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利害相關者資本主義要回歸了？_風聞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演講局成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四十年來，美國流行的信條是公司應該最大化股東價值——即利潤和股票價格，不管對工人、客户、供應商和社區造成什麼後果、什麼影響。因此，本月早些時候幾乎所有美國商業圓桌會議成員簽署的支持利害相關者資本主義的聲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畢竟，這些都是美國最強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們告訴美國人和全世界，商業不僅僅關乎利潤。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轉變。

自由市場理論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影響力不僅在於傳播股東至上主義，還在於將其寫入美國立法。他甚至説:“企業只有一種社會責任，那就是利用其資源，從事旨在增加利潤的活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弗裏德曼發表這些觀點後不久，也就是在它們被普及並載入公司治理法律的前後那段時間裏——就好像它們是基於健全的經濟理論一樣，桑迪·格羅斯曼和我在上世紀70年代末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指出，股東資本主義並沒有使社會福利最大化。

當存在重要的外部因素時，比如氣候變化，或者當企業污染我們呼吸的空氣或我們喝的水時，這顯然是正確的。顯然，當他們推銷導致兒童肥胖的含糖飲料或引發阿片類危機的止痛藥等不健康產品時，或者當他們利用像特朗普大學和許多其他美國營利性高等教育機構等缺乏警惕和脆弱的羣體時，情況就是如此。正如許多銀行和科技公司所做的那樣，當它們通過行使市場權力獲利時，情況確實如此。

更普遍的情況是:市場會使公司目光短淺，對員工和社區的投資不足。因此，本應對經濟運行有着深刻洞見的企業領導人終於看到了曙光，並跟上了現代經濟學的步伐，這讓人鬆了一口氣，儘管他們花了大約40年的時間。

這些企業領導人真的會言出必行，還是這份聲明僅僅是面對公眾對普遍不當行為的強烈反對時的一種修辭姿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不僅僅是有點虛偽和不誠實這麼簡單。

企業的首要責任是繳税，然而，在新企業願景的簽署國中，有着美國領先的避税者，其中包括蘋果(Apple)。據各方説法，蘋果仍在使用澤西島等避税天堂。而其他人支持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2017年的税收法案，該法案將削減企業和億萬富翁的税收，但如果全面實施，將提高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税收，並導致數百萬人失去醫療保險。儘管這些商界領袖支持減税將帶來更多投資和更高工資的主張，但工人們實際只獲得了微薄的收入。大部分資金不是用於投資，而是用於股票回購，而股票回購的目的僅僅是通過股票激勵機制讓股東和首席執行官中飽私囊。

真正的責任感會促使企業領導人歡迎更強有力的法規來保護環境，並提高員工的健康和安全。一些汽車公司(本田、福特、寶馬、大眾)已經這麼做了，它們支持比特朗普政府希望的更嚴格的監管規定，因為特朗普正努力消除美國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留下的環境遺產。甚至有軟飲料公司的高管似乎對自己在兒童肥胖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內疚，他們承認兒童肥胖往往會導致糖尿病。

然而，儘管許多首席執行官可能想做正確的事情(或者有家人和朋友這樣做)，但他們知道自己的競爭對手並沒有這樣做。必須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確保有良知的公司不會被那些沒有良知的公司破壞。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公司希望制定反賄賂法規，以及保護環境、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法規。

不幸的是，許多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具有不負責任行為的大型銀行並不在其中。2010年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的墨跡還未乾，銀行就着手廢除關鍵條款。該法案收緊了監管，以降低危機重演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摩根大通，其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是商業圓桌會議現任主席。

考慮到美國以金錢為導向的政治，銀行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這並不奇怪。而在危機過去10年之後，一些銀行仍在與那些因不負責任和欺詐行為而受到傷害的人提起的訴訟進行抗爭。他們希望，他們雄厚的財力將使他們比索賠人活得更長。

當然，美國最有權勢的首席執行官們的新立場還是受歡迎的。但我們將不得不等待，看看這是否是另一個宣傳噱頭，或他們是否真的能説到做到。

同時，我們需要立法改革。弗裏德曼的思想不僅為貪婪的CEO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藉口，讓他們可以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還催生了將股東資本主義納入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法律框架的公司治理法律。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這樣公司不僅被允許，而且實際上還需要考慮他們的行為對其他利害相關者的影響。

*“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本為公司治理的理論詞語，早在上世紀中葉由美國經濟學家安索夫首先使用。他認為，理想的企業目標必須綜合平衡考慮企業諸多“利害相關者”之間互相沖突的索取權，亦即“（權利等的）要求”，“利害相關者”可以包括管理人員、工人、股東，也可包括供應商以及顧客。　　

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布萊爾提出的“利害相關者”觀點是一種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公司治理理念，對自由放任、損害公眾利益的“股東資本主義”是一種修正和限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將這一公司治理模式改造成社會政治概念，提出了“利害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它既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僅追求工人階級利益，也不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強調“利害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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