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_風聞

　　 新民主主義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鋭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箇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説，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這樣説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日本佔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説，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其第一步現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那末，這個歷史特點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來就有了的，還是後來才發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發展，就知道這個歷史特點，並不是從鴉片戰爭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即中國社會開始由封建社會改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來，就開始了的。中經太平天國運動 　　然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 　　在這以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這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説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潰，而在其餘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這種革命，在其進行中，因為敵情和同盟軍的變化，又分為若干的階段，然而其基本性質是沒有變化的。 　　這種革命，是徹底打擊帝國主義的，因此它不為帝國主義所容許，而為帝國主義所反對。但是它卻為社會主義所容許，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所援助。 　　因此，這種革命，就不能不變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正確的命題，還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提出了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而為當時一切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人們所贊成的。不過那時這一理論的意義還沒有發揮，以致人們還只是模糊地認識這個問題。 　　這種“世界革命”，已不是舊的世界革命，舊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同樣，這種“一部分”，已經不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 　　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這一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還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時，就説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從這篇文章以後，斯大林曾經多次地發揮了關於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離了舊範疇，改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得最清楚明確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同當時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爭論的文章。這篇文章載在張仲實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這麼一段： 　　“舍米契引證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那裏曾説：‘在上升的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民族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鬥爭。’顯然，他企圖以此來暗示他給當前歷史條件下的民族運動的社會意義所下的定義是正確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寫的，那時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問題，那時候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當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當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時候起，國際形勢已經根本地改變了，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要是看不清這一點，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寧還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間，就在他的《民族自決權討論的總結》一文中説過，民族問題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基本點，已不再是一般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已經變成一般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了。列寧以及俄國共產主義的其他代表者關於民族問題的以後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講了。現在，當我們由於新的歷史環境而進入於一個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舍米契在這一切以後卻引證斯大林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所寫的那本小冊子中的一個地方，這能有什麼意義呢？它只能有這樣一個意義，就是舍米契是離開時間和空間，不顧到活的歷史環境來引證的，因而違反了辯證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沒有考慮到在某一個歷史環境下是正確的東西在另一個歷史環境下就可以成為不正確的。” 　　由此可見，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中國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義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已經一天一天把世界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在蘇聯已經到了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期，有能力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打擊資本主義反動的時候；是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正在準備打倒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已經形成了一個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的時候。在今天，我們是處在這種時候，那末，應該不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應該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 　　這個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中又分為許多小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五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中國革命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而其第一階段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新的歷史特點。這個新的特點具體地表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上又是怎樣的呢？下面我們就來説明這種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前（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是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他們的知識分子）。這時，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當作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還是當作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追隨者參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時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的階級。 　　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革命的影響，已經迅速地變成了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的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 　　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後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願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麼革命性。在那裏，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裏，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但同時，也即是由於他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他們又保存了另一種性質，即對於革命敵人的妥協性。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於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後的一個時期內一度附和過反革命。在抗日戰爭中，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以汪精衞 　　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這種兩面性，就是歐美歷史上的資產階級，也是同具的。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種多樣的國家體制中，按其政權的階級性質來劃分，基本地不外乎這三種：（甲）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乙）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丙）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 　　第一種，是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民主氣息，已經轉變或即將轉變為資產階級的血腥的軍事專政了。某些地主和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可以附在這一類。 　　第二種，除蘇聯外，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醖釀着。將來要成為一定時期中的世界統治形式。 　　