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美國工廠丨上升期的中國企業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國藍領工人_風聞

2016年秋，我入職紐約州立大學，如所有新同事一樣，成為UUP（大學職工聯合工會）成員。UUP成立於1973年，如今代表四萬多人，是美國最大的高等教育界工會。UUP在紐約州立大學系統為員工爭取權益，如更好的福利，目前的目標之一是為兼職教師爭取更公平待遇，獲得同事們支持。我略懵懂地交會費，小心收存會員證，對於今日之待遇乃工會成員數十年來努力抗爭換取，並無特別切身的認知，直到看到美國紀錄片導演茱莉亞·賴克特（Julia Reichert）與丈夫史蒂文·伯格納爾（Steven Bognar）的紀錄片《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2019），及讀了一點美國工會歷史的資料。《美國工廠》海報《美國工廠》關於中國“玻璃大王”、億萬富翁曹德旺於2014年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州代頓（Dayton）區域莫里恩市（Moraine）開設“福耀”玻璃廠製造汽車用玻璃，僱傭兩千多名當地員工（不少為以前關閉的“通用”汽車工廠工人）。其間勞資關係由興奮樂觀轉至對立矛盾，不僅有中、美思維方式、管理風格差異與誤解，更有試圖組織工會的工人與管理層的角力。階層、種族、國別等問題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夾纏不清，自動化的陰影更威脅着全世界勞工階層的未來。賴克特與伯格納爾認為：上升期的中國企業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國藍領工人，這裏會有故事，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如伯格納爾所言，《美國工廠》即是“貼近地、用特寫鏡頭看全球化”。美國工廠，世界工人很多觀眾都對《美國工廠》里美方管理人員到福建福清的“福耀”廠“取經”如何提高美國工人效率的段落印象深刻。這不但是透過美國人視角的“陌生化”時刻，也是沒參觀過類似工廠的中國觀者的“眼界大開”時刻。工廠軍事化管理，班前例會工人列隊喊口號；他們每天手不停歇工作十二小時，每月休息一、兩天；有人每年只能回家一次看小孩。與此對比的是公司“年會”那些和諧、樂觀、刻奇的歌舞表演與熱烈氣氛，以至於將一位美國客人感動到流淚，説“無論如何，我們在同一個星球，同一個世界，即使有分歧，我們是一體的。”《美國工廠》劇照“福耀”的企業文化無法搬到美國，在代表美國工人權益的工會長期抗爭下，八小時工作日與週末休息已被寫入法律，產業工人也在長期鬥爭中有更強維權意識。在中方管理人員看來，美國工人慢，懶，閒聊天，效率低，為了工資而勞動，缺乏中國工人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與加班加點、任勞任怨的中國工人相比（他們仍拿中國的幾千人民幣月薪，不過每日多了五十美元餐飲補助），曾經驕傲的美國工人的落差甚至幻滅感顯而易見，不僅對於“福耀”，也對於他們的國家對待他們的方式，及美國勞工階層的未來，甚至影響到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俄亥俄所處沒落工業區（所謂鏽帶/rust belt），本來是搖擺州，此次成為特朗普的票倉——有工人認為希拉里代表加州灣區高科技新貴利益，與製造業底層脱節，而被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蠱惑。這一口號也被曹德旺後來換上的華人總裁劉道川使用，用以鼓勵美國工人加強生產力。賴克特與伯格納爾將2016年選舉前後拍攝的素材全部捨棄，大約擔心有喧賓奪主及製造分裂之嫌。《美國工廠》劇照“福耀”的管理方與美國工人之間的文化差異當然不可忽視。美國人的確在充滿讚揚與鼓勵的環境下長大，更在意自己是否被尊重（哪怕是表象）。中國管理者則要維護自己的權威性及層級體系，以批評為主。美國工人認為不被尊重，因為中國人從來不説：幹得不錯！