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力量的凱旋-中國和平崛起（趙葆珉）_風聞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3期

經濟力量的凱旋-中國和平崛起（趙葆珉）

 Triumph of Economic Power----China’s Peaceful Rise

 趙葆珉

 [摘要]核均勢下的大國和平崛起，即世界權力和平轉移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定律。核均勢下的中美戰略競爭，——中美在最低限度的確保相互摧毀的戰略穩定之下，經濟力量作為居於主宰地位的地緣政治因素具有終極決定作用。中國經濟的不斷成長不可避免地促使中美力量日趨平衡，即中國實現和平崛起。

 [關鍵詞] 核均勢；美蘇冷戰；中美競爭；中國和平崛起；世界權力轉移

 [Abstract]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is the governing law. Sino-Americ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namely, under minimum degree of ensured mutual destruction, economic power as the dominant geopolitical factor possesses the ultimate determining force. The unceasing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will inevitably bring about more balanced Sino American power relationship. That is, China completes its peaceful rise.

 [Key words]Nuclear Equilibrium; US-Soviet Cold-War;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China’s Peaceful Rise;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大國是國際體系的支柱，大國的相互關係規定了國際體系的性質。人類歷史是以大國為踏石向前演進的。大國的霸權地位並非與生俱來，也不會一勞永逸。所有的大國都是歷史長河中的匆匆過客，它們的霸權地位經受時間的無情侵蝕。大國權力更替，即世界權力轉移是大國爭奪的自然邏輯。“霸權國家和挑戰國家的交替出現和相互衝突是國際政治體系變動的必然結果，也是國際政治體系變動的內在動力。國際政治週期性的演變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1]軍事力量是大國的標識。古典時代羅馬統治地中海世界，中國管理東亞華夷秩序皆依賴一邊倒的力量作為權力基礎。軍事力量不受阻礙的運用，無敵的兵威是力量的真正與終極源泉。羅馬的衰亡源於其軍事的衰落，——兵源的枯竭與公民尚武精神的喪失；中國主宰下的東亞和平也因軍事優勢的浮沉而經歷盛衰。

進入核時代，以核力量為後盾的美蘇權力爭奪陷入僵持。核均勢成為居於主宰地位的地緣政治因素，它介定了半個多世紀的冷戰對峙，維持了戰後國際體系的總體和平。與歷史上所有大國權力爭奪不同，兩極體系的坍塌與世界權力向華盛頓轉移並未伴隨着大國戰爭，而後冷戰時代美國從權力顛峯後退，諸大國借經濟的振興大體恢復戰略均勢也昭示世界權力再次和平轉移的可能。核均勢有效地阻止了以軍事手段對付大國力量不斷變化的傳統模式。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闡明，在核均勢下的國際體系中，世界權力和平轉移，即大國和平崛起不但可能，而且似乎也應該成為一條定律。

核均勢下的美蘇冷戰

戰爭是世界霸權興衰不斷循環所倚賴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這種週期性轉變的結果。歷史上一場大的全球戰爭開始一個霸權週期，獲勝的霸權國提供安全和國際秩序並利用戰後的和平協議使其優勢合法化，而當該霸權國失去權力優勢的合法性時，就導致另一場全球戰爭產生新的霸權國。[2]在西歐的進取將民族國家主權分立的國際體系推向全球以來，世界霸權經歷了哈布斯堡王朝、荷蘭聯合省、英國、美國四個霸權週期。霸權的崛起與衰落，即世界權力的轉移與交替，都是藉助於戰爭手段實現的，而國際關係也始終不能擺脱與生俱來的缺陷：大國權力爭奪與尋求恢復地緣政治穩定的均勢行為。在機械化戰爭時代，人類戰爭進入“總體戰”階段，技術手段的先進使戰爭呈現出空前的殘酷性與毀滅性。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核武器問世在過去500年霸權疊興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為具有巨大殺傷力、可能毀滅一切生存的終極武器，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大國政治的面貌。戰爭手段作為大國權力爭奪的極端形式至此成為過去。戰後美蘇兩極的權力爭奪，呈現出一種妥協、剋制的特點。核武器的存在抑制了美蘇遍及全球的局部爭奪升級為全面衝突。美蘇對抗的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都以妥協和讓步得以解決；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成為嚴格限定交戰區域、追求有限目的的有限戰爭。所有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核武器無所不在的巨大陰影。核均勢下的冷戰體制儘管有種種危險，卻已證明出奇地穩定。

