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從府院之爭到走向復辟（中）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張勳不過是復辟的執行人、代理人。

徐州會議：復辟的武力與外交準備

從中國歷史上看，君主復辟如能成功，必須滿足五種條件：第一，擁有具備支配地位的軍事力量與廣泛的政治同盟；第二，復辟與現今狀態相比確實有優勝之處；第三，具備充分的法理依據；第四，復辟君主的人選確定無疑，沒有任何爭議；第五，考慮到民國初年的具體情況，還須獲得當時帝國強權的支持。

在這五點理由中，相較而言，第一點最為根本，是復辟的必要條件，沒有取得支配地位的軍事力量與廣泛的政治同盟，復辟之舉，就如無根之木。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點，則是復辟的充分條件。由此看來，正是下文論述的第四次徐州會議奠定的“復辟軍事—政治大同盟”，才讓張勳敢於復辟。

張勳

張勳從洪憲帝制失敗得出的最大教訓，是復辟必須要有各路軍閥的同意，尤其是馮國璋與陸榮廷的支持。軍閥們的同意，才是帝制復辟成功的武力保障。恰在護國戰爭收尾之後，以徐州為會場的四次徐州督軍會議次第召開，為復辟提供了軍事組織準備工作。也正是第四次徐州會議，決定了復辟的具體步驟。

1917 年4 月，段祺瑞召督軍團赴京，以督軍團向國會、總統施壓，冀望通過對德國宣戰案。張勳不至，僅派代表列席，以示不奉段祺瑞為首領。在對德問題上，張勳的態度，也異於段祺瑞之強硬主戰，主嚴守中立。

張勳態度迥異於段祺瑞，既有派系爭端的因素，也有德國方面的因素。

1917 年3 月14 日，時任外交部長的伍廷芳照會辛慈，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3 月25 日，辛慈離開北京，經停徐州，與張勳會談，然後經上海乘船回德國。張勳與辛慈會談內容不得其詳，但在中央政府已對德斷交狀態之下，張勳仍然與辛慈密談，其舉動也足以説明張勳的親德立場。此後張勳復辟失敗，也由德國軍人擔保張勳的人身安全，這也可説明張勳與德國的關係非同一般。5 月中旬，段祺瑞門生靳雲鵬以軍警所組成的“公民團”彈壓國會，形勢更趨緊張。復辟派雷震春、張鎮芳甚為興奮，鼓動張勳出兵北上，“現值箭在弦上，欲罷不能，黎、段兩人斷難並立。趁此機會，厲兵秣馬，可以定亂為名，收服人心，借圖大計。時不可失，機不可緩，各界傾仰，全注徐州。姑看一星期中，都門未知成何景象矣。川軍互鬥，湘省戒嚴，中央麻木不仁，無力壓制。似此政府，幾類東周，有建義旗者，誰不響應。各督軍亦有贊助者，萼卿想已言之矣。是否有當，敬乞卓裁”。

段祺瑞

在此復辟人士認為的“時不可失，機不可緩”時刻，北京的部分督軍團成員南下，赴徐州徵求十三省大盟主張勳的意見，拉開了復辟大幕。

1917 年5 月中下旬，在京的督軍團因參戰問題懸而不決，要求總統解散國會之議不獲通過，部分返回原任，準備獨立，要挾中央，將以兵戎相見；部分赴津，另組政府，陰謀抗衡北京政府。5 月23 日，滯留天津的部分督軍團成員南下，前往徐州徵詢張勳之意見。此為第四次徐州會議之緣由。

第四次徐州會議，在復辟帝制這一過程中，為最後手續，而各種史料敍述，互有差異。與會的具體人員、會議討論內容，都是相當重要的信息，各有説法。下面從參會人員和會議討論內容兩方面討論第四次徐州會議。

徐州會議的與會人員，各種表述互有參差。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敍述此次會議，“五月二十一日，由北京掛專車直放徐州的有倪嗣沖、張懷芝、王佔元、趙倜、李厚基和各省軍閥代表共計二十餘人。值得注意的是，孟恩遠隨車到天津就下了車，曹錕則託病回到保定，原來在天津的李純也未隨同前往，王佔元在徐州只住了一夜就由隴海路到鄭州轉車南下。因此，實際上參加第四次徐州會議的只有督軍團的一部分和一些軍閥代表。但是，第四次徐州會議有四五個督軍親自參加，這就比以前的三次徐州會議顯得更為生色了”。也就是説，到會的督軍團成員，至少有“倪嗣沖、張懷芝、王佔元、趙倜、李厚基”以及各省軍閥。