然而，文化與種族碰撞的表象遮蔽了超越國別的階層利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問題被轉移置換為種族與仇外問題（如特朗普一再強調“中國人偷走了我們的工作”），或曹德旺將美國工人的不滿歸結為：“美國工人對中國人有敵意”。這令我想起華裔女導演崔明慧的紀錄片《誰殺了陳果仁》（Who Killed Vincent Chin, 1987）。1982年，華裔青年陳果仁在底特律被“克萊斯勒”汽車廠的兩位白人男子以棒球棒打死，只因對方以為他是日本人——當時日本車在美國市場成為強勁對手，令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岌岌可危，很多美國工人失業因而仇恨日本人（乃至亞洲人）。這除了美國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也是資本主義殘酷競爭下同為受害者的最基層工人自相殘殺的悲劇。其實“福耀”僱傭的無論中國人還是各層級美國人（包括律師及管理者等），由於利益驅動（收入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工人的工資）而成為剝削者的代理人和打手。《美國工廠》開篇不久，副總裁Dave聽到一位議員在慶典講話中提到“福耀”應有工會便恨不得“剪掉他的頭”。拍《美國工廠》時，賴克特與伯格納爾懷着對美國工人的感情進入，逐漸發現中國工人同樣值得關注，這是全球化中勞工羣體的共同命運。但因不懂中文，他們無法與“福耀”兩百來名中國工人溝通，拍了一年後意識到這重要缺失，因此找到兩位中方製片人、紀錄片導演Zhang Yiqian與李米傑。她們每月到俄亥俄拍攝，也同去福清，與片中中國人建立信任與聯繫。導演夫婦認為她們幫導演理解中國的企業文化、風俗習慣、思維方式與歷史，教他們看待普通中國工人的生活與情感狀態。此片的確沒有很多西方導演拍攝中國時先入為主的獵奇的刻板印象表達，態度温和謙遜，唯一遺憾為中國女工視角的缺失。《美國工廠》劇照美國工廠，美國工會俄亥俄州非裔民主黨議員弗萊德·斯特拉霍恩（Fred Strahorn）指出：工人和勞工運動建造了美國。美國工人的權益，是無數參與工會的前輩流血犧牲抗爭出來的，並非財團與資本家格外仁慈。《美國工廠》中出現的“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為美國最大的獨立工會，成立於1935年，1936-1937年間組織了一系列罷工、靜坐等活動，迫使三大汽車公司（克萊斯勒、通用、福特）承認其代表工人談判的合法地位。工會的基本目的是維護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工人話語權，找到企業盈利與員工權益之間的平衡點。UAW為工人爭取更高工資與更好福利，支撐他們穩定富裕的“美國夢”，鼎盛時（1979年）有150多萬名成員，如今由於汽車工業的國外轉移及財團各種反工會措施而縮減到30多萬人。儘管UAW後來有官僚化及腐敗等問題，不應否定其爭取勞工權益的歷史與積極意義。在各種右翼媒體與政客不斷醜化、抹黑、以偏概全的宣傳下，工會似乎成了美國製造業衰落的元兇，而不提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全球化、資本轉移、去工業化等問題。美國勞工運動與工會組織主要蓬勃於東、西兩岸與中西部。在美國南部，組織工會則困難得多，也與政治保守及種族隔離有關，因此，後來在美國投資的德國與日本汽車公司，都選擇在勞工法保護薄弱的南部投資建廠。這些工廠，在各方阻撓下，至今工會也無法組織起來。資方壓低工人工資，即降低人力成本，保證日本汽車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價格優勢。這些對資方的“好處”，是歷史悠久、工會力量強大的美國汽車工廠無法比擬的，所以他們在美國關廠，轉而去壓榨價格更低廉的墨西哥工人。 《美國工廠》並未解釋工會在美國的歷史與現狀，大約對美國觀眾來説算是常識，但它細膩揭示了“福耀”如何斥巨資（一百萬美元）僱傭反工會諮詢公司（LRI/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並斷言組織工會的結果可能會對工人薪資福利更不利。“雙管齊下”的另一端，管理層分化工人力量及削弱加入工會的聲音。