在核對峙時代，美蘇兩極擁有的空前毀滅力量相互牽制，陷於無用武之地。戰爭作為大國權力轉移的手段成為歷史。戰後半個多世紀冷戰對峙的歷史，是無休止的外交折衝與武力威脅，以核武力為後盾的軍事力量居於背景中，蜕化為外交籌碼。大國爭奪陷入持久的戰略消耗，揹負沉重的經濟與軍備重負，和平與戰爭的界限模糊了。為支撐持久的戰略消耗，經濟的力量，——欣欣向榮的經濟，生生不息創造財富的基礎，變得至關重要。大國權力爭奪開始繫於經濟力量的消長，漫長冷戰下的經濟競爭開始具有軍事與地緣政治意義。經濟主宰地位源於軍事和政治控制的經典模式被倒轉過來，經濟力量成為軍事和政治優勢賴以存在的基礎，成為大國爭奪的最終決定因素。

在國際體系中，財富與大國霸權總是聯繫在一起。財富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龐大的軍事行動離不開經濟資源。生產力一旦得到提高，便會在平時更易承擔大規模軍備負擔，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軍力。綜合經濟力量和生產能力的對比變化與國際體系中大國的地位之間有一種因果聯繫。16世紀以後世界貿易的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漸向大西洋和西北歐轉移，導致西歐列強的勃興和隨之而來的對外征戰擴張；1890年後幾十年世界工業品集中產地由西歐向其他地區擴散，西歐的世界中心地位逐漸喪失。[3]海洋地理大發現以來，西班牙、荷蘭、英國和目前的美國等大國的興衰史表明，“在國家的生產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與軍事力量之間，從長期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關係。”[3]

當然，單純的經濟決定論是片面的，大國的成功與失敗並非都出於經濟的原因。地緣區位、軍事組織、民心士氣、聯盟體系及意識形態等因素都對大國力量起限制作用。但它們是大國崛起的既定前提，大國一旦崛起，在它們國家力量的構成中已體現了這些因素，或克服了它們的障礙。而經濟力量是影響大國權力諸因素中最具持久性、最不可預知的力量。在一場持久的大國爭奪中，勝利往往屬於有堅實經濟基礎的一方，或最後仍有財源的一方。這是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一再闡述的普遍適用的結論。過去500年的歷史反覆證明，為爭奪區域或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大規模的聯盟戰爭的最終結局，與雙方動員的生產資源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數個世紀以來歐洲列強的大規模衝突，以及上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證明了這一點。[3]

僅僅擁有軍事力量的蘇聯是一個不完全的超級大國，在漫長的冷戰對峙中，美國通過軍備競賽成功地拖跨了蘇聯。蘇聯的最終失敗可歸因於其經濟形式的失敗，創造財富的能力萎縮以及美國通過市場經濟的紐帶成功地聯合了全世界的力量所致。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包含固有缺陷，缺乏靈活性，它只有在處理慢速運轉的基本技術時才能發揮最好的作用，一旦技術變革的步伐加速，蘇聯的中央計劃人員就跟不上日新月異的革新高速度。經濟僵化使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未能對高科技革命做出反應，計算機和自動化革命席捲西方但繞過蘇聯。[4]自1976年以來，蘇聯的預算一直是赤字，經濟困難逐漸出現，增長率明顯放慢；[3]美國在工業和技術領域的絕對實力遠比蘇聯雄厚，同蘇聯的統治經濟相比，美國社會那種結構鬆散和自由放任的特性使美國經濟在適應變化的環境方面賦予它更好的機會。

依託核均勢，美國更富有生機的經濟力量以和平的形式成功地磨蝕了蘇聯的權力基礎，在維持國際體系大體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了傳統上藉助於戰爭而得以完成的世界權力轉移。關於冷戰的終結，凱南認為，“一個國家沒有能力對另一個國家內部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蘇聯的解體只能在其內部尋找原因。[4]布熱津斯基最恰當地總結了美國對蘇冷戰獲勝的經驗：“（蘇聯）最主要的戰備先決條件是切斷美國同歐亞大陸遠端的聯繫，但是這種抱負只有以足夠的力量為後盾才有意義……需要考察國力構成的諸方面－－特別是社會經濟力量，因為除非有朝一日這一因素被直接的軍事衝突所完全摧毀，否則它對於成功地進行競爭可能起主要作用。……蘇聯的經濟和社會的停滯不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從長遠來看，除非軍事手段證明能起歷史決定作用，美蘇競爭的結局很可能會取決於社會的創造力。”[5]

