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仄：勞動力資本化在當前的真實含義_風聞

“任何依附於商品的社會附加值，包括社會權利在內，都會轉變成商品價格的一部分。依附於生產資料的社會附加值尤其如此，並直接轉化為奴役被僱傭者的砝碼。不依附於任何商品的政治權利的增加，也許有可能不轉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

nanshui，公眾號：南水兮

【範仄隨答】勞動力資本化在當前的真實含義

這一段可以構成一種分析框架，用來分析資本主義某些具體機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普通羣眾會從國家獲得某些可以稱為新增效用的東西。這些東西包括具體的國家福利、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些新增效用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機制才能落到普通羣眾手中，幾乎全部都會發生嚴重變形。資本主義機制就是一個超級變形器。

有些理論把這種變形稱為異化。馬克思主義認為這些事物在變形前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變形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運動，而在此之外也不存在人本主義意義上的異化。社會事物並不因為有美好名稱或善良願望，就能擺脱其所屬社會的本質運動。

一

《勞動力資本化在當前的真實含義》一文分析了房屋租售同權。政府推動租售同權，租客獲得新增權利及相應社會附加值，一時獲得社會好評，甚至被認為是政府應對房價良法。但這種新增租客權和社會附加值在資本主義機制中立即轉化為房屋租金一部分，導致房屋租金上漲。中國城市房屋包租業也因此發展迅速，出現大量包租公司。必須承認租售同權導致房屋租金上漲，是近幾年房屋包租業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低水平租客權的房租提供不了太多利潤供養包租業。

更重要的是，不到兩三年間，這些包租公司因為惡性競爭而在2019年不斷出現因資金斷裂而崩盤的現象，給租客帶來不少損失，可謂租客權利尚未享受，而損失已經提前到來。同時意味着包租業即將進入壟斷階段，屆時房屋租金又會進一步上漲。這兩種上漲不屬於租客與包租業公司競爭的結果，而是由佔有和壟斷直接導致的上漲。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簡單地説，這種新增租客權利依附於作為商品的房屋上，作為商品的房屋出現新增效用，而這新增效用自然而然地為業主、包租者和壟斷者所有，在出售中變成房屋價格或租金的一部分。這新增效用帶來的利潤空間為包租業發展提供可能。

《勞動力資本化在當前的真實含義》一文指出，對於租客來説只是多了一種可購買的權利，因為此前這種權利因為沒有而購買不到。新增租客權利對於普通羣眾來説，並不是沒有意義，只是要獲得這種意義需要支付相應的貨幣。

也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權利莫不如此，即幾乎沒有社會權利不依附於商品。任何社會權利的增加，雖然都屬於社會發展，具有一定的進步性，但由於依附於商品，其必然會轉化為相應商品價格的新增部分，成為資本主義新的剝削工具，從而變成一種需要購買的權利。相應的社會權利增加越多，所需要的相應的購買力也越高。比如教育選擇權、醫療選擇權、自由遷徙權等等，都屬於此種。這也就成為社會分化利器。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是社會自由的真實狀況。資本主義使社會自由成為一種悖論：社會自由越多，社會分化越厲害。這種狀況也為某些落後乃至反動的社會主義觀念或所謂正義觀念所利用，或者直接為統治階級所利用，以為反對社會自由，就可以縮小社會分化。但即使堅決拒絕提供更多社會自由的統治階級，面對經濟危機，有時也不得不創設社會自由和社會權利來延緩危機總爆發。新增租客權便是當局應對房價高企危機的一種措施。

租客權擴張，業主權也擴張。對租客人均面積最低標準的制定，便是業主權擴張的一種表現，即可減小小區的擁擠、垃圾等。儘管美其名曰高質量發展，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這種高質量發展，在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中就表現為業主權擴張，即房屋私有權擴張。私有權正在各個方面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

二

記得農業税取消那年媒體也是一片叫好。那年春節回老家過年，跟父親説起此事，問對農民會不會好一些。父親搖了搖頭説，農民虧得更多了，於是羅列農資價格變動，計算出每畝地新增成本比免除的農業税要多多少。

如果新增租客權利屬於一種社會權利的新增，那麼免除農業税算是一種減税行為。減税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刺激經濟和減除負擔的重要手段之一。減税是一種市場貨幣供給行為，貨幣傳導機制會將這一信息傳導到社會各個領域。信息傳達之處都會帶來相關價格的變動。在貨幣學中一般是這麼解釋的。其主觀機制也確實是如此的。《資本論》第三卷則是用平均利潤率來解釋。在利潤平均化比較成熟的機制中，這種貨幣變動是會及時平均化的。

