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向亞洲迴歸-趙葆珉_風聞

**日本：向亞洲迴歸-**趙葆珉

（撰寫於2005年左右，很粗糙，聊博一笑）

[摘要] 2004年，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使日本“依賴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進一步發展”的前景更趨鮮明。該事件具有全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含義，預示着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作為二戰後美國亞太戰略核心的美日同盟, 在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美國衰落和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大潮衝擊之下將走向瓦解。日本向亞洲----其歷史和傳統的迴歸，將逆轉東西方權力優勢對比。

[關鍵詞] 美國的衰落；中國的興起；日本的迴歸

Abstract] In the year 2004, China replaced the Untied States as Japan’s premier trading partner. The tendency that Japan’s economic recovery hinge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n Asia centered on China is growing more manifest. This fact has new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implications, signifying the beginning of a historic age.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merging geopolitical trends, Japan’s coming into its own, U. S. decline and China’s rise, the U.S.-Japan Alliance, as the key of American Asian Pacific strategy since World War II, will inevitably part company. The return of Japan to the commonwealth of Asia---the origin of its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will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decisively in favor of the East.

[Key Words] U.S. decline; China’s rise; Japan’s return.

 2005年1月26日，日本財務省公佈的貿易統計顯示，2004年，中國首度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巨大的市場拉動了日本經濟復甦。中日間貿易額持續增長，使日本經濟“依賴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進一步發展”的前景更趨鮮明。[①]中日兩國間經濟領域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賴具有全新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含義，預示着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從二戰後在經濟政治上都同美國保持緊密關係，從而發展起來的日本，將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該如何交往的問題。

中日兩國同為亞洲兩大核心民族，中日的向背決定亞洲的興衰。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導致亞洲的淪亡，日本的侵略更使東亞民族命運雪上加霜。冷戰中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兩極對峙也加劇了中日的對抗和亞洲的分裂。72年中日修好，是由於中美關係改善的輻射效應以及中日共同對抗前蘇聯的戰略需要。冷戰後俄國勢力敗退出亞洲，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削弱，中國作為一支全球力量日漸興起，自近代西方入侵以來，亞洲的主體性地位再度確立，中日面臨在完全自主的基礎上重新構築雙邊關係的歷史性機遇。中日的選擇將決定亞洲未來歷史的走向。中日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日漸密切的經貿紐帶和千餘年文化價值的認同將推動中日走向戰略聯盟。

一、日美同盟的命運

 日本列島介於中、美、俄三大核強國之間，地緣戰略地位舉足輕重。它是東亞大陸的海上軍事屏障，俄羅斯海空力量南下太平洋的戰略通道，也是海洋力量踏上亞洲大陸的跳板。日本列島，四戰之地，兵家必爭。航空時代的到來，依然不能減弱日本列島作為東西方攻防前沿的地位。日本在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力，其工業和技術實力使日本不但處於東亞地緣中樞的風口浪尖，也使其力量的消漲，以及其在東西方權力角逐中的向背牽動全球格局。日本執東西方權力消漲之牛耳。

近代以來的日本國家抉擇，建立在搖擺於東西方之間的戰略分裂上，這種分裂導致了日本先天的戰略缺陷，使日本的所有國家努力都歸於泡影。日本——一面抗擊西方強權，在列強的夾縫中尋求維持國家的獨立，追趕西方；另一方面，陷入了對亞洲大鄰邦無休止侵略的泥潭，腹背受敵，兩面作戰。這種戰略上的絕望決定了日本帝國“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命運。二戰後美國控制日本內政外交主導權。作為喪失國權、被迫就範的戰敗國，日本確立了以對美外交為基軸的對外戰略。這是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國家復興戰略之一。但是二戰後的日本狀況，過分受戰敗和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缺乏自主性，過分依賴美國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社會風潮。[②]日本因此失去了戰略上的迴旋餘地和空間。

