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榨菜背後的文化失憶: 台灣"自然獨"坐大到了何種程度？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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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相平 |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台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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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近日，台灣某黃姓專家在一檔評論節目中聲稱“大陸民眾連榨菜都吃不起了”，引發輿論羣嘲。此番言論意圖如何，不得而知，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台灣人瞭解大陸的渠道還不太通暢，時常存在認知偏差。不僅如此，事實上，他們對自身文化的理解和認同也被極大扭曲了。近年來，台獨勢力為培養更多的“天然獨”，力圖從文化層面“去中國化”，已是人盡皆知。本文作者認為，“文化台獨”試圖通過尋找多元“祖源記憶”、結構性失憶等手段，逐步解構和重構台灣的歷史記憶，以達到在文化上“去華夏化”的目的。然而，中華民族認同根基穩定，民族史觀下的歷史記憶也不可能被輕易了斷，中華傳統依然會持續發揮作用，這意味着台灣文化不可能完全“去華夏化”，但可能走向“華夏邊緣化”。

文章原發表於《台灣研究》2017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論歷史記憶的重構與台灣的“去華夏化”

——兼論“文化台獨”者的思維邏輯及路徑選擇

在李登輝執政後期及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當局極力推動和實施“去中國化”策略，動作越來越密集。2008 年馬英九上台後，這個態勢有所減緩，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實施“政治反中、法理拆中、文化去中、經濟離中、戰略制中”路線，“文化去中”呈現蔓延態勢。為了政治目的，在文化上推行“去華夏化”策略，以消除華夏文化在台灣的影響，其表徵紛繁多樣，不一而足，但在看似雜亂的背後卻藴藏着明晰的“文化台獨”邏輯和思維。本文試圖發掘並釐清這些邏輯和思維，幫助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文化台獨”。

▍歷史記憶與社會記憶

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 or memory for the past），是指個人或集體對過去的記憶。歷史記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歷史是一種集體記憶。按照社會心理學家的看法，一般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認為記憶是一個個人的內心活動，但是當代社會心理學家卻認為其不能完全脱離周圍的環境而完全是個人的活動。任何個人對歷史事件的記憶都具有社會性，某個羣體當中對某一事件的記憶大體上是相同的。

第二，記憶具有傳承性和延續性。歷史記憶這個詞不僅包括它記憶的對象是歷史事件，同時記憶本身也是一個歷史，是一個不斷傳承、延續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構成歷史。不同的人、不同的時代對事件的記憶或者遺忘，或者是重構都要經歷一個過程。

第三，那些具有所謂的負面影響的歷史事件，或者是由於政府的禁止，或者由於讓人難堪而不便被公開的記憶，或者是人們強迫自己去遺忘或不去思考的記憶。但對於某些事件來説，人們強迫遺忘的企圖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們被告知説不要去談論某件事情的時候，這些事情卻往往被記憶下來。

台灣“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王明珂認為，“歷史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是三種範疇不同的具有社會意義的“記憶”。

“社會記憶”，指所有在一個社會中藉各種媒介保存、流傳的“記憶”。如圖書館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藴含的神話，一尊偉人塑像所保存與喚起的歷史記憶，以及民間口傳歌謠、故事與一般言談間的現在與過去。

“集體記憶”，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記憶”經常在此社會中被集體回憶，而成為社會成員間或某次羣體成員間分享之共同記憶。

**“歷史記憶”，是指社會的“集體記憶”中以該社會所認定的“歷史”形態呈現與流傳的部分記憶。**人們藉此追溯社會羣體的共同起源（起源記憶）及其歷史流變，以詮釋當前該社會人羣各層次的認同與區分——如詮釋“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民族；“我們”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後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後裔；“我們”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統、核心人羣，哪些人是外來者或新移民。在“歷史記憶”的結構中，通常有兩個因素——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在“時間”中延續與變遷。

王明珂把“歷史記憶”“集體記憶”“社會記憶”區分開來，對我們深入瞭解社會、歷史不無幫助，但是，在他的敍述中，建構出“社會記憶＞集體記憶＞歷史記憶”模式，“歷史記憶”成為一個“小概念”，個人並不完全贊同。王明珂在此處的“歷史”特指的、狹義的“歷史” 概念，但實際上，“歷史”可指“過去”，也可指通過多種史料重新構建起來的那個歷史，即歷史學。正如黑格爾所説，歷史同時是一種發生和對這種發生的敍述。“現在”之前的客觀存在以及“現在”與這個“先前存在”之間的對話，都是歷史。因此，“歷史記憶”的涵義比“集體記憶”深厚、寬泛，它包含了“集體記憶”，基本等同於“社會記憶”。