很多工人被“培訓”和灌輸恐懼後而投否決票，尤其是沒有工會抗爭經驗也擔心因此失去工作的年輕人。當然，工會再組織工人罷工也不會再嚇到僱主（勞工法的漏洞使得僱主可隨時解僱罷工者並僱傭其他工人），他們不再有談判籌碼。在資本的強勢碾壓下，心懷正義感的中年叉車女工Jill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從姊妹的地下室搬出來住上自己租的公寓，又因參與工會運動被開除而生活無着。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類似LRI這樣破壞工會的私營公司炙手可熱，成為一個龐大且利潤不菲的產業，他們在公會成員下降、工人工資減少的企業文化間推波助瀾。曹德旺曾算了一筆賬，除了人力成本，在莫里恩投資設廠各項成本都低於國內（可知國內工廠很大程度上依賴剝削工人來降低成本牟利），兼之美國各地政府爭奪投資項目，不斷推出鉅額優惠補貼政策。“福耀”因僱傭兩千多名當地工人，市與州政府給予各項補貼，使得其買地與改造廠房等於免費。除掉“工會”這個心腹之患，再換上身手敏捷體力更佳的年輕工人及自動化對工人的威脅，他已不必再擔心美國工人“製造麻煩”。《美國工廠》劇照《美國工廠》結尾字幕寫道：到2030年，自動化將令全球三億七千五百萬人需要尋找全新種類的工作。畫面是摩肩接踵上下班的中國和美國工人。想起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1936）開篇以蒙太奇手法將羊羣與熙熙攘攘上工的產業工人剪接在一起，暗示同樣任人宰割的命運。《美國工廠》最後一個鏡頭是工人模糊的背影，一個暗淡未知的未來。賴克特説《美國工廠》的結尾令人不安，它不是那種人們看完會起立歡呼的電影。全世界無產者早已沒有聯合的可能，資本和資本家卻張開“全球化”的翅膀順暢地流動遊走逐利。**有人説：資本將人變成機器，等機器成熟了再拋棄人。**美國工廠，美國導演“福耀”工廠所在地代頓，有當地人引以為豪的創新發明與工業製造的歷史，幾乎是兩代人以前的“硅谷”：這是賴特兄弟發明飛機之處，收銀機也誕生於此。美國汽車製造業三巨頭之一“通用”（GM）公司的工廠在此開了86年。“通用”工廠對本地至關重要，在1950至1980年代之間，通過工會的抗爭與保護，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藍領工人可獲得不錯的收入與福利，過着有房有車、可送孩子上大學的中產階級生活，不同族羣和平共處。七、八十年代後，耗油更少及人力成本更低的歐洲與日本車在美國市場份額激增，美國汽車行業受到衝擊。為降低成本，美國汽車工廠不斷遷往墨西哥，代頓社區每況愈下。2008年，“通用”生產線開下最後一輛卡車後關閉，留下數千名失業工人與他們絕望的家庭。在那些艱難的日子裏，導演賴克特與伯格納爾每日去工廠門口及附近酒吧拍攝和採訪——他們在代頓住了數十年，住處離工廠僅二十分鐘車程。因美國汽車廠工人總被反工會的商業媒體抹黑，他們對持攝像機的人懷有戒心。導演以真誠和堅持獲得了工人的信任，拍攝了40分鐘紀錄短片《最後一輛卡車：通用工廠的倒閉》（The Last Truck: Closing of a GM Plant，2009，HBO出品）。該片獲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遺憾的是《最後一輛卡車》 裏只有工人視角，因為“通用”管理和決策層拒絕受訪及禁止導演進廠拍攝，派保安在廠門口附近阻攔和驅趕他們。工廠車間的鏡頭，由工人用手機或用賴克特提供的小型高清攝像機秘密拍攝，部分出現在《美國工廠》開頭。《美國工廠》有點像《最後一輛卡車》的“續集”，因為數年後“福耀”買下了“通用”廢棄廠房，在當地政府與民眾熱烈歡迎下高調進駐。賴克特與伯格納爾認為：上升期的中國企業家遭遇衰落期的美國藍領工人，這裏會有故事，關於資本主義、全球化、文化交融或更多。當地商界人士喜歡《最後一輛卡車》，向曹德旺提議由賴克特夫婦拍片記錄這個歷史性時刻。曹德旺同意了，並不設任何限制，任由賴克特夫婦團隊五個人、五台攝像機拍攝了三年（2015年2月到2017年12月）。在那些工會之爭白熱化的艱難時刻、曹德旺容易招致非議的時刻（比如開除美方管理人員等），他也自行其是，從未乾預過拍攝。