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塑造世界，什麼塑造了貿易？_風聞

                  孔笑微/文

  經濟學説史上最著名的“民科”——37歲才寫作出第一篇經濟論文的股票經紀人大衞·李嘉圖，畢生倡導自由貿易。根據亞當·斯密的教導，自由貿易的基礎在於分工，能者任命其能事，然後自由交換，雙方的收入水平都會喜聞樂見地增長。李嘉圖在此基礎上再向前推進一步，日後形成當今任何大學國際貿易課程必然涉及的奠基理論：比較優勢。分工所根據的原則，是比較優勢而非絕對優勢，發達國家即使樣樣領先，也不可能全盤包攬，將相比而言優勢不那麼大的產業，轉移給落後國家，集中精力發展優勢產業，只要雙方可以打開大門做生意，那麼彼此的狀況仍然可以改善。

  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兼尖酸刻薄的段子手霍爾巴克茲，在《已故經濟學家思想的新解讀》中，曾把這個理論稱為“經濟學説史上很少的幾個不是常識的真知灼見之一”。比較優勢理論加上要素稟賦理論——也就是分工的標準，最經濟的方式自然是按生產要素的豐富程度，構成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經典框架。它的實踐成果也蔚為可觀，文明的富庶與繁榮，歷來與一定時期的貿易發展和市場擴張緊密相連，從絲綢之路到大航海，啓程時旅者的眼睛追隨着金錢的光芒，駐足時卻永久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然而現實總沒有模型那樣純粹，公平自由貿易的前提是主體的對等性，然而在現實社會里對等性從來都是珍貴稀缺的政治資源，需要強有力的國際秩序與政治條約加持。當代世界之前的國際貿易，一個重要主體是殖民地——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往往嵌套着不對等的重軛，當衝突爆發時，就成為新的政治秩序的起點。其中，最有戲劇性的當屬美國的誕生。

  “波士頓傾茶”事件背後，是英國的兩個殖民地——北美大陸與印度之間作為重要產品市場與產地的不平衡，也是歐洲大陸國家（比如茶葉走私的主要競爭者荷蘭）與英國在競爭市場方面的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所催生的主要後果，不是經濟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國際貿易與地緣政治，永遠是糾纏的雙生子，導致變量的複雜度溢出模型能力。於是，李嘉圖一度光輝燦爛的理念圖景就常常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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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沒打成的貿易戰與兩個政黨的分裂

  控制力較弱的經濟體，財政經常高度依賴關税。此時的美國，州權與聯邦政府的制衡鬥爭正如火如荼，關税是聯邦政府唯一可以依賴的可靠收入來源。1790年到19世紀中期，增加政府收入成為設定進口關税的主要因素，因為聯邦政府90%收入依靠關税，獨立初期的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順理成章把國際貿易的目標定位為：最大化政府收入。但漢密爾頓作為財政幹才的傑出之處是早於拉弗曲線出現的兩百年前，就深諳税率水平與税收總收入之間的拋物線關係，深知高企的進口税反而有可能抑制税基、降低關税總收入。由於財政收入對他來説過於重要，漢密爾頓贊成對進口產品適度徵税，但不是過分的高關税。適度的關税可以保證進口產品的流入，提供關鍵的税基，產生持續可靠的財政收入，從而為政府開支提供資金並樹立公共信用。他在1782年評論道:“經驗表明，適度的關税比高關税能帶來更多財政收入”。

  與漢密爾頓對立的，是傑斐遜和麥迪遜為代表的新興的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和州權，在聯邦銀行與國家債務上，已經和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出現了深刻裂痕。在國際貿易和關税問題上，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工商業希望，和最大的貿易伙伴、前宗主國英國儘量保持良好的關係，避免發動貿易戰；而共和黨當時的基礎是南方各州的農業出口商——他們厭惡英國的重商主義政策，特別是不讓美國的船隻與貨物進入西印度羣島。共和黨人聲明，除非國家能獲得經濟獨立，政治獨立就不能完全實現。正如麥迪遜所抱怨的，英國“給我們套上了商業枷鎖，幾乎就要毀滅我們實現獨立的目標”。是共和黨人的訴求是：對英國施行懲罰性關税，同時與法國簽訂互惠條約，以法國市場逐漸取代英國的地位。

  面對共和黨人的咄咄逼近，漢密爾頓的回應，卻是1795年的《傑伊條約》。這部以美國和英國簽訂最惠國條約為結果的政治、經濟與貿易條約，在華盛頓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風暴。共和黨人認為，條約“極其惡劣”，是“毀滅性的交易”，共和黨追隨者更是將傑伊視為出賣美國利益的叛徒。作為美國曆史上最有爭議的外交政策協定之一，《傑伊條約》引發了聯邦黨人與共和黨人之間的最終公開分裂。

  漢密爾頓選擇與英國和解的重要原因，是基於現實財政目標。加強聯邦政府憲制功能亟需充分財政收入的支持，對國內徵税困難重重（漢密爾頓力推的威士忌酒税甚至引起了西部的武裝暴動），此時以正在大革命風暴裏掙扎的法國代替傳統的第一貿易伙伴英國，對關税收入的風險無疑太大。

最惡評的關税法案為大蕭條背了黑鍋嗎？

  美國經濟史研究的“聖盃”無疑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為大蕭條尋找原因，是每個經濟學家不可遏止的內在衝動。