第三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着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地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 　　這裏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於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地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於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一九二四年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十六年來，國民黨自己違背了這個聲明，以致造成今天這樣國難深重的局面。這是國民黨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禮中改正這個錯誤。 　　至於還有所謂“政體”問題，那是指的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指的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形式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中國現在可以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 　　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所應該建立和決不可不建立的內部政治關係，這就是今天“建國”工作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六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係。 　　這樣的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 　　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的表現。 　　七 駁資產階級專政 　　這種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共和國，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贊成的，舍此沒有第二條路走。 　　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路嗎？誠然，這是歐美資產階級走過的老路，但無如國際國內的環境，都不容許中國這樣做。 　　依國際環境説，這條路是走不通的。現在的國際環境，從基本上説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的環境，是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社會主義向上生長的環境。要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首先是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歷來中國革命的失敗，都是被帝國主義絞殺的，無數革命的先烈，為此而抱終天之恨。現在是一個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打了進來，它是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現在是日本在中國發展它的資本主義，卻不是什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是日本資產階級在中國專政，卻不是什麼中國資產階級專政。不錯，現在是帝國主義最後掙扎的時期，它快要死了，“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 　　其次，是社會主義不容許。這個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敵人，中國要獨立，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這就是説，不能離開蘇聯的援助，不能離開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無產階級在其本國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援助。雖然不能説，中國革命的勝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國或其中一二國的革命勝利之後，但須加上它們的力量才能勝利，這是沒有疑義的。尤其是蘇聯的援助，是抗戰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條件。拒絕蘇聯的援助，革命就要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反蘇運動 　　如果説，由於特殊條件（資產階級戰勝了希臘的侵略，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還有過一個基馬爾式的小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土耳其 　　依國內環境説，中國資產階級應該獲得了必要的教訓。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剛剛由於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而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佔革命的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革命聯盟，並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舉行了十年的“剿共”戰爭。然而結果又怎麼樣呢？現在是當一個強大敵人深入國土、抗日戰爭已打了兩年之後，難道還想抄襲歐美資產階級已經過時了的老章程嗎？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後，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如果有人還想從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經是新的“剿共”典型，同舊的多少有點區別。但是這種新的“剿共”事業，不是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奮勇擔負起來了嗎？這個人就是汪精衞，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誰要加進他那一夥去，那是行的，但是什麼資產階級專政呀，資本主義社會呀，基馬爾主義呀，現代國家呀，一黨專政呀，一個主義呀，等等花腔，豈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嗎？如果不入汪精衞一夥，要入抗日一夥，又想於抗日勝利之後，一腳踢開抗日人民，自己獨佔抗日成果，來一個“一黨專政萬歲”，又豈非近於做夢嗎？抗日，抗日，是誰之力？離了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你就不能走動一步。誰還敢於去踢他們，誰就要變為粉碎，這又豈非成了常識範圍裏的東西了嗎？但是中國資產階級頑固派（我説的是頑固派），二十年來，似乎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不見他們還在那裏高叫什麼“限共”、“溶共”、“反共”嗎？不見他們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後，再來一個《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再來一個《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 　　中國有一句老話：“有飯大家吃。”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敵大家打，就應該有飯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書大家讀。那種“一人獨吞”、“人莫予毒”的派頭，不過是封建主的老戲法，拿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來，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們共產黨人對於一切革命的人們，是決不排斥的，我們將和所有願意抗日到底的階級、階層、政黨、政團以及個人，堅持統一戰線，實行長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產黨，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統一戰線，那是不行的。中國必須抗戰下去，團結下去，進步下去；誰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們是不能容忍的。 　　八 駁“左”傾空談主義 　　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沒有問題，現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將來要發展到第二步，發展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中國現在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這個任務沒有完成以前，社會主義是談不到的。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 　　有些惡意的宣傳家，故意混淆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提倡所謂“一次革命論”，用以證明什麼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裏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起勁地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對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寧邊區。其目的，是想根本消滅任何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性，反對抗日的徹底性，而為投降日寇準備輿論。這種情形，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地造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佔領武漢後，知道單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國，乃着手於政治進攻和經濟引誘。所謂政治進攻，就是在抗日陣線中誘惑動搖分子，分裂統一戰線，破壞國共合作。所謂經濟引誘，就是所謂“合辦實業”。在華中華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五十一，日資佔百分之四十九；在華北，日寇允許中國資本家投資百分之四十九，日資佔百分之五十一。日寇並允許將各中國資本家原有產業，發還他們，摺合計算，充作資本。這樣一來，一些喪盡天良的資本家，就見利忘義，躍躍欲試。一部分資本家，以汪精衞為代表，已經投降了。再一部分資本家，躲在抗日陣線內的，也想跑去。但是他們做賊心虛，怕共產黨阻擋他們的去路，更怕老百姓罵漢奸。於是打夥兒地開了個會，決議：事先要在文化界輿論界準備一下。計策已定，事不宜遲，於是僱上幾個玄學鬼 　　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似乎並無惡意，也迷惑於所謂“一次革命論”，迷惑於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純主觀的想頭；而不知革命有階段之分，只能由一個革命到另一個革命，無所謂“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觀點，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説，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如果説，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做“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駁頑固派 　　於是資產階級頑固派就跑出來説：好，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後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系和任何別的社會制度的，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進了歷史博物館的東西了。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已有一部分進了博物館（在蘇聯）；其餘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快進博物館了。惟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説革命的後一階段了。