在利潤平均化過程中至少有三個不均衡機制存在。利潤平均化是資本利潤的平均化。首先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均衡機制。勞動佔比較高的小生產領域，在新增利潤平均化過程中對新增利潤的切割必然是少許多的，比如農業生產和農資生產之間，前者肯定遠遠不如後者。其次是壟斷資本與自由競爭資本之間的不均衡機制。在新增利潤平均化過程中，壟斷資本依然會根據自己的壟斷水平拿相應的新增壟斷利潤。最後是勞動生產率高的資本與勞動生產率低的資本之間的不均衡，其機制類似於前者，只是壟斷利潤的形成機制有所不同。大的自由競爭資本和小的自由競爭資本之間雖然在新增利潤的分配上存在量的差異，但利潤率是一樣的。

如果純粹是勞動者，即生產資料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所減除的税就跟租客權一樣，立即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儘管這兩者的具體機制不一樣。租客權是直接依附在私有化房屋商品上，從而其社會附加值直接轉化為業主和包租者出售的效用。對勞動者的減税並不是依附在房屋商品上，而是依附在所謂的勞動所得上。但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被僱傭者的勞動所得只是其勞動力價值，即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也就是説，對勞動者減税，也是依附在商品上，依附在勞動力這個商品上，但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不斷地把勞動者勞動所得壓低到剛好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相等，是資本主義基本機制之一。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沒有上漲，由減税而來的新增工資在本質上只是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價格的上漲。

從貨幣傳導機制看，勞動者新增貨幣信號傳導到市場體系，各方會立即啓動相應的價格調整機制。從資本主義競爭機制看，勞動者購買力獲得短暫提升，“賣方市場”的性質增強，商品價格會相應提升。從商品價值規律看，商品價值所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沒有變化，市場貨幣增加，價值的價格表現也會上漲。基本收入制度如果是貨幣化，也難逃作為商品價格一部分的命運。

被僱傭者新增貨幣只可能轉化為商品價格新增部分而被消費，而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新增貨幣則會轉化為資本權力。有人提出消費者主權，以對抗資本主權，但也只是消費者手中貨幣——包括新增貨幣——的一種選擇權。也就是説，被僱傭者減税以後新增貨幣雖然不會新增購買力，但會新增選擇權。

在沒有減税條件下，這部分貨幣轉到政府手中。假如政府是民主政府，這部分貨幣大部分轉化為公共產品或社會福利。其中公共產品和非貨幣化社會福利會擠佔私有者商品，而無法直接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比如給孕婦提供免費葉酸，給兒童提供免費疫苗，給未成年人提供免費教育，而貨幣形式的社會福利依然會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這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在一定條件下不變所決定的。非貨幣化的公共產品和非貨幣化的社會福利顯然不構成勞動者的選擇權。如果政府不是民主政府，這種狀況則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在不改變作為商品新增價格一部分的條件下，這種消費選擇權——包括新增消費選擇權，被打包在一起能形成多大的消費主權呢？從非生態產品轉向生態產品？或其他的轉向？這種消費主權促進轉向的能力有多大呢？我認為很微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任何一種轉向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轉向，而轉向的性質和成功最終決定於新生產領域是否屬於更高的生產力，新生產領域資本主義是否具有更強的競爭力。這種促進轉向的消費主權行動，其實是介入兩個不同生產領域的資本家的競爭，為新生產領域資本主義培育市場和消費者，以提高新生產領域資本家的競爭力，是新生產領域資本家的先鋒。

從這裏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企業（即資本家）還是勞動者個人的減税，都是有利於資本家的，都會拉大勞資收入差距。而公共產品和非貨幣性社會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又決定於體制的民主性，而這可能是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的真實機制所在，是作為資本主義最高形式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真實機制所在；或者決定於階級力量對比，即非民主政府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將税收轉化為豐富的公共產品和非貨幣社會福利，比如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容客地主資產階級。

如果對勞動者減税的同時又有類似於消費者主權的消費引導運動，勞動者減税所獲得的消費選擇權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即為國家的產業轉型升級或新的先進生產力提供消費支持。但也要明白，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轉型升級和新的先進生產力首先是為資本主義服務，是以加大對被僱傭者的剝削和統治為前提的。

