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衝東北亞-以三國權謀透視中美日大三角戰略互動(趙葆珉)_風聞

折衝東北亞-以三國權謀透視中美日大三角戰略互動(趙葆珉)

（成文於2006年左右，舊文一篇，聊博一笑）

[摘 要] 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羣雄競起、人才輩出的時代，留下的兵略與權謀可垂範百代。今日的東北亞已進入中美日三國角逐時代，中日作為中美日大三角中較弱的兩方，只有在戰略協作中才能維持彼此國家的生存與獨立。中國應該借鑑三國曆史的經典智慧，大膽推動日本國家力量的成長，促成日本擺脱美國控制，在東北亞形成穩定的戰略平衡。

[關鍵詞] 三國；中美日大三角；日本力量的成長；戰略穩定

人類生存有一些永恆不變的法則，它源於人性最隱秘的深處，這些法則主宰着國家關係。 它們就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權力觀，是無數帝國興亡的註腳。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步的，它們的興滅與延續只是在時空中錯位而已。所有的時代都是當代。 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華夏文明在世界諸文明之中是唯一沒有失去連續性、堪稱與世長存的文明。近代西方的入侵，打斷了我們的歷史進程，造成了歷史的斷裂。我們被迫調整了思路，厭棄和排斥我們自己光輝的過去。失去道義制高點使我們在捍衞自己權力時軟弱無力。要徹底恢復數個世紀以來因跌下世界權力顛峯而喪失的道德優越感，我們必須轉向我們的歷史，轉向我們民族精神的深處，從五千年綿長的生存史中發掘智慧，尋求制勝之道，如此才能在今日白熱化的全球經濟與軍事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分裂割據、兵爭不斷的時代。嚴酷的生存現實將人們的生存智慧壓榨至極致，留下了可垂範百代的權謀與兵略。以三國曆史為背景的演義小説《三國演義》流傳久遠，膾炙人口，不僅成為中國文學中的絕唱，其軍事、政治與謀略價值也無與倫比。但這部曠世奇作卻有一大難以掩飾的缺陷：羅貫中始終沒有能夠明確説明三國鼎立的基礎。天下分裂為三國(當時中國的版圖), 曹魏的疆域佔據十分之八，吳、蜀兩國各取得十分之一。 曹魏佔據中原，地域遼闊、國力強大，在三國中處於強勢地位；西蜀與東吳憑藉天險，建立割據政權。三國鼎立的基礎是吳、蜀合縱，建立戰略聯盟，以維持權力平衡，抗衡曹魏。國家戰略的選擇，以國家權力為依託，是國家意志對內外形勢的本能反映，具有必然性。 歷史不斷重演，不斷重演歷史的正是人類的本性。今日東北亞的中美日大三角關係與三國曆史有驚人的相似。冷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也羽翼漸豐重新走向復興，隨着中國跨入大國的行列，東北亞進入新三國時代。東北亞是世界權力格局中唯一力量迅速成長的戰略區，中美日大三角戰略平衡是世界戰略穩定的支柱。

三國權謀

東漢末年，吏治敗壞，政治百弊叢生。公元189年，大軍閥董卓竊取政權，引發關東羣雄的討伐戰爭，國家秩序由此走向崩潰。在羣雄混戰的血泊中誕生的魏、蜀、吳三國，爭略攻伐，在中國歷史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戲劇。曹魏在三國之中最先立國。曹操在關東諸侯討伐董卓不果而終之後，首先取得兗州，佔據大河要地作為根據地，然後奉迎天子，建都許昌，奪取道義制高點，挾天子以令諸侯。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擊敗袁紹，逐漸統一北中國。曹魏政權虎踞華夏心臟地帶，成為三國中最強大的政治軍事力量；東吳由孫堅建立政權，傳至孫權經過三代經營，擁有優越的地緣環境，民心歸附；赤壁大戰之後，劉備取得荊襄八郡（今兩湖地區），後又取得西川（四川）作為政權中樞。三國鼎立至此隱然形成。

