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美國第一次祭起這個“大殺器”，想圍攻中國！如今，特朗普卻沒想到......_風聞

8月26日，在岸人民幣大跌超過700點，兑美元報7.1528。

市場才剛剛從匯率破“7”中緩過神來，但如今，很多人已經開始擔憂會不會突破7.2關口了。不過，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內，人民幣匯率仍受外部風險因素及市場情緒擾動，但中長期內不存在大幅貶值基礎。

就在半個月前，人民幣兑美元離岸和在岸匯率先後突破“7”的整數關口，這本是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及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税預期等因素影響下的正常市場反應。然而，美國一些人卻藉機興風作浪，8月6日，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美國一手在全球揮舞關税大棒，造成眾多國家匯率大幅波動，另一手又到處亂扣“匯率操縱國”的帽子，逼迫相關國家接受美國所謂“合理匯率”。

究竟是誰在睜眼説瞎話？誰才是最大的匯率操縱國？

文 |章玉貴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 

編輯 |蒲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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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首次祭起“匯率操縱國”大殺器

一向心高氣傲的特朗普，最近似乎感到格外胸悶。

原本希望通過授意財長姆努欽將“匯率操縱國”標籤貼在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的臉上之後，迅速在市場與國際層面形成針對中國的大面積圍攻局面。因為，這是25年來美國首次針對中國祭起“匯率操縱國”大殺器，市場理應產生震撼性的衝擊力。

只是，令特朗普和他的幕僚們意想不到的是——

人民幣在破“7”之後非但沒有下瀉不止，還在中國央行與媒體的有效溝通尤其是市場作用下一度收復“7”關口，目前在“7”上下波動；

另一方面，儘管美國貴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大股東且擁有獨家否決權，但IMF這次不僅沒有為特朗普針對中國的“匯率操縱國”指控背書，還特別就此發表聲明：沒有證據證明中國故意降低了人民幣的價值。

G7其他成員國也沒有跟着美國起鬨，德國財長舒爾茨乾脆在美國作出指控中國之後的第二天警告稱，在貿易衝突已經阻礙經濟增長之際，莫讓緊張情勢火上澆油，因為進一步升級只會造成損害。舒爾茨的上述表態既是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有關G7成員國支持美國政策表態的打臉，更是對美國破壞協定的憤怒回應（2013年G7成員國達成了各國在採取重大匯率行動之前應彼此通氣事先協調一致的協定）。

換句話説，在德國人看來，既然特朗普執意“公牛闖進瓷器店”，德國幹嘛要跟風吃力不討好？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所長、日本財務省外匯理事會前主席吉野直行則直言，美方的舉動完全是出於政治考慮，而非經濟。這話咋一聽，哪像美國在亞洲的鐵桿盟友日本説出的？若再仔細琢磨，就更是扎心。

眼看“匯率操縱國”這張牌收效甚微甚至適得其反，加上面對國內企業愈來愈大的施壓聲浪及對美中貿易戰經濟後果的擔憂，特朗普於是放軟身段，指示哼哈二將——萊特希澤與姆努欽主動打電話給中國副總理劉鶴，宣佈將中國產玩具、筆記本電腦等多種消費品面臨的新關税推遲到12月中旬實施。

特朗普當然一如既往宣稱：“他們（中國）真的想達成協議。”但一向嘴硬的他也表示此次延遲關税可以避免“影響到聖誕購物季”。而根據彭博新聞社的分析，本次包括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和兒童玩具等被推遲加徵的產品價值高達1600億美元，合併清單中剔除了包括聖經和集裝箱等價值近20億美元的產品。看來中國產品之於美國消費者究竟重要不重要，究竟是誰在滿口説胡話，誰在睜眼説瞎話，否認關税對美國消費價格有任何影響，已經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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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難人民幣，廣場協議幽靈黨夢迴

伺候這個世界上最難被預測的總統，真心不容易。但特朗普選擇在此時對人民幣發難的邏輯，也並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以萊特希澤、納瓦羅為代表的極端鷹派人物蓄謀已久的策略選擇。

