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探析_風聞

來源：《史學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王晉新

原帖：http://his.cssn.cn/lsx/ywsx/201908/t20190830_4964689.shtml

　　摘 要：《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系加洛林時代大年代記的濫觴，也是當時最為主要的史乘之一。“官方史書”、原創性、引領性以及巨大的影響力是這部史著的主要特徵。從其所涵蓋的時間、記載的內容和編纂體例等各個方面而言，這部文獻無論是對加洛林時代的法蘭克社會歷史加以探究，還是對加洛林歷史編纂學的發展與變革予以梳理和考察都是一部具有極大的學術價值的歷史文獻。雖然西方學界對此著述業已進行了相當充分的研究，然仍有繼續深入探索的空間。

　　關鍵詞：加洛林時代 大年代記 《王室法蘭克年代記》 “官修史書”

　　2013年，本人所申報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設定的重大招標課題“法蘭克時代核心歷史文獻的漢譯和研究”獲得批准。該課題初步設計對15種史料文獻加以漢譯，並集結為10部譯著刊行出版。《加洛林編年史》（Carolingian Chronicles）便是其中一種。這部著述共收入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Royal Frankish Annals）和《尼特哈德〈歷史〉》（Nithard’s Histories）兩篇重要文獻。在本人依照各種史料文獻所涉及年代而擬定的出版序列中，《加洛林編年史》為第二種，然實際上，它所輯入兩篇文獻卻是本人接觸最早的加洛林時代年代記類史料文獻。筆者僅就漢語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幾個主要問題，簡單地談一下自己的管見。不當之處，尚祈各位方家指正。

　　壹

　　很早以前，在學習、教學過程中，自己便知曉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這部史料。所謂“知曉”，即僅僅是知道其名稱而已，對其內涵則一無所知。自世紀之交以降，本人研究重心開始向西方文明的形成與早期西方文明史研究方面傾斜。恰好，受上海三聯書店之邀，自己將比利時史學大師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所著的《穆罕默德與查理曼》一書迻譯為中文。該著所引用的浩繁史料文獻中，相當一部分出自於《王室法蘭克年代記》。這是本人與該文獻內容的首次接觸，並對其學術價值有了初步感悟。但因未直接閲讀其文本，故還只是一種間接的體悟而已。

　　2010年前後，本人開始對法蘭克加洛林時代史料文獻產生愈來愈大的興趣，這主要是研究、教學的急切需求使然。在閲讀英美學界關於這一時代歷史和相關史料文獻狀況之精妙論述的過程中，我獲益匪淺，收穫良多，頗有點豁然開朗的感覺。而在檢索國內學界對這一領域史料文獻的收集、整理狀況，閲讀國內學界對法蘭克加洛林時代史學發展狀況的評價論述時，則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感覺，即收集、整理匱乏，分析、判定粗鄙簡陋。英美學界在這一領域研究成就的豐富多彩，使我感到對學術研究前沿狀況加以密切追蹤和研析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為在多年教學實踐中，每當需對加洛林時代的基本發展脈絡、具體事件、人物加以認知時，自己幾乎全部仰賴於當代英美學術文獻所提供的信息和表述，距史學研究需建立在掌握原始一手史料基礎之上的基本要求相去甚遠。而自己所能為學生布置的中文書目中，也僅有一部漢譯的《查理大帝傳》。基於這些體悟感受，一個念頭便在心中萌生並愈發清晰，即挑選一批加洛林時代的基礎史料，儘快地迻譯為中文，而《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與尼特哈德《歷史》便成為本人的首選。恰好當時從我攻讀博士學位的朱君杙將美國好友為其所購得的《加洛林編年史》一書擺到案頭，自己便決意動手付諸實施。

　　至2013年初，本人以一人之力完成《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和尼特哈德所著《歷史》及《聖伯丁年代記》三種文獻的迻譯初稿。在這些實踐中，我既對當時各種史料文獻的基本面貌、結構和內容有了直接接觸，對其行文和文風有了間接體認（這主要是因為本人所選迻譯底本皆為英美現代學者的英語譯本）。同時，也對西方學界在迻譯原始史料文獻方面的操作規程、原則、規範和慣例等有了相當真切的體認。這些研究、教學實踐，實為本人申報此項國家重大招標課題的基礎性前提。

　　此外，自己就法蘭克時代歷史，特別是加洛林王朝歷史文獻的基本狀況、內涵、價值等，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師範大學等高校專業同行進行探討；就翻譯加洛林歷史文獻的學術價值和可操作性進行專門請教、切磋；與國內著名專業出版單位商務印書館領導，就加洛林王朝重要經典史學著述的系列翻譯事項進行專題性洽談。在教育部歷史學部武漢世界史學科建設研討會、《世界歷史》編輯部昆明研討會、浙江大學杭州研討會等數次高層次會議上，自己曾數次就加強法蘭克時代史料文獻的翻譯與研究對中國世界史學科深入研究西歐中世紀曆史、早期西方文明史的重要意義進行闡釋和呼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大、首都師大等機構和高校的同行專家對自己這一主張予以認可和較高評價。

　　因眾所周知的緣故，國內學界在對法蘭克時代歷史文獻譯介領域雖非毫無成就可言，但總體成就和水平差強人意，其狀況可以表述為“碎片化”和“簡陋化”，與國際學界在這一領域的悠久歷史和煌煌成就不可相提並論。然作為學術史回顧，仍有一些背景、過程、學者和文獻需加以評述。