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大國之中只有日本繼續沿用冷戰時期的對美結盟戰略。二戰後日本失去國權，失去了從軍事上和政治上發展的可能，依託美國的保護，通過經濟復興重振國力，謀求恢復，這本是權宜之計，隨着日本走向軍事政治大國，對美一邊倒的策略已走到盡頭。冷戰之後意識形態之爭淡出國際政治，民族國家在主權分立的國際體系中本能地重新確立其主體性地位，日益融合的全球一體化的價值觀念遭到民族文化的頑強抵抗，這是一個民族主義重新激揚的時代，日本作為歷史悠久、富有生命力的古老民族，不會永遠躲在美國的卵翼下。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這是日本重新確立獨立自主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基礎，在完成新“富國強兵”之後，日本必定會在世界戰略中發出獨立的聲音。

冷戰後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但這終究不能替代日本尋求自身發展的終極目標。冷戰的結束使美日同盟失去共同的敵人，同盟的基石被抽空。美日軍事重心開始向西轉移，防範和遏制新興的大國。新美日同盟註定了同牀異夢。美國的戰略利益，是圖謀獨霸世界，打壓和削弱任何對美國的獨霸地位構成挑戰的新興大國；日本的利益，是在一個權力更為均衡的世界上，恢復國家的完全獨立自主，成為普通國家。美日之間存在戰略上的利害衝突。冷戰時期，蘇聯的軍事存在對日本構成現實的安全威脅，冷戰後的世界，全球主義盛行，敵人的概念模糊了，有長期利已主義傳統的日本不會被美國緊緊地綁在戰車上，同盟更象是流於形式的鬆散的政治聯姻，而不是具備危難之際同仇敵愾的軍事同盟。美日同盟已過盛期。

美日兩國政府近日把台灣海峽列為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③]二戰後美國的“兩洋戰略”，如果失去日本，即斷去一臂；伊戰後美軍無敵的威名受損，深感力不從心，拉住日本，延緩衰落，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日本地緣狹小，沒有核武裝，人口和工業集中，經不起現代核戰爭的慘烈打擊，離不開美國的核保護傘；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極其貧乏的工業化國家，在全球各地擁有巨大的投資和貿易利益，這些利益是日本經濟的生命源，高度依賴海外市場、資源和海上運輸線是日本國家生存的軟肋，日本依賴龐大的美國海軍控制的世界各大戰略航道；日本擺脱戰敗國的身份，走向政治大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需要美國政治上的支持；借支持美國，擴充軍力，名正言順。美日兩國，各懷鬼胎，相互壯膽。美日同盟在脱鈎之前還會前衝，戰略趨勢的作用，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一種契機，一種危機才會讓同盟的戰略分歧浮出表面，就像伊戰使美歐分歧表面化、北約戰車出現裂痕一樣。

新美日同盟的鋒芒指向台海，日本是否捲入兩岸戰爭將成為美日同盟的試金石。筆者認為，日本不會捲入台海戰爭，理由如下：隨着大陸機動性更高的列車機動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和海基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的加速成軍服役(含JL—2彈道導彈)，中美之間已達成了最低限度的確保“相互摧毀”的戰略平衡，[④]美國對日本的核保護承諾成為一紙空文； 日本介入台海戰爭，日本本土也會成為戰場，不論戰爭結果如何，戰後日本都會衰落，不但其重振大國地位的雄心成了鏡花水月，也會重演二戰後對美國的依賴而不能自拔，中日之間沒有不可消弭的利害衝突，日本不會冒國家民族破滅的命運為美國火中取栗；美國提升日本的戰略地位是因為中國的存在,如果中國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對美國的利用價值,日本逃不脱鳥盡弓藏的下場;如果日本執意介入台海，日本本土可能會遭受先制打擊，台軍作壁上觀，這是日本代台灣受兵，日本必不會出此下策。