公元208年的赤壁大戰是三國力量消長的第一大樞紐。吳、蜀聯軍在此地打敗南下的曹魏大軍，鞏固了吳、蜀政權，使三國鼎立成為可能。西蜀丞相諸葛亮在隆中就預見到統一局面將要分裂為三國，定下聯吳抗曹的戰略決策。“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赤壁大戰，吳、蜀結成聯盟，共同抵禦曹魏大軍，既是形勢逼迫，也是兵家權略。赤壁大戰之後，曹操戰敗的軍隊退回北方，劉備取得荊襄八郡的南部(現湖南)，因部屬眾多，難於安置，所以涉險去東吳，向孫權借取荊州北部。迫在眉睫的壓力消除之後，關於吳、蜀聯盟的前途，吳國政權內部展開了大討論。周瑜認為，“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 他主張將劉備軟困於東吳，以免劉備集團勢力坐大。周瑜三十六歲死於疆場，臨死前還上書孫權，認為“劉備寄寓，有似養虎。” 魯肅認為，曹軍雖然敗退，但曹操訓練水軍，念念不忘報赤壁大戰之仇，吳、蜀相互攻擊，只能讓曹魏坐收漁人之利。曹強吳弱，劉備集團覆滅，東吳也不能單獨存在。他主張借土地給劉備，使劉備政權與曹魏接壤，用劉備集團的力量牽制曹軍，吳、蜀合縱，形成三國鼎立的格局。 孫權果斷決策，割讓土地，扶植蜀漢的力量。所謂“多己之黨，益秦（敵）之敵。” 助長劉備集團的力量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的結果，留下後患，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吳大帝毅然決策，為後世外交決斷確立了原則。後來西蜀滅亡，吳國也不能長久存在，證明孫權的戰略決斷是英明而富有遠見的。

劉備佔據荊州之後，又奪取西川作為政權中樞。孫劉兩家為荊州的歸屬發生內訌。公元215年，東吳軍隊逼近荊州，劉備從成都率軍馳援，導致國內防衞力量空虛。曹操乘機奪取西川的門户漢中。吳蜀聯盟內部自相攻伐，為曹操統一中國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運。劉曄主張乘劉備遠征在外攻取西川，“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 司馬懿也主張乘勝消滅蜀漢政權，“劉備以詐力虜劉章，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 曹操的猶豫斷送了成就一統華夏的機會，使吳、蜀兩國逃過一劫。劉備得知曹操攻取漢中之後，立即與東吳達成妥協，分割荊州，率兵返回西川。

公元219年，劉備攻取漢中；同時關羽北伐，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嚇得曹操幾乎從許昌遷都。蜀漢勢力的擴張，引起東吳猜忌，導致東吳譭棄同盟，乘虛攻取荊州，擒斬關羽。由此釀成猇亭之戰。公元222年的吳、蜀猇亭大戰是三國興衰的又一樞紐。劉備為關羽復仇，率軍討伐東吳。孫權被迫向曹魏稱臣，以避免兩面受敵的困境。劉曄主張進攻東吳，一舉消滅吳、蜀兩國。“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他同時剖析三國鼎立的戰略基礎，“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蜀固不能久存。” 曹丕的猶豫再次葬送了統一的大好機會。

劉備死後，諸葛亮重新修復與東吳的聯盟關係。諸葛亮六出歧山，姜維九伐中原全賴與吳國的同盟穩定戰略側翼，牽制中原。作為三國中較弱的兩方，吳、蜀通過戰略合縱保持了戰略穩定，維護了國家的生存與獨立。兩國命運相連，唇亡齒寒，合則兩利, 鬥則俱危。

中美日大三角的形成

東北亞戰略區擁有最古老原生文明的發祥地，具有最深在的人文力量，是傳統的大國温牀。分割亞洲大陸與日本列島的東中國海是東亞文明的斷裂帶，由於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以及二戰後美國勢力深入亞洲，傳統的東亞世界一分為二，形成中日對抗格局，東北亞的主體性長期被異己力量所壓制。冷戰後的今天，東北亞已成長為全球權力中樞之一，呈現出中國與美日同盟對峙的態勢。但美日之間不可調和的戰略衝突使美日同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離析， 隨着中國的日益崛起以及日本向普通國家邁進，東北亞加速向中美日三足鼎立的格局演化。