　　一是，在中國世界史學科的艱難發展過程中，國內學術界並非沒有意識到史料文獻對學術研究、學科發展的重要功用。在我國世界中古史第一代創建者們，如吳於厪、齊思和、郭守田、耿淡如、謝德風、譚英華、戚國淦等前輩和朱寰、馬克垚等先生學術成果中，史料文獻翻譯皆佔相當重要的分量，如齊思和主持編譯的《中世紀初期的西歐》（三聯，1958年；商務印書館，1962年）、郭守田主編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朱寰主編的各種《世界上古中古史參考資料選輯》等。若再仔細查閲這些成果，尚可發現更多的學者參與其中。無論這些成果有何不足，確是學科建設歷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一個時期內起到支撐本學科教學與科研的功用。

　　二是，兩部漢譯經典作品問世。1979年，商務印書館刊印戚國淦先生所譯《查理大帝傳》（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1981年又出版壽紀瑜、戚國淦二位先生合譯《法蘭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新時期伊始，這兩部漢譯法蘭克歷史文獻能迅速付梓刊行，實為老一輩學者厚重積累使然，而這也應該成為我們事業的一個新起點。遺憾的是近30年來，再未見有此類歷史文獻出版。

　　三是，在我國西方史學史領域也有一批成果需加以提及。雖然史學史與歷史文獻整理並不處於一個層面，但關聯密切，如對史學編纂、作品體例、史觀、傳統等方面的探究，對於我們瞭解、認知西方歷史文獻的面貌具有相當的價值。耿淡如、譚英華、郭聖明、孫炳縈等前輩的業績不容忘卻。新時期以來特別是當下中國史學界在西方史學史領域的不斷進步，也須予以認可。以往那種“黑暗中世紀”史觀逐步得到修正，對法蘭克時代歷史文獻的內涵評估也開始趨於客觀，價值認定逐步抬升。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張廣智、郭小凌和侯樹棟、趙立行諸先生在西方史學史研究，陳文海、李隆國、李雲飛、朱君杙等中青年學者在西方中古文獻學領域的學術取向和成果非常值得關注，並且自2011年後陸續得到國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各個層次的項目立項，發展態勢可喜。2017年始，人民出版社推出陳文海先生主持的“法蘭克時代核心歷史文獻漢譯與研究”系列成果。趙立行先生在加洛林時代的史學編纂發展上做出了許多與傳統觀點相迥異的解説。

　　19世紀以降，諸多西方學者對法蘭克時代文獻的內容校勘、抄本流傳、版本整理等方面進行了十分深入的探討和細緻而系統的梳理，這其中尤以德國《日耳曼史料集成》委員會和法國古文獻學界的諸位先賢的工作為最。以蘭克為主帥的德國客觀主義史學家們也對這些文獻的獨特品性做出了深刻地剖析和判斷。進入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中葉之後，歐美學界就這些文獻的性質、內涵、意義等方面進行深入開掘且做了相當充分的論述。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成果是，1970年，美國新澤西州塞頓赫爾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伯恩哈德·沃爾特·肖爾茨（Bernhard Walter Scholz）教授和芭芭拉·羅傑斯（Barbara Rogers）博士二人聯袂以現代英語將《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和尼特哈德所著的《歷史》兩篇文獻一併譯出，並冠以《加洛林編年史》之名，於1972年由美國密持根大學出版社付梓刊行。迄今為止，《加洛林編年史》乃是上述兩篇文獻的唯一全文英譯本。就本人所見，英美學界雖對這部英譯本中含有的瑕疵時有評説，但它仍舊是英美學界所認可的一部譯本，幾乎所有學者在言及加洛林時代的歷史和文獻時，或者使用這部譯本，或者將其作為重要的一部史料文獻列出。基於此，本人將其作為中譯本的底本。

　　此外，20世紀下半葉以來，英美學界的主流學者也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對上述兩篇文獻做了大量評述。其中論述數量最多，評析解説最為通暢、細膩者就是R.麥基特里克（Rosamond Mckitterick）和J.尼爾森（Janet L. Nelson）兩位教授。她們二人的觀點主張甚多，這些觀點主張不僅與本書英譯者肖爾茨教授所作的“導論”有諸多不同之處，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將對這兩篇文獻的認知引向深入。

貳

　　筆者僅就漢語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幾個主要問題，簡單地談一下自己的管見。

　　（一）編撰體例

　　年代記一語，在英語中為Annals，其源於拉丁語的Annales。查諸各類西方史學史或西方史學編纂史著述，可以得知這種編纂體例在古羅馬時代就已有之。然加洛林時代的年代記著述則有其獨自的起源，似乎與古羅馬的年代記關聯不大。比利時著名學者岡紹夫（Ganshof）曾言：依照字面意義而言，所謂“年代記”就是“一年接一年”記錄而已，這是中世紀早期修道院文化的一個產物：原本僅書寫一行或幾行的簡短註釋便擴展成為一種敍事的片段、篇章，而隨着歲月流逝，一種編纂體裁逐漸地形成了。大約在7世紀末，最早的年代記出現在愛爾蘭。後來，這種史著書寫體例於8世紀由盎格魯撒克遜僧侶們逐漸傳入大陸法蘭克地區，各種年代記編纂活動遂在許多修道院中展開，尤以加洛林家族的發源地奧斯特利西亞地區為盛。法蘭克各地編纂的年代記數量達數十種之多，內容繁雜，依據其所記載內容、編纂規模等，學術界將當時的年代記劃分為小年代記（the minor or little annals）和大年代記（the major annals）兩大類別，前者是一種較為原始的形式，後者則展示出較為複雜的歷史書寫類型。

