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四大發明是現代文明之母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蔡氏意學”

這兩天，電子科大的一老師，因否定四大發明而遭遇學校停課處分的事，在網絡上引發關注。有朋友想聽聽我的看法。

對事件本身，我不想做太多評論，只想指出一點，四大發明在當今社會，是被嚴重低估了，而非高估了，即便是對粉四大發明的人而言。

從根本上來説，不僅象這位老師一樣否定四大發明的人是無知者，即便那些挺四大發明、粉四大發明的人，也是無知者，因為他們的挺和粉，僅僅侷限於將四大發明當成四件物品、四種技術，當然是創新含量很高的物品和技術。

事實上，四大發明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並不在作為單純的新物品、新技術自身，而是在於它們所身處和承載的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

四大發明所身處的特殊歷史背景，就是中西文明大交流。中國的物品和文化直接地大規模地傳播到西歐。這些物品以四大發明為代表。在傳播物品的同時，一定也傳播着文化。當四大發明達到西歐的時候，中國的思想和文化也同樣到達西歐。正是與四大發明相伴的中國文化，引發西歐出現思想變革和社會變革，形成了所謂的“現代文明”。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説，四大發明乃現代文明之母。在我看來，如果看不到四大發明所身處其中的中國文化對西歐的影響，看不到四大發明文化是現代文明的母體，那麼對四大發明的瞭解和理解，就處於無知的水平。

但是，有形的物品容易被看到和記錄，而無形的思想和文化則往往被忽略。更重要的是，現代的學術都是西式學術，在歷史研究上，重有形的物品，而輕無形的文化，這就是所謂的“實證史學”。

因此，現代學術只能看到有形的作為物品的四大發明，而看不到更重要的同時傳播到西方的無形的中國文化。當脱離系統的中國文化，而孤立地看物品上的四大發明，那就不僅不能正確地認識四大發明，也不可能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和衝擊而產生的現代文明。

儘管如此，因四大發明所承載的中國文化的衝擊，西歐所出現的思想變革歷史過程還是被清晰地被記錄了下來。這個記錄者就是英國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被譽為西方近代哲學，也是現代科學和現代文明的兩位開創者之一，另一位是法國的笛卡爾。在其名著《新工具》中，對四大發明中的三個，培根表示大為讚歎、驚歎。

他説：“我們還該注意到發現的的力量、效能和後果。這幾點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還曖昧不彰的三種發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彷彿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新工具》112頁，商務印書館）

培根為何沒有提造紙術，而只提了印刷、火藥和磁石（指南針）。原因是，造紙術傳到西歐的時間遠比其他三者為早。早在8世紀，造紙術即通過阿拉伯西穿，於12世紀到達西歐。培根生活的時代是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那時造紙術已經在西歐存在了400百年了，早已不是新技術了。而印刷、火藥和磁石在培根時代則剛傳入西歐不久，“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

大家都知道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但是，很少人能夠真正理解這句話，僅僅理解成培根重視知識，忽略培根説這句話的特殊歷史背景，以及培根對知識的特殊定義。

實質上培根是在倡導和發起一場知識革命、思想革命，追求“新知識”、摒棄西方傳統的“舊知識”。也就是説，培根對知識本身進行了重新定義，“新知識”就是對實際生活有用的知識，而傳統的“舊知識”則是與實際生活無涉的無用的知識。具體説，新知識就是與“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些新產品新技術相關的知識，尤其是如何發現、發明這些新產品、新技術的知識，即培根自己所稱的“新工具”，就是關於思考方法、認識方法的知識。

也就是説，培根知識革命的念頭，去打破傳統的舊思維、舊方法的念頭，正是在新近傳播到西歐的“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些新產品的刺激和影響下而產生的。當時，對“印刷、火藥和磁石”西歐尚覺得“起源卻還曖昧不彰”，並不知道它們來自中國。

培根所説的新工具、新思維，就是一個立足於實際經驗的方法，對經驗進行歸納總結的方法。這在當今時代固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是對當時的西歐而言，則是革命性的、顛覆式的。因為當時西歐的主流思想是基督教思想，其基礎則是所謂的“兩希文明”：希伯來的猶太教和希臘哲學。

但猶太教和希臘哲學對知識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知識是先驗存在的，先驗地存在一個抽象而超絕的權威實體之中。兩者的不同僅僅在於所設定的先驗實體的不同。猶太教認為知識先驗地存在於上帝之中，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具備一切知識。而希臘哲學則認為知識存在存在於先驗的哲學實體之中，而非神學實體之中。柏拉圖稱這種哲學實體為“理念”、“理性”，亞里士多德則稱這種哲學實體為“形式因”，有時也被翻譯成“法式因”。