核均勢下的大國較量與爭奪呈現出漫長的對峙態勢，經濟力量作為體系內變革的因素，成為突破大國權力僵持的最有效和唯一的力量。大國興衰，世界權力轉移藉助於戰爭手段戲劇化地一舉實現，讓位於經濟力量緩慢但卻不可阻擋的侵蝕作用。軍事力量開始退出國際體系季節般輪迴、波浪般更替的大國權力消長，創造財富的競爭在大國的爭奪中變得生死攸關。古典時代若隱若現的經濟力量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依存，更加清晰的凸現出來。日本與德國在美蘇冷戰對峙的夾縫中以經濟的力量實現了國家的再次復興，為經濟力量的新的作用提供了註腳，而冷戰的終結與世界權力向華盛頓和平轉移為經濟力量的凱旋提供了例證。經濟力量在歷史上第一次，在大國權力關係中獲得壓倒性的戰略意義，成為決定大國興衰的終極因素。

核均勢下的中美戰略競爭

核均勢成為核時代大國關係不可動搖的主宰者。權力是國家生存的基礎，對權力的追逐是國際體系演進的原動力，是國家存在的方式，國家本能地追逐、保有和行使權力。國家對權力的不懈追逐導致民族國家的權力制衡。權力均勢是現今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存在的基石，沒有均勢就沒有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穩定。如摩根索指出，“權力均衡和旨在維護權力均衡的政策，不僅是無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主權國家構成的社會得以穩定的基本因素。”[6]進入核時代，大國力量與核武力結合，形成核均勢。核均勢極大地加強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形成不對稱制衡，大大地提高了霸權形成的門檻。

核均勢依然是後冷戰時代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蘇聯的解體使美國力量500年來第一次突破權力制衡的束縛，美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同時在國際體系中居於優越地位。但美國的優勢是虛幻的，冷戰獲勝的美國面臨不可超越的地緣政治黑洞，——核均勢。美國建立穩定的全球霸權的前提是美國享有絕對自由的單邊核打擊。為達成此目的，美國需要剝奪列強的戰略核力量從而使建立在核恐怖基礎上的戰略平衡完全被打破。這一企圖是美國不能期望實現的。核均勢的存在剋制了美國的常規軍事優勢，使美國無力以軍事力量尋求改變大國權力對比。因此，美國主宰下的單極體系是不完整的，美國並沒有完全的戰略選擇。後冷戰初期俄羅斯的戰略威懾力量，形成核心的制衡權力中心，為恢復大國力量均勢贏得了喘息的時間。

在現今加速重構的全球力量格局中，新興大國中國與保守大國美國之間存在結構性衝突。如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所説，隨着霸權國制定規則和執行規則權力的衰落，“二流國家重新強調其政治地位和自主權”，“二流國家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主導國家地位的下降，弱國自主權的上升必然導致體系領導者積極影響力的相應下降。”[7]他們同時指出，“因為中美都是大國，它們繼續為可能發生在彼此之間的戰爭未雨綢繆，它們之間存在利益的戰略衝突。”[7]中美作為大國的戰略競爭依然存在於核均勢奠定的時代，核均勢依然是中美關係中無法超越的地緣政治因素。中國日漸增強的戰略核力量，是中國國家和平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為邁向大國的崛起奠定了真正的基礎。沒有核脊樑的中國永遠都只能成為美國世界戰略的附庸。

核均勢下的中美戰略競爭，有限武裝的中國享有無與倫比的優勢。美國脱胎於冷戰的笨重軍事體系、全球投射的軍事優勢以及由之而來的全球存在成為耗竭美國霸權的白象。帝國基於軍事控制而誕生，而這種控制使帝國可以通過收取貢賦來滿足中央需要。歷史上羅馬帝國、英帝國的霸權建立在直接軍事佔領上，以對殖民地的財富和資源掠奪為根基，帝國的軍事重負被轉嫁給殖民地與附屬國，避免了過度武裝的軍事重負損害帝國的經濟基礎。美國的帝國霸權以海空優勢和經濟力量為後盾，依賴國際機制實施間接控制。在核均勢之下，美國缺乏陸上優勢以及常規海空優勢被剋制，使其無法佔領土地並構建一般意義上的帝國空間。美國不能以直接的軍事掠奪為其軍事消耗獲得補償，被迫為自己的全球警察行動買單，因而必然減少經濟投資，從長遠看使自己的處境更為艱難。