生於1947年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代表萊特希澤，被認為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舞台上最懂得貿易談判規則的“超級流氓”之一。擁有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他在法律理論與實踐方面均是絕頂高手。其31歲開始步入政壇，最初在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任職，很快便在3年之後的1981年成為里根政府貿易辦公室副代表，負責鋼鐵貿易談判，並因和日本在鋼鐵、汽車業的貿易戰而成名，以至於日本不少政商人士今日提到此人時均不寒而慄。

2017年1月，以里根為政治偶像的特朗普在贏得總統大選之後，隨即提名年近古稀的萊特希澤為貿易代表。萊氏由此迎來職業生涯巔峯，並誓言將改變中美貿易格局直至打敗中國作為餘生最大目標。

比萊特希澤小兩歲的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儘管出生寒苦，命運多舛，還經常被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嘲笑不懂經濟學。但擁有塔夫茨大學本科、碩士和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納瓦羅註定不甘於平庸。他深知：要在美國政界出人頭地，就必須言行大膽，這樣才能博出位。於是，納瓦羅長期以來將攻擊目標對準中國。其最著名的反華著作——《致命中國》，把中國描繪成對美國造成致命威脅的魔鬼。例如，中國是生產黑心產品的大本營，不僅大肆擴充軍力，大搞對美間諜活動，還在政治制度上與美國格格不入。更有甚者，他在全書的第二部分將中美貿易描繪成是摧毀美國工作機會的武器；在第五部分還直接將中國描繪成邪惡的“匯率操縱國”，聲稱中國通過操縱人民幣匯率，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進行剝奪，這是造成中美不對等、不公平貿易關係的根源。

納瓦羅的上述“致命”觀點與主張，在極右翼美國民眾中頗有市場，甚至引起了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的關注。事實上，庫什納就是從亞馬遜上搜索到納瓦羅的書後將其引薦給自己的岳父的。納瓦羅與特朗普可謂相見恨晚，他有關中美經貿關係的一系列主張與特朗普不謀而合，很快就成為“最擅長將特朗普的直覺政策化”的白宮幕僚第一人。

只是這位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到扭曲程度的“鷹派中的鷹派”，由於在加徵關税對美國企業和家庭所產生影響上的常識性錯誤，甚至把關税和增值税混為一談，不時遭到主流大報《華爾街日報》和福克斯主持人華萊士的反駁。

不過，在廣場協議“幽靈黨”看來，納瓦羅和萊特希澤的存在以及軟硬兼施夾雜不按常理出牌的談判思路，説不定能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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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操縱國的標籤，美國財政部的翻手遊戲

談到匯率操縱，首先必須搞清楚匯率的本質。一般而言，匯率被視為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率或比價，或者説是用一國貨幣表示的另一國貨幣的價格。在一定條件下，本幣貶值或曰外匯匯率上升，會起到促進出口、限制進口的作用；反之則起到限制出口、增加進口的作用。

但是在真實世界裏，匯率絕非簡單的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的比價，而是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命題。就人民幣匯率的本質而言，代表着中國經濟產出在全球金融市場競爭力的貨幣反映；更精確的説，是中國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價值藴含的國際競爭力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動態變化。而非簡言之的人民幣與美元等其他貨幣的比率。

在美國的政府架構中，成立於1789年的財政部負責處理美國聯邦的財政事務、徵税、發行債券、償付債務、監督通貨發行，制定和建議有關經濟、財政、税務及國庫收入的政策，進行國際財務交易，等等。其部門首長即財政部長是總統內閣成員中僅次於國務卿的第二號人物。儘管不能簡單對比財政部和美聯儲的權力孰大孰小，但相較於1913年成立且相對獨立並保持神秘色彩的美聯儲，財政部在白宮日常運作機制中的角色顯然更為常態化與吃重。

在匯率問題上，美國財政部由於每半年需通過財政部長向國會提交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的報告，分析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國際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而備受矚目。這項權力來源於1988年的《綜合貿易和競爭力法案》第3004條，意在評估各國是否為了防止有效的國際收支調整或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而操縱其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