　　作為史料，這些小年代記的價值在於，儘管沒有一年接一年地記載下來，但在時間上，它們普遍距離各自所描述的事件非常接近，有的甚至就是同時代的記載。有的時候，這些年代記提供了某些事件的線索，甚至提供了某種地區性的立場和觀點。邁克·索特（Michel Sot）十分明確地指出，“8世紀期間所出現的年代記被稱之為小年代記，因為它們所記載的事件都與某個特定地區相關”。隨着時間推移，作為一個歷史書寫類別，小年代記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逐漸減弱，其緣故就是大年代記的逐步成型、壯大與發展。

　　大年代記之所以被學界認定是一種“較為複雜的歷史書寫類型”，一是因其“視野”、“取景”超出了地區、地方的偏狹維度，基本上是以對加洛林王朝宮廷和整個王國的重大事件記述為主；二是編纂涵蓋時段較長，例如幾部著名的大年代記所涵蓋時段均在百年左右，甚至更長；三是因其書寫規模較大，即雖然仍保持着一年一度的敍事框架，但其所記載的內容遠比小年代記更為詳盡，故而其所容含的信息量較大；四是其逐漸成為那些尚存的小年代記的史料來源。

　　矮子丕平加冕

　　雖然以往西方學界認為年代記這類文獻具有一定正面積極的特徵，如“其編年式的精確性對我們非常寶貴”，“為史家提供了原始材料”；邁克·索特還認為“這種年度結構框架賦予這部年代記本身以最基本的敍述色彩，使之完全脱離了任何神學的目的”等等。但就總體而論，在他們眼中，這類著述史學地位不高，價值不大。其緣故在於“年代記則將其自身限定在年復一年的記載之中，僅僅只有很少甚至沒有更多的修飾，它們對各類事件的記載只是為了將其留存下來而已。因此，它們並非史家之著述”；“對於中世紀學術界而言，年代記並不屬於史學著述。史學著述含有廣泛的視野，有一種解釋和證明的渴望。年代記則只不過是史學材料而已……因難以歸類，常常被作為按字母歸類的一個小小的文學種類”。岡紹夫等人也認為：“從積極方面來説，年代記之類史著的優點在於其對事實精細考核審定，在於確鑿無疑和對事實年代日期的精心關注。而從消極方面而論，它們太過於簡練，除了列舉相互間毫無關聯可言的政治、軍事、教會和氣候等各種事實之外，別無任何主觀意圖。”這些評説不由地令人想起19世紀一位文人所曾做過的表述：“編年史和年代記之間的區別並不是象人們有時所説的那樣，前者是世界史，後者則只是國別史或專史；而是前者在內容和風格上有連續性，後者只是一些互不連貫的事件的簡短記載。年代記好比礦砂，編年史則是煉純了的金屬，歷史家就是要以辛勤勞動把這種金屬精雕細刻，使之成為完美的寶器的人”。

　　上述這些評價，不能説是全無是處，尤其是對那些小年代記而言更是如此。但隨着對年代記，特別是大年代記史著的逐步深入瞭解、整理、迻譯和解讀，西方學術界出現了與往昔迥然不同的評價、判定。肖爾茨、尼爾森和蒂姆·路透（Timothy Reuter）等學者由於親自操刀將《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聖伯丁年代記》（the Annals of St. Bertin）和《富爾達年代記》（the Annals of Fulda）三部著名大年代記迻譯為英文，故而其認知、評説更為貼切、系統、透徹和全面。

　　肖爾茨為其英譯本撰寫了一篇多達四萬餘言的長篇導論，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篇導論本身就是一篇具有相當水準的學術論文。他認為《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是加洛林時代最為重要的歷史著述，其價值意義在於它既是加洛林時代的史料，也是長期以來所公認的中世紀曆史編纂學的典範。他所援引的20世紀中葉萊斯特內爾（M. L. W. Laistner）的一段話語，對我們關於該年代記的編纂特徵和學術價值的認知可謂是意味極其深遠：

　　《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為讀者提供了一種簡潔、樸實無華的敍事；但是其範圍卻受到限定，許多與該書編修者們有關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歷史事件都被隱匿在黑暗之中。僅僅依據這部對歷史事件簡要的年代記記述，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指望對各種動機做出分析，或對各類事件的起因、影響加以深入的理解。然而《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一書卻必須被作為一部查理曼統治時期最為重要的唯一的史料來看待，對歐洲歷史這一關鍵時代的任何重構都必須以它作為基礎。

　　尼爾森在其為《聖伯丁年代記》所做導論中説道，9世紀這一時代是西歐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關鍵階段。大凡在每個重要歷史事件上，現代史家們的解釋都是見仁見智，大相徑庭……這種對峙、爭辯構成了一種挑戰。而對任何一位試圖對這一時期歷史做出自己論斷的人而言，在提供基本史實方面，《聖伯丁年代記》一書都要勝於其他任何一部歷史文獻。她還以相當別緻的話語指出，只要對這些年代記史冊不懷有“枯如塵土的陳年舊賬”之類的偏見，讀者們便可發現其內涵可謂是“別有洞天”。

　　蒂姆·路透認為，這些按照年復一年的框架組織起來的事件內容已不再僅僅只是備忘錄（aide-memoire）這種簡單類型，已經演化成為一種複合型的歷史敍述了。到查理大帝統治時代，這類著述的編纂已相當充分，它們既記載了各類事件，又對這些事件有所評價，甚至試圖對其加以解釋。這些主張與前述將年代記排除在史學著述之外的觀點可謂是天壤之別，截然不同。在他們看來，大年代記絕非僅僅只是某種礦砂初級原料，甚至也不僅僅是由礦砂提純出來的某類金屬，而是製作精美的上等史乘。