美日同盟把台灣海峽列為“共同戰略”目標，美國的如意算盤是製造危機，挑動中日火併；日本順水推舟，拉抬身價，在中美之間提升自身戰略地位，兩頭取利。美日勾心鬥角，都想坐收漁人之利。日本作為一支日漸壯大敵友未明的第三力量，對美國構成芒刺在背的牽制，有助於中美的戰略穩定。美國的世界戰略，是打壓任何對美霸權構成挑戰的國家，中美衝突，兩敗俱傷，一個武裝中立的日本坐大，對美國來説，這等於按下葫蘆起了瓢，空耗國力，為人作嫁。美日同盟的加強，對日本來説，不過是自編自導演給美國人看的鬧劇。當日本榨取盡同盟的利用價值之後，會扔掉這塊雞肋。2000年後美國軍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駐日美軍基地在美全球戰略部署中的地位躍升，日本捲入美國全球衝突的風險增大。日軍參與伊拉克戰後維和，是二戰後日軍在同盟框架下首次跨出國門，雖然其中隱含着日本突破和平憲法“專守防衞”禁區的戰略意圖，但被迫追隨美國，受制於人的窘態也在世人面前顯露無遺。

在新世紀，美日同盟面臨美國衰落的衝擊。美國的衰落對日本依託強者的戰略構成釜底抽薪的作用。現今國際政治中根本的、無法迴避的地緣政治特徵是美國的主導優勢地位。但美國正在走向衰落。在尋求支配世界的鬥爭中，任何一個強國的力量都展現在四個方面：——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意識形態。40年來，在全球經濟力量的對比中，美國一直在相對衰落。鉅額雙赤字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嚴重泡沫化。泡沫爆裂、重創美國經濟的陰影使美元幣值動盪、持續走貶。美國對全球資金的依賴加劇了美國經濟的風險。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大國命運的絕對規律，經濟力量的消漲使大國興衰無常。[⑤]至於文化意識形態軟實力，由於冷戰之後一意孤行的單邊主義，美國迅速耗竭了道義感召力和冷戰獲勝後取得的道德權威，美國的形象每況愈下。歷史經驗證明，缺乏道義影響力，大國就無法長期保持其主導地位。[⑥]構成美國政治實力的因素包括經濟力量、道義感召力和維持聯盟的力量。美國經濟實力下降及道義形象削弱導致政治實力減弱，美國在冷戰時期遍及全球的同盟體系在冷戰後悄然渙散也使美國陷於孤立，美國濫用實力招致統一的西方解體，大西洋兩岸漸行漸遠。歷史上羅馬帝國、英帝國治下的和平，這些時代並不僅僅是羅馬、大不列顛的力量造就的，也是由於它們明智而審慎的聯盟戰略成就的。美國已失去了執大義號令天下的政治高地。美國凌越羣雄的強勢軍事力量，因在伊拉克戰爭中損失慘重而打下折扣。核武器的存在在大國戰略平衡中剋制了美國的軍事優勢。太空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原因之一，美國近乎對太空資源的壟斷使美國擁有敵手無法企及的優勢，隨着更多的國家進入太空、在軌道飛行領域站住腳跟，美國的太空霸權日益受到侵蝕。美國軍事強權的削弱將引發美帝國廣泛的內憂外患，動搖美國的世界中心地位。

作為冷戰的勝利者，美國重建單極世界的雄心使美國四處樹敵，這消耗了美國的國力。冷戰的不期而終使美國的敵手突然消失，陷入戰略盲目，冷戰勝利所帶來的難得歷史機遇被美國荒廢，大戰略的缺乏使美國徒勞的東征西討，強大的美帝國四年震盪一次，也加劇了這種戰略上的混亂，使美國的時代迅速滑向終結。美式的互相制衡的多頭政治不可避免地癱瘓國家意志，使政府不能做出富有遠見的長期戰略決斷。從冷戰結束到2010－2015年，被美國認為是戰略機遇期[⑦]——美國一言九鼎、所向無敵的時代，這個戰略機遇期的機會之窗正在關閉。冷戰後歐盟的整合成功及其擴展，導致統一的西方分裂，儘管歐洲並不具備崛起為新的權力中心的能力，或生髮出與美國抗衡的戰略意圖，但藉助於德、法、英等強國的戰略合力，歐盟對美國構成巨大的牽制，使美國無法順利遂行其既定戰略，這為新興大國的崛起贏得了喘息的時間。

