徵和西方世界的認同阻止了制衡行動的發生。[1](p37)是否國際政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國不再也不需要按照權力政治和均勢的邏輯行事，而美國則逃脱了歷史的普遍規律？

為何冷戰後制衡沒有出現？

整個近現代反霸鬥爭的政治智慧與理論結晶即是均勢論。500年來權力政治的歷史即均勢的歷史，均勢是近現代國際體系的政治架構保持一致的原則。均勢是指國際體系中各主要行為體相互制約、彼此抵消而構成的力量格局，它大致足以有效地阻止最強大的國家統治國際體系，從而確保至少體系內強國的獨立生存。民族國家運用均勢自覺維護力量的平衡時，均勢即演化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法則，即均勢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力量分佈的自然法則，“權力分配的機制、工具和規則”。[2](p13)均勢是現實主義最崇尚的手段，是制衡霸權國、維持體系穩定的決定性機制。均勢的力量一再顯現（同時作為制衡的均勢行動與根深蒂固的觀念）。自16世紀以來，始終未曾有任何強國取得對整個國際體系的霸權，形成凌駕於各主權國之上的統治權威。

均勢是解決權力競爭造成的國際衝突的最有效的手段，國家維持均勢的動機不是均勢而是自身的利益。國家為了利益追求權力，權力是國家的核心也是政治的目的。權力政治存在於任何歷史中，權力衝突是歷史的基本成分。國家厭惡被統治又試圖統治它國，任何大國都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大國佔據支配地位。由於各國的權力爭奪，國際關係充滿競爭、衝突和戰爭的陰影。均勢是無政府狀態中國家謀求生存、爭奪權勢的必然結果。人類邪惡的本性，決定了用權力制約權力的必要性，均勢法則確保國家相互競爭而又秩序井然。如卡普蘭所説，均勢的主要規則可歸納為反霸或阻止建立超國家機構，並保持系統的開放性。[3](pp.63-64)摩根索指出:“若干嚮往強權的國家，各自試圖維持現狀或推翻現狀必然導致稱為‘均勢’的結果及旨在維持這種結構的政策。”[4](p222)

權力變動不居決定了均勢處於永恆的變遷之中，均勢週而復始地形成。國際體系中權力集中的趨勢必然引起分散的趨勢，一國力量優勢及稱霸行為可能危及體系的平衡時，必然招致各強國的反霸合力，招致單獨或聯合的制衡，直至霸權圖謀破產，均勢重新形成。而一種霸權或霸權企圖被粉碎，新的霸權又在醖釀，國際政治不斷上演亙古不變的遊戲。沃爾茲説過：“力量過強會促使其他國家加強軍備或聯合起來反對佔優勢的國家。”[5](P49)傑維斯説：“一國國力的增長如果大得足以威脅其他強國, 那就將是自拆台腳，至少部分地是如此：統治國際體系的企圖將招致一個會制約該國的制衡性聯盟。”[6](p717)《論列強》稱，“世界的激流誠然不時破壞這一規範和秩序體制，但潮退浪緩後它又得以重建, 所有衝擊只是使之一次次變得更加完善。”[7](p71)五個世紀以來所有謀取歐洲霸權的企圖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歐洲的均勢一次次得以恢復。

從長期的趨勢來看，國家在面臨霸權力量的急劇增長或霸權企圖時，將採取制衡行動，以化解威脅。傳統上的權力制衡表現為兩種形式：即軍備競賽與締結聯盟。當霸權力量出現時，面對權力的失衡，次強國家將提升軍備競賽或與其他受到威脅的國家結成反制聯盟以恢復力量平衡，即實施制衡。制衡是國際政治行為的根本特徵，在每一次重大的國際衝突中，制衡都不可避免的發生。霸主的命運是註定的。權力不會自我約束，威脅系霸主的權勢所固有，不管它宣稱的意圖如何，失去制約決定了霸權國的行為不會永遠審慎和有理性。“每一個佔優勢的國家都必定會遭到一個常常由它先前的盟友組成的聯盟反對它”。[8](P49)弱者通過不斷的制衡改變力量對比，在此過程中強者的力量被遏制，均勢一再得以維持。