　　一批聲名卓著的學者對大年代記史著的價值地位的評價甚高，認為由《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為代表的大年代記史著，為加洛林世界所發生的各類事件提供了一份詳盡的記載，它構成了當時那個時代史學著述中最為充分詳實的歷史篇章。在法蘭克加洛林時代的歷史與文化研究領域沉浸多年，其學術成就為學界所公認的R.麥基特里克也曾多次強調年代記著述構成了8、9世紀法蘭克最基本、最主要的敍事史料。而且已成為9世紀法蘭克帝國曆史寫作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其主編的《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二卷導言中，她還指出：以“法蘭克各類年代記為核心的那些記載着各種事件的各種歷史想象，就或許可被看作為是當時的人們對過去的各種想象、以文字形式對當時各種事件所作出的反應以及渴望對後世提供一種解釋所交集之物。”

　　（二）文獻名稱

　　加洛林時代的各種文獻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初並無自己的名稱或題目。後人常常根據這些文獻編撰的地點和發現這些文獻的最初抄本或最主要、最完整的抄本等情況，對其加以命名。有的則是根據文獻所記載內容來命名。如肖爾茨教授給這兩篇文獻合集冠以的稱謂《加洛林編年史》就是如此。

　　文獻學家們最早給Royal Frankish Annals這一文獻冠以的名字是《大洛爾施年代記》（Annales Laurissensesmaiores）。這個名稱主要突出地點要素。而到19世紀中葉，蘭克對這部文獻加以辨析，並判斷其編撰地點絕非是洛爾施，而應當是在加洛林宮廷之內，因而具有濃厚的“官方史學”或“官修史學”特徵。正是基於對蘭克這種判斷的服膺，西方學界遂一致將其改稱為Annales regni Francorum。現代歐美學者也普遍對此觀點予以接受。

　　Annales regni Francorum這一拉丁語稱謂，在英語中可譯為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或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就筆者所見，前者使用的較為普遍，後者罕見有人使用。國內學界在提及這篇文獻時，也出現了兩種譯法，相當多的學者用《法蘭克王室年代記》之名，也有一些學者用《法蘭克王國年代記》一名。筆者以為這兩種名稱均可，但又感到這兩種稱謂似乎有些不夠妥帖，未能確切將這篇文獻的特徵以及含義充分表達出來。因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the Franks的含義十分明確，在漢譯時可徑直譯為《法蘭克王國年代記》；而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則可有不止一種的漢語譯法，當須仔細斟酌。從語法上看，這一名稱既可譯為《法蘭克王室年代記》，也可譯為《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二者均不為錯。然從漢語譯名的含義來看，二者所指又有所不同。前者是指一部：關於法蘭克王室的年代記；而後者則是一部：由（加洛林）王室所編修的關於法蘭克人歷史的年代記。前者所突出的是這篇文獻所記述的內容：法蘭克王室；而後者則對修史主體和修史內容均加以言明，在凸顯修史主體是（加洛林）王室的同時，也對修史內容做了交代，即法蘭克或法蘭克人史。故而，從語法、內涵和特徵等多重角度考量，筆者認為將該文獻譯為《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要更為妥帖、確切。

　　（三）內容、體量和框架、結構

　　《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記載了741年到829年的史事，時段長達88年。除了751年與752年兩年空缺之外，共計記載了86年的史事。期間先後經歷了矮子丕平、查理曼和虔誠者路易三代君王的統治時期。

　　從表面層次審視，該文獻在書寫內容與體量方面呈現出一個由簡而繁的變異趨向。最初十餘年的記載，極為簡單，僅有寥寥數語，字數不過百餘字。甚至有的年份僅有一句話，如741年、744年等。每年的敍事主題也往往單一。這種簡陋的情形與往昔西方學界對年代記所予以的那些“低級評述”甚是相符。然隨着年份推移，這部年代記的記載便漸漸充分起來，每年記述的篇幅也在不斷增加擴展，主題也開始呈現出多元趨勢，從而致使一種豐滿、多彩的景觀映現在讀者眼前。這種初始的簡陋狀況形成的緣故為何？又是什麼緣故致使這種狀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發生瞭如此巨大的改觀？筆者曾以為這或許是由不同編纂者的水平不同所致，因為學界業已基本考證出這部年代記是一部由多人集體接續編纂而成的；還曾以為這或許是加洛林時代的年代記編纂者的學術水準，在所謂“加洛林文藝復興”的推動下獲得了整體性提高之後使然；但這些猜測均無堅實理由可作為評判依據。是否可以這樣假設，即該部年代記開始部分所存在的這種主題單一、話語簡陋的狀況，乃是當時的編纂者“有意為之”的結果。其根據為最初部分之所以單薄、簡陋，是因為當時的編纂者意在勾勒出加洛林家族的基本脈絡這一主旨所使然的。而且似乎他們認定對這些所記載內容的詳情細節，當時的人們皆已熟知，或者方便從其他史乘中獲得。因為《弗利德伽編年史續編卷四》（The Fourth Book of Chronicle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等其他史著對這些年份的內容已有較為充分的記述，故不必也不需再做贅述，故而便有了這“亟筆走過”現象的出現。至於後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修訂本》（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Royal Frankish Annals）所添加的內容，也只是就原初版本所記述的主題做一些補充而已，基本沒有再添加其他的主題。查檢《弗利德伽編年史續編》一書，並與《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兩相比對，自己的這一想法得以驗證。《弗利德伽編年史續編》一書所記述的年份到768年為止，而恰好此年之後，《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的記述開始呈現出較為詳盡的記述規模和一番新的氣象。筆者以為這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巧合。當然這僅是筆者的一管之見。若有不妥，尚望方家不吝賜教。