美國為此給出了3個評估指標，包括：

主要貿易伙伴對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至少為200億美元；

經常項目順差至少為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

持續的單邊干預外匯市場，重複淨買入外幣的金額在12個月內至少佔一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等等。

而熟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上述3項標準本身就是基於美國國家利益偏好設定的，根本談不上國際公認的普適性基準。

更不用説，自1944年建立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美國就一直主導着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而且，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為保住在全球金融與產業分工領域的頂層地位，繼續低成本獲取超額利潤，經常交替運用金融與貿易手段來打壓主要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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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對美構成威脅，日本照樣成為刀下鬼

從國家之間的關係來説，日本與美國的戰略關係層級要遠遠高於中國，但當日本在實體產業領域的發展威脅到美國現有地位時，美國毫不猶豫地舉起了金融鍘刀。精明但不高明的日本做夢也沒想到美國竟然會對自己下如此狠手。

二戰結束時，日本滿目瘡痍，經濟一片凋敝。直到1948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第13-2號法案，決定幫助日本加快其經濟復甦的腳步，日本才迎來經濟振興的轉機。2個月後，一名來自芝加哥的銀行家約瑟夫·道奇來到日本，幫助穩住了不斷下挫的日元兑美元匯率，並通過佈雷頓森林體系將日元與黃金掛鈎，進一步將匯率穩定在360日元兑換1美元。同時，他還幫助日本政府實現了預算平衡。可以説，日本戰後貨幣政策體系的搭建，相當程度上歸因於美國人的幫助。

日本在渡過短暫的經濟動盪之後，很快搭上了經濟振興的便車，這就是朝鮮戰爭。由於地理區位和盟國的便利，美國拼命向日本下訂單，僅僅在1950年至1960年這10年，來自美國的訂貨就高達600億美元，於是日本經濟很快反彈。

從1955年到1973年，日本經濟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長率，最高飆升至16%。1968年，日本取代了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到了1985年，日本經濟規模已經達到1.3萬億美元（約合9.2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一。日元也受到了追捧，在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佔據8%的份額，僅次於美元和當時如日中天的聯邦德國馬克。1989年4月，在全世界外匯交易中，日元的比重為13.5%，與德國馬克持平，僅次於美國的45.0%，日元挑戰美元看起來有了實質性支撐。

不過，面對當時的美元高牆，日元國際化並沒有太多的行為空間。日本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每天大把收進美元，卻沒有太多的機會把日元花出去。儘管日本當時針對中國和東盟的日元貸款和投資促進了日元的國際化，但日元並未滲透到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去。

隨着日本經濟規模和經濟競爭力的持續增強，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逐年加劇，美國製造業的地盤不斷被蠶食。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貨充斥全球，日本資本大舉進軍美國，瘋狂收購美國資產。

1988年，一位神秘的日本富翁，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就投入1.5億美元（約合10.6億元人民幣），在美國購買了178套高級住宅。這還只是日本人對美國地產業衝擊波中的小插曲之一。

不久，日本著名三菱公司投資14億美元（約合99億元人民幣）購買了坐落在紐約曼哈頓鬧市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廈。這則消息對美國人而言無疑是重磅炸彈，因為他們一直視這座大廈為美國的象徵，所以這次收購使很多美國人在心理上一時無法接受。

1989年9月，日本著名的索尼公司對全世界宣佈，以34億美元（約合240億元人民幣）的高價買下了美國娛樂業巨頭——哥倫比亞影片公司（不久後又將其更名為索尼影像娛樂公司）。消息一經傳出，美國輿論炸開了鍋。

日本人甚至向華盛頓的五大思想庫投資540萬美元（約合3815萬元人民幣），以此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另外諸如高爾夫球場、職業棒球隊等，財大氣粗的日本人也都照單全收。

統計顯示，從1985年到1990年間，日本企業總共21起500億日元（約合33.2億元人民幣）以上的海外併購案中，有18起是針對美國公司。當時，美國輿論驚呼“日本將和平佔領美國！”《紐約時報》甚至擔憂“總有一天日本會買走自由女神像”。

