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光關注HK的教科書，大陸教材正在發生着大變化_風聞

這幾天批判HK教科書的文章很火。他們的教材竟然不歸中央管，特區政府也沒有統一安排，由學校自行決定。這導致香港通識教材成為各路西方意識形態入侵的極佳場所，充滿各種春秋筆法、顛倒黑白、仇視大陸的內容。有這樣的教材，很難不生產出一批又一批“廢青”（當然，這個詞最好還是慎用）。

教科書對於國家而言非常重要。除了教育以外，它還承擔着凝聚國民、塑造意識形態的任務。但是因為教科書太常見了，每個人在上學階段都天天接觸，反而忽略了它的重要性。當年對HK教科書放任自流，不管出於任何理由，都並不明智。

在大家開始關注HK教科書的時候，別忽視了，我們大陸的教科書正經歷着一次巨大的變革。事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2017年8月，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新學期開始，全國的初中和小學將使用教育部統一編寫的語文、歷史、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教材（也就是思想政治）。這被稱作“部編版”或者“統編版”教材。

在這之前相當長的時期，全國各地也是混用着人教版、蘇教版、湘教版、上海版，甚至歷史課本還有什麼“大象版”教材。雖説有統一的大綱，但仍然有些混亂。

那麼內容上有哪些改變呢？最大的一個，莫過於歷史教材對嗡嗡嗡時期的敍述和評價。

咱通吃島上，應該是沒有初中生的。那麼當初課本上對嗡嗡嗡的評價應該是一致的：

XXX錯誤發動，被XX、XX兩個XXX集團利用。

還有諸如動亂、國民經濟陷入瀕臨崩潰的邊緣，等等。

但是新的統編版教材是怎麼説的呢？

我們直接看圖。

沒有“錯誤”，沒有“利用”。

那怎麼評價這次事件呢？

雖説看起來仍是100%負面評價，但至少，沒有簡單地歸結為錯誤、陰謀，沒有説“動亂”，也沒有説“瀕臨崩潰的邊緣”。而是把這當成了一個歷史事件，鼓勵大家思考其背後的複雜動因。

無論對某件事贊同還是反對，把它當做一個正常的、有因有果的歷史事件是討論和研究的前提。所以這是個巨大的進步。

多餘的話本島主不好多説，如有疑問可以看本島主在知乎撰寫的有關嗡嗡嗡時期經濟的答……em……不對，好像整個問題都被刪了。那以後有機會發上來吧。

我們暫時結束小學和初中教材的解讀，開始往下看。

從今年開始，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東、海南這六個省份要率先使用統編版教材。相信明年到後年，全國高中的教材也要統一了。

就在昨天，2019年8月26日，統編版語文高一上的教材公佈。27日，教育部又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新教材。其內容變化非常值得玩味。

首先，據稱，毛教員和魯迅的文章各有5篇入選高中教材。在公佈的高一上中，除了萬年不變的第一課《沁園春長沙》之外，毛教員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節選）》也成為課文。這篇可是延安zfyd時期的核心篇目。

魯迅的《拿來主義》也在高一上的教材中。記得本島主當年讀書時，高一會學習**《記****念劉和珍君》，據稱這篇文章依然保留**，應該在之後的學期中，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教員和先生是最明顯的風向標，可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隱蔽的信息等着大家發現。這裏僅舉一個例子。我們看第一單元，有一篇課文叫作《峨日朵雪峯之側》，作者昌耀。

這首詩有這麼幾個信息。

第一，它創作於1963年。

這點意義重大。因為自80年代開始，文學界有一股思潮：50-70年代是沒有文學的。因為他們認為，這一時期文學成為了zz的工具，而非文學本身。所以當時最流行的詞是“純文學”，大家都標榜自己寫的是“純文學”，要和民國時期的文學對接。魯郭茅巴老曹地位驟降，而張愛玲沈從文等人則被推向神壇。

反映在我們的語文教材上，50-70年代選文幾乎是空白，或者説，整個左翼文學都失語了。入選的現（當）代詩歌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然後就直接到了80年代，《致橡樹》《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唯一可以查到的曾入選的50-70年代詩歌是1954年的詩歌《錯誤》，可作者是台灣詩人鄭愁予。

所以，1963年的《峨日朵雪峯之側》進入語文課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50-70年代文學要逐步正名了。

第二，作者昌耀也是一個重要信息。為什麼這麼説呢？

昌耀出生於1936年，13歲就參軍，後來加入志願軍抗美援朝。1953年元山戰役中頭部負傷，回國養傷、學習，此時他才17歲。第二年就開始發表詩歌。

57年成為“右派”，次年去了青海開發大西北，從此紮根二十餘年，勞作、寫詩，成為一個新的“邊塞派”。他在蒼茫的戈壁上喊：

我躺着。開拓我吧！我就是這荒土

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後。

1993年，市場經濟改革如火如荼，一切向錢看。

昌耀寫下詩歌《毛澤東》。我手頭並無原詩，只從網上找到一段：

信仰是至上之然諾，一種獻身，構成合力。

假如毛澤東今天從長眠的宮寢啓程，

我不懷疑天下的好漢仍會隨他赴湯蹈火，

因為他——永遠走在前面。

因為他，就是億萬大眾心底的痛快。

這首詩在昌耀的詩歌裏並不算佳作，更多的是一種單純的未加雕琢的情感宣泄，但我們可一窺詩人當時的思想傾向。

而1998年，人生最後三年的昌耀到達俄羅斯，親眼看到解體後俄羅斯的狀況，他寫下《一箇中國詩人在俄羅斯》。同樣手頭沒有原作，網絡上的節選：

我在物慾橫流的世間，“墮落”為一個“曖昧的”社會主義分子。此際朝覲幾代人精神的家園，純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殊遇。而現在，我能夠用平靜的心情稱自己是半個國際主義信徒。——“革命不像在涅瓦大街散步那麼平坦”……

看吶，滴着骯髒的血，“資本”重又意識到了作為“主義”的榮幸，而展開傲慢本性。他睥睨一切。他對人深懷敵意。他蠱惑人心。他使幾百萬兒童失去父母流落街頭。他奪走萬千青年人的生命……

這個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説教，而我們已經很難聽到英特納雄耐爾的歌謠

就是這麼一個詩人。

新教材第一次選了50-70年代的作品，作者還是這樣的詩人。一定是沒有深意的，一定是主編搖骰子或者幾個編輯猜拳五魁首六六決定的。

通吃島就給大家解讀到這裏了，其他的讀者們可以自己發掘。

（正文完）

最後補兩點。第一，一單元還有一部《百合花》，同樣是50-70年代的作品，是創作於1958年的小説。這部小説之前就入選過蘇教版的初中教材（一個害羞的“同志弟”，學過的應該想起來了吧），也是當時極為罕有的前三十年作品，但有所刪改。現在編入統編版高一教材，一定也是主編搖骰子的結果。

第三，如果有搞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讀者，應該能看出更多東西。這次新教材中課文的大變動，和近十幾年來“共和國60年文學史”“革命文學再解讀”“重新思考社會主義文藝”等學術研究密不可分。當政治上決定轉向的時候，學術界能夠拿出足夠豐富的理論成果迅速予以支持，系統地指導新教材的編寫。

向這些學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