所謂國家會以導致均勢的方式行事，選擇制衡最強大的霸權國而非追隨，其含義有三重：一、在體系層次上，是指國際體系中趨向均勢的強烈趨勢；二、在國家行為層次上，制衡是指國家趨向均勢的行為傾向，並非指具體的國家行為，是從國家行為的終極效果來看；三、均勢論只是一種簡化的理論模型，主要涉及大國的行為，它並不總能解釋體系中所有國家所有的行為選擇。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在面臨霸權優勢的壓力時，並非總是選擇制衡，旁觀、推諉、躲避以及追隨等非制衡行為表現得更為顯著。這一事實已為歷史經驗所證實。冷戰後制衡美國的均勢行動遲遲沒有出現，此一事實對均勢理論的有效性構成明顯的挑戰。因而對均勢理論的批判、修正成為冷戰後國際關係理論爭鳴最重要的內容之一。這是對均勢理論的誤解。均勢的形成、傾覆與迴歸始終是一個動盪不息的過程，需要長時段的大視角來捕捉其脈絡。有關國家行為是制衡還是追隨的爭論，是糾纏、拘泥於末屑之爭而忽視了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的長期趨勢。由此導致出現否定均勢有效性、抹殺均勢理論在當今時代所具有的不可磨滅生命力的觀點。

冷戰後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與權力集中程度出現變動。戰略核武器威懾的有效性，與冷戰後美國單極體系的壓倒性優勢，導致均勢生成的機制與權力轉移的傳導機制發生變化。在後冷戰時代，冷戰中形成的核均勢並沒有隨蘇聯的解體而消失，核均勢抑制了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使美國不能以武力改變大國權力對比或攫取領土，緩解了美國與列強的衝突，大國同盟不再生死攸關。因而與美國處於競爭地位的中國與俄羅斯出於共同利益進行戰略協作，而沒有締結正式同盟。美國遙遙領先的軍事優勢，使常規軍備競賽失去意義，而依託核武力，通過有限的軍事投入確保生存與安全，而立足於與霸權國長期競爭與周旋，無疑是二流大國明智的戰略選擇。同時與歷史上的霸權相比，美國霸權本身的多元結構與其自由主義原則也使美國行為表現出相對的戰略剋制與仁慈。因此，傳統均勢理論所關注的國家制衡行為沒有明顯出現。

均勢深植於權力政治，權力是均勢變遷與生成的基礎，權力必須由權力來制衡。國際關係是由大國主導的，均勢的演變、維持與瓦解，大國都具有無可替代的決定作用。沒有優勢大國的出現，均勢體系不會被打破；沒有優勢大國的出現，均勢也不會迴歸。均勢理論認為，次強國家採取制衡行動來恢復體系內的均勢，需要一個核心的制衡中心存在，有能力牽制霸權國的擴張行為。[9](P291)16世紀以來國際體系的均勢，一直是多極均勢，任一“極”因戰爭或革命而消失，則體系中至少存在一個大國作為天然制衡中心，均勢因此更易於週而復始的迴歸。兩極體系的誕生提高了大國制衡的實力門檻。冷戰後蘇聯突然解體，使美國的優勢在幾乎所有方面都凸現出來，60年代以來成長的諸大國力量無法匹敵美國借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打造的超級國力。體系中制衡中心的突然消失，使制衡力量失去着力的支點。

冷戰後美國壓倒性的權力優勢，使美國擁有足夠的資源反制次強大國的制衡行動，有助於解釋次強大國對於均勢傾覆所表現的幾乎消極無為的態度。出於反制衡的考慮，美國搶先對潛在的制衡力量進行分化。美國利用北約控制歐洲諸國，同時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強化美日同盟遏制實力上升的中國，同時將日本束縛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制衡需要付出慘烈的代價，制衡就不會輕易出現。“如果權力過分集中在最強大國家的手中，要對其進行制衡，就要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這樣就會形成一個門檻，令其他國家望而卻步”。[10](p103)由於權力對比的巨大落差，制衡代價過於高昂，歐洲與日本寧願選擇代價較低的戰略。而諸大國力量彼此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又加劇了集體行動的難題。加之針對美國的制衡不能一夕打造，也製造了制衡失效的假象。如同在歐洲均勢時期，主要國家並非每次都能及時組織起有效的遏制。