三

社會權利、社會福利和減税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幾乎都依附於商品之上，從而都會直接轉化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還有一項權利至少基本上不直接依附於商品之上，即政治權利。

政治權利與商品價格之間是間接的關係，其間存在相當多的中介環節，需要層層中介轉換。政治傳導機制與貨幣傳導機制有着巨大的差異。在經濟相對充分市場化、貨幣化和資本化的社會，貨幣的直接同質性及隨之而來的流動性幾乎可以抹煞任何傳導距離，特別是還有貨幣信息的快速傳播。在現代社會，政治權利的擁有與人的國籍身份直接相關，而其有效運用與公民的財富水平、教育水平、能力水平和團結水平密切相關。在這一問題上，普通羣眾因為人數眾多，會扳回一點局面，儘管在具體的權利政治中他們常常被分化，但分化他們本身需要支出成本。因此，與人的國籍身份直接有關的政治權利越多，普通羣眾獲得的一般利益相對而言也會越多。

資本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自由相平衡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就可能在於公共產品、非貨幣化社會福利與一切貨幣化效用的平衡關係，也即市場條件下的貨幣化效用與民主條件下的非貨幣化效用的平衡關係。這有點像毛澤東所偏愛的半供給半工資制，只是作為它們基礎的社會制度不同，民主水平也有差異。

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歷史表明，資本主義民主化水平越高，公共產品和非貨幣化社會福利佔比越高，勞工所獲權利和福利佔比越高，儘管這並不意味着勞工已經獲得解放。在這一問題上，美國並不明顯，主要原因是美國資本主義只能算半民主化。雖然美國實現了普選，但由於選舉人團制度的存在而使得一人一票並不等值，因此美國在言論權、結社權、集會權、遊行權、罷工權等基礎上並沒有完整的普選制，。

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民主化，即言論權、結社權、集會權、遊行權、罷工權等基礎上的完整普選制，經過多輪正常競選，會形成相應的選舉型社會結構、選舉型政治結構、選舉型法律結構，民主政治所能涉及的領域回應通過政治權利表達的民意是其基本邏輯，即民眾可通過各種政治權利的不同組合和平實現一定的訴求。它不會像非民主社會，後者民眾需要通過無數付出巨大代價的抗爭讓統治者感到巨大壓力，才會實現一定的訴求，而這種訴求的實現還成為聖化當局的素材——抗爭者被醜化，被入獄，而統治者被聖化，被感恩。

在擁有較多政治權利情形下，前面分析過的會轉化為商品價格新增部分的社會權利和社會福利的意義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即這些新增社會權利和社會福利便成為政治權利基礎上民眾訴求實現的工具，民眾可以通過政治權利調整社會權利和社會福利的結構乃至形式，比如增加非貨幣化的比例。

事物是變化的。經濟市場化、貨幣化、資本化比較發達的地區，金融經濟即虛擬資本商品也很發達，政治權利對實物商品價格影響比較間接，但對虛擬資本商品價格的影響比較直接，其中包括股價、利息和匯率的影響。金融政治學核心議題之一便是政治對股價的影響及定價方式。因此，政治權利、實物商品價格和虛擬資本商品價格三者的關係成為特定時期資本主義重要的分析對象。

總體而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和增加被僱傭者政治權利的，既是進步的，也是相對有利於被僱傭者的。其他的要麼是虛假的，要麼是有害於被僱傭者的。

四

政治民主與政治效率的關係是另一問題，這裏不展開。需要指出的是經濟發展自有其邏輯。縱觀歷史，任何一種類型的政制都曾有經濟高速發展的榮耀經歷，也都曾有經濟不斷低迷的悲傷經歷。歷史上曾經對政制（政體）做出傑出分析的三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馬基雅維裏和孟德斯鳩，似乎都有一個隱密的渴望，即在共和政制基礎上根據現實需要實現多種單一政制的循環演進，但由於歷史樣板尚且難找，在現實中便只能怯怯地存個念頭。在國家統一尚且十分渺茫的時代，馬基雅維利也只是在對不同政制間演變論述的基礎上將兩種認為有可能實現意大利統一的政制做最大智慧限度的分別論述。

