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明衝突之前線_風聞

香港問題絕非經濟問題，而是一次意識形態問題導致的騷亂，背後的根源是文明的衝突。香港雖然在形式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自認為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中央正在逐漸失去對香港的耐心，香港的超然地位不可能長期維持，必然向着“中國南方的普通一城”均值迴歸。

1. 這不是經濟問題

香港事件已經持續兩個月時間，這起事件在大陸羣眾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大多數評論者都將事件的原因歸咎於經濟原因，認為是由於香港經濟結構不佳，房價高企，年輕人沒有出路所致。在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育下，大陸媒體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給香港問題尋找經濟層面的解釋，甚至想象出一副香港年輕人“民不聊生”的場景。

這樣的歸因其實是巨大的謬誤，香港在重要經濟指標上遠遠領先大陸，年輕人的經濟壓力低於大陸一線城市。此次香港問題並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一次意識形態的碰撞。如果忽略這一點，便無法把握香港問題之根源，更可能導致後續的應對失策。

香港經濟仍然處於較為健康的狀態，香港人均GDP 超過6萬美元，超過深圳、北京、上海等大陸一線城市幾乎一倍。大陸媒體經常詬病香港的高房價，但香港的房價/收入比其實與北京、上海處於同一水平（都在30-35區間）。在貧富差距方面，香港基尼係數為0.473，而大陸基尼係數為0.465，二者接近。香港的通貨膨脹率、失業率長期處於較低水平。香港人民的生活壓力並不算大，經濟上的壓力並非驅使民眾上街的原因。

從暴徒提出的訴求來看，暴徒的目標根本不在經濟，而是明確的政治動機。暴徒提出了【五項訴求】：

1. 徹底撤回逃犯條例；

2. 撤回612暴動定性；

3. 必不追究反送中抗爭者；

4. 成立獨立委員會，徹查警方濫權濫暴及元朗暴力事件；

5. 全面落實雙真普選。

其中第1條為事件導火索，軟弱的港府已經承諾徹底停止修例；第2、3條為暴徒逃避追責，並且為未來發動街頭運動開啓判例；第4條反客為主，意圖限制警察執法權，進一步鞏固使用暴力合法性；而第5條則是純粹的政治訴求，企圖否定中央對於香港的管制權力，為港獨打開大門。總之，均與經濟無關。

如果對本次事件稍作留意，便可發現參與人羣主要是學生羣體。學生羣體遠離社會，對於香港的高房價、產業結構不佳的問題最為無感。相較而言，香港最底層的勞工、小商業者、普通白領等，才是在高房價的重壓之下最為不滿的人羣，但是工人階級此次並未參與此次事件。

必須意識到學生是最為理想化的羣體，對於所認定的意識形態往往有着強烈的虔誠感，當現實中的世界與自己所理解的理想國出現偏差，便極易產生不滿情緒。同時，學生是組織性極強的羣體，經年累月的朝夕相處，聯繫極深的同齡人圈子，讓學生羣體的組織成本很低，而且學生遠離父母、沒有妻兒羈絆，再加上荷爾蒙驅動下的衝動本能和充沛精力，讓學生容易形成一隻沒有後顧之憂的軍隊。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東顏色革命、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羣體都是急先鋒，非常容易受到背後政治勢力的煽動而走上街頭。

佔領機場的香港年輕學生，他們絲毫不清楚此事將對香港、以及他們自身的前程，造成多麼大的損害

學生羣體而非工人階級走上街頭，本身就暗示了這不是經濟問題。

總之，本次事件與經濟關係不大，更不是年輕人在經濟壓力下的宣泄，而是純粹的意識形態碰撞，根源在於香港年青一代對於西方文明的強烈認同，以及對於華夏文明的強烈鄙夷。誇張點説，就算北京當局徵用大陸人民的血汗錢，給香港人每人蓋一個大別墅，這些學生仍然會上街打砸污損國徽國旗。

某些媒體將本次事件歸因為就業壓力、高房價等經濟原因，彷彿暴徒的行為是情有可原，實在是巨大的謬誤。香港暴徒上街打砸並不是因為他們沒錢或者沒工作，他們只是單純的仇視中國。這不是温情脈脈的“人民內部矛盾”，而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2. 香港的認同混亂與皈依者狂熱

首先必須認識到，香港在國際法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在文明敍事上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並非我族類。香港作為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放在東亞的前哨，其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不斷衰退，同時中華文明強勢崛起，香港自身有一種相對位置下滑的焦慮。於是，香港在對西方文明的皈依者狂熱中，以及在宗主國的操縱下，不得不充當起麻煩製造者的角色。

