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片,六十年闖蕩江湖_風聞
六度文娱-2019-08-28 23:53

作者|宇宙君 美米
編輯|國定路水蜜桃
美元點燃香煙,火光照亮面龐,戴着墨鏡的周潤發露出微笑。
這是《英雄本色》裏的經典鏡頭,也是《無雙》裏的畫面閃回。
從《廉政風雲》到《反貪風暴4》,從《追龍2》《掃毒2》到《使行徒者2》,2019年的香港警匪片在票房表現上整體向好,但題材上的冷飯回鍋讓觀眾開始審美疲勞。
在過去六十年裏,香港警匪片的發展脈絡好像一部現實蒙太奇。人們被圈養在經濟繁榮的泡沫美夢裏傻笑,又卡在階級攀升的狹窄通道里痛哭。只有成為電影裏的人物,才有半刻喘息。
他們沉醉於江湖和情義,在這片土地上演愛恨交織,最終構成給香港大眾精神兜底的一張巨網。
Part.1
「繁華是一把金剪刀,它不會錯過,即使你傷口上的一根羊毛」。
詩人舒巷城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樣寫香港,外表繁華的物質主義環境裏,隱藏着壓榨剝削和極大的社會貧富差距,不公和罪惡充斥這座殖民化的商業城市。

複雜的歷史背景與多元的社會構成,全部壓縮在這1106平方公里內。人口少決定了票房空間有限,大製作電影在這裏淘金艱難。此時,主打敍事邏輯而非宏大場景的警匪片,逐漸顯現優勢。
1955年,以《人頭奇案》為代表的警匪作品初登熒幕,這標誌着香港早期警匪電影的誕生。現實社會環境激發了普通市民劫富濟貧、打抱不平的強烈情緒,也造就了這一時期香港警匪電影正邪二元極端對立的風格特徵,影片大多洋溢着抗議和諷刺的激情。
七十年代,香港從一個單純的轉口港轉變為工業化城市。在這次轉型中,金融、房地產成為主要產業,貧與富的河流越湧越急,矛盾愈發明顯。
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普通市民階層,也反映在警察內部生態及警民關係之中。1975年上映的《廉政風暴》反映出香港貪污之風盛行,警員與黑社會勢力同流合污的社會現實。
這一時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清查警察貪污事件,原本和諧的警民關係也因此產生裂痕,讓警匪片市場一度沒落。
從當時整個香港電影行業的工業化發展來看,經濟的高度繁榮帶動了影視行業的勃興。相當一批演員和導演橫跨電影和電視兩個行業,並出現了小馬哥這樣的「影視新星」。
1974年,年僅19歲的周潤發從邵逸夫創辦的TVB藝人培訓班畢業,初進演藝圈的他,在電視劇中出道,直到1978年才正式進入影壇。一部《警網雙雄》為他打開局面,港產警匪片黃金時代的到來。
大量影視公司也成立起來。邵氏影視是元老,嘉禾和鳳凰緊隨其後,銀都和新藝城也不甘示弱。
影視行業人才的充足和規模化的管理,讓港片在發展中逐步走向成熟。類型片開始初見雛形。武俠功夫片、黑幫警匪片、恐怖鬼怪片、喜劇片成為香港影視的“四大招牌”,警匪片成為其中生命力最強的題材。
Part.2
八十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在經濟上實現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來臨。在目睹李小龍系列武打電影震撼國際後,人們開始將目光投向香港電影。包括徐克、王晶在內的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戰電影圈,以周潤發、成龍、梁家輝、劉德華為代表的演員陸續成熟,為港產警匪片的發展奠定基礎。
1983年和1985年,成龍主演的《A 計劃》和《警察故事》上映,喜劇、功夫劇與警匪劇的類型雜糅,充分體現出「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製片理念及「狂飆突進」的新浪潮特徵。
此外,這些影片更表現出鮮明的個人英雄主義,折射出經濟高速發展的香港社會中,個人主體意識的空前覺醒。
1986年,《英雄本色》上映,公映兩個月,打破香港有史以來票房紀錄,吳宇森、周潤發聲名大噪,香港浪潮席捲亞洲。