在單極體系下，霸權國家與次強國家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決定了制衡不可避免。霸權國總會構成最大的威脅，至少對其他大國而言是如此。依據傳統的均勢理論，均勢“在對外政治中自然地自我發現，並且馬上將敵人招到頭號國家面前，不管該國行使其權威時如何有節制。”[11](p49)這一斷言具有永恆的效力。巨大的權力優勢，使美國凌駕於國際體系之上，帶來了未曾有過的行動自由，美國的行為不可避免地滑向單邊主義。在單極體系的霸權觀念之下，任何實力接近美國的國家都成為美國的潛在敵人；而處於單極體系壓力下的次強大國為了維護安全與獨立，必然會採取措施抵消此種威脅。制衡霸權企圖、維護體系穩定符合次強國家的利益，不管決策者的意圖如何，客觀上造成強烈的制衡意願和需要，成為均勢再次生成的客觀依據。因此沃爾茲稱，美國的單極世界不能長久，制衡行動遲早要發生。[12]（p38） 

核均勢下的美國單極體系，核武力與大國力量結合，構成對美國行為的無形制衡，成為美國霸權無法逾越的障礙，也造成傳統制衡形式不再顯現。大國力量發展不平衡是國際關係的固有規律，如同歷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樣，安全競爭壓力會促使次強大國通過跨越式的追趕縮小與霸權國的差距。核均勢下的單極體系是不完整的，美國並沒有完全的戰略選擇，而新興大國擁有積聚力量的漫長的戰略機遇期，它們可以通過持久的戰略對峙以水滴石穿的耐力磨蝕美國的戰略優勢。制衡行動不再迫在眉睫。冷戰後美國一超獨大的失衡狀態在歷史上並非獨一無二，制衡缺位是歷史上經常性的現象，也是暫時性的。而從長時段看，失衡也只是歷史中的一瞬間。[13](p30)失衡——均衡——再失衡，均勢週而復始，是均勢不斷再生的方式。諸多因素決定了均勢迴歸的方式只能有一種：平靜、緩慢卻勢不可擋。 　　 　　

制衡一直悄然在進行 

基於冷戰後史無前例的權力優勢，美國上升為體系中的霸權國，而其他大國沒有對其實施有效的制衡。美國不受制約的力量打破了16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國際秩序，全球均勢演化為單極世界。國際體系面臨500年來一再重現的變局：大國力量由於失去制衡而危及由來已久的秩序。按照傳統的均勢理論，當體系內出現霸權國時，其他大國將採取制衡行動來恢復均勢。然而冷戰後國際政治的現實表明，次強大國並沒有對美國採取聯合制衡。冷戰後的美國統治着世界，經濟飛速發展，軍事上無人望其向背，美國價值風靡全球。世界主流輿論因此認定，多極化只能在曲折中緩慢前進，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

其實制衡一直在悄然進行。制衡的精髓即恢復與霸權國力量的均衡，實現權力在體系中的重新分配。在核均勢主宰下的國際體系中，由於傳統的傳導機制受阻，權力轉移即以經濟力量的消長表現出來。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均勢的存在，緩解了安全困境導致的大國競爭，以軍備競賽或締結同盟構造均勢的慣常模式被弱化，而核均勢奠定的世界和平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又為列強借經濟的躍進振作國家力量提供了國際機制。經濟競爭傳統上是大國政治、軍事競爭的延伸，而在核均勢下，軍事手段在大國權力爭奪中失效，大國競爭的鋒線就轉移到經濟較量上。經濟競爭開始具有軍事與地緣政治意義。美國與各極之間的對抗與權力轉移更多的在經濟領域展開。因此，在美國對面是全速發展、和平崛起的中國，在美日同盟幌子下韜光養晦的日本，埋頭髮展經濟的印度，繼續推動區域一體化的歐盟和醫治冷戰創傷的俄羅斯。冷戰後單極體系權勢分佈的瞬間聚集，在出現的同時，即開始逐漸被稀釋和分散。

在後冷戰時代的權力失衡期，美國超強優勢依然左右着大國之間的深層互動，而經濟力量的消長成為權力轉移的終極驅動因素。傳統的制衡形式隱約重現。德、法兩國在後冷戰時代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建設，隱含着牽制美國單極體系、聯合自強的意圖；處於與美國競爭態勢的俄羅斯與中國迅速接近，協調外交政策；中國與印度和解、歐元誕生等都意味着單極體系下的權力轉移與次強大國力量的重組。而經濟效率的不同正在改變體系中的權力分佈，堅實的經濟基礎以及迅速轉化為軍事資源的經濟力量成為居於主宰地位的地緣政治因素。潛在大國通過經濟變革提高自己的實力，同時團結其他受威脅的國家，以不斷壯大的集體合力制衡單極霸權，恢復力量均衡。隨着經濟的躍進，諸大國的軍事現代化隨之跟進，冷戰後美國力量的過度伸展，根本不能抗拒新老列強的聯合衝擊。 