      美國立國二百餘年即走向全盛，美國沒有經歷過盛衰，它缺乏東方民族千年沉浮所鍛造的凝聚力；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烏合為國，民族宗派林立，寬鬆的政治宗教環境緩和但並沒有消除內部的分裂，面對作為美國主流文化基石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勢力人口優勢的日益流失，信息時代一體化的全球經濟競爭的加劇以及民主化和跨國一體化導致的深刻裂變，美國難於在歷史性的長期對抗中避免內部分崩解體的危險。美國由十三洲殖民地起家，遠離歐亞大陸紛爭之地，周邊皆是弱鄰，沒有天敵，美國擴張的一帆風順和勢力的步步走強掩蓋了諸多的隱患，使美國沒有憂患意識。早期清教徒開國時的質樸精神已蕩然無存，財富的腐蝕使享樂主義深入骨髓，過分商業化的文化使美國先輩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淪亡。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經濟和軍事競爭的白熱化使世界權力轉移的步伐在提速，古典時代帝國蝸牛爬行式的衰亡不會再現，美國攀上權力巔峯之後迅即墜落。美國號稱科技強國，服務業是經濟的命脈，2004年美國高科技產品和服務貿易出口首次出現下降，[⑧]這可能意味着美國經濟競爭力已越過頂點，除非美國獨自爬上下一個技術階梯，開拓更高端的市場，重複90年代信息技術創造的經濟奇蹟（看不到這種可能），否則在奮起直追的新興大國的趕超之下，美國難於長久維持科技和經濟優勢。

在迅速成長為新興全球權力中心的東亞，美國力量的基礎已經動搖。在朝鮮半島，韓國正逐漸脱離美國的戰略軌道；在台海，“台獨”勢力已退潮；在南中國海，中菲已達成國防合作協議。日本未來如果走強，必定首先擺脱美國的控制，尋求與亞洲的合解；如果日本衰弱，日本將被邊緣化，喪失對大陸的制衡力量，只能迴歸亞洲。美國的軍事存在和主導地位作為冷戰遺蹟，在東亞的權力棋局中日益成為附贅懸疣。美國力量被逐出東亞將導致其在全球的廣泛潰退。

伊拉克戰爭是美國走向衰亡的拐點。美軍師出無名，頓兵無用武之地。隨着駐伊聯軍趨於瓦解、抵抗力量的壯大和戰術的成熟，美軍戰線拉長、兵力空虛，伊拉克的局勢日益失控。小布什拒絕為美撤軍設限是美軍陷入伊拉克泥沼的明證（輕言撤兵在政治上是自殺，小布什只能選擇苦撐到底。）。小布什在伊拉克這個地緣政治陷阱中賭上了他的政治生命和美帝國的命運，他正在斷送美國的前程，他是美帝國真正的掘墓人。伊拉克戰後美國對伊朗和北朝鮮核武開發一籌莫展，顯示了帝國力量的侷限。小布什政權是美國強盛的頂峯，也是衰敗的起點。物壯則老，盛極必衰，這是宇宙生命無法逃脱的鐵律。相對於蓬勃發展的新興大國，美國左右支絀，患上了擴張過度的帝國疲乏症。

全球經濟資源和技術資源加緊轉移，正在培育全新的權力中心。隨着新興大國在歷史性的崛起中逐漸站穩腳跟，世界權力和平轉移大勢已成。美國儘管依然擁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核武力，海空二軍戰力依然令人生畏，但隨着權力優勢的急劇流失，以及伊拉克掣肘，美國霸權已提前跛足，日益退化為“看守”霸權，——擁有力量優勢，但卻失去對世界事務的控制力。美參聯會主席邁爾斯在對國會的報告中坦言，由於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的制約，美軍在另一場戰爭中將不能取勝。[⑨]美國力量日益受到鉗制，美國將成為多極格局中一個平庸的角色。美國的衰落將導致其全球戰略更加動盪和難於預測，日本將被迫調整其結盟戰略，自謀前程。