不過，有點陶醉於強大經濟競爭力的日本沒有想到，美國此時正在收緊對日本經濟的圍剿。先是來自民間和國會的力量開始向里根政府施壓，他們紛紛遊説美國政府，強烈要求政府幹預外匯市場，讓美元貶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製造業。不甘寂寞的經濟學家們也加入進來，遊説政府改變強勢美元立場。

順應民意的里根，決定出手了。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簽訂後，上述五國開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達到1美元兑120日元。

美國人也沒有想到，被日本經濟表面繁榮景象衝昏頭腦的日本決策者居然非常“配合”甚至有點主動地簽下了“廣場協議”。根據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的回憶，最令人吃驚的是當時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允許日元升值10%以上，這大大出乎美方的預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願意協助美元貶值時，還大度地説：“貶值20%，沒問題”。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讓步呢？**前日本銀行行長行天豐雄後來解釋説，日本政府對當時美國日益上升的保護主義感到驚慌，準備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緩解對美貿易關係。

可見，當時的日本，儘管經濟繁榮不可一世，但缺乏超級大國底藴的這個國家在與美國短兵相接時，還是很難説“不”。日元在1985年到1995年平均每年升值5%，讓美國資本大鱷們暗爽不已。日本國內的資產泡沫急劇放大，日經指數甚至在1989年12月29日摸高38957.44點，簡直不可思議。面積只有美國二十五分之一的日本，其房地產市場價值比美國還高。1990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最離譜的是，在地產狂飆的日子裏，東京銀座的地價是一坪（一坪= 3.3057 平方米）1.5億日元（約合995萬元人民幣）；而在北海道空無一人的原野上，一塊毫無用處的原本一坪5日元（約合0.33元人民幣）的荒地竟然漲到了一坪5萬日元（約合3317元人民幣），漲了一萬倍。

天生就不太理性的日本人這回實在太瘋狂了。但是泡沫終歸是要破滅的。1989年底開始，在政府的一系列降温政策下，日本經濟泡沫開始破滅，日經指數很快腰斬，銀行呆賬嚴重，企業紛紛破產，經濟陷入低迷。1990年至1996年，日本破產企業年均高達14000家左右。股市和房地產泡沫造成的損失不下6萬億美元（約合42萬億元人民幣）。同時，日本的銀行也損失慘重，不少銀行甚至倒閉，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銀行廳公佈日本銀行業不良資產高達50萬億日元（約合3.3萬億元人民幣）。大批日本企業難以應對資金困局，不得不把以往購買的美國資產廉價出售。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三菱公司在花14億美元（約合99億元人民幣）購買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後，就以半價再次賣給原主。其他的一些投資，如高爾夫球場等都也以失敗告終。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一度風光無限的日本人購買的其實是一大堆“泡沫”。“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許多家庭的財富化為烏有，許多人因償還不了債務而自殺。

所謂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此後，日本經濟一直走走停停，GDP總量儘管在1996年曾達到了5萬億美元（約合3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德英法三國的總和。但22年過去了，如今日本的經濟規模仍在5萬億美元（約合35萬億元人民幣）徘徊。2006年，日本的GDP更是縮水至4.37萬億美元（約合31萬億元人民幣），佔全球GDP總值的9.1%，只相當於高峯時期的1994年（佔全球比重17.9%）的一半。

因此，所謂日本經濟步入“失落的十年”，某種意義上是指日本陷入經濟停滯、過去那種咄咄逼人的追趕美國之勢戛然停止的狀態。我們不妨把這稱之為“五萬億美元陷阱”。而日本之所以遲遲未能走出該陷阱，除開上了戰略高手美國的當，於1985年草率簽署了“廣場協議”失去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之外，還由於基礎研究領域並不紮實，在高科技領域鮮有原始創新，只能跟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

當然，日本還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在經濟處於高峯的時候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以為真的可以超越美國，君臨天下了。殊不知，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既有自身經濟發展走火入魔的內因，也離不開美國控制的金融資本對日本刻意打壓的外部因素。在舉世無匹的微軟和英特爾以及呼風喚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來一直喘不過氣來。可見，日本既敗在美國人手上，也毀在自己手中。

