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來“單身”：40歲兒子突然離世後，妻子獨自住進了養老院_風聞
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2019-08-29 11:29
我在一處街道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做社工，專職服務社區裏的老人們。這位老人的情況很少見，在廣州，街坊有事會求助親友，再不濟，會找居委會解決。主動上門求助的，問題大都連居委會也無法調和。我和同事先安撫她，答應她，第二天會上門瞭解情況。
第二天，我和同事“明姑娘”登門拜訪。袁信芳家在一處老舊的職工宿舍樓。居民樓靠近繁華商圈，樓下停滿兩排私家車。樓下嘈嘈嚷嚷，跳廣場舞的阿姨們，大都穿着樣式鮮豔繁複的裙子，和着音樂的節拍，慢悠悠地擺動胳膊和小腿。樹蔭下、樹壇上，坐着老廣州的叔伯們，有的眯着眼看報，有的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下棋。一些老人從菜市場回來，裝滿菜的小拖車一路上“咿咿呀呀”地響。住在這裏的，大都是退休了的公務員、國企職工或教師，養老無虞，如果過得不開心，大都是精神上受了打擊。
我倆循着地址找到袁信芳家，敲門三下後，袁信芳從鏽跡斑斑的防盜門後出現，她腦後盤着的髮髻一絲不苟，瘦小的身軀包裹在一身寬鬆的深色衣褲中。我們進了客廳，她又招呼我們在飯桌前坐下。
袁信芳給我們倒了水，自顧自地傾訴起來，主題只有一個：她要搬離這裏，去養老院。因為她恨丈夫楊伯，認為兒子去世當天，他剝奪了自己見兒子最後一面的權利。
半年前，袁信芳40多歲的兒子病逝。“我兒子好‘勁’ （粵語：給力、優秀）的。”她翻來覆去地講，陷入回憶之中。
不似妻子那麼熱絡，楊瀟的父親遠遠地站着一邊，不時看向這邊。袁信芳留意到，惡狠狠回瞪他，他又沉默地轉過頭去。
説着，袁信芳帶我們進了她兒子的房間。房間很小，木板牀上凌亂地堆着一層薄被，一個孤零零的印花枕頭，書架上塞滿書刊，書桌上隨意擺放的書籍上面蒙着一層灰塵，看得出，房間裏的遺物依舊保持着原樣，彷彿今晚主人就會回來收拾。
自從楊瀟去世，半年來，袁信芳不準人動他卧室裏的任何東西，她怕挪動位置，連將桌上物品拿起來擦拭都不肯。這不是我第一次見這樣的老人，我曾拜訪過一位喪偶的阿姨，她丈夫去世1年，出事當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仍搭在原處。
兒子最後的時光在病房度過，袁信芳和丈夫輪流在醫院陪護，她堅持每天煲湯，帶到醫院，大多數時候，袁信芳盛一碗湯放在楊瀟牀頭，兒子艱難喝上幾口後，無法再進食，那碗湯就放回原處，慢慢變涼，被父母喝掉，或者倒掉。
一個秋日清晨，袁信芳依舊在家煲湯。傍晚，她提着湯食走入病房，牀上空空蕩蕩，她退出門外，想確認是否走錯。方出房門，遇見家裏的一羣親戚，對方告訴她：孩子沒了，怕你傷心，你還是別去看了。
説話間，豆大的淚珠從她眼眶中冒出來。袁信芳用手背擦擦，抽了抽鼻子，隱忍着不哭出聲來。我知道，她在用力剋制，不想在外人面前丟分。但提到丈夫楊伯時，她開始歇斯底里：
“那個死男人，故意不讓我見兒子最後一面。”
我留明姑娘下來安慰她，藉口上廁所，出去找楊伯。楊伯站在屋外的走廊上，靠着欄杆，臉朝外抽煙，白色的蓬髮在風中微微擺動。
我小心翼翼地搭訕，楊伯寡言少語，皺着眉頭，用語氣詞回答我的問題，無法分辨他是在承認還是在敷衍。被問得不耐煩了，他伸手指指屋裏，向屋內轉兩下頭示意：“阿婆在屋裏嘛，你去問她。”