▍“文化台獨”者重構台灣歷史記憶的路徑與方法

“歷史記憶”處於不斷的形塑和修正之中，正如王汎森所説：“人們的歷史記憶像一塊黑板，可以不斷地添寫、塗改、擦拭”，“歷史記憶需要不斷的‘再生’（reproduce）， 但往往不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會政治情境所左右”。台灣不同的政治力量上台，都會試圖利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內的多種資源對台灣的“歷史記憶”進行“添寫、塗改、擦拭、再生”。“文化台獨”者藉助於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政治台獨”力量，或兩種力量裹挾在一起，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重構台灣的“歷史記憶”。

（一）尋找多元“祖源記憶”

對共同的祖源記憶的強化或弱化，對一個族羣的延續至關重要。個人或人羣都經常藉着改變原有的祖源記憶，來加入、接納或脱離一個族羣，造成族羣邊界的變遷，也就是族羣認同變遷。而歷史失憶與認同變遷常發生在移民情境之中。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在歷史上與中國大陸存在天然的紐帶，中華民族是其主流認同。雖然台灣也曾先後經受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統治，一些人具有殖民主義母國認同也是事實，但這是支流。在台灣的政治力影響下，這些支流受到特殊的扶持和凸顯，近年來甚至顯現出“覆蓋”中華民族認同的企圖。

2000年，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説”中即強調要“讓立足台灣的本土文化與華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軌”。他刻意地將“台灣文化”和“華人文化”分裂開來，這實際上是台灣在文化、教育上“統獨”之爭中“獨”派的一種極端表現。在2015年的“104課綱微調爭議案”中，台灣某些人對“多元祖源記憶”之尋找和堅持十分固執。他們在淡化甚至撇開“中華民族”的同時，不斷尋找荷蘭人、日本人、“被大陸拋棄”的本土人為“起源歷史”者，而對持“中華民族史觀”者而言，這些只不過是“歷史流變”中的“枝葉”而已。這種在“起源歷史”（“根基歷史”）上的針鋒相對，實質是不同歷史記憶及認同的對立。近年來，“綠營”學者轉而尋求建構“原住民祖源論”，推動“南島語族史觀”，就是一例。

（二）結構性失憶

許多民族誌顯示，以忘記或虛構祖先來重新整合族羣範圍，在人類社會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因此“結構性失憶”或“譜系性失憶”這些名詞，後來常被研究族譜或親屬關係的學者們提起。族羣的發展與重組以結構性失憶及強化新集體記憶來達成。

當下台灣在“結構性失憶”方面的表現有四：

（1）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黃”很少被提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無人問津；

（2）對台灣做出重大貢獻人物如鄭成功、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被排除在“記憶”之外，在其“課綱”中不能提；

（3）對蔣氏父子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大力凸顯其“惡”而全面遮蔽其“功”， 蔣氏父子及其領導團隊因為“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被戴上惡形惡狀、猙獰恐怖的面具，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貢獻則完全被湮沒；

（4）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則儘量隱藏其“惡”而全力凸現其“功”，“殖民進步論”漸次擴散。

（三）“重排照片”與“了斷”他族羣之歷史記憶

在一個族羣的內部，經常形成不同的次羣體，互相競爭到底誰對本族羣的“過去”有詮釋權。而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羣，經常互相“關懷”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失去對自身族源的詮釋權，或是接受強勢族羣給予的族源記憶，經常發生在許多弱勢族羣之中。“重排照片”，是優勢族羣權力的展現。在族羣關係緊張時，取得全面競爭優勢的族羣就會試圖“了斷”對方的歷史記憶。這種“了斷”包括兩個層面：

（1）了斷過去從而讓自己獲得解脱，並達到慰藉或治療效果；

（2）替政治對手及其支持者“了斷”其歷史記憶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當下的台灣，“了斷”同時在這兩種意涵上鋪展。

2016年11月6日，蔡英文出席一場名為“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秋祭”的活動，向包括參加二戰的台灣籍日軍在內的台籍老兵致敬。台灣籍日軍的照片，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致敬的對象，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作為侵華日軍後代的蔡英文，為了“解脱自己”而進行“了斷”，試圖將歷史記憶中“忌諱”變成“不忌諱”，進而將“非正義”轉化為“正義”，以了卻自己的“歷史包袱”。而“了斷”對手及其支持者的歷史記憶的方式，則無非是“對一件規範的真實事件預先規定其意義”，換句話説，就是“凡是不許存在的東西，就不能存在”。在這種“重排照片”心態作祟下，民進黨等“文化台獨”者持續推進“去蔣介石化” “去孫中山化”，其“了斷”“中華民國認同者”歷史記憶的意圖一目瞭然。