從戰略競爭的角度來看，經過這場打壓，日本基本失去了挑戰美國全球經濟霸主的現實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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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競爭對手易人，中國成為高價值目標

今天，美國把全球主要經濟競爭對手換成了中國。因為在其看來，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美國競爭對手的基本要素：經濟規模直逼美國，是當今世界僅有的兩個GDP超過10萬億美元（約合70萬億元人民幣）的超級經濟體，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貿易地位不斷上升，在規模與局部領域已超過美國。金融力量也已今非昔比，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不僅如此，在美國看來，日益自信的中國還持續對美貿易順差，並坐擁美國第一大債權國地位，而且看起來有把人民幣培育成主要國際貨幣之勢。這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相較，對美國帶來挑戰與威脅似乎更大，因為日本至少與美國還在同一陣營裏。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美國怎能不感到如芒在背？

特朗普一直想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其在金融領域的中長期目標之一是把人民幣的國際行為空間鎖定在美元體系的範圍內。

據筆者瞭解，美方對我方在今年1月發佈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高度重視。根據該行動計劃，到2020年，上海將基本確立以人民幣產品為主導、具有較強金融資源配置能力和輻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場地位，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邁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

美方認為，這預示着我方謀求在全球範圍內與美方其爭奪金融主導權。美方尤其對上海建成人民幣資產定價中心、支付清算中心、人民幣資產配置中心的發展目標極為敏感。因為一旦該目標實現，標誌着上海將成為全球重要的資產計價與定價中心尤其是財富配置中心。美方認為，美元是美國的國運之本，若放任人民幣資產逐步替換美元資產，則在實體經濟領域本就部分落後於我方的他們，將來有可能首先出現東亞美元圈消失的局面，而人民幣則成為東亞貨幣市場的主宰。

美方判斷，自現代金融體系形成以來，只有英鎊和美元先後真正完成了國際化併成為各自時期的全球主導貨幣。今天作為全球第二大貨幣的歐元及30年前一度雄心勃勃的日元，其實均未真正完成國際化。歐元儘管是擁有20萬億美元（約合142萬億元人民幣）大經濟體的貨幣價值符號，但因存在致命的設計缺陷，很難像美元和英鎊那樣成為主導性貨幣；而日元，由於美國在金融領域保持着對日本的戰略鎖定，早就失去了追趕美元的時間窗口。

如今，代表着新興經濟體工業化和金融開放與發展成就的人民幣，首先代表的是中國90萬億人民幣經濟圈的貨幣價值符號。在美方看來，致力於成為全球產業與資本強國的中國，着眼的還有東亞、東南亞乃至中亞、西亞等地區超過20萬億美元（約合142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圈內人民幣的影響力。而且，隨着中國經濟和貿易體系的不斷延伸，尤其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逐步推進，人民幣將成為周邊國家和地區廣泛接受的貿易伙伴、投資貨幣乃至儲備貨幣。

而依照大國金融發展邏輯，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兑換，是中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重構的前提條件。一旦人民幣開始承擔全球貨幣體系的關鍵角色，就意味着在本輪較為漫長的全球金融體系變遷中作為變革動力的重要推動者，特朗普最擔心的事情（美元，歐元與人民幣三足鼎立局面甚至美元與人民幣雙雄並立的局面）將可能成為現實。某種意義上説，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其真正目的是要保住美元的既有地位。

只是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一直“苦於”沒有機會給中國貼標籤。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在2018年8月底接受採訪時，曾對中國政府支撐人民幣匯率表示了讚賞。他當時的言論非常直接：“如果中國政府支撐人民幣匯率，那不是操縱匯率。如果他們讓人民幣貶值，不管是出於結構性原因或者出於實際操作，都是操縱行為。”假如依此邏輯，如果美聯儲讓美元貶值，不管是出於結構性原因或者出於實際操作，那也是操縱行為。而當年的“廣場協議”簽訂後，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豈不是赤裸裸的集體操縱匯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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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深耕實體經濟，無需操縱人民幣匯率

在2018年10月的評估中，美國財政部認為，中國當時不符合1988年法案第3004條確定的標準。當然，美國財政部也不忘表示其對人民幣貶值感到擔憂，並將在未來6個月內仔細監測和審查這一決定。