二、日本：迴歸亞洲

 二戰後美國的亞太戰略建立在同時遏制中日的基礎上。這種政策選擇違背了戰略集中的原則。美國戰略上的這種缺陷在相當長時期內被美國力量享有的壓倒性優勢以及中日在兩極對峙體制下被迫選擇“一邊倒”的結盟戰略所掩蓋。戰後美國屯兵列島，監控日本，用和平憲法閹割了日本軍力的成長；同時為遏制中國，美國勢力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二次企圖登上亞洲大陸。70年代美國由於帝國戰線拉長導致經濟不堪重負，在對蘇爭霸中明顯處於下風。為扭轉對蘇劣勢及擺脱越戰困境，美國被迫放棄對中國的遏制，實現中美邦交正常化，把遏制焦點集中於主要對手蘇聯。這是美國亞太戰略的一次大調整――面對變動權力現實的明智之舉。

隨着冷戰後中國實現國力的大躍進，日本龐大的經濟力量向軍事和政治優勢轉化，亞太地區進入二強並存時代，美國同時遏制中日的戰略面臨兩難困境。美國同時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和一個獨立傾向日漸增強的日本。美國在中日之間一廂情願的打平衡牌是註定要失敗的。美國巨大的戰略優勢驅迫中日只能在戰略協作中尋求生存。美國撤出西太平洋也不能改變什麼。只要美國作為一支超級力量繼續存在，中日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衝突就會被抑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國的軍事征服上，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基石，始終被美國所操縱，在同盟歷時半個多世紀的存在中，日本一直處於被挾持的地位，在委屈中尋求自全。隨着日本國力的恢復，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日本掙脱同盟束縛，奉行獨立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已不可避免。

冷戰後“一超多強”格局的確立，使美國與列強的戰略衝突，成為國際格局的主旋律，羣雄面對美國的巨大優勢和壓力尋求自保就成為歐盟整合、中俄戰略伙伴和中印戰略性和解背後的原動力。中國崛起直面美國的封殺和日本走向軍事政治大國導致美日戰略衝撞使中日具有潛在的戰略協作可能。中日戰略上趨同是日本回歸的內在驅動力，經濟的牽引力必須通過國家戰略的作用才能顯示力量。中美日大三角戰略互動中出現了兩種看似矛盾卻並行不悖的趨勢，一種趨勢是日本經濟日益溶入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另一種趨勢是美日同盟的不斷加強。前一種是客觀趨勢，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和堅實的貿易投資紐帶的支持（以及潛藏在兩大民族血液中的千年文化認同和地緣上不可分割的聯繫）；後一種是國家外交折衝的假動作，是由扭曲的歷史和扭曲的利益形成的。日本是近代以來中國最兇殘的敵人之一，中國民間對日積怨很深，中國日漸崛起令日本恐懼不安，美日同盟的加強是日本尋求保護的一種本能反映；中國國力尚不能與美國並駕齊驅，日本在中美之間營造左右逢源態勢的時機還未來臨；日本殘存的大國意識作祟以及國家戰略的慣性等。但中日兩大民族和解、走向命運共同體是不可遏阻的客觀趨勢。

進入新世紀的日本究竟向何處去？2002年11月，小泉內閣“對外關係課題組”提交了一份報告書，該報告書顯示了未來中日戰略大協作的萌芽。該課題組將中國因素作為目前國際局勢的變化特徵之一。報告書認為，中國已成為自“鴉片戰爭”以來150年中從未出現過的“強勢中國”，日本必須面對這個新的事實，認為“與中國的關係是21世紀初期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課題”。[⑩]

歷史上中國的每一次強盛, 無一例外會牽動日本列島向大陸迴歸。自近代西方列強入侵一來，日本與亞洲大陸利害攸關。以侵略大陸為目的的臭名昭著的“大陸政策”，也具有與中國息息相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含義。近代日本的策略家認為，中國是世界富源的重要國家，中國是關係到日本國家和民族發展成敗的關鍵因素。戰後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曾指出：“中國當為日本國民活動之天地，實業界恢復繁榮的基礎。”吉田茂認為，日本之所以發動兩次戰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這是因為日本是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國家，而殖民地中國是日本國力的重要源泉。那麼幅員遼闊的中國“對日本有重大利害關係”。他説：“我國日本外交的中心，在明治時代自不待言，即便進入大正、昭和時代，這也是中國問題和對華政策。”[11]