我繼續找話説：“阿婆好像很生氣哦，一直罵你，説你不給她見兒子最後一面。這是怎麼回事？”
楊伯掐滅煙，側過身正對我，開始講述楊瀟去世那天他在醫院的經歷。
兒子走得突然，楊伯先通知了親戚——原本應該先通知妻子，考慮到她有心臟病，當時又一個人在家，楊伯怕她承受不住出事，拖着不敢給她撥電話。幾個親戚趕來陪他料理後事，病房裏一片忙亂，他也勸楊伯：“等她來了再説。”
兒子離世後，袁信芳止不住去猜想兒子臨終時刻的種種。楊伯感覺，那天從醫院回家後，原本就有認知障礙症的妻子的病情發展得更厲害了。她越來越記不住事，時常自言自語。夫妻倆本來就鮮少與親朋往來，平日裏只有兒子陪伴，現在，兩人的關係因為兒子打上了死結。她每天長時間獨自呆在兒子的卧室，想念兒子。她排斥丈夫，動輒就是破口大罵。
楊伯將此歸因於妻子過度悲傷和認知障礙症。楊伯認為，沒有見到兒子最後一面只是妻子為傾斜情緒找的藉口。最終，他同意讓袁婆婆去養老院居住，只拜託我們，找養老院時幫袁信芳離家近的入住。
只考察了一家養老院，袁信芳當場定下牀位。從養老院步行半小時就能回家。住進去那天，楊伯幫老伴提着行李，兩人依舊沒有言語。
袁信芳入住一週後，我去探望她。早上護工給她洗了澡，頭髮濕漉漉地散開，看起來很精神。她笑盈盈地帶我們參觀房間。牀上幾件衣服疊了一半，護工説，她在這裏無聊，每天都把衣服拿出來疊了拆，拆了疊。問她在這住得如何。袁信芳説挺好。
養老院並非封閉管理，可以請假外出，但袁信芳堅決和家裏斷絕往來。楊伯捨不得和妻子失聯，每隔十天半個月，會從家裏煲好湯，帶着湯來看袁信芳。袁信芳見了他就躲進房間，有時會邊走邊罵楊伯：“走啊你！”楊伯也不回嘴，每次妻子躲進房間，他就打開帶來的保温壺，盛一碗湯放在客廳的飯桌上，在旁邊坐着等。湯涼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叮囑護工幾句，朝袁信芳的方向説聲“我走了”，便拎起空保温壺，慢慢下樓離開。袁信芳在房裏知道了，不耐煩地説：“走就走。”從沒有要送他的意思。
護工端來午飯，袁信芳喝幾口湯，低頭吃飯。護工看在眼裏，忍不住説：“你老公對你不錯啊！”袁信芳立即擺擺手：“那個人啊，不要提他了。”
對於失去至親的老人，在家人陪伴下處理後事，出席葬禮，這是個告別的過程，有助於他們和緩地接受親人離去的事實。在我接觸的許多家庭中，人們出於保護老人的初衷，往往弄巧成拙。
幾天之後，快下班時，負責這個案子的同事阿華生氣地説：“我早就叫他不要找記者的，他不聽，現在好了，平白給自己找罪受。”
他埋怨的是60多歲的胡建培，那位自殺的年輕人的父親。兒子高二那年，胡建培的妻子去世了，他獨自把兒子養大，後來，兒子考上省內一所知名大學。胡建培原本已經準備好6月份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孩子卻因為考本校研究生落選，在宿舍用農藥自殺，送到醫院搶救了幾天，還是不治去世了。
胡建培難以消化這個噩耗，認為孩子會自殺，是因為學校研究生錄取過程有黑幕，憤怒地要打電話找記者曝光。阿華屢次勸阻，胡建培還是堅持找到當地一家衞視曝光，他拿不出證據，電視台只能以“大學生考研失敗尋短見”為標題報道了胡家的事。
新聞出街後，不出阿華所料，輿論一邊倒地指責胡家兒子太過脆弱。揮出去的拳頭泄不了憤，反而打傷自己，胡建培悲憤交加地回到家中，拒絕再見阿華。
半年後，阿華離職，胡建培的案子轉到我手中。起初，由於胡建培明確表示過拒絕見社工，我只能每月撥幾個電話試探。大多數時候，這些電話無人接聽，偶爾接通，胡建培聽見我是社工，就掛斷了。拉鋸了半年，胡建培終於同意我們上門探訪。