《美國工廠》為了保持獨立性，並未受“福耀”集團資助，製片方為Participant Media——該公司也出品了墨西哥導演阿方索·卡隆電影《羅馬》（2018）及非裔女導演艾娃·德約列的劇集《有色眼鏡》（When They See US）。《美國工廠》在聖丹斯電影節獲美國紀錄片最佳導演獎，8月21日在Netflix上線。在Netflix不覆蓋的中國，也有廣泛傳播與熱烈討論。很多媒體宣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及夫人“投資製作”該片，甚至暗示這是“奧巴馬的電影”，非常不確。奧巴馬伕婦的確籌辦製片公司“高地”（Higher Ground）且與Netflix合作（為了“名流站台”效應，後者要支付前者數千萬美元報酬）,《美國工廠》是“高地”選擇發行的首部電影，且以較低價格購入版權（Netflix規定不許公開收購價格），但“高地”並未在任何程度上參與影片製作，僅後期發行。頗有反諷意味的是，儘管被視為對勞工友善的總統，2009年奧巴馬任總統期間，並未着力推進“僱員自由選擇法”，該法令會使工人更容易組織工會及增加對違反勞工法僱主的罰款。有人認為他拋棄了勞工運動。十年後，他高調支持涉及勞工權益的《美國工廠》，避重就輕，不斷強調“講好故事，讓我們增進理解”之類的心靈雞湯。儘管幾乎被奧巴馬伕婦的光環遮蔽，賴克特與伯格納爾並非名不見經傳，尤其前者，是美國紀錄片歷史上重要人物。若以獎項論英雄，她有三部作品獲過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本人也於2018年獲國際紀錄片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今年五月，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了她的個人作品回顧展。賴克特是位於代頓的賴特州立大學的退休教授，在那教了28年紀錄片製作。她一直是有良知的紀錄片工作者，秉持對性別平等、社會公義的關注，幾部重要作品如《成長的女性》（Growing Up Female，1970）、《工會女僕》（Union Maids ，1976）、《正觀“紅色”》（Seeing Red，1983）等常在美國的紀錄片歷史及性別研究課程被觀摩討論。賴克特是美國戰後成長的一代(baby boomer)。那代人大都接受過反越戰、種族與性別平權運動的洗禮，思想傾向進步並強調行動，對社會公平、勞工權益有不懈追求。賴克特自述開始紀錄片創作是為了作為女性，要打破影像表達的男權結構，且以這樣比較親民的形式將自己的想法傳播給更廣泛的民眾，從而激發思考與討論，進而付諸行動來改變社會。與當時伴侶吉姆·克萊恩（Jim Klein）合作的《成長的女性》是賴克特的畢業作品，關於俄亥俄某鎮幾位女性的故事，探討女性被教育體系、流行文化、社會期待等規訓、形塑的性別認知及劣勢社會地位，如今看來仍針砭時弊。這是美國女權運動的一部重要作品，多年來不斷在美國各地放映，以直觀方式提升觀者反思意識及對持懷疑態度的民眾解釋什麼是性別平等。1971年賴克特創辦“合作社”（co-op）形式的發行公司New Days Films，避開電影院的商業運作，直接在學校、工會、社區組織放映，是一種非牟利的公共教育模式。 賴克特與克萊恩合作的《工會女僕》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是採訪三位經歷過1930年代美國勞工運動的女性的口述歷史紀錄片，不僅涉及工會領導工人為改善惡劣工作環境、超時低薪工作而進行的抗爭，也不迴避討論白人男性領導的工會內部的官僚化及種族和性別歧視。兩人合作的《正觀“紅色”》再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此片重新挖掘美國共產黨人被湮沒的歷史：在美國“大蕭條”（1920年代末）與“冷戰”（1940年代末）初期之間，有一百多萬美國人加入美國共產黨，帶着激情與希望，為勞工階層的權益與尊嚴、為了一個更公正平等的世界而抗爭，相信這是美國未來的正確方向。隨着“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對進步人士的迫害與“反共”氣氛愈發緊張，人們噤若寒蟬，閉口不談這段歷史，這種恐懼在導演拍片時的八十年代仍在。