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會依然繁榮,但不再耀眼_風聞
王晓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图财的逗比时评人,抓耳挠腮的论文民工2019-08-28 00:56

知道大家近來比較關注香港的事情,其實自己在出發去波蘭前完成了一篇應景論文,大致是在講香港的迴歸一代對國家濡化能力帶來的新挑戰,並基於軍事社會學的理論,在國民教育這種主流濡化形式受阻的情況下,為港人服兵役的事背書。論文已經在投,算是學業指標的一部分,也就不方便在觀網完整呈現。
不過越演越烈的香港問題仍然提供了多個有價值的審視角度,可以繼續探討和分析。
先説我的一個基本判斷:在無中央直接干預的情況下,香港這場社會運動短期內不會結束,即便能告一段落,類似的運動未來也會像牛皮蘚一樣頑固依附在香港身上。
很多人會把這場運動和台灣“太陽花”相比較。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對比反而拉低了這種運動的“時尚性”。香港這場聲勢浩大的“反送中”運動,發展到現在已然是一場具有後現代色彩的社會運動:無中心、無組織,主要通過網絡動員,並在身份認同上構建起了一個封閉的同温層生態。“太陽花運動”雖然也主要是通過網絡動員,但是其有林飛帆、陳為廷這樣明星領袖,並且在佔領“立法院”後迅速成立了領導小組,對運動羣體形成了制度性約束。説白了“太陽花”仍然是一種傳統的社會運動模式,對香港的年青人而言不夠新潮。
不過運動制度化的好處是其有明確的領導核心和訴求。如果説政治就是權力博弈的過程話,那麼當事方之間的互動機制就頗為重要。你有要求,那就來談,而領導核心也會相應把博弈結果貫徹給羣體,這也是“太陽花”可以在運作一個月後主動退場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反送中運動”發展到現在,原有的民主派人士已經失焦,港府面對的是漫天要價的“烏合之眾”,已經很難通過制度化的途徑來進行溝通。想想法國的黃背心,由於沒有明確的組織形態,逼得馬克龍上山下鄉拜託地方領袖來和示威者溝通,而即便是一個大國領袖如此用功,黃馬甲也沒有告一段落的跡象。
此外,現在運動的主體基本是網絡動員來的“迴歸一代”的青年,並伴隨有年齡低幼化的趨勢——你很難想象12歲的孩子可以如此熱衷街頭政治,這在全世界也甚為罕見。青少年泛政治化毋庸置疑增加了運動的複雜性,原本的問題是無法制度化協商,現在則還有極端化的特點。無論如何高唱“自古英雄出少年”,人生閲歷不足是這個羣體天然特徵,特別是在通識教育失敗以及大學升學率只有20%的地方。不好好讀書的一個壞處是非黑即白的思維二分法,它會輕而易舉幫你劃分敵我陣營,並更容易讓你沉迷在集體狂歡之中。
這裏要提及一下回歸一代的聖經:《香港城邦論》。其所呈現的對中國的污衊,對極端手段的推崇,甚至還有大水衝龍王廟般對香港民主派的鄙視,都已經在這場運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後現代社會的無中心主義、和通識教育失敗的廢青化,是未來香港社會運動的特徵,這兩樣都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事情,也決定了未來香港街頭政治的頑固與反覆。台灣民主化早期也有通過癱瘓社會秩序來表達利益訴求的惡性事件,雖然當前台灣的社會已經一定程度接受了民主訴求需以秩序穩定為底線的原則,但台灣學會這個東西花了30年,而這30年恰好也是台灣逐漸吊尾四小龍的三十年。
香港沒有那麼多年可供揮霍。和台灣經濟體系相對完整不同,香港的地位是金融自由港,產業空心化決定其嚴重依賴資本支撐,而資本對環境的敏鋭度比人要靈活得多。從“反送中”開始後,資本開始撤離到新加坡已經是事實,但只要不宣佈戒嚴,資本家權衡利弊的心理將決定這是一個緩慢發生的進程。這對香港而言是温水煮青蛙,而對內地則是一個可以充分應對的窗口期。不久前中央宣佈給深圳中特先行示範區的地位,其實是變相表達看空香港的未來。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未來的中國會有幾個地方分擔香港的金融職能,香港的優勢地位下降,除了獨立別無選擇,而在有駐軍的情況下,獨立恰恰是被排除的那個選項。
除了會重點建設內地的幾所金融城市外,在窗口期,中國會和新加坡的關係更為親密,這對想擺脱對海峽依賴的新加坡而言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雖然中新關係一直處於良性狀態,但會因為香港事件而更進一步。
青年們有一個擔憂是對的,就是香港不可避免會成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這既是國家發展的大勢,也是廢青作妖的結果。意識形態解決不了香港的吃飯問題,即便真得落實了雙普選,結果也和台灣當下狀況近似——除了民主價值,無其他可談,只能用“小確幸”來麻醉自己。到那時香港相對於全中國而言只會顯得更為平庸,但萬幸地是基於國家治理的責任,中央依然會不遺餘力保證香港的繁榮,不過此時的繁榮已經和香港帶給人們的磅礴大氣不同,這種感覺可以用一個最接地氣並具有無限深意的詞來表達——“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