曹錕

張勳在復辟失敗之後發表《質問原同謀及與聞諸人電》，其中被質問的， 有保定曹仲帥（ 曹錕）、濟南張志帥（ 張懷芝）、蚌埠倪丹帥（倪嗣沖）、杭州楊樹帥（楊善德）、福州李培帥（李厚基）、南昌李秀帥（李純）、開封趙倜帥（趙倜）、洛陽張師長（張福來）、武昌王春帥（王佔元）、奉天張雨帥（張作霖）、太原閻百帥（閻錫山）、西安陳伯帥（陳樹藩）12 人。張勳通電中，更進一步指出這些共謀者包括“張志帥（張懷芝）、倪丹帥（倪嗣沖）、趙倜帥（趙倜）、李培帥（李厚基）及諸代表揭出復辟宗旨”，其中四人是督軍，其餘人員則為各省代表，唯王佔元不在其列。

**就參會人員的地域空間來看，幾乎囊括了北洋勢力所在的全部省區的軍政長官。**各督軍到達徐州，會議開幕之後，張勳發言，稱“中國現在的國體，不宜共和”，應對時局的解決辦法，唯有復辟一途，並承諾在復辟之後的利益分配問題上，保持地方“諸侯”的利益，只在名稱上做調整。彼時，督軍團對張勳的提議“不置可否”。晚宴之後，徐樹錚、倪嗣沖等急於推倒國會，迫使黎元洪退位，遂相約提出，姑且同意張勳的要求，“他（指張勳）是復辟的腦子，別的他聽不入耳。咱們就贊成他復辟，等他復辟時咱再想別的法子”。隨後，督軍團找到張勳，諸人在黃綾子上簽名同意復辟，並且議定復辟之過程分三步走，“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位，三複闢”。

敢於復辟，“冒天下之大不韙”，需要武力基礎為支撐。張勳集團有復辟實力，但是僅一個集團同意，還不足以成事。如果在復辟問題上，各督軍之間意見不統一，貿然復辟，就極有可能導致內戰，乃至軍閥混戰，這樣的結果，將是雙輸之局，誰也不願看到。這一點，張勳是相當清楚的。張勳在《質問原同謀及與聞諸人電》中，陳述復辟之時機，稱各督軍及代表在徐州會議上“揭出復辟宗旨，堅明要約，各歸獨立，前言在耳，皇天后土，實鑑臨之，故弟帶隊北上，臨行通電，諄諄以達到會議詞旨為言”。也就是説，張勳不過是復辟的執行人、代理人，“替天行道”，代替諸軍閥完成早已制定的目標而已。張勳這一説法，有推脱“復辟”罪責的嫌疑，但是從徐州會議的整個討論過程來看，事實也是如此。

​

從上文的材料辨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丁巳復辟局面的形成，是互相利用、條件交換之結果。試圖推倒國會，逼迫黎元洪下台的督軍們，以此兩點要求同意張勳復辟的主張。

雙方之間唯一的分歧在於是否擁護復辟。張勳是“復辟腦袋”，一門心思要復辟，而督軍們的想法，則是“等他復辟時咱再想別的法子”。

這個“別的法子”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政治態度上的含糊、不確定性，正是軍閥們的特點。這個“別的法子”，既可以理解為各自擴大利益，實行帝制或是共和，也可以理解為張勳復辟之後再推倒張勳及溥儀，段祺瑞復出，重新收拾局面。

外交方面，爭取日本之同意是復辟派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在東亞的勢力陡然上升。國內各政治派別，都極端重視日本的意見，即孫毓筠所謂“一俟某國同意，復辟即行發動”。

1917 年5 月，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遊歷中國，“過徐州會晤張勳，談此次復辟問題，語多遊移。張遂以為日本亦贊成復辟”，實際上田中義一此行所發表意見，並未獲日本內閣方面的同意，寺內正毅內閣很快責令田中義一派員向張勳聲明，日本並無主張復辟之意。

田中義一

隨後，在張勳身邊陰謀復辟的日本人佃信夫引介升允面見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徵詢意見，寺內正毅對復辟表示同情。但之後日本態度又幡然改變，日本陸軍部通知升允，他們對復辟不表示支持。不過，張勳既已定策復辟，有無日本的支持都將發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