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社會學中的愛：愛情社會學的古典貢獻_風聞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古典社會思想家對社會學理解愛情的貢獻。它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儘管愛情在塑造個人生活和社會世界方面具有主要的關聯性和重要後果，但直到最近，在社會學傳統中，愛情仍是一個嚴重被低度理論化的話題。此外，對愛的社會本質所做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學思考，在本學科的知識遺產中已基本被遺忘。文章接着挖掘了經典理論對愛情社會學的貢獻，從馬克斯•韋伯的觀點開始，即在一個日益理性化的社會世界裏，基於非人格化的正式關係，愛情有望成為一種感官救贖（sensual salvation）的手段。其次，批判地考察了皮蒂林·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的愛的整合理論。進而探討了塔爾科特·帕森斯關於愛作為一種約束力的觀點，其社會功能是在沒有親屬網絡施加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將現代核心家庭中的夫妻結合起來。文章最後展示了這些愛的概念如何被嵌入到更廣泛的理論結構中，而這些理論結構是為解釋現代化進程而建立的。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8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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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傳統中的愛情

即使愛情在闡明人際關係和構建社會生活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重要性，但是社會學家極不願意涉足愛情的分析領域。早期關於愛的思考更多地出現在詩人和其他文人的抒情漫談、神學家和哲學家的神秘猜測，以及後來實驗心理學家的研究。

古典社會學傳統中明顯缺乏對愛的論題的嚴肅反思。該學科的主要經典著作中，沒有一部對愛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表現出系統性的興趣。就連社會學經典思想家的愛情史似乎都比他們自己關於愛情社會學的知識記錄要豐富得多。迪爾凱姆發表在《社會學年鑑》上關於亂倫起源的研究中，得出了家庭之愛與夫妻激情之愛的對比。這兩種情感類型體現了“激情和責任之間永恆的對立”(迪爾凱姆，1897a: 67)。當一個人意識到這些關於愛的話語的陳詞濫調時，很難不經歷一種理智上的失望。因此，迪爾凱姆也沒有在愛的社會學反思上走得更遠。

作者認為，愛情是屬於情感領域的一種私人的主觀現象，通常是隱秘的和私密的。與婚姻具有客觀的制度品質不同，愛情可能是一種轉瞬即逝的主觀體驗。第二，愛情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心理現象，或者至多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因而不在社會學的學科範圍之內。

但是近期出現了愛的有關社會學著作。如安東尼·吉登斯(1992)的《親密關係的轉型》,還有齊格蒙特·鮑曼、烏里希·貝殼等人都出版了關於愛的社會理論著作，所以作者認為，儘管這些經典作品是零碎的，以及它們在文集中所佔的地位是邊緣的，但它們的反思為社會學理解愛提供了有洞察力的視角。

韋伯：用愛為世界再賦魅

韋伯認為，具有救贖希望的宗教——儒教、道教、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歷史上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這些宗教賴以發展的社會道德基礎。救贖的宗教信仰發展了人類苦難具有普遍性的觀念，兄弟情誼的倫理擴展了鄰里關係的觀念，直到它成為與整個人類共同體廣泛存在的觀念。這意味着將人類團結的普遍性提高到整個人類的水平。

韋伯提出了一種理想的兄弟之愛。它是一種宗教之愛的倫理表達。然而，現代革命在人類活動的這些領域之間帶來了一種基本的張力，一種結構性的張力。原本嵌入並服從宗教及其倫理原則的政治、經濟、性愛、美學和智識領域有了從宗教秩序的權威之下解放自己的傾向,他們都聲稱自己功能的自主權,而且宗教領域的“兄弟之愛的倫理學”越來越受其他生活領域的價值觀和原則的殖民化。

韋伯認為：在一個冰冷、客觀的世界裏，人們對工具理性不再着迷。情愛為那些經歷過它的人提供了“在一個人的靈魂與另一個人的靈魂直接融合之中，實現對愛的需求滿足的不可逾越的巔峯體驗”(第347頁)。愛的感官體驗是如此勢不可擋，以至於它被加冕為“性愛聖禮”(韋伯，1946:347;參見Falco, 2007)。也就是説，性慾被神聖化並提升到一種感官宗教的地位，在這種宗教中，情愛成為一種逃避的手段，一種從結構化社會世界裏的常規化正式關係的監獄中解脱出來的形式，而那個社會世界是由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所支配的。

