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廷芳：第一次呼喊“放開二孩”_風聞

南方週末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22日《南方週末》國史新記·紀念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報道之中國言者）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老齡化、養老危機等問題的迫切性，但最初公開發聲的卻並非經濟學者，也不是人口專家，而是一位文學界人士。

三十多年時間裏，整個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默默改變了。

其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老齡化、養老危機等問題的迫切性，但最初公開發聲的卻並非經濟學者，也不是人口專家，而是一位文學界人士。

2007年，全國政協委員葉廷芳首次提案，建議儘快停止執行獨生子女條例。葉廷芳是著名的作家、翻譯家。他曾翻譯多部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國最權威的卡夫卡研究者。

葉廷芳從人文角度，觀察人口政策對社會生態和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影響。他認為，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們面臨着既無姑姑舅舅，此後也無兄弟姐妹的情況，最終帶來的是社會關係和情感系統的單調化。

“政策讓很多人不去思考了，而覺醒的知識分子如果只知道為政策叫好，應該是為自己感到羞恥的一件事。”葉廷芳曾説，“要用自己的筆做出些真正對社會有好處的事情。這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葉廷芳幼時曾在一場意外中失去左臂。2007年3月，這位71歲的獨臂老人拿着提案穿梭於兩會會場，挨個遊説其他政協委員，希望得到聯名支持。多數人以“挑戰國策”為由婉言拒絕，最終，只有28位政協委員願意和他聯名簽署提案。

提案在當年轟動一時，被稱為“葉廷芳提案”。葉廷芳的夫人黃曼齡女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後來有一次，葉廷芳在醫院住院，一位病人的家屬老太太一聽到葉廷芳的名字，就認出了他，“知道二胎就是他提出來的”。

葉廷芳提案雖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但之後，葉廷芳收到了國家人口計生委一篇長達5000字的書面回覆，核心觀點只有一個：不能放開二孩。

繼葉廷芳之後，更多人士接力呼籲“放開二孩”。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啓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兩年後，十八屆五中全會正式宣佈推行“全面二孩”政策。至此，實施了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於畫上句號。

課題組建議遇冷

其實在葉廷芳提案之前，人口專家們早就意識到應該調整。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今年74歲的顧寶昌研究人口學三十餘年，他是中國生育政策改革的親歷者，也是推動改革的實踐者。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推動生育政策改變的工作確實不容易，但最大的困難是“不讓講”。

“我們希望更多人瞭解實際情況。”顧寶昌説，“作為一個人口學者，就要把人口問題講清楚，現在怎麼樣、將來會怎麼樣，這是作為學者的責任。”

顧寶昌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幾乎整個1990年代，中國生育率都低於人類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孩子，才能保持下一代人與上一代人基本持平）。

2000年前後，一批人口學家感到，應儘快研究生育政策調整問題，因此，18位來自各個高校的專家學者組成的“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誕生了。

最後，國家計生委也介入了調研。

經過三年研究、大量的數據分析和學術討論之後，2004年4月，課題組撰寫了《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下稱《2004年建議》）。

《2004年建議》指出，現在是對實行了二十多年的“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進行調整的時候，並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希望中央把生育政策調整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二是建議在東部計劃生育工作基礎較好的省市，選擇少數區縣，先行開展生育政策調整的試點工作。

沒想到，《2004年建議》遇了冷。之後，針對關於生育政策問題的爭論，2005-2006年間，課題組的學者們開始了漫長的調研。

1980年代中期以來，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方已在實行一對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的政策。於是，學者們奔赴這些地區，進行實地調研。

調研結果表明，這些地區在較寬鬆的生育政策下，多年來人口保持低增長，並沒有因政策寬鬆而引發生育反彈，也沒有發現多孩生育增多問題。

以湖北省宜昌市五峯土家族自治縣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為例，兩縣分別於2003年、2004年推出了允許普遍生育二孩的政策，但生育水平持續平穩，自然增長率接近於零，既沒有出現出生堆積，也沒有生育反彈，出生性別比也保持正常。

“這就説明政策鬆緊和生育水平高低沒有正相關關係了。”顧寶昌説。

兩位政協委員接力提案

2007年是葉廷芳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最後一年。參與聯名提案的29位政協委員中，比葉廷芳小二十多歲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從他手中接過了提案建議調整生育政策的接力棒。

2010年，王名與同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大鈞聯合提案《關於放開二孩、調整我國人口政策建議》。

彼時，按照2010年國家統計局開展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推算，2000-2010年婦女總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5左右。

但相關部門對王名的提案依然很牴觸。

此後五年，王名陸續提出《關於儘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建議案》、《關於停止一孩化、儘快調整我國人口政策的呼籲》、《關於全面放開生育的人口政策調整建議》、《關於全面放開生育，加快形成積極人口政策的建議案》、《鼓勵二孩，優生優育，加快形成積極的人口政策》等提案。

計生部門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據人民網報道，王名回憶，“一開始是比較冷，比較對立，但是很快轉變了，做出了一些積極回應，後來專門安排了一個巡視員跟我聯繫，主動請我參加一些會議。”

2009年，低生育率帶來的弊端日益凸顯，如老齡化問題急劇惡化、民工荒、高考人數鋭減等。要求改變計劃生育政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國家人口計生委辦公廳發佈的《2009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公報》顯示，2009年已婚育齡婦女人數相較2008年增長400萬人，而2009年新出生人口僅比2008年增長7萬人。

“賣身交罰款”

2009年年底，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副教授楊支柱的第二個女兒出生了。

由於超生，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隨即對楊支柱給予留校察看處分，並責其繳納240642元的社會撫養費，後來還被學校解聘。

此事一度引起輿論的極大關注。2012年，法院通過銀行凍結了他的賬户，將錢划走了。

從此，楊支柱徹底和一孩政策槓上了，他花了大量時間研究和批判獨生子女政策，希望推動改變。

顧寶昌及其課題組在2009年初再次提出《關於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下稱“2009年建議”），指出“中國應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孩生育”。

然而，《2009年建議》得到的回應卻是“數據有水分”。顧寶昌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相關部門認為，國家人口還是多。

2012年7月，一份由15位國內法學、人口學學者聯名簽署的修法建議書，正式寄送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建議書請求立法者全面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取消對公民生育權的限制，廢止生育審批制度，廢止社會撫養費制度。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啓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後的2014年，全國出生人口微升47萬至1687萬。

2015年，針對單獨二孩放開後的遇冷情況，顧寶昌等人提交了第三次建議書《全面放開二孩生育 取消對公民的生育限制》。

當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至此，獨生子女政策終於走到盡頭。

這一改變早在楊支柱的預料之中。因超生下崗、命運被改變的這些年，楊支柱用從網上“化緣”來的錢，收集了許多帶有獨生子女政策烙印的物品。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收藏這些東西是因為想開個博物館，“如果將來提倡生育的話，要人們不忘記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