至此,香港電影創造了一個寫實和理想高度交融的空間。這個空間脱胎於金庸、古龍建造的武俠世界,又降生於現代都市的道義江湖。
但此時的警匪片中的「江湖道義」並不是前期武俠世界裏純粹的「正義」。
金庸筆下的遊俠劍客,每日行走江湖,懲惡揚善,行俠仗義,他們是經常出沒在綠水青山的光明磊落之輩。但這一概念落點到八十年代後的警匪片裏,通常被提煉成反派主角的「英雄主義」或「兄弟之情」。這固然感人,但反派英雄本身所從事的賭博、走私等行為違法,「道義」在這裏的格局明顯就大打折扣了。
這真的委屈了吳宇森。
那個時期的他已經熟練掌握了武俠電影的製作方法,正是大展拳腳的時候,卻發現當時的電影語境已經和武俠片脱節了。「只要電影能賺錢,江湖的規矩就可以變。」於是,崛起中的電影公司取代了過去的手工作坊,規模化的批量生產取代了之前的精雕細琢,就連傳統武俠片中的「中原內核」也轉向了對香港本土觀念的探索。
和吳宇森一起後退的,是「武俠江湖道義」的加速坍塌。阿成在《英雄本色》裏出賣了宋子豪,還搶了小馬哥的位置;汪海在《喋血雙雄》裏派人殺了自己的親叔叔,事後又除掉了殺手。
當江湖裏的人,不再遵守江湖規矩的時候,就是江湖最悲情的結局。
這個時期香港警匪片中傳遞的背棄、焦灼和不安感,和八十年代起民眾的情緒緊密相連。在經濟經過一輪膨脹式發展後,民眾開始感受現代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利益糾紛削弱了個體間的信任,工作和競爭壓力導致了朋輩間的疏遠,傳統親情、友情和道義的意識都逐漸淡化。
這種恐慌背後,還有隱隱的不安。1984年中英談判,聲明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在地理空間上偏居一隅,本就有漂泊之感,十幾年後才能迴歸祖國,港人對於自身身份的困惑、對香港這片土地的依戀,成為一種集體焦慮。
《英雄本色》在這一時期能夠大放異彩,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了大眾的心理需求。一方面,大量武俠的傳統招式和現代機車暴力美學,保留了觀眾對武俠的「審美需求」,又注入了時代新元素,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大量香港夜景畫面,是港人對鄉土剋制的眷戀。
一個隱藏的信息是,影片收服了大批有英雄情結和強烈自尊的男性觀眾。
影片中,小馬哥的捨生取義,和黑道英雄之間的江湖情義,滿足了男性觀眾對於身份、地位和尊嚴的渴望。此時的香港,女性地位已悄然崛起。她們從家庭逐漸走向工作崗位,開始挑戰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社會結構,男性的焦慮不斷擴大。警匪片的出現正好堵住了這個情緒出口。
Part.3
九十年代,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尾聲,也是港產警匪片最後的輝煌。
《警察故事3》、《飛虎雄心》、《古惑仔》等電影在票房、口碑上均有不俗的表現,成立於1996 年的銀河映像令警匪片的藝術水平實現質的飛躍。
然而,由於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之產量過剩、盜版盛行、「巨星」隕落、模式固化,香港電影在世紀交替中走向衰落。
從面向世界到走向內地,港片的這一步棋走得極妙。
2003 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 CEPA)簽訂後,作為同樣被囊括在協議中的香港電影,擁有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在CEPA的促成下,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成為一種趨勢,經典的《無間道3》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2002年在內地上映,兩週2000萬票房的成績,讓人看到警匪題材深厚的受眾基礎。
這是新世紀香港的面貌。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社會法治、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迴歸之前,特別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為引人矚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從 1996 年的 60多位大幅躍升至 2015 年的第 11 位。
這是香港市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感逐步重構的重要因素,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慢慢升起。
2012年,《寒戰》在內地上映,影片中展現的香港現代法制成為警匪電影的核心訴求。
該片將警匪對抗置於政治博弈的大格局中,以往亦黑亦白的敍事模式轉向了非黑非白,「黑社會」這一敍事場域在影片中不見影蹤,香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權利的制衡博弈成為敍事重點。這是新香港的真實寫照。
伴隨着《寒戰》颳起的港片復興浪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重新迴歸這片“熱土”。
2019年,港產警匪片迎來「井噴式」爆發,題材類似、演員雷同的尷尬也暴露無遺。忙碌的古天樂輾轉於《反貪風暴4》《掃毒2》《使徒行者2》;張家輝的身影活躍在《使徒行者2》《沉默的證人》《廉政風雲》,讓人傻傻分不清楚。
港產警匪電影成為內地影市的票房保證甚至「救市英雄」,「港產片=警匪片」的認知深入內地觀眾,在這個等式之外的其他港片很難在內地賣座。
畢竟,警匪片情節跌宕起伏、節奏緊湊,刀光劍影和喋血街頭被簡單明瞭地搬上銀幕,對於內地觀眾而言,這種接觸不到又真實存在的場景,無疑是對好奇心的最大滿足。
實際上,這不僅是觀眾的選擇,也是香港電影業的選擇。香港資本程度極高,影視圈對市場有着敏鋭的嗅覺。電影市場上什麼最賺錢,電影人便會扎堆去拍什麼電影。
有種説法叫做「7日鮮」,用來形容香港的電影。意思是拍攝時間非常短,常常七天就拍完一部。這未免有些誇張,但足夠看出香港電影對速度的趕超。
現階段,內地電影產業發展迅速。一批成熟的導演對類型電影有着較強的駕馭能力,在創作能力和創作條件上都有着港片所不具備的優勢,香港電影人在最擅長的警匪題材領域下功夫,也是走對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