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匪片，六十年闖蕩江湖_風聞

　　作者|宇宙君 美米

　　編輯|國定路水蜜桃

　　美元點燃香煙，火光照亮面龐，戴着墨鏡的周潤發露出微笑。

　　這是《英雄本色》裏的經典鏡頭，也是《無雙》裏的畫面閃回。

　　從《廉政風雲》到《反貪風暴4》，從《追龍2》《掃毒2》到《使行徒者2》，2019年的香港警匪片在票房表現上整體向好，但題材上的冷飯回鍋讓觀眾開始審美疲勞。

　　在過去六十年裏，香港警匪片的發展脈絡好像一部現實蒙太奇。人們被圈養在經濟繁榮的泡沫美夢裏傻笑，又卡在階級攀升的狹窄通道里痛哭。只有成為電影裏的人物，才有半刻喘息。

　　他們沉醉於江湖和情義，在這片土地上演愛恨交織，最終構成給香港大眾精神兜底的一張巨網。

　　Part.1

　　「繁華是一把金剪刀，它不會錯過，即使你傷口上的一根羊毛」。

　　詩人舒巷城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樣寫香港，外表繁華的物質主義環境裏，隱藏着壓榨剝削和極大的社會貧富差距，不公和罪惡充斥這座殖民化的商業城市。

　　

　　複雜的歷史背景與多元的社會構成，全部壓縮在這1106平方公里內。人口少決定了票房空間有限，大製作電影在這裏淘金艱難。此時，主打敍事邏輯而非宏大場景的警匪片，逐漸顯現優勢。

　　1955年，以《人頭奇案》為代表的警匪作品初登熒幕，這標誌着香港早期警匪電影的誕生。現實社會環境激發了普通市民劫富濟貧、打抱不平的強烈情緒，也造就了這一時期香港警匪電影正邪二元極端對立的風格特徵，影片大多洋溢着抗議和諷刺的激情。

　　七十年代，香港從一個單純的轉口港轉變為工業化城市。在這次轉型中，金融、房地產成為主要產業，貧與富的河流越湧越急，矛盾愈發明顯。

　　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普通市民階層，也反映在警察內部生態及警民關係之中。1975年上映的《廉政風暴》反映出香港貪污之風盛行，警員與黑社會勢力同流合污的社會現實。

　　這一時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全力清查警察貪污事件，原本和諧的警民關係也因此產生裂痕，讓警匪片市場一度沒落。

　　從當時整個香港電影行業的工業化發展來看，經濟的高度繁榮帶動了影視行業的勃興。相當一批演員和導演橫跨電影和電視兩個行業，並出現了小馬哥這樣的「影視新星」。

　　1974年，年僅19歲的周潤發從邵逸夫創辦的TVB藝人培訓班畢業，初進演藝圈的他，在電視劇中出道，直到1978年才正式進入影壇。一部《警網雙雄》為他打開局面，港產警匪片黃金時代的到來。

　　大量影視公司也成立起來。邵氏影視是元老，嘉禾和鳳凰緊隨其後，銀都和新藝城也不甘示弱。

　　影視行業人才的充足和規模化的管理，讓港片在發展中逐步走向成熟。類型片開始初見雛形。武俠功夫片、黑幫警匪片、恐怖鬼怪片、喜劇片成為香港影視的“四大招牌”，警匪片成為其中生命力最強的題材。

　　Part.2

　　八十年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在經濟上實現了更大幅度的提升。

　　香港電影新浪潮時期來臨。在目睹李小龍系列武打電影震撼國際後，人們開始將目光投向香港電影。包括徐克、王晶在內的大批電視幕後工作者轉戰電影圈，以周潤發、成龍、梁家輝、劉德華為代表的演員陸續成熟，為港產警匪片的發展奠定基礎。

　　1983年和1985年，成龍主演的《A 計劃》和《警察故事》上映，喜劇、功夫劇與警匪劇的類型雜糅，充分體現出「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的製片理念及「狂飆突進」的新浪潮特徵。

　　此外，這些影片更表現出鮮明的個人英雄主義，折射出經濟高速發展的香港社會中，個人主體意識的空前覺醒。

　　1986年，《英雄本色》上映，公映兩個月，打破香港有史以來票房紀錄，吳宇森、周潤發聲名大噪，香港浪潮席捲亞洲。

　　

　　至此，香港電影創造了一個寫實和理想高度交融的空間。這個空間脱胎於金庸、古龍建造的武俠世界，又降生於現代都市的道義江湖。

　　但此時的警匪片中的「江湖道義」並不是前期武俠世界裏純粹的「正義」。

　　金庸筆下的遊俠劍客，每日行走江湖，懲惡揚善，行俠仗義，他們是經常出沒在綠水青山的光明磊落之輩。但這一概念落點到八十年代後的警匪片裏，通常被提煉成反派主角的「英雄主義」或「兄弟之情」。這固然感人，但反派英雄本身所從事的賭博、走私等行為違法，「道義」在這裏的格局明顯就大打折扣了。