  高居社會科學“鄙視鏈”頂端的現代經濟學，形式優美、理論深邃，甚至經常越界被作為“所有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卻總難以擺脱屠龍術之諷刺。連杜魯門總統對着才高八斗的智囊團，也忍不住想要“一隻手的經濟學家”。這裏面有個有趣的誤區，人們傾向於把經濟學作為一種必須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實用學科。誠然，經濟學原理形成政策的功能十分強大，然而本質上它的使命卻是構建解釋體系，努力證偽，最後回到起點。如同物理學的“大一統”方程，經濟學的最高使命是，證明人類在最基本的選擇上具有一般性——找到人類經濟行為的“人設”。

  《霍利斯穆特關税法案》作為歷史上最惡名昭彰的關税法案，在大蕭條形成中扮演的角色被一再探討，與之相關的花邊也不脛而走。比如，包括格雷厄姆與費雪的1028位經濟學家聯署上書，請求胡佛總統行使否決權；汽車大亨福特在白宮整夜勸説；最生動形象的，無疑是摩根斯坦利銀行時任總裁拉蒙特的哀鳴：“我就差一點跪下來求總統否定那份愚蠢的法案了！”

  大蕭條的各種候選替罪羊中，《霍案》炙手可熱，該法案將兩萬多種進口商品的關税提高到歷史最高水平，平均關税率高達41%，法令通過的當年（1930），美國的進口額下降66%，出口額驟降61%，超過GDP50%的降幅。

  然而對《霍利斯穆特關税法案》的再研究，卻謹慎地為關税這位被告列出了無罪推定：無論在惡化還是改善大蕭條方面，該法案發揮的作用都相對較小。與通貨緊縮通過貨幣和財政體系產生的強大力量相比，特別是與貨幣供給減少1/3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相比，即使關税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也不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任何顯著的影響。

  不過《霍案》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它是怎麼通過的——提出它的是傳統上反對高關税的議員，批准它的是對此法案非常不滿的胡佛總統，而它宣稱要保護的農產業和南部農業，偏偏受到此法案的負面影響最大。

  答案不在國際貿易本身，而在美國國內政治。各州的國會議員有一個非正式的“投票交換市場”，以非核心利益上的妥協來交換對自己當選或連任最重要的政策中對手的配合。這個“地下市場”的定價是很難有效率的，也就是意義非常重要的政策，卻可能因為議員在本州力量的薄弱，被交換出去犧牲掉，只為鞏固相對重要性小、但可以在邊際上幫助議員提高歡迎度的議題中。關税與貿易方面的選票，因為其“聯邦性”和相對利益多元化，經常被作為這樣的政治交換的籌碼。

美麗新世界：貿易協定危機

  特朗普意外當選，標誌着美國總統對貿易政策的基調出現了大轉彎，使貿易政策的實質內容發生重大變化。觀察者憂心忡忡地看到，過去的美國總統總是盛讚國際貿易，支持簽署多邊和雙邊協定、減少貿易壁壘，並且運用影響力盡量讓國會和他們站在一起。然而特朗普對於多邊貿易體系——無論是現存的WTO，還是計劃裏的“跨太平洋貿易伙伴”，或者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統統嗤之以鼻，提議“重新談判”已經是頗給面子，直接揮舞關税大棒進行貿易戰才是常態。

  然而，特朗普的美麗新世界仍然是從舊世界中化身而來。美國的貿易政策目標始終指向“3R”:税收、限制、互惠，但“不同的時代，佔主要地位的每個目標在其中一個時代佔據優先地位”。從聯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戰爭，創造關税收入是貿易政策的核心目標：從南北戰爭到大蕭條，主要目標是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廠商:大蕭條至今，減少雙邊和多邊壁壘的互惠貿易協定，成為優先考慮。

  在每個時期，現行政策一旦確立，整體性改變就非常困難。美國的貿易政策表現出了驚人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雖然充斥着政治和經濟上的鬥爭。美國貿易政策的穩定性來源於“國家的經濟地理與政治體制的特性”。美國的不同地區專注於不同的經濟活動，“兩百多年中，棉花始終在密西西比州生產，煙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鋼鐵在賓夕法尼亞州”。強大的州權，使美國各州在外貿政策上有集中而清晰的利益訴求，和強大的國會遊説力量。穩定的經濟地理結構，帶來了國會對貿易政策投票的穩定政治地理格局，立法通過難度很大，使政策走勢傾向於維持原狀。

  發展中國家的進口在這一時期對美國收入不平等造成的影響，也並不如想象中大，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增長速度最快的是20世紀80-90年代，這段時間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總量增長緩慢；而21世紀前十年貿易快速增長的時候，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已經穩定。研究者認為，美國人收入不平等的根源是“超級富豪在收入中佔比迅速提高，源於利潤在總收入的份額增長”。這無疑是一個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式的故事。

  特朗普對貿易協定的重新洗牌能否遷移美國貿易傳統的3R週期，顛覆互惠貿易協定框架？左支右絀或許有之，但回顧二百年美國貿易政策歷史，比當下嚴重的危機衝擊，也沒有改變長週期穩定的地理經濟格局，貿易塑造了世界的現狀，而真正改變貿易架構，恐怕要期待的不是一個顢頇的總統，而是一場所有人都捲入其中的新技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