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臉書首相”上線！以及這一媒體策略又意味着什麼？_風聞

**劃重點：****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成為首位利用Facebook發佈重大政策聲明的英國首相，並於當地時間8月14日參加了他的首次“人民首相問答”(people’s 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通過Facebook直播回答公眾的問題。

**據悉，約翰遜將在未來打破傳統的媒體策略，轉而通過社交媒體直接吸引公眾、**與選民直接對話，而非藉助更傳統的廣播採訪。這是約翰遜內閣更為廣泛的戰略的一部分，一個受到更嚴格控制的媒體戰略。

數據顯示，截至8月17日的30天裏，保守黨在定向廣告上花費了86,020英鎊，超過了此前60天的支出。

形象，或是真身？

本期導覽

什麼是“人民首相問答”？

約翰遜內閣的“新政”

“臉書首相”VS“推特總司令”

什麼是“人民首相問答”？

鮑里斯·約翰遜決定在Facebook上開設一個定期的“人民首相問答”欄目，如此一來，約翰遜內閣既可以對提出的問題進行控制，還可以免去許多後續報道的麻煩，同時還能給人一種向公眾開放的印象。不過約翰遜的這一媒體策略受到了批評，因為這被視為首相在試圖避免記者的適當審查。

如果能自己選擇問題，為什麼還要為記者們定期舉行新聞發佈會呢？挖空心思去拉攏傳統媒體，冒着弄巧成拙的風險，讓首相接受嚴格的一對一採訪——為什麼不直接省去中間人，直接接觸觀眾呢？這種做法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

唐寧街10號的官員們都知道該如何擺好相機，如何找好角度，不用勞煩BBC和ITV了，他們自己就可以把約翰遜塑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

約翰遜在Facebook上的第一次活動中承諾，他將回答“未經剪輯和未經修改”的問題，直播也與傳統政治採訪的視覺風格有所不同。約翰遜在Facebook上首次直播的現場觀眾很少——在前半個小時不到5萬人次——但可以預測，在選舉時，由於Facebook廣告相對便宜，直播的觀看人數很容易達到數百萬人。

就像一個在網上宣傳個人品牌，又頗有些影響力的人一樣，約翰遜的回答帶有一種冷淡的積極，提問的人也沒有得到回答。當然，也沒有對約翰遜的資助數目，或雄心勃勃的聲明進行詳細的審查。

約翰遜內閣的“新政”

這一媒體策略由約翰遜內閣新的數字顧問克洛伊·韋斯特利（Chloe Westley）塑造，這位新顧問曾讚揚極右翼反伊斯蘭活動人士安妮·瑪麗·沃特斯(Anne Marie Waters)，同時與支持特朗普的一個青年組織的英國分支“轉折點·英國”(Turning Point UK)有着密切的聯繫。她20來歲，是大批湧入唐寧街的年輕顧問中的一員。這些年輕的顧問們習慣於在Twitter上為自己的立場而戰，他們知道如何通過強調存在分歧的文化問題來製造一場社交媒體風暴，從而“爭奪話語權”。在她們締造並維護的媒體生態系統裏，流量即是成功，不惜一切代價。

更重要的是，唐寧街相信，渴望接觸政客的廣播公司和新聞機構最終都會使用這些視頻和言論以滿足其他的目的或訴求。既可用來挑起爭端，也可用來混淆視聽。與此同時，其他政治活動人士正在進一步推動“內部新聞創作”。約翰遜的親密盟友林頓·克羅斯比爵士(Sir Lynton Crosby)經營的遊説公司，在Facebook上創建自己的“新聞媒體”，代表客户進行付費宣傳。

電影《脱歐：無理之戰》( Brexit: The Uncivil War) 這部電影主人公便是脱歐公投官方競選組織“投票脱歐”組織的首席總監卡明斯。

一位保守黨黨內人士説，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國家，而不是言論和觀點的泡沫；有一種觀點認為，為評論家們關注的節目並沒有多大的意義，無法左右重大決策。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前文提及的“投票脱歐”組織負責人，約翰遜內閣的高級顧問)長期以來一直批評這些節目以及國會議員如何出於利己的原因去帶偏輿論的走向。

實現渠道多元化將是一項受歡迎的舉措，它同時還可以幫助約翰遜內閣規避因審查帶來的損失，但約翰遜內閣仍然應當謹慎行事。除此之外，除非整個媒體行業都拒絕使用經過淨化版本的新聞發佈會，否則這一行為只會迎來越來越多的效仿者。

“臉書首相”VS“推特總司令”

“新聞界有一個特點：記者們總是對好的新聞如飢似渴。而且越是聳人聽聞，他們的興趣就越大。 ……我做事總有點兒與眾不同，我不在乎有爭議，我做生意總是顯得雄心勃勃。同時，我在很年輕時就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而且，我選擇了一個有個性的生活方式。結果，新聞界總想寫我的報道。……我並不是説他們喜歡我。他們願做正面報道，也做反面報道。但是，從純生意角度出發，被報道本身獲得的利遠遠大於弊。……關鍵是我們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這本身就創造了價值。”

——特朗普自傳《交易的藝術》

説到“臉書首相”的時候，或許我們馬上就能聯想到那位“推特治國”的特朗普。大西洋彼岸的特朗普，被稱為“推特總司令”，這不僅僅指特朗普嫺熟利用社交新媒體與選民、支持者直接互動，跳過、忽略甚至直接詆譭作為美國傳統精英政治大本營的傳統主流媒體（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和CNN為代表的平面印刷媒體及廣播電視媒體），而且因為其作為民選最高領導人的實權和影響力，實質上顛覆和徹底改變了美國政治傳播生態。

不過現在，特朗普也非一人獨行了。參透特朗普獨特的“推特治國理政策略”中的路數和政治媒體生態，最重要的兩個方面不外乎是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為什麼需要？

與傳統媒體關係緊張，無法藉此傳遞聲音

社交媒體的輿論傳播，後真相時代的情感驅動

突破原有政治傳播體系，直接對話普通民眾

可能性，為什麼可以？

受眾數量上完勝，無需依賴傳統媒體

媒體公信力遭質疑，一手信息更具吸引力

超高活躍度與強烈情感調動，共同驅動輿論風暴

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是一種政治文化，亦是當今國際出現的一種新趨勢。該詞首次出現在1992年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在《國家雜誌》(The Nation) 的文章，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事件期間變得普遍。它的出現，與社交媒體的興起和發展有着直接聯繫。

所謂“後真相”，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説法。後真相政治是“事實勝於雄辯”的相反，即是“雄辯勝於事實”，意見重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政治人物説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鞏固目標羣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此外，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主因。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宣佈“後真相”成為年度詞彙，這個詞的使用率比在2015年增長了2000％。

同理，我們也可以按照這個思路，整理出約翰遜這一“臉書首相”的思路何在。不論是約翰遜的“臉書首相”，或是特朗普的“推特治國”，都既可以看作是“後真相”時代的一種表徵形式，反過來，這樣的策略又無疑又塑造了這一時代。同樣，這既可以看作是約翰遜、特朗普及其政府針對傳統主流媒體採取的一種防禦形式，同時也是主動出擊，製造形象和爭奪話語權的一種方法。

或許他們並不是“異類”，而只是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