如今，胡家的廉租房只剩胡建培一人居住。兒子去世後，他翻箱倒櫃，把家中各處兒子的獎狀蒐羅到一起，那些被鮮紅封套包裹的證書和獎狀分幾摞，整整齊齊地碼放在客廳正中央的茶几上，成了胡家昏暗客廳裏唯一一抹亮色。見我正端詳這些證書，胡建培不好意思地介紹：“這些都是他從小到大得到的榮譽。”
屋裏餘下的部分都是灰暗的。牆上豬肝色的神龕裏擺着幾幅黑白遺像，最左邊是一名年輕人，我猜就是他的兒子。胡建培讓我在沙發上找地方坐下，那上面放着台智能手機，款式有些老舊，我拿起來，隨口問這是不是胡建培的手機。他説，不是的，那是他兒子。事發半年多，由於經濟拮据，他沒有餘錢給手機號充錢續費，每天給手機充電，時時打開來查看。兒子留下的影像不多，一部分存在家中一台電腦中，但那台電腦故障了打不開，胡建培只能靠這台手機裏留下的影像和信息填平思念。
肉眼可見，他的哀痛一點兒也沒被時間撫平。
交談中，胡建培固執地強調：“我的兒子不是自殺，是自殘。”他堅信兒子不想死，本意是用自殘逼迫學校採取行動。
我默默聽着，沒有辯駁。小胡自殺的方式，是我接受社工培訓時，老師將之歸類為“堅決尋死者”才會採取的方式。但在當時的境況下，如果他固執地相信兒子不願意離開這個世界，我沒有必要拆穿他。
我問他，兒子臨走前有説什麼嗎？
“他説對不起我……”隨後哭出聲來。
與社工失聯的半年來，他有好幾次想寫訴狀，每次提筆寫不到兩行，就激動得手抖心顫，至今沒能寫完。他給我看那紙未完成的手寫訴狀，那是張略微發黃的A4紙，胡建培寫道：“一個無病無痛，身高170體重130的兒子就這樣平白沒了。”他整夜整夜地夢見兒子，孩子在夢中説，父親沒有為他爭這個公理。
為此，胡建培憋着一口氣。可因為沒錢請律師，此事一拖再拖。
兒子去世後，胡建培極少出門。他害怕在路上見到穿校服的少年，免不了要想起兒子，回家關上門，又得難過好一陣。後來聽大家勸，他逼自己多見幾次朋友。每個人説話都小心翼翼，偶爾有人不小心提到幾個敏感詞，都像咬到舌頭一樣，戛然而止，這讓他更不開心。
“兒子”是被避諱的詞語之一。孩子去世後三個月，正值中秋節，前一天，胡建培被邀請到親戚家吃飯。席間堂弟想起遠在外地不能回來的孩子，抱怨説：“兒子考到外省的大學，山長水遠的。”他正要附和幾句，就發現其他人緊張地轉移了話題。堂弟醒悟過來，轉頭和旁邊人打哈哈，不敢抬眼看他。
原本胡建培並沒有往那兒想，見此情狀，也被提醒了，頓時只覺尷尬心酸。該開口説“沒關係”嗎，可大家努力想維持沒事發生的樣子，自己沒由來説這句話又算什麼呢，他只好悶悶地喝茶。
另一個關鍵詞是“自殺”。出事後他長時間缺席了小區粵曲社的排練，再回去時，社團裏的人也變得小心翼翼。每次只要胡建培出現，社長就會調整當天的排練曲目。《帝女花》不再唱了，社長説要多練新曲。胡建培知道大家的好意，只能對我自嘲説：“可能只是我去的時候不唱吧。”
懷念兒子成了“不合時宜”的事情。老友們問起近況，他如實告知：還在為孩子的死糾結，打算與學校對簿公堂，為兒子要個説法。沒等胡建培説完，周圍人紛紛打斷：“過去就過去了，別想那麼多。”“這些不開心的，想多也沒用。”“節哀順變啊！保重身體要緊。”老友們用這些安慰，匆匆想結束這個話題，生怕胡建培情緒失控。
胡建培插不上話，只能不停點頭，迫切地想離開。人們安慰他：“都過去這麼久了，向前看！”這讓他覺得，自己在他人眼中，成了一名沉湎於回憶中的弱者。幾次之後，他説話也生分起來，乾脆不再和人來往。
出發前一小時，我欣喜地在中心看到胡建培，這是個好苗頭，他似乎願意騰出神來看看周遭了。
開車前幾分鐘，他又臨陣脱逃。車上阿姨阿叔們吵吵鬧鬧，很多人相熟，熱烈討論着待會去哪買花燈，中午吃不吃湯圓，時不時傳出一陣鬨笑。胡建培站在車門口，像站在歡樂海洋的邊緣。猶豫了幾秒，他還是轉身朝家的方向走了。