這也就是資產階級頑固派為什麼要那樣叫囂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實，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國就會亡國。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 　　誰人不知，關於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因為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產主義，豈非荒謬絕倫之至？在共產黨人，正因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有和自己的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之點，所以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才有可能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否則就沒有這種可能了。這是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在民主革命階段上的統一戰線，孫中山所謂“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 　　“一個主義”也不通。在階級存在的條件之下，有多少階級就有多少主義，甚至一個階級的各集團中還各有各的主義。現在封建階級有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有資本主義，佛教徒有佛教主義，基督徒有基督主義，農民有多神主義，近年還有人提倡什麼基馬爾主義，法西斯主義，唯生主義 　　為了免除誤會，並使頑固派開開眼界起見，關於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主義比較起來，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基本政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這些相同，並由於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分。則有：（一）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如果它不補足這些，並且準備實行起來，那對於民主政綱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説完全相同。（二）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於民主革命階段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於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沒有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綱領，沒有最高綱領，即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於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革命徹底性。上述這些，都是兩者的不同部分。由於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 　　明白了這些之後，就可以明白，資產階級頑固派要求“收起”共產主義，這是什麼意思呢？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就是毫無常識了。 　　一〇 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資產階級頑固派完全不知道歷史的變化，其知識的貧乏幾等於零。他們既不知道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新三民主義和舊三民主義的區別。 　　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麼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願頑固派先生們，於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餘，也去翻閲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説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偽三民主義。只有《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才是“真釋”，其他一切都是偽釋。這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這篇宣言的通過，我和很多的國民黨員都是親眼看見的。 　　這篇宣言，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是舊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 　　在這以後，三民主義是新範疇的三民主義，是新的半殖民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新三民主義。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 　　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現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聯合。不見一九二七年之後，就已經有過這種情形嗎？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一經進一步尖鋭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捲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如果舍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如果照汪精衞從前的話，來一個“夾攻中的奮鬥”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如不聯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衞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們就請你加入他們的反共公司。但這豈非有點當漢奸的嫌疑嗎？我不跟日本走，單跟別國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誰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漢奸，因為你不能再抗日。我獨立反共。那是夢話。豈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漢們，能夠不靠帝國主義之力，幹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嗎？昔日差不多動員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氣力反了十年之久還沒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獨立”反之嗎？聽説外邊某些人有這麼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末，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麼“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於“共”而在於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義，必須是聯共的三民主義，否則，三民主義就要滅亡。這是三民主義的存亡問題。聯共則三民主義存，反共則三民主義亡，誰能證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説：“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 　　由此可知，離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沒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義者，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這點。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是孫中山先生的大功勞，是在中國革命作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時代產生的。只有這種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才稱之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才宣佈“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中的政綱，即其最低綱領，基本上相同。 　　至於舊三民主義，那是中國革命舊時期的產物。那時的俄國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國內也沒有共產黨，當然不能有聯共政策；那時工農運動也沒有充分顯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為人們所注意，當然就沒有聯合工農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的三民主義，乃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乃是過時了的三民主義。如不把它發展到新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能前進。聰明的孫中山看到了這一點，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助力，把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遂獲得了新的歷史特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建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全國人民的同情，舉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但如果在新時期內，在新三民主義已經建立之後，還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後，要反對聯俄；在有了共產黨之後，要反對聯共；在工農已經覺悟並顯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後，要反對農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反動，就是這種不識時務的結果。語曰：“識時務者為俊傑。”我願今日的三民主義者記取此語。 　　如果是舊範疇的三民主義，那就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什麼基本上相同之點，因為它是舊時期的，是過時了的。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要反俄、反共、反農工，那就是反動的三民主義，它不但和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是共產主義的敵人，一切都談不上。這也是三民主義者應該慎重地考慮一番的。 　　但是無論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沒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義是不會被一切有良心的人們放棄的。放棄它的只是那些汪精衞、李精衞之流。汪精衞、李精衞們儘管起勁地幹什麼反俄、反共、反農工的偽三民主義，自會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們繼續擁護孫中山的真三民主義。如果説，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後，還有許多真三民主義者繼續為中國革命而奮鬥，那末，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今天，這種人無疑將是成千成萬的。我們共產黨人將始終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實行長期合作，除了漢奸和那班至死不變的反共分子外，我們是決不拋棄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上面，我們説明了中國政治在新時期中的歷史特點，説明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問題。