美日同盟是二戰後美國在亞太存在的基石。二戰後美國控制日本，構築了以駐日美軍基地為中心的安全體系作為控制東北亞的工具。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使美國“處於西北太平洋大國關係的中心，可以左右逢源”。 進入新世紀的美國，為了確保其在東北亞的主導地位，正在強化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安全體系，它需要美日同盟以保證美軍在這一地區的前沿部署。美國學者指出，“美國在現實情況下能夠在亞洲實現它的目的，就不能沒有它的傳統盟國——日本的緊密戰略合作。” 美國學者們同時斷言，“很難想象沒有一個嚴密和全面的美日聯盟作為我們亞洲政策的核心，美國將如何在21世紀保持其領導地位。”

作為美日同盟霸主的美國從同盟誕生之日起就面臨潛在的內外交困的形勢。美日同盟是美國軍事征服與兩極對峙的冷戰格局的產物，缺乏共同的戰略基礎，是由美國軍事強權與日本的委曲求全造就的。美日同盟的本質是美國為了其國家利益將日本強行納入其戰略軌道的不平等同盟，同盟最首要維護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的全球戰略是美國最核心的國家利益。美日同盟是美國實現其全球戰略的便利工具。在歷時60年的存在中，同盟不僅要遏制俄羅斯與中國這樣的戰略競爭對手，也要對付日本隨着國力恢復日益增強的獨立傾向。美日同盟通過“對（日本）重新武裝設置限制，使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原先不安定的結合轉為穩定。” 只有這樣美日同盟才能真正成為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馴順工具。在冷戰的大部分時期，“日本是被排除在雙邊安全對話之外的。即使日本恢復了經濟實力，美日軍事合作也沒能引起美國的興趣。”

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的沾合劑是美國享有的強大力量優勢、日本的軟弱無力以及兩極對峙的僵硬格局使日本別無選擇。但冷戰的最後二十年，日本經濟飛速增長，日本的獨立意識與大國意識已經抬頭，美日之間的戰略分歧開始顯現。20世紀70年代受美國“越頂外交”的衝擊，日本痛感實行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力圖改變完全依賴美國的狀況。 美國越戰失敗後實施戰略收縮，在對蘇爭霸中喪失戰略主動權以及日本經濟的不斷成長使美日力量對比發生重大改變，日本開始衝破建立在美國軍事佔領上的對美依附關係。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公開提出走向政治大國的口號，試圖走出同盟的陰影。繼1978年大平正芳提出日本應“擔負起全球主義的責任”，1981年鈴木強調“發揮與日本的力量和地位相稱的作用”，1983年中曾根康弘要求 “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發言權”，1988年竹下登強調日本 “對亞洲與世界的未來負有重大責任”，1989年海部重申“在國際社會居於主導地位的日本……必須明確表明今後的道路”。 與此同時，日本的軍事地位通過1976年的《基礎防衞力量設想》與1978年的《日美防衞合作指導方針》一直在提升。 日本重新界定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公開質疑同盟的戰略目的。1988年元旦的《產經新聞》載文稱“世界將由某一個國家取代美國而負起引導世界經濟的責任”。 保持美日同盟而取消駐日美軍基地的主張在80年代的日本得到學界和媒體的強烈支持。實際上這是一個“架空同盟的計劃”。 這種主張企圖用迂迴手段擺脱美日同盟、曲線達成大國的自立。美日同盟正是在這樣的風雨飄搖之中步入後冷戰時代的。

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根基已經被抽空。在日本盛行幾十年的多邊主義成為日本拓展外交空間、廣泛參與地區與全球事務的幌子。1991年日本外相在講話中明確提出多邊外交原則，這種原則在55年體制崩潰後第一任首相細川護熙的談話中得到確認，成為日本尋求大國自主的先聲。 細川護熙堅持認為地區安全威脅的消失和日本財政負擔的日益增長早晚會迫使人們對目前的美國駐軍問題進行重新評估。 其他如中曾根康弘、小澤一郎、岡崎久彥、西原正志等主張日本承擔“與其經濟力量相應的軍事責任”，並號召與美國在軍事安全上進行更多的合作，尋求與美國在同盟中對等的軍事地位。 美國亞太戰略跨越冷戰呈現出的連貫性，以及美國為控制日本使其處於軟弱無力的依附狀態，使得美日同盟呈現出永久同盟的表象。但冷戰後美日兩國的共同敵人消失，加速溶合的全球一體化使敵人的概念模糊，美日兩國同盟的維繫力量隨之失去；日本日漸壯大的防衞力量使日本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也逐漸淡化；亞洲的崛起以及日本經濟日益溶入亞洲為日本外交擺脱對美一邊倒的依賴造就了強有力的客觀基礎。冷戰以來的美日同盟不具備實質性的共同利益，同盟勉強得以維持所靠的只是兩國數十年戰略同步的慣性, 以及日本由於長期依賴美國而導致的國家意志無能(包括日本在防衞上不能自立和依美尋求發展的韜光養晦)。正如美國學者所説，“多邊主義在亞洲已獲得了自己的生命……它確實是美日關係之中和它在地區安全作用上一種變化的信號。”