對於香港的離心離德，大陸當局的應對仍然是基於民族大義的話語體系，強調“中華民族認同”。但是香港人目前更強調對西方文明的認同，民族大義顯得雞同鴨講，格格不入。

需要承認的是，雖然香港被長期殖民，但曾經一度保持較強的“民族主義的認同感”，在94水災、汶川地震等大陸危難時刻，老一輩香港人民表現出了令人稱道的民族大義，支持祖國。同時需要意識到，香港被殖民150多年，長期的殖民洗腦深入骨髓，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了廣泛的對西方文明不容置疑的認同。這樣的認同並非民族主義的認同，而是比民族主義更隱蔽、更有力、更長期的“文明主義的認同”。

兩種認同一直在香港競爭，老一輩香港人或許民族認同大於文明認同，更強調自己是中國人；而年輕的香港人往往文明認同大於民族認同，更強調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一份子（這樣的強調往往偽裝在法治、自由、MZ的説辭下）。

香港的中華民族認同更多依賴民間力量維繫，但香港的西方文明認同由政府和精英階層強勢推動，體現在香港的政府架構、教育體系、社會規則上全盤參照西方。於是，中華民族認同在香港本身就是弱勢的。尤其是近幾年香港電影業、傳媒業日漸式微，來自大陸的老一輩文人逐漸老去（金庸、倪匡、黃霑等），香港民間幾乎難以繼續維繫中華文脈。而且香港徹底錯過了互聯網革命，年輕人的宣傳陣地完全被西方互聯網公司佔據（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這就讓民間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更加微弱，導致“槍桿子在我們手裏，但是筆桿子已經不在我們手裏了”的局面。

如此一來，香港的西風壓過東風，是必然趨勢。

令人遺憾的是，香港的年輕人對於西方文明的認同，竟然在迴歸祖國之後愈演愈烈。一代年輕人的意識形態混亂，必然是教育上出了問題。董建華也承認自己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給新一代香港人的國族認同帶來了災難。通識教育的教材裏充滿了明目張膽的反華、辱華宣傳，從小對香港人洗腦。在反對派的把持下，教師協會成了反華宣傳的基地，不斷鞏固港獨勢力的土壤。在這片土壤中，“港獨”的惡之花不斷成長，第一代港獨青年終於長大，站到了街頭政治的第一線。

網上流傳的香港通識教育教材截圖，充滿了對中國大陸的偏見甚至侮辱

作為西方文明的邊緣分子，香港人有明顯的皈依者狂熱（zeal of the convert）。

宗教領域的學者研究信徒羣體的時候發現，後加入的信徒，卻往往比老信徒更加狂熱、更加虔誠。

新信徒在逐漸拋棄自己過去的生活經歷及觀念，逐漸獲得新身份的過程中，需要經歷激烈的自我認知的轉變，對自己新身份的認可往往會達到一個極端的程度。比如，筆者在海外碰到地道英國人的時候，往往可以平等交流在商言商，但是碰到一些香港人（以及一些台灣人）的時候，他們總會忍不住強調自己與中國的區別，在大陸人面前言必稱民主自由，彷彿是在不斷重複加入西方文明的誓詞。

同時，新信徒在老信徒的圈子裏往往是不被認可的，所以他們會加倍瘋狂地表現自己，希望獲得新羣體的認可和接納，香港暴力分子公開舉起了美國旗、港英殖民地旗幟，表達自己的西方文明身份，暴力分子的首腦更是會經常地造訪英美，向宗主國表現自己、述職邀功、爭取支持。

最後，為了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新信徒會拼命與原來的圈子劃清界限，甚至積極地抹黑、攻擊自己原來的圈子，熟悉海外互聯網圈子的讀者可能清楚，攻擊中國人最為瘋狂的羣體，恰恰是香港人和台灣人。經常能看到他們用繁體字辱罵大陸人為“zhi-na豬”、“大陸狗”、“蝗蟲”，而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帶，在“老信徒”中間，此等對中國人的侮辱反而少見。

香港年輕人高舉港英旗幟、美國國旗，這是對西方文明之嚮往的明確表達

敢於公然侮辱中國為“zhi-na”的人，地球上幾乎只剩下香港人和台灣人了

3. 中央正在逐漸失去對香港的耐心

香港長期作為大陸對外交流的窗口，一直在老一輩大陸人眼中有着極為特殊的地位。香港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商貿基礎，曾經在許多問題上有着跟大陸叫板的實力。

香港迴歸以來，大陸給與了香港實實在在的支持，甚至給與了香港人超國民待遇。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試驗田，維護香港的繁榮成了大陸的政治任務，在歷次經濟危機中支持香港，甚至不惜壓制大陸城市，也要把優惠政策給到香港。形成了“較為貧窮的大陸讓利討好較為富裕的香港，讓香港維持優於大陸的生活水平，但是香港人將自己的經濟成就歸因於西方體制，而非大陸支持，並且反過來看不起大陸人”的詭異局面。