斗轉星移，東亞的權力迴歸中國，中日之間強弱易勢，但這種輔車相依的利害關係並沒有改變。隨着20世紀海洋時代的到來，以及中國由大陸國家向海洋經濟的轉型，中國的海外貿易隨之興起，中國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擁有了市場和投資利益，這加劇了國家對海外的依賴和戰略上的脆弱。日本列島作為亞洲大陸海上門户和軍事生命線的戰略地位凸顯。 日本列島北控朝鮮、津輕、宗谷三大海峽，是中國進出日本海沿岸地區的要道，琉球羣島南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衝，為東西南北通衢，號為“西太平洋脊樑”，宮古水道和大隅海峽是中國海上力量和商船進入大洋的咽喉水道，攸關中國經濟的興衰和國家的生存。中日兩國在地緣上不可分割的聯繫從未像今日這般緊密，隨着中國的崛起，日本融入大陸並非可有可無，而是我國家生存的必須。大陸海空遠程投射力量向遠洋日漸前進，日本列島及其海上生命線日益籠罩在這種新興力量之下。自二戰之後，日本作為歐亞大陸遠東端美國力量前哨的地位日漸喪失，如果不想成為太平洋兩岸對峙的斷裂帶，則日本必須權衡利害，祥擇去就。

每一個世紀都會有一個大國降生，它的興起，使人類生活的面貌煥然一新。這個大國，具有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重塑國際體系的力量、智慧、意志和道德原動力。它充實了整整一個世紀，為生生不息的人類生存注入了全新的活力。[12]中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文明體。華夏文明在世界諸文明之中是唯一沒有失去連續性，堪稱與世長存的文明。26年的飛速經濟增長使中國再生為一個大國。“一個新的經濟強國正在亞洲崛起，它有着強大的現在，而且有着更加重要的未來。適應中國的崛起很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峻的挑戰之一。”[13]中國成為未來之星。美國在19世紀崛起成為經濟霸主改變了世界的面貌，而中國擁有的人口是美國當時人口的260倍。李光耀曾説：“只把中國當作另外一個大角色是不可能的。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角色。”比爾·克林頓在擔任總統時説過，世界的命運取決於中國如何定義其自身的偉大。[14]對日本來説，恐怕相當於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時代”。這是“歷史的重演”。

中國的崛起是繼西歐挾工業革命之強勢席捲全球及美國誕生以來國際格局中最偉大的地緣政治革命，它預示着東西方權力格局將出現逆轉性的變動，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將恢復其昔日光輝的文明傳統，在新一輪躍上歷史地平線的文明大潮中引領全球。中國的興起，為日本擺脱戰後依附性的半獨立地位提供了全新的歷史性機遇。經濟的溶合是中日命運共同體的立足點，這一立足點將成為撬動東北亞地緣政治板塊的支軸，中日日益趨同的經濟和戰略利益是美日同盟走向死亡的摧命符。

國家是理性行為體，是經濟動物，它按照“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如果這種原則被扭曲，那麼調整就會來臨，這種調整可能滯後，但是不可避免。“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國家關係冷暖和國家聯盟興廢的內在驅動力。日本在經濟上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日益依賴，在安全上借重美國保護，這是日本近代一來國家戰略分裂的延續，這種戰略上分裂的現實，從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看，需要一種左右逢源的戰略靈活性，這就預示着日本對美一邊倒的同盟藴藏着解體的危機，調整必將到來。日本與中國日漸密切的經貿聯繫正在侵蝕日美同盟的根基。在日美加強同盟的虛張聲勢的表象之下，湧動着日本回歸亞洲的暗潮，密切的經貿聯繫將導致千年文化認同意識的重新抬頭。