經濟實力是綜合國力最根本也是最深在的基礎，而美國的經濟力量正在萎縮。500年來沒有任何大國通過戰爭提高了國力，美國在20世紀大國競爭中脱穎而出，是因為立國以來相當長時期它置身於舊大陸的衝突之外。美國的崛起依賴經濟的強盛，科技是其核心。200多年來美國經濟突飛猛進，帶動了全球經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融合的推動力。經濟力量是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基礎，是美國軍事強權賴以存在的支柱，為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在全世界擴散提供強大的支持。但歷史的邏輯是，沒有哪個國家在超過歷史學意義上的一個短的時期內保持旺盛的創造力。美國衰落的經濟表現在兩方面：相對於過長的遍及全球的帝國戰線，美國的經濟資源不足；面對不斷變遷的全球工業力量格局，美國實力的技術和經濟基礎正在喪失。[3]

美國科技和經濟的基礎正在削弱。戰後以來美國經濟逐漸軍事化，民間由此失去了人才和資金，無法實現技術革新，長期繁榮必不可少的社會經濟基礎因此削弱。進入新世紀，美國製造業的基礎幾乎喪失殆盡，公共教育體系日益荒廢。自信息技術問世以來，美國高技術商業化進程緩慢，在全球產業和股市的主導地位日漸式微。越戰以來，美國即依賴負債與金融投機維持經濟體系運轉。美國一直面臨着預算赤字、國際收支逆差、儲蓄不足以及軍事擴張過度導致的經濟重負。日漸老化的人口加劇了財政危機。不斷攀升的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成本，生育高峯出生的一代人接近退休，以及先進的醫療技術造成螺旋上升的開支風暴。

美國經濟實力急劇衰退，經濟霸主地位日漸式微，刺激計劃無法挽回昔日的繁榮。次貸危機引發的衰退正在終結美國引領全球經濟的時代，美國主導世界經濟和國際貨幣體系的格局暴露破綻，美元體制的根基動搖，靠借貸與金融投機維持繁榮60年之久的超級大泡沫正在破滅。跨越國界的大動盪常常會動搖世界的根基，導致舊體系土崩瓦解。美國的巨大優勢因10年來華盛頓在政治上的短視、華爾街內外的貪婪成性以及海外軍事擴張過度而黯然失色。由於財政危機的深度和嚴重性，美國遭受危機的打擊更為沉重，而當曠日持久的全球經濟危機塵埃落定時，美國佔全球生產總值的份額可能會下降一兩個等級。[8]

美元正在迅速失去全球金融市場的主導地位。美國經濟的雙重特徵就是無生產能力與金融不負責任的結合。美元日益成為懸空的貿易貨幣，它既沒有黃金支撐，又沒有美國財政和貨幣紀律的保障，全球消費的大多數商品也不再是美國製造。美元正在失去對全球蓬勃發展的一些地區的金融影響力。鉅額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造成美元下跌的壓力，歐元的啓動和人民幣趨向獨立正在終結美元對全球金融的壟斷，抵消美國對世界的唯一實際貢獻，即對世界市場需求的凱恩斯式的支撐。這種轉變是歷史性的。滋養美國的商品流、貨幣流和移民流將枯竭。[9]美國在全球並不具備絕對的軍事強制力量，美元的命運最終將由市場力量決定。

大國在國際體系中相對地位的浮沉，即世界權力的轉移主要取決於技術突破和組織形式的變革。在歷史的不同時代，那些崛起的大國在發展了當時的主導經濟的同時都開拓了經濟新邊疆，那些最有效最成功地從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個領域的民族和國家，總能獲得巨大的戰略優勢。佔領新的制高點，並進行持續的創新，是大國興衰的最根本的決定因素。[10]中國的經濟力量——中國的廉價製造優勢、規模經濟效益、最後的未被開發的全球大市場與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體系鏈上快速攀登的能力，這正是中國的力量所在與機會源泉，在塑造新的大國關係方面成為居於支配地位的地緣政治因素。核均勢時代大國興滅與國際體系變遷背後是經濟因素，經濟增長率不平衡是國家權力爭奪背後最深在的決定力量，創新和生產力中心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外地方最終使新生力量能夠戰勝疲憊不堪的霸權。

體制創新是30年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中國成功應對全球危機的依託。全球化時代資本與技術的迅速擴散助推了史無前例的經濟轉型，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產業鏈上的中心環節。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勞動大軍以高效的市場原則被重新組合到數以百萬計的大小企業中，迅速的城市化和巨量儲蓄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金融危機凸顯了中國的作用。中國的金融實力，與美國比肩的工業力量，13億人口的龐大國內市場，高科技產品與資本的輸出，成為中國在全球衰退中維持高速增長的優勢基礎。內需啓動與發展方式的轉變，人民幣成為主導貨幣的潛力將使中國經濟再次獲得數十年黃金般的發展機會。