下面，我們就可以進到文化問題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如我們在第三節中已經提過的話，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雖然封建經濟還是佔優勢。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對於封建經濟説來，它是新經濟。同這種資本主義新經濟同時發生和發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而在觀念形態上作為這種新的經濟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併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沒有這些階級的政治力量，所謂新的觀念形態，所謂新文化，是無從發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經濟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國的革命力量，它們是反對舊政治舊經濟舊文化的。這些舊東西是由兩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國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經濟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而以後者為盟主。所有這些，都是壞東西，都是應該徹底破壞的。中國社會的新舊鬥爭，就是人民大眾（各革命階級）的新勢力和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舊勢力之間的鬥爭。這種新舊鬥爭，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這種鬥爭的時間，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整整一百年了；從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説，革命亦有新舊之分，在某一歷史時期是新的東西，在另一歷史時期就變為舊的了。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為前八十年和後二十年兩個大段落。這兩大段落中，各有一個基本的帶歷史性質的特點，即在前八十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屬於舊範疇的；而在後二十年，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便屬於新範疇了。舊民主主義——前八十年的特點。新民主主義——後二十年的特點。這種區別，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現這種區別呢？這就是我們要在下面説明的問題。 　　一二 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在“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在“五四”以前，學校與科舉之爭 　　“五四”以後則不然。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五四運動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勞動運動的真正開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即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在世界上改變了過去面貌之時，在這裏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聯繫，是非常之顯然的。由於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着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後，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 四個時期 　　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併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 　　這種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二十年來，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兩年，第二個時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個時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三年。 　　第一個時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時期中以五四運動為主要的標誌。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五四運動所以具有這種性質，是在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瓦解，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但發展到六三運動 　　第二個時期，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五卅運動、北伐戰爭為標誌，繼續了並發展了五四運動時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吸引了農民階級加入，並且在政治上形成了這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這就是第一次國共兩黨的合作。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這以前，三民主義是和教育界、學術界、青年界沒有多大聯繫的，因為它沒有提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也沒有提出反封建社會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號。在這以前，它是舊三民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被人們看成為一部分人為了奪取政府權力，即是説為了做官，而臨時應用的旗幟，看成為純粹政治活動的旗幟。在這以後，出現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由於國共兩黨的合作，由於兩黨革命黨員的努力，這種新三民主義便被推廣到了全中國，推廣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學術界和廣大青年學生之中。這完全是因為原來的三民主義發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之故；沒有這一發展，三民主義思想的傳播是不可能的。 　　在這一時期中，這種革命的三民主義，成了國共兩黨和各個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兩個主義結成了統一戰線。以階級論，則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那時，以共產黨的《嚮導週報》 　　第三個時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時期。因為在前一時期的末期，革命營壘中發生了變化，中國大資產階級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革命營壘中原有的四個階級，這時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所以這時候，中國革命就不得不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而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羣眾進行這個革命。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人農民。從當事者看來，似乎以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一定可以“剿盡殺絕”的了。但結果卻相反，兩種“圍剿”都慘敗了。作為軍事“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紅軍的北上抗日；作為文化“圍剿”的結果的東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這兩種“圍剿”之共同結果的東西，則是全國人民的覺悟。這三者都是積極的結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於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麼文化“圍剿”也一敗塗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嗎？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反革命“圍剿”的消極的結果，則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全國人民至今還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這一時期的鬥爭，在革命方面，是堅持了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在反革命方面，則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斬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斬了他的新三民主義，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深重的災難。 　　第四個時期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革命的曲線運動中，又來了一次四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範圍更放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很多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地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時期的第一階段，是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武漢失陷以後，為第二階段，政治情況發生了許多變化，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投降了敵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結束抗戰。在文化方面，反映這種情況，就出現了葉青、張君勱等人的反動和言論出版的不自由。 　　為了克服這種危機，必須同一切反抗戰、反團結、反進步的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不擊破這些反動思想，抗戰的勝利是無望的。這一斗爭的前途如何？這是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大問題。依據國內國際條件，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難，中國人民總是要勝利的。全部中國史中，五四運動以後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國的進步將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嗎？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後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這在中國是如此，在整個東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鬥爭中鍛煉出來的。新文化也是這樣，二十年中有三個曲折，走了一個“之”字，一切好的壞的東西都考驗出來了。 　　資產階級頑固派，在文化問題上，和他們在政權問題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新時期的歷史特點，他們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在文化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一部分所謂歐美派的文化人 　　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説，居於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並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羣眾。但整個的國民文化，現在也還不是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