美日同盟在冷戰後的強化難掩美日兩國深層的戰略衝突。美國利用美日同盟的加強壓制日本國家力量的成長，以免日本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脱離美國的控制。美日之間同牀異夢、猜忌頗深。2000年之後，面對中國崛起的態勢，美國增強駐日美軍，日本作為美軍在亞太區域作戰核心前沿基地的地位再次凸顯。美國《***科學箴言報》2005年3月21日發表文章指出，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布什政府已決心加強與日本的戰略和軍事聯盟，正努力將日本放到其亞洲戰略的中心。 但美國企圖實現 “一超獨霸”的野心與日本日益形成的獨立的國家利益大相徑庭。美國提升日本的戰略地位以對付中國，但卻不能徹底放棄對日本的控制。“美國並不希望日本獲得一個軍事大國的屬性，比如説擁有核能力和遠程投放能力。” 日本藉助美日同盟擺脱美國控制、尋求自身獨立發展的終極目標與美國控制日本以實施其全球戰略的圖謀必然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美國學者也注意到必須為美日同盟賦予新的向心力和存在意義，“除非兩個首都的精英們對此能找到答案（調和美日戰略衝突），否則這個聯盟就是脆弱的，不堪一擊。” 日本民族主義對戰後至今60年美軍駐紮日本極為反感，不少日本政治家認為，日本不擺脱美國佔領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正常國家”。 日本《現代週刊》2005年11月5日一期發表題為《衰落的美國將向日本提出“三大難題”》的文章，説美國始終把本國利益放在首位。該文並引用石澤靖治教授的話警告説：“在內政和外交等問題上陷入困境的布什政權未必是希望日本繁榮的和藹可親的盟國。對此，我們應予以警惕。”

冷戰結束以來，日本的大國意識和在本地區發揮獨立作用的意願在增強。日本利用美日同盟的加強，正在將冷戰時期在美國的卵翼下積累的經濟力量逐漸轉化為切實的政治、軍事實力，突破和平憲法，提升自身軍事地位。美日高官在2005年10月29日結束的國防和外交“2＋2”會談後出台《美國日本同盟：為了未來的改革與調整》，雙方同意加強軍事合作，把美日同盟定位為“地區穩定之錨”。 同時削減駐日美軍數量，賦予日本更多太平洋地區的安全責任。 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則推出新憲法草案，修改和平憲法第9條，明文把“自衞隊”升格為“自衞軍”；日本首相小泉公開揚言要制定《永久派兵法》。 尋求大國地位的日本把美國當墊腳的石頭。在駐日美軍的基地調整問題上，美國被迫作出妥協，不再要求在沖繩重建機場。大野功統説，日本願意突破領土防禦侷限，在“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中發揮更多作用。 “2＋2”會談結束後，美國《紐約時報》指出，協議清楚表明“日本希望在全球安全行動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渴望”。有美國媒體指出，日本是在利用美日軍事合作，藉機為自己尋求所謂“突破”。