核均勢下的中美戰略競爭在全球戰略棋局中的重現為經濟力量再度顯示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運。核均勢與中國新生經濟力量的結合制約了美國在中國崛起上的軍事選擇，也為中國借經濟力量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國際機制。二戰結束之初，兩大陣營並無實質性經貿聯繫，美國迅速確定了對蘇遏制戰略。冷戰後美國一超獨大，其遏制戰略鋒芒立即指向中國，但美國始終沒有形成占主導地位的對華政策。中美間不斷深化的經濟依賴，制約了美國形成明確、有效的對華遏制戰略。這種局面還會持續下去。[11] 核均勢下真正的權力是經濟，經濟力量的消長一刻不停地塑造着世界體系的權力結構，它成為大國力量的命脈所在與大國關係的終極驅動因素。美國正在走出傳統大國軍事對抗與軍備競賽的迷思，正在適應由經濟力量轉移所推動的全球體系重心日益向亞洲傾斜的趨勢。

核均勢的存在決定了中美兩大國必須尋求和平共存，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只能採取和平競賽的方式，即通過創造財富的競爭來決定結局。中美之間的安全困境依然存在。中國軍事現代化導致美國猜忌，而中國軍事現代化也是為了反制可能的外來威脅。核均勢的存在抑制了直接的軍事衝突，中美戰略競爭陷入持久的戰略對峙，經濟力量消長再度處於兩國關係的核心。經濟與技術進步速度的差異不僅使中美經濟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也逐漸促成政治和軍事優勢轉換。隨着經濟的躍進，中國軍事現代化呈必然之勢，而中國的政治優勢也隨之跟進。[11]東亞的一個特例，就是日本依託核均勢的間接屏障，追求與其經濟相稱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這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美力量對比正處在加速的變動之中，中美關係因勢不可擋的經濟力量轉移而重新塑造。

結語

核均勢下的大國興衰進程仍未停止，而經濟力量成為大國興滅的終極主宰因素。從全球權力消長的大背景來看，美國軍事力量消退所帶來的客觀變化之一是美國的軍事進攻主義讓位於中國經濟的和平成長。中國依託核均勢盾牌，擺脱了軍備負擔，輕裝前進，依賴經濟的成長，充實國家力量，在軍事力量無能為力的地方實現國家目標。核均勢下的國際體系進入了經濟力量顯示身手的黃金歲月，中國和平崛起的經濟力量正在形成有利於全球均勢的大國力量對比。台海兩岸的經濟統一正在悄然進行，美國在台海的介入立場正在後退；中日經濟加速融合，中日之間的歷史積怨正在消失。經濟優勢開始成為不可抗拒的地緣政治力量。

美國用軍事手段阻止不斷成長的中國經濟所帶來的權力轉移已經失效。中國正在崛起的經濟力量，是中美關係中最活躍、最具革命性的地緣政治因素，它促使冷戰後不對稱的中美權力結構不斷地向中國傾斜，並使美國適應與中國之間從對抗走向合作的轉變過程。自工業革命以來，西歐主宰着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兩極體制誕生。隨着冷戰後蘇聯的解體，美國擁有了帝國式的霸權。但很快，隨着新興大國的崛起及美國陷入反恐戰爭泥沼，無所顧忌單一超級大國的時代結束了。美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已有一個世紀，已達大國霸權週期的極限。[11]就全球力量的結構而言，美國的力量和先發制人的戰略應受到削弱和抗衡。力量成長的中國代表的是普遍原則的權利，中國崛起和這種崛起背後的原則順應全球民意，它將成為新的國際秩序的道德原則。

核均勢下的大國權力爭奪實現了革命性的變遷：數千年來藉助於大國戰爭一舉實現的世界權力轉移讓位於經濟力量緩慢但卻不可阻擋的侵蝕作用。經濟力量上升為大國關係中成為居於主宰地位的地緣政治因素。經濟力量通過不間斷的量的累積替代了國際體系內部藉助於戰爭實現的破壞性變革。數千年來人類憧憬的永久和平，在核均勢的陰影之下終於可以成為現實。在這個由大國權力規定的國際體系中，權力爭奪的永久鬥爭不會終止，大國對抗依舊，但大國關係中最具破壞力的暴力因素被拔除。除非核均勢被突破（在我們時代的視野中看不到這種前景），否則經濟的力量，——創造財富的競爭，而非軍備的競爭，將確保我們時代的總體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