與賴克特以往的紀錄片相比，《美國工廠》少了份粗糲樸拙，多了份圓熟，更接近主流紀錄片，部分在於原創配樂及導演首次僱傭剪輯師（以前作品大都自己剪或由克萊恩幫助）——林賽·烏茨（Lindsay Utz）花了18個月將1200小時素材剪到110分鐘。導演與剪輯師討論了一星期，將牆上貼滿索引卡，標註不同人物與主線。然而由於題材龐大、線索與人物太多而無法一一深入，有淺嘗輒止之感。此外，人們很少談論紀錄片的聲音，此片導演非常注重聲音採錄。他們用小麥克風，增加私密感及儘量排除人物説話時工廠車間裏噪音干擾。有些訪談只錄聲音，作為旁白使用，配合人物做其他事的畫面，觀眾如在聽他們的思考或內心獨白。因為生產線上的工作枯燥重複，人們的思緒容易漫遊。導演有時隨下班的工人到他們的生活空間，聽他們的日常對話。有些訪談是凌晨兩點在工人家裏錄的，伯格納爾認為這時更可以聽到人們的內心想法、靈魂思考的聲音。另一種是隱喻性的“聲音”，為底層發聲。《美國工廠》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放映後，一個人站起來，説：“我是邁克爾·摩爾，你們所有電影都對我有重要影響，尤其我們都在中西部勞工家庭長大，我們通常在電影裏看不到自己，我們的聲音被忽略，感謝你們為我們發聲。” 摩爾的紀錄片《羅傑與我》（Roger and Me, 1989）記錄了他的家鄉、密歇根弗林特作為“汽車城”的衰敗——如莫里恩居民經歷的，由於“通用”關廠造成當地數萬人失業，民生艱難。儘管他們作品風格迥異，賴克特也敬佩摩爾，認為他拓展了紀錄片的形態，如一個朋克搖滾小孩闖進衣冠楚楚的派對，嬉笑怒罵揭開各種偽善體制的畫皮。賴克特也追隨對她影響較深的紀錄片的足跡（多為關於美國民權及工會運動的佳作），如《哈維·米爾克的時代》 （The Times of Harvey Milk, Rob Epstein, 1984）、《矢志不移：美國民權運動1954-1985》（Eyes on the Prize, 1987）、芭芭拉·卡頗（Barbara Kopple）的《美國哈蘭縣》（Harlan County, U.S.A., 1976）與《美國夢》(American Dream, 1990)——兩部都關於美國工人在工會領導下罷工，前者勝利，後者失敗，工人力量的削弱與工會的興衰折射了1970至1990年代美國的經濟變遷與資本主義走向。另一部她沒提到的德國紀錄片《輸家和贏家》（Losers and Winners, 2006, Ulrike Franke and Michael Loeken），講述的是與《美國工廠》類似的境況：中國工人在德國的魯爾工業區遭遇德國工人的差異與衝突。作為一直關注社會問題的導演，賴克特很少將個人作為紀錄片的主角，她關注的是社羣，尤其是被剝奪與邊緣化的勞工羣體。她大都採用“直接電影”與訪談形態，不以旁白敍述介入，訊息以字幕解釋。因而導演的視角大都通過採訪、剪輯來構造：不同視角的並置、對比、爭論、對話。《美國工廠》少了賴克特以往作品中粗糙犀利的稜角與明確的政治訴求，顯得四平八穩。因導演想平衡各方聲音（即使那些視角彼此衝突），不在政治上“站隊”，對每一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理解，包括曹德旺。賴克特後來在訪談中説：曹德旺是佛教徒，也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想盈利，不斷迫使別人達到他的目標。他懷念田園過去，又是資本主義浪潮的弄潮兒。 這個人也很複雜。他們試圖將這種複雜性表達出來。賴克特也理解美國工人的絕望，因為貧富分化已是前所未有的嚴重：人們從未見過CEO工資是普通工人500倍的時代。賴克特與伯格納爾認為在這個日益撕裂的政治環境，他們想讓所有人（無論老闆、經理還是藍領工人）都能看這部紀錄片並討論相關社會政治議題，如為何工人工資停滯不變而富豪階層收入連年增加？如何創造一個屬於每個人的未來？全球化帶來怎樣的經濟與文化的構造性變化及對普通人的生活產生何等影響？伯格納爾説：彼此對話更有意義，而非躲在自己的角落和標語裏。賴克特認為我們的公共討論中越來越少談到對弱勢者的理解與支持，即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越來越少，她希望能用紀錄片教育和團結民眾而非分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