　　再看該部年代記的敍事框架和結構。及至8世紀50、60年代之交，該年代記的每個年度的記載內容上見不到有何種框架、結構，其均為對該年所發生的某一個事件的記載，很少出現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歷史事件的記述；也沒有對君王行跡、朝廷中央或地方其它大事的記述。從759年，突然多出一筆，稱“是年，國王丕平行幸隆利耶，在此慶賀聖誕節，並在瑞皮耶度過了復活節”。從此以降，三位君王在何處度過聖誕節和復活節，便成為了每個年度詞條記述必備的內容。而自763年始，又出現了一個必定加以記載的新內容，即全國會議（the assembly）的召開，並對會議地點加以明確表述。從此，對某個或某些“重大事件”、“聖誕節與復活節”以及“全國會議”的記載，這三項內容構成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年度記述的三個要件。進而，此後每個年度詞條的敍事結構也幾乎都是建構在這三個要件之上。如此一來，一個相當完整的年代記敍事框架所必需的“時間”、“空間”和“人事”（即重大事件）等要素全然齊備，一種相對穩定的連貫內容框架和敍事結構也隨之而形成了。著名學者斯圖亞特·艾利耶（Stuart Airlie）就曾指出：“加洛林時代的各種年代記著述表面上看似是在使用一種簡單的方式，敍述着一件接着一件簡單的往事，然而實際上，這常常是精心編制的長篇敍事。進一步講，在這種對各次宮廷旅行、各種集會和各次戰爭等等重複性的記述中，它們揭示出並強化了當時那個社會對王權深層結構的認識和看法”。

　　（四）特色、地位與意義

　　第一，“官方或官修”之特性。

　　1854年，蘭克提出該文獻編纂地點是加洛林宮廷，具有濃厚“官方史學”或“官修史學”的特徵。這一主張對於後世西方學界在判斷該篇文獻的性質、如何認識和使用這篇文獻方面一直起着指導性作用，甚至改變了後人對這篇文獻的稱謂。但是，西方學界對蘭克主張的接受頗令人尋味。他們一方面大體上認為該篇文獻具有一定的“官方、官修”的色彩，然卻沒有對蘭克主張加以全盤的認可，仍舊繼續探尋這篇文獻的具體地點，辨識具體的編纂者身份，辨析不同部分的文字表述風格，梳理該篇文獻各種不同抄本系統。這些工作有的取得了一些進展，有的仍未見其功。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探究雖然尚不構成對蘭克主張的全盤否認，但各個方面的詰問與追尋使對該篇文獻的認知更為深入。筆者僅就自己對相關學術文獻的梳理，將這些工作的成效大體梳理如下：

　　（1）編纂地點。百餘年來，西方文獻學界和史學界在該文獻編撰地點是否就是宮廷尚有不同看法，一些學者堅持蘭克的主張，確定這部年代記就是在宮廷著就的；肖爾茨也持這一觀點，認為無論怎樣，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是在加洛林王室禮拜堂之中編纂的。而R.麥基特里克特則對此説持“不十分確定”的立場。

　　（2）編纂方式。肖爾茨在《導論》中曾言：這部史著絕非出自一位史家之手。這部年代記抄本手稿本身和語言風格都顯露出了一種雜糅、混合的性質。該文獻拉丁語最佳勘定本的編者弗里德里希·庫爾茲（Friedrich Kurze）試圖通過對其抄本手稿加以詳盡考察，一舉澄清該書作者之身份，然效果卻差強人意，難以令人信服。故而近來一大批學者又重新投入到對這部史著的語言和風格特徵的探究考證之中。各位學者在探究中，發現這部文獻的編纂絕非一蹴而就，先後可分為數個階段，有的可能是事件發生時的即時性編纂，有的則是後人對過去往事的追憶式編纂，無統一的編纂宗旨和體例要求。而且隨着廣泛傳佈，又形成了風格不同的抄本系統，從而致使其整體面貌相當駁雜。對該年代記的抄本流傳的考證研究表明，其抄本共計有A、B、C、D、E五個系統，其中E系統為修訂本，然其時限稍短，為741—801年。這5個抄本系統均非原初文本，更使後世文獻學對其版本辨識研究的結論看法莫衷一是，難以定論。

　　（3）編纂人員。參與者數量眾多，文字水準參差不齊，其中既有個人編纂，也不排除多人編纂；既有個體接續式編纂，也有多人同時或集體式編纂。還有一種可能，是宮廷文吏或宮廷禮拜堂教士編纂而成，只不過這種編纂是處在宮廷大教長或文秘長官的監管之下。

　　（4）性質判定。對於這部文獻的“官方、官修”性質也須加以辨析、界定。對此，筆者認為萬不可“望文生義”，一見到“官方、官修”（an official work）的字樣，便將《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與中國古代各類奉皇命聖旨而為的那些“欽定”史書歸為一類，等同視之。從蘭克到後來眾多秉持該文獻具備“官方、官修”特質的學者，並無一人認為它就是奉加洛林君王之命而為的產物，因為並無任何史料對此加以明確記載。邁克·德·瓊（Mayke De Jong）明確指出，這部文獻：“並不是依循君王的意旨而產出的那種‘宮廷歷史’。倘若查理曼、路易曾下旨撰寫什麼，那也是對聖經加以詮釋，對天象加以解釋，而不是史學、傳記和頌歌的編纂寫作”。那麼，西方學界為何還將“官方、官修”視為該篇文獻之特性呢？在分析各種年代記、傳記一類的“9世紀敍事”著述時，邁克·德·瓊認為它雖不是官方報道（official reports），也並不代表宮廷的官方歷史，但其文本卻是出自於宮廷內部某位權威人士之筆，而其他人則渴求知道他所説的內容，故而這是一部源自並傳播“內部的信息”的著述。麥基特里克特對此的觀點是，雖不能確定這篇文獻就是在宮廷著就的，然而它卻同宮廷有着密切的關聯，因為其編纂者對法蘭克王國的中樞事務有非常清晰地瞭解把握。而且編纂者所秉持的是宮廷而非修道院的角度，故而此書是加羅林早期時代最接近“官方史書”的一部著述。而尼爾森和托馬斯·諾貝爾（Thmas F. X. Noble）二人則將其視為一篇“半官方”（semi-official）的史料文獻。