東北亞地緣政治大潮趨勢之一是中韓兩國正在恢復其千年歷史同盟，中國經濟巨大的磁吸力已產生地緣政治效應。日前，韓國總統高級顧問文正仁明確表示，美軍若介入台海，韓國將不會參與，東北亞必須避免美日把崛起的中國當成威脅而演變成“冷戰局面”。[15]韓國成為日本回歸的先導。中國日趨強盛的經濟力量在台海也有斬獲。連戰毅然踏上大陸的背後，是台灣現實的經濟利益，以及在這種經濟利益拉動之下日益復甦的民族認同意識。台灣與日本是二戰後美國圍堵亞洲大陸島嶼鏈的南北鎖鑰，形勢聯絡，兩岸統一之後，中國海軍必然順利取得台海周邊攸關環太平洋經濟體興衰命脈的這片海域的海權，加上中國統一之後獲得的巨大的國際威望和整合成熟的大中華經濟圈的磁吸力，將拉動日本順利迴歸。

日本的迴歸，將徹底結束東亞內部自近代西方列強入侵以來的紛爭，結束戰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以及戰後建立在美國軍事征服上的亞洲安全格局。美日同盟分道揚鑣，將在國際戰略格局中釋出一支全新的戰略力量，這支戰略力量向亞洲的迴歸，將歷史性地改變自1500年以來的東西方權力優勢對比，傾覆過去數個世紀確立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地位。

三、結語

 隨着日本邁向完全的自立、美國衰落和中國興起的權力格局變動，亞洲再度主宰自己的命運，同為亞洲核心國家的中日將經歷一個艱難、動盪的調整期，中日在維持總體友好的大趨勢下，摩擦和爭執將日益加劇，中日在調整中將學會相互接受、認清潮流。這種調整對日本尤其痛苦。二戰後日本經濟的強盛掩蓋了日本的衰落――軍事和政治日益小國化的命運。80年代末日本經濟力量臻於巔峯，隨着90年代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中日經濟力量快速消漲。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對周邊國家的拉動作用超過了日本，日本當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陣結構瓦解。2004年中國貿易額超過日本，中國在東亞貿易經濟格局中已取代了日本原來的地位。

東亞權力從日本列島確定無疑地向亞洲大陸迴歸，支撐日本大國地位的最後一枚骨牌坍塌了，日本不可避免地淪為大國之間爭奪的破碎地帶，日本國民的失落感和焦灼感推動小泉內閣對外非理性強硬――這是日本虛弱的表現，時間會使塵埃落定，顯露出鐵硬的權力現實。中國東北亞外交的一大課題，就是藉助於日益強大的經濟磁吸力，因勢利導，引導日本順利迴歸，鎖定日本是敵人，日本肯定會成為兇惡的敵人。理解中日外交的關鍵，是要認清日本早已退出了大國的行列，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不會復燃。沒有永久的朋友，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當然，歷史只提供了大趨勢的可能，完成中日戰略聯盟這件蓋世功業，有賴於中日朝野的共同智慧和努力。

[①]向莉：“中國成為日最大貿易伙伴”，《.環球時報》，.2005年1月28日。

[②]參閲[日] 中曾根康弘著，聯慧譯：《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 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第三頁。

[③]張莉霞、王風：“日企圖用台海壓中國”，《.環球時報》，.2005年2月23日，第一版。

[④]參閲詹姆斯·哈克特：“導彈防禦”，《華盛頓時報》1月4日.

[⑤]參閲[美]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

[⑥]參閲[美]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8年2月。

[⑦]傅夢孜、張敏謙、袁鵬：“美國新世紀的全球戰略與中國”，載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著：“全球戰略大格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 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⑧]楊正位:“產業轉移：美貿易逆差的根源”，載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observe/20050921/12001987252.shtml

[⑨]劉 路:“國際觀察：兩場戰爭美軍撐不起”, 載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06/content_3182646.htm.

[⑩]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373頁。

[11]參閲劉天純等著：《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187—200頁。

[12]參閲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海南: 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二頁。

[13]宋王華、江振林等著：《新興大國曆史性崛起的博弈與前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頁。

[14] “做好準備迎接中國世紀”，載《參考消息》，.2004年11月5日。

[15] “美軍若介入台海韓國將不會參與”，載《參考消息》，.200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