國際格局中諸大國力量以經濟振興恢復力量均勢的策略正在產生效力。冷戰後曇花一現的單極時刻，被證明不過是美國權力優勢不斷流失、均勢迴歸的喘息期。由於信息技術和高科技革命的推動，次強大國綜合國力的趕超更短、更快了。全球經濟正經歷自工業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轉型，經濟中心正轉移到歐亞大陸的新興市場，“金磚四國”和“景象五國”正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14]如日本記者所説，“就像20世紀初世界經濟中心由英國向美國轉移一樣，又一場巨大的經濟地震正一天天向我們走近。”[15]在一場持久的大國爭奪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經濟基礎的一方。這是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一再闡述的普遍適用的結論。 美國始於19世紀的地緣政治擴張源於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冷戰時期美國的強大力量優勢及遍及全球的擴張有賴於生機勃勃的經濟。今日全球經濟已變得越來越具競爭性，而美國的經濟地位逐漸削弱，美元霸權岌岌可危，美國維持超強地位與全球存在變得力不從心。

反美主義已成世界政治潮流，一極主宰體制開始動搖，因蘇聯解體遭受破壞的全球均勢大體得以恢復。多極世界姍姍來遲，但勢不可擋。伊拉克困境遏制了冷戰後美國連續不斷的對外戰爭，國際戰略態勢和力量對比因此發生深刻變化。美國專家科恩認為，伊拉克戰爭以來最重要的“核心事實”是美國實力下降。“基地”組織稱，美國在伊拉克的力量正“日漸衰弱”，漸漸走向“巨大的失敗”。 [16]烽煙四起是單極體系即將破局的徵兆。2007年是全球局勢日趨動盪的一年，對於不斷湧現的危機，美國無能為力。日本《呼聲》月刊7月號發表文章，題為“帝國消亡”。[17]美國外交學會會長哈斯認為，“美國統治世界的時代正走向終結。”[18]布熱津斯基稱：“正在世界範圍發生的政治覺醒對美國來説是一項重大挑戰。”斯考克羅夫特説：“當今世界已截然不同，有各種新的力量在產生作用。”[19]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日益富裕的中國、印度和俄羅斯，同時開始取得強國地位，日本正在重新成為獨立的國際力量中心，而歐盟也在加速推進政治一體化進程。美國曾經無堅不摧的優勢和普世價值觀正遭受嚴峻挑戰。

冷戰後全球舞台上最深刻、最劇烈的變革，即中國的崛起，中美之間經濟力量的消長是核均勢時代制衡行動最有效的形式。中國作為制衡中心的形成，成為均勢再次迴歸的中流砥柱，使得冷戰後單極體系迅速沒落。從經濟總量上看，中國已迫近超級大國的門檻，中國成為世界主導力量之一的事實開始被廣泛認同。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幅度首次超過美國。中國借經濟的躍升，在世界影響力不斷增強，成為多極化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日本《經濟學人》週刊11月文章稱，美國“打噴嚏”新興市場不再“感冒”，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重任將落在中國等新興國家身上。[20]美國《新聞週刊》宣稱，未來屬於中國。[21]經過近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搭建起相對穩定的大國關係與和平的周邊關係框架，中國開始掌握未來國際戰略環境的塑造權和主動權。

美國沒有大局觀念，喪失了國家目標也加劇了單極體系的衰落。美國失誤的反恐戰爭製造出伊朗問題，美國遏制力量恢復但並不構成威脅的俄羅斯造成美俄對抗。伊朗正日益走上革命性崛起的道路。伊朗在軍事上日益壯大，政治影響力不斷上升；而在多條戰線上被牽制、實力削弱的美國在與伊朗的較量中力不從心。美國的軍事威脅一再被輕視。12月，美國情報部門稱伊朗早已停止核軍事計劃，意味着布什政府將模仿朝核模式與伊朗實現緩和，表明美國對伊朗政策的失敗。美國在伊朗卻步，是因為美國的力量被崛起的大國中、俄所牽制。美國學者艾恩霍恩説，布什卸任後，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政府都會更願意與美國的敵人對話。 [22]多極世界迴歸的另一表徵是俄羅斯的復興。無論是伊朗核問題，還是科索沃問題背後，都有美俄對抗和猜忌的影子。俄羅斯與中國一道堅持外交解決伊核問題的立場，是制衡加速來臨的新的明證。