（四）傳播説服：多層次多管道解構和重構            

“傳播説服”是利用信息傳播或溝通的方式來改變人們態度的過程。它包括一個傳播者，一個接受者，以及傳播者對接受者傳達有關信息。1980年代末期以來，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下的台灣，當權者向主動的或被動的信息接受者進行強勢的傳播，這種傳播的核心是在“本土化”口號下的“去中國化”。台灣當局通過修改教科書、調整各級教育體系，對歷史展覽館的內容進行調整等“正式管道”來使少數人的“集體記憶”成為多數人的“集體記憶”。 各種照片、影片，藉助於電腦網絡、社交媒體，迅速流轉，影響的廣度、深度前所未有。

某些學者經常提供所謂學術上的“客觀證據”，雖然他們只不過是在無數的社會記憶中選擇“有歷史意義”的材料或重新定義過的“典型器物”“文化特徵”，但他們給有歷史意味的照片、影片供給和賦予了“權威”的信息，對重構台灣的歷史記憶和認同有着不一般的影響力。這些台灣的文化菁英主要的平台在於學校講台。雖然學校講台所影響的人數不及大眾媒體，但因為教科書權威性、系統性的影響，加上與教學與考試、升學、畢業等制度性安排有關，其影響更加深遠。

而在公務員考試以及各種社會性考試中，台灣的歷史記憶無時不在“解構”和重構之中。2000年10月，台“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發表“台灣歷史發展的特色”的專題演講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的重構是政治民主化後最重要的課題”，他甚至於要求“考試院”改變公務員高等及普通考試的應考科目範圍，將“台灣近代史”從“中國近代史”中單列出來並增考“日本近代史”。

▍“文化台獨”者重構台灣歷史記憶的目標及其可能效果

認同包括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多種類型，核心是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文化認同是創造民族認同的必要條件。“文化台獨”者重構台灣歷史記憶的直接目標在於“重構歷史”，建構新的社會記憶，終極目標在於消解台灣人的中華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為“台灣獨立”奠定思想和心理基礎。個人認為，他們無法取得成功，原因如下：

（一）中華民族認同“根基”穩定

民族認同理論包括“原生論”和“工具論”兩種針鋒相對的理論，前者又稱為“根基論”。越來越多的學者把“原生論”和“工具論”加以綜合運用，以符合實際歷史進程。中華民族認同歷經數千年的淬鍊，根基十分穩固，不是某些“場景”改變就可以輕易改變。就台灣而言，最能檢驗這種“根基性”的是在日據時期。即使日本殖民者對台灣實行高壓統治，台灣人的中華民族認同依然十分強固。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之根本起源乃繫於他們原是屬於漢民族的系統，這種民族意識可以説是牢不可破的。”在當下的台灣，雖然中華民族認同受到種種干擾，但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2016年11月公佈的一份民調結果表明“有 86%（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負責該項調查的艾普羅民調公司負責人表示，“從之前連續4年13次的調查趨勢來看，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比例穩定維持在84%以上”。

（二）“中華民族史觀”下的歷史記憶不可能被“了斷”

集體記憶，它們以族譜、傳説、歷史記載、古墓、祠堂、手札、碑刻等種種面貌存在着。“我們可能強調一部分，隱瞞、忽略另一部分。但對個人而言，被社會現實壓抑的過去，並不表示完全遺忘。它以各種形式存在着，無意或刻意地被保存着。”“這些文獻、文物與人物言行，成為社會記憶中隱藏潛伏的一部分，等着在往後的社會變遷中被憶起，被賦予新的詮釋，成為凝聚新族羣的集體記憶。”

在當下的台灣，替對方“了斷”其歷史記憶成為“新常態”。然而，既然存在為他人“了斷”歷史記憶的現象和企圖，就必然有防止他人為自己“了斷”歷史記憶的抗爭，兩者之間的矛盾、猜忌和對立相反相成。在陳水扁執政下的台灣大肆推行“去蔣化”，以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遭到台灣民眾的堅決抵制。此後，國民黨上台，一批學者努力推動“課綱微調”，以加強構築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紐帶。這種博弈和鬥爭將會持續下去，“中華民族史觀”將獲得最後的勝利。

（三）日常生活中的“中華傳統”會持續發揮作用

麥金太爾認定：“我是一種傳統的一個載體，不管我是否喜歡這種傳統，也不管我是否認識到了這個事實。” 每個人，都是“傳統”中的人。這種傳統在日常生活習慣中就表現為一種習慣。“這些最基本的習慣，這些未經反思的對待事物並與之互動的方式，構成了我們的文化視野”。