既然認為知識存在於先驗實體之中，那麼獲取知識的手段，就是對這些先驗實體的認知和“回憶”。這些實體是超越現實的，因此，認知這些實體就不同經驗，而只能通過信仰。這就是基督教所説的“因信稱義”，通過信仰而獲取“義”，這是最重要的知識。

實體包括神學實體和哲學實體，實際上基督教的上帝是這兩種實體的綜合，上帝既是神學實體，也是哲學實體。這也意味着哲學和神學並無本質區別，兩者是相容的。

將希臘哲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融入基督教的，是所謂的“經院哲學”，這屬於基督教內部的學派。經院哲學的出現，是阿拉伯人重新發現希臘哲學，並將重新傳入西歐的結果。需要強調的是，這個過程與阿拉伯人在中國“發現”造紙術，並將其傳入西歐的過程是同步的。

當時，希臘哲學僅僅在東羅馬帝國遺存，在西歐早已消失。當阿拉伯人侵佔了東羅馬帝國之大部後，就開始接觸到了希臘哲學，並進行了積極而熱情地學習、詮釋、翻譯。值得強調的是，阿拉伯人所熱情學習的，不僅有遺存在東羅馬帝國的希臘哲學，還有來自中國的學問。

當時阿拉伯的哲學家將來自中國的活的學問，與希臘所遺留的死的學問，是混合在一起的。更具體地説，阿拉伯哲學家用活的中國思想去重新詮釋死的希臘哲學。因此，阿拉伯人所整理出來的希臘哲學，絕非原汁原味的希臘哲學，而是包含着中國思想的。

當時著名的阿拉伯哲學家法拉比（872-950）、阿維森納（980-1037）的祖籍都是中國西域，在唐朝時是中國藩屬國，他們在文化上更是中國人，而非阿拉伯人。他們的思想則更與儒家一致，而非希臘哲學。當阿拉伯東擴之中亞地區時，他們搖身一變，成了名義上的阿拉伯人，也很自然地將中國文化帶到了阿拉伯世界。現在哈薩克斯坦將法拉比投降印到本國貨幣上。

造紙術和中國文化都是在中亞地區而傳入阿拉伯世界，最終又傳播至西歐。

基督教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是托馬斯·阿奎納（約1225—1274），至此已亞里士多德為核心的希臘思想融入了基督教。培根所反對的，正是後阿奎納時代的，以經院哲學為基礎的基督教。

因此培根將進攻的炮口對準了希臘哲學，更是聚焦在亞里士多德身上。他説：“現在且看，希臘人的智慧乃是論道式的，頗沉溺於爭辯；而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反的一種智慧”（《新工具》50頁）；“在亞里士多德那裏就特別可以看到這種情況，他把他的自然哲學做成只是他的邏輯的奴隸，從而把它弄成富於爭辯而近於無用” （《新工具》29頁）。其實，《新工具》的起名就是針對亞里士多德《工具論》。

事實上，儘管“印刷、火藥和磁石”很偉大，但是如果培根所看到的僅僅是孤立這樣幾個物品，絕不可能引發培根對當時基督教文化的徹底反思和革命。不僅“印刷、火藥和磁石”傳播到西歐的同時，中國文化也傳播到西歐，而且當“印刷、火藥和磁石”此類技術傳播至西歐之後，進步加快了中國文化向西歐的傳播。真正讓培根產生思想革命的，正是“印刷、火藥和磁石”背後的中國文化。

現代歐美人往往把哥倫布開闢新航線看成是近代社會的開端，而過於誇大所謂的“大航海時代”在東西文明交流上的促進作用，彷彿東西文明完全是拜哥倫布所賜，在此之前東西文明並無交流。

事實上，“大航海”並非是東西文明交流的起點，恰恰相反，而是東西文明交流的結果。“大航海”的出現是建立在此前已經西傳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之上。當然，“大航海”的出現的確又進一步加快了中國文化的西傳，甚至讓西歐和中國進行直接的文化交流。

做全球性的大航海，是需要基本的技術前提的，而指南針就是關鍵技術之一。培根也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為指南針在根本上改變了航海技術。如果中國的指南針不傳播到西歐，哥倫布壓根不可能進行跨洋航行，甚至做這種航行的念頭都不會有。