冷戰後日本作為不遵循均勢規則的國家擾亂了國際力量格局，日本外交趨向獨立正在成為制衡來臨的風向標。戰後日本充當美國亞洲戰略的基石。美日同盟的實質是日本把防禦權交給美國，換來美國保護的承諾。由於沒有自主的防衞力量，日本因此也喪失了外交主權。防禦和外交主權的喪失，決定了日本在國際事務中只能聽命於美國，制約了日本自主軍事力量的發展。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這種畸形扭曲的同盟，為日本套上了無形枷鎖。日本謀求“正常國家”的戰略與美國“全球領袖”戰略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美國正在與多極化潮流的正面衝突中後退，美國越來越需要日本，日本因此在單極與多極的對抗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日本的向背成為單極體系向多機均勢過渡的分野。日本不可能永遠接受被佔領體制而不擁有軍隊，不可能永遠仰賴美國的保護。日本防務政策悄然改變，正在打開和平憲法的枷鎖，日本的國家安全組織和政策框架日益邁出大步伐。日本與中國和解正在展現獨立外交的戰略氣概。

 中日政治和解與戰略靠攏是傳統大國聯合制衡行動的依稀再現。中國作為新的制衡中心的成長藴藏着某種契機，必將成為日本順應均勢、變換聯盟的突破口。冷戰後由於日本逃避制衡責任、追隨美國而導致的中日對抗期已經結束，均勢法則所締造的共同戰略紐帶正在拉近中日關係，實施遏制霸權力量的制衡行動。出於對戰略利益的基本判斷，目前日本朝野兩黨的外交政策均向中國傾斜。福田首相稱“強化日美同盟和推進亞洲外交共鳴”，他表示日本決不支持台灣獨立；而反對黨黨首小澤提出，日本的安保和國際支援活動應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反對“一味親美”和單邊主義。[23]美國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撰文稱，指望與日本一道來對付中國，“只不過是幻想”，“日美安保體制處於崩潰邊緣。”[24]日本學者高原明生稱，戰後日本外交應以聯合國為核心，由於此一理想破滅，對美關係因此成為日本外交的核心。他認為，與中國發展關係無疑是最重要的。“東亞將以經濟作為先導，向統一方向邁進，這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25]均勢潮流將不可避免地驅動日本外交政策急劇轉向。

單極體系的崩潰

單極與多極的較量，一直是後冷戰國際政治的焦點。世界力量格局變化的趨勢，是牽制美國霸權的新興力量出現了。由於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加深，“列強諸國”正在確立地區優勢，美國被迫在各條戰線放棄武力、威懾和單邊主義，美國的影響在眾多的戰略區開始動搖，充當超級強國的插曲結束了。上合組織已成為“構築多極世界”的中心組織，而日本也在悄然加入制衡的行列。單極體系正在慢慢垮掉，美國沒落已成定局，世界正重新迴歸多極均勢。均勢的歷史一再表明，體系中任一國家過於強大，便會遭受其餘國家的聯合制衡。平衡才有牽制，才能保持穩定。冷戰後多極與單極世界的較量塵埃落定，均勢再一次顯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正進入歷史性的轉折期。美國作為世界的軸心、權力的支配者、經濟的引擎，以及自由世界意識形態堡壘的觀念正在動搖，全球地緣政治不再圍繞美國而轉動。是選擇迴歸多極潮流，還是堅守單極霸權，美國正面臨最後的岔路口。西班牙報文章稱，為了應對國內深刻危機，美國計劃在全球休戰一年，重新審視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26]美國仍是世界殘存的最強大的國家，由於國家戰略的慣性，美國可能無法擺脱單極世界的夢魘與束縛。但調整絕對必須。美國需要在全球範圍內理解身處時代的特徵，重新考慮它在全球扮演的角色。美國需要適應崛起的新興大國，學做正常國家。世界變了，美國也需要隨之調整。如何幫助美國以最恰當的方式融入全球均勢將是今後國際政治最重大、最具意義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