　　第二，原創性。

　　除了“官方”特徵之外，還應對該文獻另一個特性予以關注，即這是一部具有鮮明“原創性”特色的著述。以往普遍流行的觀點是，直到788年前後，這部年代記的詞條都是從早期的所謂小年代記中汲取而來的，只不過它們也展示出了自己的觀點。直到793年，該年代記的記述才被普遍認為是第一手的親歷記錄。而在1921年，法國傑出學者路易·哈爾芬（Louis Halphen）提出，從768年始，這篇文獻便成為具有一種“原創性”特質的著述。但他的這一主張並未得到支持。麥基特里克卻對哈爾芬的主張持積極贊同的立場。她認為“那種認為這部年代記788年之前的詞條缺乏原創性的傳統觀點是不夠充分，難以成立的”，“而現在，我不僅要重新恢復哈爾芬的這一觀點，而且還要將其時間提前到741年，即其原創性的著述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她還強調指出：“《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是加羅林時代歷史著述編纂大爆發中的一個部分，它以各種新近發展起來的史學體裁樣式和對各種古老史學形式加以重新配置和吸納，對當時那個時代的歷史進行記述”。“官修、官方”和“原創”兩種特性相互結合，方使這篇文獻成為加洛林時代早期最為重要的史乘。

　　第三，引領性。

　　隨着編纂時間的推移和規模的擴展，《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漸漸具備了權威性的地位，發揮出對其他大、小年代記著述和其他種類的史學著述的引領性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對當時小年代記編纂的影響。哈爾芬曾提出，那些小年代記只是後世對《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的縮寫形式，40這一觀點雖似乎有些過於武斷，但卻指出了這部文獻的巨大影響力。麥基特里克指出，進入9世紀後，那些小年代記對這部文獻的依賴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即這些小年代記對各類事件的記載同《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所記載的信息之間不盡相同的僅僅只有為數甚少的幾處。這表明《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具有了一種史料來源的功用。法蘭克境內各個不同文化中心曾出現過的眾多所謂的“小年代記”，它們大部分的敍事在790年到806\7年之間停止了。羅傑·科林斯（Roger Collins）對此曾格外強調並指出，這種年代記編纂井噴式的爆發，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官方鼓勵造成的，但是這些地方性的努力最終都讓位於“最遲在807\808年以《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形式對歷史記載的集中編纂”。也有學者提出：“這部年代記是早期中世紀史學的基石”。

　　《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各種抄本流佈的範圍十分廣泛，從加洛林帝國最西端的布列塔尼到最東端的巴伐利亞，遍及整個法蘭克王國。其中最早的抄本從虔誠者路易在位時期就已開始。這種抄本系統如此眾多，傳播地域如此廣泛，在加洛林時代各類著述的傳播史中極為罕見。這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為這篇文獻在當時所具有的影響作用提供了佐證。

　　其次，引領後續多部大年代記的編纂。作為加洛林時代大年代記之首，這部單獨成書的文獻到829年因各種緣故戛然而止，然大年代記的編纂並未就此結束，反而以一種新的面貌和格局展開，形成了一種前後相承，多線展開的氣象。具體説來，就是在西法蘭克地區，它由《聖伯丁年代記》所接續，其時限為830至887年；在東法蘭克，由《富爾達年代記》接續，該書最初到887年，後又延至901年。其他被劃為大年代記的史書還有《克桑騰年代記》（The Annals of Xonten），該書延至873年；《聖瓦斯特年代記》（The Annals of Vaast），其時限為873至899年。尼爾森在對《聖伯丁年代記》一書成書背景、撰寫人員等進行細密辨析時指出：“所有參與這部史著的纂修者們都認定自己是在賡續由《王室法蘭克年代記》所開創的傳統”。根據這一情形，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部記載該王朝前期軍國大事的文獻是加洛林時代大年代記史著的開創者；同時，它又為後世各種大年代記之濫觴，引領它們分別記述西、中、東三個法蘭克王國的史事，從而建構起一個獨具風格縱貫一個半世紀之久的加洛林歷史著述的敍事系統。

　　第四，對以後其他類型的歷史書寫和文學作品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作用。

　　作為加洛林王朝早期最具基礎性的史料文獻，《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的重要地位並不僅限於對年代記類史學著述編纂的影響，還體現在對其他類型的歷史書寫和文學作品的深刻影響上。

　　例如，對尼特哈德的影響。尼特哈德所撰著的《歷史》一書，是：“一部關於加洛林第二代皇帝虔誠者路易幾位皇子之間戰爭狀況最為重要的史料文獻”，它“不僅是一部極有意義的關於中世紀歐洲歷史關鍵事件的史料文獻，而且也是一部饒有趣味的甚至非同尋常的歷史文學篇章。”在對這篇文獻具備如此特質之緣由進行探究時，學術界一致認為除了其他因素、條件之外，就是身處王廷的尼特哈德對各種檔案文獻的瞭解和掌握。肖爾茨就明確指出，尼特哈德的著述“仰賴各種書面文獻”使用了“大量的各種檔案文獻”，其中就包括《王室法蘭克年代記》這一著述。