後來想想，這事是我做得不周全。元宵佳節，一家團圓的日子，想讓他在這樣的日子開心起來，是我難為他了。
日子一天連一天，胡建培的狀態沒進展，我也摸不準接下來該怎麼做。我知道胡建培問題的根源，在於懷念兒子的心情找不到出口，但怎麼以一種合適的方式提起孩子，我不得其法。
一籌莫展時，我的督導給了個建議：試試看照片吧。通常，人們不會哭着拍照，所以由照片聊起的記憶多半是快樂的。可以藉此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幫胡建培完成回憶。
我再一次上門，聊了幾句，就起身走到牆邊。牆上大相框裏貼滿相片，我早有準備，指着上面一個騎着單車、羞澀微笑的圓臉少年，用一種儘量平常的語氣對胡建培説：“你兒子原來有點胖哦。”
胡建培走過來，抬頭望着：“是咯，自小就是個小胖子。”伸手手指向旁邊另一張照片：“這是他大二拍的，去了白雲山。”
每一張照片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胡建培一點點回想，講給我聽：這張是兒子剛進大學在校門口拍的，他選了農學專業，理想是去農村，開個農藥廠；這張是兒子在山泉邊，他喜歡進山研究植物；那張是和幾個同學打卡某個古蹟，兒子也喜歡旅遊。
相框上的看完，胡建培還不過癮。他拿出兒子手機，找出裏面的相片，一張張滑開。我可以想象他獨自在家中翻閲這些照片的場景，那是他無限接近與兒子重逢的時刻。
相冊翻到末尾，是幾張連拍。病牀上躺着一個戴呼吸機的年輕人，瘦削蒼白，眼睛半閉。
“那是最後幾天，我給他拍的。”胡建培沉默了一會，嘆了口氣説，回憶到這裏完整地結束了。為了止住他即將傾瀉而出的傷悲，我馬上提議，可以幫他把相片洗出來。果不其然，他很高興，又説起兒子喜歡拍照的事。
照片洗好後，我再次到胡建培家。這次，他搬出台家裏那台舊電腦，問我能否修好，取出他兒子存放在裏面的視頻和一些文檔。我一邊搗鼓，胡建培一邊開始由這件遺物開始，講起兒子如何刻苦讀書，考上大學，如何申請到學費資助，在學校省吃儉用。不知不覺又聊到學校，胡建培嘆口氣，事情已經過去一年，他説自己有心無力，不想再追究了。語氣中帶着半分釋然，半分解脱。
“兒子也沒有錯，年輕人一時想不開。”胡建培後來説。
電腦終究沒能修好，就那麼放在客廳。後來我幾次拜訪，發現胡建培也沒有挪動位置。他聊起兒子的時間越來越長，每次依舊會哭。有時候我覺得不應該制止他，就只是拍着他的背安慰他：哭吧，有什麼感受都是正常的。
又一年中秋節，我上門給他送月餅，胡建培告訴我，這幾天他要走好多户親戚，不常在家，有事打他電話。那之後，他外出活動的次數漸漸多起來。有次撥通電話，他正和一幫朋友聚會，難得地聽到他的笑聲。
我告辭離開，瞥見窗台邊多了個小魚缸，幾條金魚在水草間游來游去。“以前養更多，兒子走後都放生了，這幾條新買的，個頭小，長得快。”
我不懂養金魚的事情，秋冬就要來，天氣轉冷，我有點擔心金魚們能不能活。胡建培倒是樂觀，“活六七年不成問題，如果照料得好，或許還能活過十年……它還有好多個四季要過呢。”
＊本文袁信芳、楊瀟、胡建培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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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渡，自由職業
編輯 | 温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