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台灣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便利工具，而日本在台海與美國有不同的利益。2005年2月，美日舉行“2+2”部長級安全磋商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將台海納入兩國的共同戰略目標。台海是二戰後中美對抗的前沿，為美日雙方利益提供了一個臨時契合的平台。美國提出與日本自衞隊共同使用沖繩的美軍基地，要求日本向美軍開放臨近中國台灣附近的下地島基地；同時日本也開始逐步調整兵力部署，防衞重心開始向靠近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西南地區轉移。 但日本不會捲入台海戰爭，地緣政治依據如下：隨着大陸機動性更高的列車機動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和海基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的加速成軍服役(含JL—2彈道導彈)，中美之間已達成了最低限度的確保“相互摧毀”的戰略平衡， 美國對日本的核保護承諾成為一紙空文； 日本介入台海戰爭，日本本土也會成為戰場，不論戰爭結果如何，戰後日本都會衰落，不但其重振大國地位的雄心成為鏡花水月，也會重演二戰後對美國的依賴而不能自拔，中日之間沒有不可消弭的利害衝突，日本不會冒國家民族破滅的命運為美國火中取栗；美國提升日本的戰略地位是因為中國的存在，如果中國被削弱了，日本失去對美國的利用價值，日本逃不脱鳥盡弓藏的下場；如果日本執意介入台海，日本本土可能會遭受先制打擊，台軍作壁上觀，這是日本代台灣受兵，日本必不會出此下策。台獨勢力的衰微，台海危機消弭於無形，使美日失去共同戰略目標，失去粘合力。美日同盟尋求共同敵人，企圖起死回生的努力遭遇挫折。新美日同盟胎死腹中。美日兩國不能聯兵介入台海，則美日同盟即是一個戰略空殼。

美日作為兩個大國，其長期地緣戰略利益難以兼容。任何聯盟都是以雙方利益的契合點為支撐，它是特定戰略環境下的產物。這些共同利益是聯盟的結合部，也是聯盟的軟肋所在。面對變換不定的戰略環境，以及新的戰略因素的介入，作為國際體系中兩個獨立的行為體, 聯盟雙方很難保持僵化的捆綁態勢。面對中國的崛起，美日相互利用, 都想坐收漁人之利。從美國來説，它一直猜忌中國經濟和軍力崛起會削弱它在東北亞與全球的獨霸地位；而日本則因歷史積怨對中國崛起後的戰略動向心存疑忌，處於戰略觀望時期。中國威脅論對日本來説，既可以為發展軍力製造方便藉口，又可迎合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調整，借中美對抗的格局漁利，在中美之間趁勢坐大。因此日本為中美對抗推波助瀾。國家是理性行為體， 是經濟動物，它按照“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 行事，如果這種原則被扭曲，那麼調整就會來臨，這種調整可能滯後，但是不可避免。“國家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國家關係冷暖和國家聯盟興廢的內在驅動力。日本在經濟上日益溶入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在安全上借重美國保護，這種戰略上分裂的現實，從日本“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看，需要一種左右逢源的戰略靈活性，這就預示着日本對美一邊倒的同盟藴藏着解體的危機，調整必將到來。自2005年以來，美日同盟屢屢顯現裂痕。如日本在“爭常”上遭受美國事實上的打壓以及在基地調整上雙方的齟齬。

日本列島位於歐亞大陸與太平洋的結合部，介於中、美、俄三大核強國之間，是西太平洋地緣政治力量的會聚中樞。它是東亞大陸的海上軍事屏障，俄羅斯海空力量南下太平洋的戰略通道，也是海洋力量踏上亞洲大陸的跳板。列島北控朝鮮、津輕、宗谷三大海峽，是中國進出日本海沿岸地區的要道，琉球羣島南扼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要衝，為東西南北通衢，號為“西太平洋脊樑”，宮古水道和大隅海峽是中國海上力量和商船進入大洋的咽喉水道，攸關中國經濟的興衰和國家的生存。日本列島，四戰之地，兵家必爭。航空時代的到來，依然不能減弱日本列島作為東西方攻防前沿的地位。日本在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力量，其工業和技術實力使日本力量的消漲，以及其在東西方權力角逐中的向背牽動全球格局。隨着20世紀海洋時代的來臨，中國擺脱了數個世紀的孤立和停滯狀態，史無前例地開始由大陸國家向海洋經濟轉型，正在最終加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的海外貿易隨之興起，中國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擁有了市場和投資利益，這加劇了國家對海外的依賴和戰略上的脆弱。日本列島作為亞洲大陸海上門户和軍事生命線的戰略地位凸顯。