但是，大陸過去20年的飛速崛起，讓香港的相對實力迅速下滑，GDP比重由過去的接近佔中國20%下滑到如今的3%。大陸的堅決地改革開放，使得許多城市擁有了窗口功能，雖然暫時無法取得香港這一自由港的地位，但香港的特殊性已經大不如前。最後，大陸青年逐步上位，香港在老一輩大陸人眼中的超然地位不復存在，香港將不可避免地向着“中國南方的普通一城”均值迴歸。

筆者梳理香港修例事件以來中聯辦對於香港局勢的回應，顯示出中央正在重新審視對於香港的定位，並逐漸失去耐心。

在6月15日外交部發言人就香港修例問題的談話中，發言人表示“對特區政府這一決定（暫停修例）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將繼續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維護好香港的繁榮穩定。”

7月2日，暴徒衝擊並佔領立法院之後，中聯辦發表談話譴責暴力，但仍然強調“與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局面”。

7月21日，暴徒圍堵中聯辦，污損國徽，並噴塗“支聯辦”等侮辱中國人的塗鴉，直接挑釁大陸。此時形勢開始發生變化，在中聯辦的聲明中，不再提及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而是強調“堅決維護“一國兩制”，維護法治”，“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中央駐港機構安全，維護香港法治，懲治犯罪分子。”

8月6日，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的講話中，亦不再將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為重點，而是不斷譴責暴徒、支持警察恢復秩序。

8月7日，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上，明確“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是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急迫任務”。

可以看到，中央逐漸拋棄“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政治正確，對於香港的自殘作死行為，中央也不再有義務託底背鍋。大陸不再將經濟意義上的繁榮穩定作為應對香港局勢的首要出發點，而是意識到香港正在成為反華勢力的橋頭堡，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更為緊迫。

4. 如何優雅地解決香港問題

**首先，應該立即調整討好式的對港政策。**事實證明，用討好式的政策維繫香港經濟上的繁榮，並不能帶來政治上的歸附，反而會滋生香港民眾的優越感，加深對大陸的疑慮。本次修例事件之初，“反送中”運動得到香港各界支持，便是明證：香港越是經濟優越，越是希望與大陸劃清界限、拉開距離。只有停止對香港的討好、讓利、支持，讓香港與其他城市公平競爭，才能讓香港回到一個正常的狀態，懂得珍惜祖國後盾的寶貴。更重要的是，對於香港（以及台灣）的討好式統戰，必然將反過來傷害我們自己的基本盤，甚至讓我們失去基本盤羣眾的信任，這是最大的風險，這裏不再展開。

**其次，應當旗幟鮮明地支持香港的愛國勢力，堅決打擊香港的反華勢力。**政治的首要問題，是搞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的少少的。對港政策不能敵我不分，不能愛國的人很少得到獎勵、反動的人很少受到懲罰。以後要做好甄別，對於自己人，要精準支持，讓香港人民看到跟着我們走的好處；對於敵人一方，要無情打擊，讓香港人民看到跟我們對着幹的下場。不要被“一國兩制”束縛手腳，該管的要大膽地管。比如在香港肆虐的反華教材、公開活動的漢奸人渣，如果香港當局無法壓制，那麼中央必須出手管制，避免反華勢力在香港持續做大。

**最後，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但同時積極準備Plan B。**香港作為地位特殊的自由港，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仍然有無法替代的重大作用，需要繼續維持。但是，本次事件也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需要承認，曾經以為香港已經完全迴歸，可能是一個幻覺。於是，大陸需要培養一個能夠取代香港、並且對中華文明確保忠誠的城市，這個過程會很漫長，但必須朝這個方向努力。當香港不再是唯一的香港，那麼香港問題就不再是問題。

**後記：**筆者在準備這篇文章的時候，香港在經歷燃燒彈、霸佔機場的高潮之後，逐漸走向波谷。此時，林鄭當局宣佈了一份極其昏庸的政策：開出191億大禮包，並且給學生（包括參與暴力的分子）派發現金。這個政策至少會有兩個後果：

首先，在給事件定性、嚴懲暴徒之前，開出禮包，給學生羣體派發現金，事實上是“賠款求和”，承認當局失敗，而且受益的人並不會感激當局，而是會認為這是暴亂爭取來的利益；

第二，正如本文不斷強調，香港問題之根源並非在經濟，191億禮包無法平息暴徒心中不滿，更會加劇暴徒的囂張氣焰，如抱薪救火，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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