韋伯，早期被認為是國家自由主義，中後期被認為是社會自由主義，晚期被認為是民主帝國主義。這與德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密切相關。在國家統一過程中及統一之後如何強大問題上，韋伯是國家自由主義。在國家變得十分強大以後韋伯則轉向社會自由主義。在德國強大以後成為帝國主義過程中，韋伯又轉向民主帝國主義。有學者用政治自由和政治效率關係概括韋伯的思想主題，應該説抓住了韋伯貫穿一生的基本問題。更準確地説，韋伯是力圖在不傷害德國當時已經具備的政治效率的前提下爭取和發展更多的政治自由。由於政治效率在當時的德國存在着事實上的在先性，韋伯的論述結構也呈現出這樣一種特徵，比如關於支配關係和官僚體制的論述。這導致在德國一個比較長的時期裏，韋伯被認為是法西斯思想先驅之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人在進行民主自由憲政政治重建過程中，重新發現韋伯的政治自由思想。

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似乎存在着政治民主與政治效率的關係問題，認為應該在政治民主的基礎上加強政治效率建設。美籍日裔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從早期的“歷史終結論”到後來的“政治秩序論”，便反映這樣一種變化，儘管這種在政治民主基礎上重建政治效率的努力被中國學者解讀為從政治效率角度否定政治民主價值的西方根據。

也由此可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與政治效率的關係，有時是在政治效率基礎上尋求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有時是在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基礎上尋求更高的政治效率。如果非要説它們是不可兼得，那就得看怎麼博奕和鬥爭及各自的命運。

由於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不同政制政治之間的關係存在非直接相關性（這一點不影響經濟基礎對政治上層建築的決定性作用），無論政治自由與政治效率的關係，還是政治民主與政治效率的關係，都是實踐的結果，鬥爭的結果，而不是理論的結果，儘管理論有助於提高鬥爭的水平和實踐的水平。

四

前面關於商品價格新增部分的分析是針對一般商品，而沒有把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資料突出出來。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足以構成其所有者對經濟生活的統治地位，即剝削階級地位。不僅僅如此，前者還足以構成其所有者在政治生活的統治地位，即統治階級地位。換言之，生產資料所有狀況是階級劃分的根據，而生活資料所有狀況則和生產資料所有狀況一同構成階層的劃分，使得階級政治變得複雜甚至模糊。

依附於生產資料商品的社會權利、國家福利，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都會直接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用於剝削和統治被剝削者的的新增效用。政治權利也不例外，即政治權利最終也會依附於其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政治可以通過有限的合法渠道干預私有權的運用，但不能干預私有權本身。其結果就是對生活資料的效用分配有干預效力，而生產資料的效用分配即所謂的資本配置則主要是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

在非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被僱傭者對直接的經濟利益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容忍的，一旦轉向為政治權利的鬥爭，基本上是毫不留情的鎮壓。在民主資本主義國家中，政治權利是可以相對完整的，但一旦政治權利危及資本主義私有制，也是會毫不留情鎮壓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權利是被僱傭者開展和平鬥爭，爭取最大利益的唯一基礎。沒有相應的政治權利，被僱傭者爭取利益的行動，就會是不和平的，就會付出巨大代價。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權利也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發展革命理論，組織與發動羣眾、培養幹部的前提之一，否則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都可能長期處於流氓無產者狀態或幼稚泛左翼狀態，理論沒法成熟，也沒法在與羣眾的結合中得到檢驗，幹部也沒法在組織羣眾進行合法鬥爭中得到初步培養。

在資本主義民主化和福利化前提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至今未有科學的行動綱領。在第二國際時期，發生了列寧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但並不意味着列寧主義足以構成出現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理論家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綱領。100多年過去，現在來看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在實踐中的檢驗後果。雖然列寧主義在落後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功地領導了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但這些國家都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作為源頭之一的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在西方世界雖然也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最終沒有實現無產階級解放，新的貧富分化、新的奴役、新的剝削、新的異化、新的壓抑、新的衝突、新的壟斷等等，不斷地被資本主義生產出來。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尚未實現民主化的，無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首要任務都是爭取相對完整的政治權利，並在此基礎上或者推動最大的福利化，或者順勢轉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民主化和福利化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學者需要思考的是資產階級政治民主與資產階級政治效率的關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需要思考的是在民主化和福利化條件下如何實現被僱傭者的解放，特別是在創新股權化和股權普遍化的時代，這是全新的思想主題和實踐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