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哥倫布還拿到了來自中國的全球航海的航海圖。這是一位英國退休海軍軍官的觀點，此人叫孟席斯，航海職業背景讓他熱衷於海圖的起源史。經過深入地調查，他吃驚地發現，在哥倫布等人進行跨洋航行之前，跨洋航海圖已經存在了。他關注的問題是，這些航海圖是誰畫的？

孟席斯的觀點是，這些海圖的繪製者只可能是來自中國的鄭和船隊。鄭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間，先後共計七次下西洋。哥倫布的航海恰恰發生在鄭和航海的60年之後。由於當時的政治原因，鄭和的航海記錄後來被付之一炬，因此，鄭和下西洋的具體情況就成了歷史之謎。

儘管孟席斯對鄭和船隊細節的推測和想象並不太可靠，但是可以確信的是，1490年代西歐所出現的航海技術的大提升，以及所興起的航海熱，顯然是受到了鄭和船隊的影響。最確鑿的證據就是指南針的西傳。指南針的西傳並非以一種孤立的物品的形式，而是作為航海技術的一部分西傳的，是航海技術和航海文化的西傳。

進一步，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這一事件本身也説明，中國和西方的海上交流已經非常發達，不然，朱棣也不可能突然冒出這樣想法。

在現在的主流觀點中，對哥倫布的航海冒險中的中國因素卻被普遍忽略和無視了。人們只知哥倫布是偉大的航海家，卻不知哥倫布是如何航海的，以及更重要的，為什麼要冒險去航海。在這兩個方面，都是中國因素在起着關鍵作用。

哥倫布能夠進行大航海，所憑藉的是以指南針對代表的來自中國航海技術和航海理念。事實上，哥倫布的船隊依然遠遠落後於鄭和船隊。哥倫布之所以要航海，就是要開闢一條達到中國的新航線。當時中國在西歐人的心目中是財富之地，開闢到中國的航線就是開闢發財之路。也就是説，中國不僅給西歐航海的技術，而且給了其航海的動力。

新航線開闢之後，的確開創了中國和西歐之間文化交流的新格局，使得西歐和中國之間可以進行常規化的直接交流，不僅有商業上的，而且還有宗教上的。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遠遠大於商人。

明末清初，沿新航線乘船至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們，其本意是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改變中國文化。比較戲劇的是，傳教士非但沒有實現將中國基督教化的目的，反而通過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歐，而在西歐引發在根本上反基督教的思想革命、社會革命，最終廢除了基督教，產生了現代文明。

在那批傳教士中間，最著名着是利瑪竇（1552

-1610），他於1583年進入中國內地，直至1610年病逝，歷時28年。通過努力，利瑪竇精通中文，熟讀儒家經典。用儒家的習慣和話語去翻譯和解釋基督教經典，同時也將中國經典譯介到西歐。利瑪竇在1591年11月到1593年11月先後將《四書》譯成拉丁文。1593年時，培根32歲，笛卡爾則還要等3年才能出生。

培根的新思想，並非是其本人的從無到有的創新創造，而是積極學習已經大量傳入西歐的中國文化的結果。在中國文化面前，西歐在技術、思想和社會制度上全面落後，這給培根帶來的巨大震撼，他決定要否定和拋棄基督教式的、亞里士多德式的認知模式，而引入中國式的新的認知模式，以經驗、實驗為基礎，就是《大學》中所講的“格物”。

因此，後來嚴復將“science”翻譯成“格致學”，是抓住其精髓的。現代科學的確就是在《大學》“格物”思想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後來日本人所翻譯的“科學”，則側重於外在的形式：分科。

總之，四大發明西傳的過程，也是中國文化西傳的過程。而且四大發明是分成兩個階段傳播的，這對應着西方的兩次進步。

第一次是造紙術，其西傳時間是公元8世紀，這導致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內部出現了追求理性的運動。最終結果是，西歐的基督教出現了經院哲學，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觀點融入基督教。

第二次則是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西傳，時間應該在15世紀左右。這次傳播使得中國和西歐出現了常規性的直接交流，中國文化得以更大規模地湧入西歐，使得西歐出現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最終形成“現代文明”。

現在追溯現代文明的中國起源，並非僅僅虛榮地炫耀：“我們祖上也富過”，而是為了更準確地認知和理解現代文明。重要的是，為了找到一個合理的標準去評判和規範現代文明，讓其變得更合理，更適合全球社會。這個評判標準和規範標準，就是中國文化、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