　　這真的委屈了吳宇森。

　　那個時期的他已經熟練掌握了武俠電影的製作方法，正是大展拳腳的時候，卻發現當時的電影語境已經和武俠片脱節了。「只要電影能賺錢，江湖的規矩就可以變。」於是，崛起中的電影公司取代了過去的手工作坊，規模化的批量生產取代了之前的精雕細琢，就連傳統武俠片中的「中原內核」也轉向了對香港本土觀念的探索。

　　和吳宇森一起後退的，是「武俠江湖道義」的加速坍塌。阿成在《英雄本色》裏出賣了宋子豪，還搶了小馬哥的位置；汪海在《喋血雙雄》裏派人殺了自己的親叔叔，事後又除掉了殺手。

　　當江湖裏的人，不再遵守江湖規矩的時候，就是江湖最悲情的結局。

　　這個時期香港警匪片中傳遞的背棄、焦灼和不安感，和八十年代起民眾的情緒緊密相連。在經濟經過一輪膨脹式發展後，民眾開始感受現代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利益糾紛削弱了個體間的信任，工作和競爭壓力導致了朋輩間的疏遠，傳統親情、友情和道義的意識都逐漸淡化。

　　這種恐慌背後，還有隱隱的不安。1984年中英談判，聲明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在地理空間上偏居一隅，本就有漂泊之感，十幾年後才能迴歸祖國，港人對於自身身份的困惑、對香港這片土地的依戀，成為一種集體焦慮。

　　《英雄本色》在這一時期能夠大放異彩，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了大眾的心理需求。一方面，大量武俠的傳統招式和現代機車暴力美學，保留了觀眾對武俠的「審美需求」，又注入了時代新元素，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大量香港夜景畫面，是港人對鄉土剋制的眷戀。

　　一個隱藏的信息是，影片收服了大批有英雄情結和強烈自尊的男性觀眾。

　　影片中，小馬哥的捨生取義，和黑道英雄之間的江湖情義，滿足了男性觀眾對於身份、地位和尊嚴的渴望。此時的香港，女性地位已悄然崛起。她們從家庭逐漸走向工作崗位，開始挑戰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社會結構，男性的焦慮不斷擴大。警匪片的出現正好堵住了這個情緒出口。

　　Part.3

　　九十年代，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尾聲，也是港產警匪片最後的輝煌。

　　《警察故事3》、《飛虎雄心》、《古惑仔》等電影在票房、口碑上均有不俗的表現，成立於1996 年的銀河映像令警匪片的藝術水平實現質的飛躍。

　　然而，由於好萊塢電影的衝擊，加之產量過剩、盜版盛行、「巨星」隕落、模式固化，香港電影在世紀交替中走向衰落。

　　從面向世界到走向內地，港片的這一步棋走得極妙。

　　2003 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 CEPA）簽訂後，作為同樣被囊括在協議中的香港電影，擁有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在CEPA的促成下，香港與內地合拍電影成為一種趨勢，經典的《無間道3》便是這一時期的產物。2002年在內地上映，兩週2000萬票房的成績，讓人看到警匪題材深厚的受眾基礎。

　　這是新世紀香港的面貌。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社會法治、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迴歸之前，特別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為引人矚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從 1996 年的 60多位大幅躍升至 2015 年的第 11 位。

　　這是香港市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感逐步重構的重要因素，一種優越感和自豪感慢慢升起。

　　2012年，《寒戰》在內地上映，影片中展現的香港現代法制成為警匪電影的核心訴求。

　　該片將警匪對抗置於政治博弈的大格局中，以往亦黑亦白的敍事模式轉向了非黑非白，「黑社會」這一敍事場域在影片中不見影蹤，香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權利的制衡博弈成為敍事重點。這是新香港的真實寫照。

　　伴隨着《寒戰》颳起的港片復興浪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重新迴歸這片“熱土”。

　　2019年，港產警匪片迎來「井噴式」爆發，題材類似、演員雷同的尷尬也暴露無遺。忙碌的古天樂輾轉於《反貪風暴4》《掃毒2》《使徒行者2》；張家輝的身影活躍在《使徒行者2》《沉默的證人》《廉政風雲》，讓人傻傻分不清楚。

　　港產警匪電影成為內地影市的票房保證甚至「救市英雄」，「港產片=警匪片」的認知深入內地觀眾，在這個等式之外的其他港片很難在內地賣座。

　　畢竟，警匪片情節跌宕起伏、節奏緊湊，刀光劍影和喋血街頭被簡單明瞭地搬上銀幕，對於內地觀眾而言，這種接觸不到又真實存在的場景，無疑是對好奇心的最大滿足。

　　實際上，這不僅是觀眾的選擇，也是香港電影業的選擇。香港資本程度極高，影視圈對市場有着敏鋭的嗅覺。電影市場上什麼最賺錢，電影人便會扎堆去拍什麼電影。

　　有種説法叫做「7日鮮」，用來形容香港的電影。意思是拍攝時間非常短，常常七天就拍完一部。這未免有些誇張，但足夠看出香港電影對速度的趕超。

　　現階段，內地電影產業發展迅速。一批成熟的導演對類型電影有着較強的駕馭能力，在創作能力和創作條件上都有着港片所不具備的優勢，香港電影人在最擅長的警匪題材領域下功夫，也是走對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