　　在加洛林王朝的歷史書寫中，傳記是一個獲得極大發展並取得相當成就的領域。當時史家筆下的傳記豐富多彩，就記述對象而言，有帝王、皇親國戚、教皇、主教等；就體裁而論，有散文、敍事詩歌、對話等。筆者認為若將諸種年代記類史乘記述的內容視為法蘭克時代歷史的骨骼，那麼，各類人物傳記的生動描述則是其血肉。而其中記載內容最為豐滿，描繪手法最為多彩的就是9世紀期間分別出自愛因哈德、諾特克（Norker）、厄默爾德烏斯·尼格勒烏斯（Ermoldus Nigellus）、提甘（Thegan）以及“天文學家”（the Astronomer）等五位作家筆下的五部帝王傳記。嚴格按照年代時序而言，這五部傳記文獻最早的當屬在828年或829年間成書的愛因哈德的《查理皇帝傳》和厄默爾德烏斯·尼格勒烏斯的詩歌體傳紀《讚頌路易》（In Honor of Louis）；接着是835—838年期間提甘所撰寫的《皇帝路易生平業績》（Deeds of Emperor Louis）和840-841年之間“天文學家”的《皇帝路易傳》（Life of Emperor Louis），最後是887年諾特克的《查理大帝生平業績》（Deeds of Emperor Charles the Great）。儘管它們分別產生在不同年代，撰寫體例也有不同，然無論成書早晚，也不論傳主為誰，在史料上都一定程度仰仗於《王室法蘭克年代記》。2009年，《查理曼與虔誠者路易傳記五種》由美國著名的加洛林王朝史專家托馬斯·諾貝爾教授迻譯並正式出版刊行。在其為各篇傳記所撰寫的導論中，諾貝爾教授分別就它們與《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之間的關係加以了梳理、闡釋。

　　美國芝加哥大學羅伯特·莫里西（Robert Morrissey）教授是當今歐美學界法國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其在《查理曼與法蘭西：一部千年的神話》一書中指出，在近千年有關查理曼敍事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一書起到了一種或許可以稱作為ground zero（核心、焦點、基石）的功用。”“無論是從知名度還是對後世的解説的影響力而言，沒有哪篇文獻能夠比與出自查理曼傳記作者愛因哈德筆下的那部傳記相媲美……”而”在撰寫這部傳記時，他肯定使用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這部著述”。《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中814-829年這一部分記述，據麥基特里克特考證，是當時唯一的歷史記述，故而具有極為特殊的史學價值。邁克·德·瓊在論及“9世紀敍事”著述時則認為，“天文學家”撰寫《皇帝路易傳》就是以這段史料為基礎。他指出：很清楚，這一部分的《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記載被接近當時的人們和下一代人們所全盤接受，被作為後世歷史編纂的基石。正是這種類型的歷史著述為虔誠者路易的傳記作者提供了權威性的記載，從而使得它們被重新命名為“皇帝路易的業績”。這些學者的論述都對麥基特里克特所提出的“這部年代記構成了一種對法蘭克人及其君王強有力的讚美敍事……整個9世紀期間都可見得該文獻的影響”的主張提供了論證、闡釋和強有力的支持。

　　詩歌是9世紀加洛林社會對自身歷史記述、情感表達的又一種方式。加洛林文藝復興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就就是詩歌創作。目前所收藏的加洛林時代詩歌作品中，除了宗教神學類之外，尚有許多專意讚美頌揚加洛林歷代君王的詩作，而這類作品中最為著名的就是9世紀末薩克森地區詩人薩克索（the Poeta Saxo）所創作的一部六韻步體的長篇史詩《偉大皇帝查理的年代記》，該詩共五卷，長達70頁。從卷一所記載的771年史事開篇，一直延續到卷五814年查理曼駕崩之時。雖然，薩克索以查理曼與薩克森人之間的關係為聚焦點，記述了數十年間查理曼的豐功偉業，可謂是體例獨特，特色鮮明，但其描述所依據的史實，甚至時間框架皆來自於《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一書。

　　（五）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空間

　　對於《王室法蘭克年代記》及以它為代表的加洛林時代年代記類型的史學著述的認識，是多層次、多維度的，關涉到語言文字、版本校勘、文獻整理、史料批評和學術史梳理等各個方面。應當説，西方學界業已在這些領域取得諸多可圈可點的成就，獲得了許多新認識，並提出了一些值得關注和思考的觀點主張，這構成了一些學術亮點，但也顯示出尚有許多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迻譯這些歷史文獻和追蹤、梳理、辨析西方學術前沿動態和成果的過程中，筆者以為以下幾個方面當予以格外注意。

　　首先，秉持嚴謹的學術態度，加以嚴格的審視和考究。就《王室法蘭克年代記》而言，當學界普遍認同該文獻具有某種程度的“官修”色彩，辨識出其作者多為與加洛林宮廷有着相當密切的關聯的時候，就應對其修史立場有所警惕，須十分注意其強烈的“美化加洛林君主的傾向性”。此外，還應從各個層面、角度，對這部著述繼續深入的探究。早在1983年，麥基特里克在其主要著述《加洛林時代的法蘭克王國》一書中就曾指出：

　　本書之所以對年代記加以如此大段篇幅的論述，其緣由不僅在於這些著述是法蘭克歷史中信息最豐富和核心的敍事史料，而且還在於這些著述在解釋史實方面存在眾多難題、在於其鮮明的美化加羅林君主的傾向性、在於其編撰日期和地點方面存在着不確定和爭議、在於其起源、作者、修訂、複雜的抄本系統等各個方面的問題都堪稱為所有法蘭克書面歷史文獻中的典型。大體而論，究竟有哪些抄本存留了下來？它們有多古老久遠？其編撰的起源和理由為何？這些就是我們最值得思考探究的關鍵問題。