今年8月5日，受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及對中國加徵關税預期等影響，離岸人民幣（CNH）、在岸人民幣（CNY）對美元匯率雙雙破7。美國財政部隨即給中國貼上了“匯率操縱國”標籤。但此舉卻被美國第71任財政部長、第27任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形容為姆努欽順應其“老闆”的政策所為，不僅損害了自己的信譽，更損害了美國財政部的公信力。

**在人民幣破“7”之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卻繼續保持穩定和強勢，顯然這是市場供求和國際匯市波動的結果。**套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業術語表達，就是：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相對廣泛穩定。美聯社據此評論稱，IMF這一措辭表明中國央行幾乎沒有干預人民幣匯率，和美國政府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的看法不一致。

眾所周知，貨幣的存在價值就是交易的便利化、穩定性以及其所包含的國家信用和立體化的力量體系。尤其在全球經濟活動日益金融化的今天，掌握匯率主導權意味着掌握了全球經濟分工與財富分配的鑰匙。這也是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自“二戰”以來將美元視為國家命根子的機理所在。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相對經濟實力顯著下降的情勢下，依然較為穩固地維繫着美元本位，除了替代性的貨幣力量工具發育不健全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管理複雜金融系統的能力大幅領先於其他國家。美國擁有全球最多的掌握着前沿金融工具的人才庫、全球最強大的商業銀行體系與投資銀行體系、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信用評級機構，保持着對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以及對核心金融信息的壟斷，而美聯儲、美國財政部以及華爾街金融資本之間極為縝密的分工合作關係，使得美國對全球金融定價與交易體系的主導地位自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從未失手。

**如今，代表着新興經濟體工業化和金融開放與發展成就的人民幣，加入國際儲備資產俱樂部，並初步獲得了部分計價功能，向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發出了美國作為既有超級強國顏值褪色的信號，更有對一種可能成為替代性力量的被動承認。**而該力量一旦獲得廣泛意義的國際承認，將來會否發育成為一種顛覆性力量，還真難預測。或許，美國擔心的，正是這種不確定性。

金融覺醒意識不斷增強的中國早已認識到：金融競爭力本質上取決於實體經濟競爭力和貿易價值鏈提升以及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中國必須構築製造業競爭優勢，持續提升貿易競爭力，謀求全球金融變遷中人民幣的重要角色，才能在全球金融價值鏈高端環節佔據一席之地。

中美圍繞“匯率操縱國”之爭，彼此對各自的底牌其實已經基本摸清。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本就已經處於弱勢分工地位，所謂的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中國對美鉅額外貿順差等等，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而是由於習慣寅吃卯糧的美國不願意效仿中國人的勤勞和紮實苦幹。

中國對美貿易出超現狀其實很容易改變，只要美國願意解凍對華高科技出口。所有這些，美國人並非不明白。只不過站在一個長期享受金融霸權太多好處的國家立場上，要重拾立國時期的艱苦作風，要放鬆對可能是主要競爭對手的技術管制來降低貿易逆差，談何容易。

由部分美國政客與相關利益代言人引爆的“匯率操縱國”之爭，其背後隱含的霸權邏輯看起來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可以説這是美國人的陽謀，但全世界敢於明目張膽玩陽謀的國家大概也只有美國了。

值得國內決策智囊和學術界反思的問題是：面對美國挑起的這場匯率之爭，我們除了學會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重大經濟問題之外，是否應當通過充分的數據採集和紮實的研究及時拿出一份權威報告，並經由國際主流媒體的傳播，讓自私且有限理性的美國人明白，美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指責缺乏立論依據。另外，我方也應當聯合國際學術界就美國究竟是不是“最大匯率操縱國”展開實證研究。如果經過雙方或多方在政府層面、智庫機構、學術界以及輿論界的交鋒，能讓中美雙方乃至全世界都明白——匯率這檔子事，美國其實一點都不光彩，則屆時我方不僅能夠挽回在這個問題上的被動局面，還可以大幅提高針對重大經濟問題的博弈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