索羅金與愛的政治經濟學

具有神秘主義取向的索羅金認為，愛是一種能量力量，被賦予救贖的潛力，不僅在來世(基督教的承諾)，也在此時此地，承諾可以救贖此時此地的社會世界。索洛金在他的著作《愛的方式和力量:道德轉型的類型、因素和技術》(The Ways and Power of Love: Types, Factors, and Techniques of Moral Transformation)中，彙集了從社會學、心理學到神學和哲學等各個領域的知識，闡明瞭愛的整合理論。通過與弗洛伊德的理論框架對話，超意識被索羅金假定為愛能量的最終來源。

索羅金相信，現代“感官”世界的存在危機只能通過利他主義的愛來克服。在人類的重建中，他警告説，如果人們繼續忽視他們超感官世界中未被探索的愛的能量儲備，這將給人類帶來災難(索羅金，1948)。為了拯救人類自毀的危機，索羅金為一門新的愛的科學奠定了基礎，他將其命名為“amitology”，其特徵是“友好和無私的愛的應用科學”(索羅金，1951)。Amitology是由Sorokin設計的一門社會公益科學，是一門“在個人和羣體之間的關係中培養友愛、無私的愛和互助的藝術”(第277頁)。在amitology的核心是兩個互補的崇高理想：一個是人類學的目的，旨在發現最有效的技術，促進人類人格的利他主義轉型；和一個社會理想，旨在重建人類成為一個有利他主義之愛的普遍共同體。

索羅金(1951)在救贖社會罪惡與仇恨、衝突與戰爭、暴力與不平等的宏觀層面上，設想了一種基於“在人類宇宙中發現併發明最有效的生產、積累和循環愛能量的方式”的愛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不應被動地等待無私之愛的爆發，而應採取積極步驟，掌握自己尚未開發的愛的儲備。這將使我們把偶然事件轉變成一種有意設計的生產、積累和分配愛的系統，將人們從目前面臨的深刻的存在危機中拯救出來。

帕森斯與愛的功能

帕森斯只在他對美國親屬制度和核心家庭的功能分析中觸及了愛的問題。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帕森斯(1943,1955)闡明瞭現代性中核心家庭的出現是一個靈活的單元，它通過與親屬網絡的結構隔離，適合於工業生產系統。

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社會,親屬關係是功能水平上的完整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滿足其成員和更廣泛社會的所有基本需求。隨着現代化的到來而加劇的社會分化導致了專業制度(學校、商業公司、專業協會、職業結構)的出現，這些制度剝奪了親屬關係的社會關聯和制度意義。這一發展導致了以前由親屬制度履行的職能的喪失。這些職能進一步推動了整個親屬制度向核心家庭的現代制度的轉變。

帕森斯的核心家庭與親屬網絡的結構隔離原理包含了一個關於愛的整合作用的重要功能推論。從親屬關係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組成核心家庭並定居在新地方的夫婦需要另一種力量來維持他們的關係。與親緣關係壓力“功能對等”的恰恰是浪漫的愛情，它憑藉由內迸發的情感力量補償了大家庭成員從外部施加的紐帶效果。

工業革命改變了職業結構，從而現代工業社會需要靈活的和流動的家庭單位的工作性質。現代社會親屬關係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出現帶來了婚姻市場的運作，其基礎是浪漫的激情和自由選擇配偶，而不是經濟利益和包辦婚姻。現代工業部門“需要”這種新的婚姻自由經濟，將其作為正常運行的一種功能需求。

結論

三位文中分析的古典社會思想家都在他們歷史社會學的大框架內討論愛及其影響、潛力和承諾。韋伯認為情愛是一種非理性的反作用力，與社會的合理化背道而馳。索羅金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愛的理論。“感官文化”(唯物主義)以“觀念文化”(靈性)為代價的統治，使西方文明陷入道德危機。在這裏，社會的救贖只能來自無私的愛，以及用愛的政治經濟學來組織社會世界。帕森斯認為浪漫的愛情作為一種規範的情感複合體出現，作為一種功能上與這些現在缺失的親屬壓力相當的等價物，並從內部約束夫妻。

顯而易見，在古典社會學家的著作中，愛的概念缺乏任何語義上的一致性。所有這些不同的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最近的社會學學術概念。文章希望，對愛的多面性的揭示將有助於加深對這種情感和行動的主體間性領域的理解，從而對社會政治和情感秩序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