　　在關注修史者的立場方面，著名德裔英籍學者蒂姆·路透曾提出過一個論斷，筆者對此深以為然。他説：

　　在重構法蘭克政治世界方面，目前我們所掌握的這些史料文獻，在許多方面仍存在着爭議和尚待研究之處……而在閲讀這些文獻時，重要的是要對那些無聲處加以細心傾聽，對其強調之處加以密切關注。長期以來，這類體裁的著述都體現出一種貌似公正客觀的特徵，甚至在《富爾達年代記》中也是如此，其作者似乎都是不偏不倚的事物觀察者，然而，真實狀況遠非如此。

　　其次，繼續保持嚴格的史料批評立場。對《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之類重要史料文獻嚴加審核，不可將其所有的記載都作為絕對真實的信史來看待。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的一個事例就是《王室法蘭克年代記》749年所記載之內容史事，即維爾茨堡主教布爾恰德和大教長福爾拉德二人奉命前往羅馬，拜謁教皇扎卡利阿斯，向其請教：由何人擔任法蘭克國王為好。55然而這一言之鑿鑿，白紙黑字記錄在冊並且世人皆知的史事，在羅馬教廷的文獻中卻不曾被提及。對於其真偽，近年學界也有人提出質疑。如麥基特里克就有關這一事件變革的所有遺存史料加以仔細梳理考證，最後得出結論，這件史事純屬後人編造。諾貝爾認為麥基特里克對這一史料解讀所得出的結論雖然未能被全部認同，但這一觀點卻是強有力和令人關注的。

　　此外，馬塞厄斯·比徹（Matthias Becher）曾對《王室法蘭克年代記》這部半官方（semi-offical）史乘中始於790年前後加洛林宮廷密切關係的記載加以細緻考究後呼籲，對這部年代記中關於757年和763年那些重要事件的記載予以關注，這些記載似乎都是為查理曼788年的各種行動奠定前提基礎。諾貝爾對此評説道：“與麥基特里克一樣，比徹對作為滿足後世種種需求而建構的各種早期歷史敍事中的一則重要史料做出了新的解釋”。

　　《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以及其他大年代記著述，誠如學界所認同的，是研究法蘭克歷史的最豐富和核心的敍事史料，但在認知加洛林社會歷史的過程中，這些著述所言所述僅僅只是各種史料而已。它們所承載或所表達的是那些編纂者們對當時社會運行、變動的認識。對於後人的認知來説，這些記載言説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有的也的確含有極為珍貴的客觀真實的信息。然而，我們又必須對其保持清醒的態度，切不可將其視為確鑿無疑的史實，更不可將這些言説、書寫不加考辨地一律視作為我們認識加洛林社會的論據。一則史料在何時、何種程度上能夠被確認為是一個真實的史實，進而昇華為可以支撐某種學術論點或主張的一個論據，是經過多道程序、多種檢驗、考證和多方面批評甚至批判過程之後的結果。在我們剛剛開始比較全面地接觸《王室法蘭克年代記》以及其他各種大年代記著述，將其引為進行學術研究的史料之時，更須對史學研究在選擇、確定史實時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必須保持的態度、立場予以強調、重申和堅持、貫徹。

　　最後，強化整體認識與評價。前文多次提及這篇文獻在年代記類著述中所處的地位，既談到了它與小年代記之間的關係，也談到了它對9世紀中葉以後數部大年代記的引領作用等等，這實際上就已潛含着一個重要問題，即對以《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為引領和為核心的加洛林時代大年代記類史學著述的整體性的認識和評估。筆者以為從文獻學、編纂學和史學史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層面，對加洛林時代的大年代記史著進行深入、系統、全面的探究，當成為中國學界目前一項比較重要的工作。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頗眾，亟需有心人沉潛下來，細細地加以探析。這些大年代記即構成了一個特定的歷史書寫類型，而其中各篇著述又具有各自特性。故而，我們在對其作類型學認知的同時，還要深入到9世紀加洛林時代法蘭克的不同地域、不同人羣、甚至不同個體的深層歷史之中。此外尚有一個問題也值得特別關注，即大年代記這類史學著述的出現和繁盛與加洛林王朝的形成、強盛和衰落過程在時間上基本吻合，顯示出高度的“同步性”特徵。而到了“12、13世紀，年代記業已全部消失”。故而有學者指出，年代記類史著的衰沒也反映了加羅林帝國的破敗命運。然而，致使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究竟為何，目前西方學界所給予的解説卻遠不夠詳盡，尚需從諸多維度、層面加以細密梳理和詳盡考證。本文所述僅僅是一種簡要勾勒而已，而此中所涉及的問題頗多，直接關涉到對中世紀早期，尤其是加洛林時代的史學發展狀況和地位的認知和評價。應當説，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加以詳盡辨析的史學史課題，對中國的外國史學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還有，必須看到從18世紀到今天，西方學界對加洛林時代年代記史學價值的評價、判定不僅是一個逐步漸進持續深入的過程，也是一個變遷甚至顛覆的過程。這是我們今日工作必須加以參考、借鑑的重要內容。在“原創性研究”與“創新研究”風靡中國學界的今天，作為學術發展歷程中的後來人，應對前行者持何種態度的問題十分值得深思，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我們對9世紀法蘭克加洛林時代的歷史，對西方文明形成時期歷史的重新認識和重新書寫是否準確、客觀和公正。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註釋從略。如需查閲或引用，請閲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