2016年11月21日，民進黨“立委”劉世芳以“扯鈴（即抖空竹）是中國文化”為由提案刪減某部門的經費，引發島內一片噓聲。有人反諷説，“乾脆連風箏、陀螺、毽子等一併禁玩，免得勇敢的台灣人從小就被中國統戰”，“肉粽、月餅、春捲等食物更一律不準吃，以免身體留有中華文化的遺毒”。此外，台灣人也不可能廢除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也不可能廢除“媽祖”，雖然，這些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從所謂的“世芳扯鈴”事件可以看出，在當下的台灣，“中華傳統”固然面臨着挑戰的危險，但“歷史意識中有一種盈餘；傳統超出了我們能夠了解於它的程度”，“中華傳統”會持續發揮其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主觀意願。

（四）城市建築和空間承載的中華歷史記憶難以磨滅

台灣，有無數的“中國味”的街道、建築。一條中國傳統式的街道，一座中國傳統寺廟，一棟中國傳統形制的建築，都承載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都在傳遞着中華民族歷史信息。如果要消除這些信息和記憶，除非徹底毀滅這些街道、建築及其構建的城市空間。而萬一台灣將來真走向這一步，比如“國父紀念館”被拆除等，則必定是台灣巨大的人文災難。

（五）“南島語族祖源論”無法切斷兩岸文化聯繫

近年來，台灣“文化台獨”論者試圖從原住民的祖源來自於“南島語族”入手，建構“南島語族祖源論”，企圖以此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化聯繫。但這種企圖無法得逞。首先，兩岸主流學界都認為，台灣原住民確實屬於“南島語族”，但其不是獨立的、封閉的，而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地帶，因此，其依然有着與大陸割不斷的文化臍帶。其次，由於原住民在台灣人口結構中比重太小，在理論上和歷史事實上都無法充當全體台灣人的“共同祖先”。“文化台獨論者”處心積慮地建構“原住民祖源論”，註定是虛幻的。

（六）“資源”的取得與分配的作用

“工具論者”認為，“族羣”是人類在資源競爭中為了追求集體利益，並限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羣範圍，而產生的以主觀認同凝聚的社會人羣。在社會生活中，某些社會記憶或歷史記憶被選擇、強化，造成個人認同體系中某種認同被強化，個人因此得與其他宣稱此認同的人共同追求羣體利益。自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探親的近30年來，兩岸社會、經濟聯繫越來越緊密，共同利益越來越厚實，當下的台灣，其“資源”的取得與分配已經無法擺脱中國大陸的影響，台灣“歷史記憶”的重構同樣無法擺脱大陸的影響。

（七）歷史正義的評判

美索不達米亞人創造了“歷史正義”的觀念。揚·阿斯曼則認為，“法精神是歷史之母”。和“正義”概念一樣，歷史正義的概念也與其主體的立場有關。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的説法，除了“道德”涵義外，也藴含了這種“法”的精神。台灣當然會按照自己的立場界定“歷史正義”。然而，“歷史正義”從來不是某個政治人物或政治勢力可以掌控，它具有自己獨立的內在精神和意志。當下，對台灣而言，在哪一種文化傳統或語言系統（中文、日文、英文）裏尋求“歷史正義”，尋求“歷史定位”，是其政治人物、文化菁英乃至普羅大眾必須面對的選擇。我們相信，中國傳統文化歷久彌堅的“歷史正義”的評判，會讓民進黨人無所遁形。

▍結語

在文化上，台灣被納入華夏體系是在明鄭時期。由於大批明朝的遺老遺少和文化人入台以及明鄭對華夏文化體系的堅守，台灣一度有希望成為華夏文化的小中心。但清廷統一台灣後，消解了這個小中心，此後，台灣長期處於華夏文化體系的“邊緣”。日本殖民者統治台灣後，對台灣實行“同化”政策，目的在於促使台灣在文化和認同上“去華夏化”，但並未取得成功。退踞台灣的蔣氏父子及國民黨，在政治、經濟局勢穩定後，在台灣積極推行中國傳統文化，企圖將台灣建設為“華夏文化體系中心”。李登輝、陳水扁上台後，台灣在政治上“去中國化”，在經濟上“脱中國化”，文化上則採取“去華夏化”。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沿襲這個政策思路。

就文化方面而言，台灣不可能完全“去華夏化”，但極可能是“華夏邊緣化”。目前，這種“華夏邊緣化”的趨勢已在台灣初露端倪。平心而論，在大陸實力崛起而且越來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和軟實力建設的形勢下，台灣不可能把自己建設甚至想象為“華夏文化中心”，“邊緣化”是其必然趨勢，但在台灣具有分離主義情緒和思想誘導下，台灣的“華夏邊緣化”可能走入歧路，埋下社會衝突和動盪不安的種子，必然損害台灣民眾的根本利益和福祉，這是令人憂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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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台灣研究》2017年第3期，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節，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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