今日中國的全球利益，集中在海洋戰線上。日本在中國的海洋戰略中居於中央樞紐的核心地位，日本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後的戰略孤島。 隨着台灣問題的逐漸解決，中美對峙的戰略鋒線向北推移到日本列島，日本的向背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悄然凸顯。 從中美對峙的外交全局來講，日本已超越台海成為更緊迫、也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它規定了未來數十年中國在本地區的所有對外政策和安全考慮的框架基礎。中美兩國力量的消長，主要取決於日本列島這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向背。一個奉行獨立外交與防衞的日本成為中國國家安全與生存的必須。推動日本走向自立，已成為中國崛起和海上中國構建的關鍵，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

 結語

 冷戰後全球力量失衡，美國“一超獨大”，導致其在全球濫用武力，國際社會倍感威脅。在東北亞，美國的霸權地位得到強化，對中日兩國的戰略壓力加大，中日被迫同時韜光養晦，以避開美國的戰略鋒芒。中日作為中美日大三角中較弱的兩方只有在戰略協作中才能維持力量的均衡，確保國家的獨立與生存，這是三國吳、蜀兩國戰略合縱經典智慧的現代版。“四百多年的歷史表明，力量的均勢已經成功阻止任何一個國家稱霸世界……任何國家要稱霸世界都要付出戰爭的代價。” 傳統的遠交近攻戰略在美國主宰下的世界中已經失效，以全球到達、遠程投射力量為後盾的美國成為無所不在的存在，從而抑制了中日作為區域大國的潛在地緣政治衝突。從文化和地理上講，日本是中國近海的一部分，屬於傳統的東亞文明圈。中日經濟的加速融合再度凸顯兩國共同的文化血緣和地緣上不可分割的聯繫。中日關係的重建以及中日曆史性和解將對東北亞乃至全球戰略穩定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不可抗拒的權力現實主宰國家關係，適者生存是唯一的法則。中國是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新秀，是推動國際共同前進的新生的力量。但在強權林立的國際格局中，在中美戰略對峙的態勢下，中國是處於弱勢的一方。處於弱勢一方的中國不能墨守成規，被動挨打。唯有大無畏的智慧出奇制勝才有脱困的希望。二極對峙，敵國直面相對，狹路相逢，力雄者勝；三方博弈，卻可以巧施計謀，合縱連橫，借力打力。中美雙方隔東海對峙，太容易擦槍走火，也不利於乘間用奇。日本作為第三力量的崛起，註定了衝擊中美對峙格局。中國應該從赤壁大戰後吳大帝孫權果斷扶植蜀漢力量的大決斷中汲取歷史智慧，大膽推動日本國家力量的成長，鼓勵日本在防衞上走向自立，為日本最終擺脱美國控制、走向完全獨立掃除最後的障礙。自立是一個民族主體性與尊嚴的真正體現，主宰自己的命運，是民族國家在現今國際體系中所能取得的最高價值。從根本上説走向自立的日本與美國控制日本以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前沿存在的矛盾是尖鋭且不可調和的，這個矛盾將隨着中美日大三角戰略互動的加深而日益顯現。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成長為一個經濟大國，但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必須首先衝破美國的控制。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成為軍事政治強國，——成為世界獨立的一極，美國的亞太存在將失去立足點，美國的全球霸權將折去一足，東北亞將重現力量均衡。

“明治維新”之後中國屢遭日本侵略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活的陰影沉重地壓在中國人的心頭，使我們難以面對日本重新崛起的現實。但大國的興衰無常與國際體系的嬗變決定了國家利益總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進而決定了我們的敵友也總是暫時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的名言常被引用作為國家在動盪不定的世界中確定敵友的原則：“沒有永久的朋友，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面對美國一超獨大的危險格局，以及中國崛起直面美國的打壓，我們只能超越歷史的積怨，與尋求完全獨立的日本結成聯盟，相互扶助。助長日本的力量可能造成尾大不掉的結果，留下後患，但面對美國的強勢戰略打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在美日之間兩害相權取其輕，以避免戰略上顧此失彼。今天的中日命運相連，唇亡齒寒，日本不能擺脱美國的控制而實現自立，則中國不能打破美國的戰略封鎖在中美關係中搶得戰略先機。中日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危。三國昭昭歷史，可為殷鑑。日本的向背是中美力量消長的分水嶺。無數三國英雄和智士用生命與心血凝成的智慧與教益可為我們今日東北亞的外交折衝提供明鑑。外交關乎國家興衰存亡，不可意氣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