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心理學”的交集？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院Baptiste Brossard和蒙特利爾大學教授Nicolas Sallée為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特刊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what intersections?所撰寫的導論。本文回顧了社會學與心理學跨學科研究的情況，批評了先行研究中決然二分又莽然並置的現狀，並指出了發展跨學科研究所需要的基礎。其中，本文第三部分所提及的研究均為該刊所載文章，有興趣的讀者可至該刊查閲。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89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社會學與心理學在理論與實踐中，有什麼交集？在什麼情況下，它們的概念是可兼容或相矛盾的？其跨學科條件又如何？

由於被多家資助組織所重視，又被以研究主題為標準的學術領域劃分所驅使，“跨學科”已經成為學術世界不可控的關注點。實際上，跨學科研究項目的條件狀況仍不明晰，它們常常是修辭性而非實際進行的。如果我們的研究團隊由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是否就意味着我們在進行跨學科研究？如果我們在同一論著中，使用不同學科視角的概念來分析數據，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產生了跨學科的成果？如果我們組合不同傳統的方法，是不是就算是跨學科的方法論了？這詞聽上去是如此的誘人，誰會反對跨學科的原則呢？但進行跨學科研究無疑需要必要的理論反思與學科間的“轉化工作(conversion work)”。組合不同概念和不同現實“層面”（生物-心理-社會模型，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看似容易，但我們更應該思考這些概念與“層面”常所隱含的不可兼容的認識論世界觀。

危險的溝通

對於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學科，這一問題顯得尤為深刻，比如社會學與心理學。長久以來，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分裂，部分是由於學科的歷史與互斥的制度化方式所導致的。這段歷史產生了人類行動、社會制約、意識和規範等十分不同的概念。由於這些原因，跨學科溝通是十分危險的，因為這威脅到基於差異與對立而建立的學科認同與其認識論。即使在犯罪學、社會工作、管理學等較為綜合的領域中，這種溝通也毋寧是並置或者斷章取義的單視角節選，而非精心設計、互相印證的整合工作。

事實上，這種跨學科溝通並非在一箇中性的社會空間內發生：“個人”與“社會”的二元對立，基於“社會的”和“心理學的”學科劃分，並由之（再）生產；這種二元對立反映了當代社會中主導的心理學引領的自我表徵。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已闡明。他指出，跨越社會科學和精神病學邊界有社團性的(corporatist)和表徵性的(representational)雙重阻礙。為了在一個競爭性學術領域內捍衞自己的學科地位，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們都傾向於強調自己的專業性，因此也常以刻板的社會學人(Homo sociologicus)和精神學人(Homo psychiatricus)形式再次強化了“內在”與“外在”的虛構對立。關鍵的是，這種對立正是建立於西方社會的個體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

在當代較為發達社會中，常有一種特殊的自我體驗(self-experience)的表述。而一個決然的區分，即在個人“內部”所發生的與“除其之外”所發生的區分，則被這種表述所證成了。就關於人類的事實陳述而言，並不存在一個無形的牆將每一個個體與他人區隔開來。一種觀點認為，個體的“本質的”自我能藏在其內部而不為他人所知；而整個基於這種觀點的概念體系，實際根本不符合所有的人類社會……幼兒根本沒有這樣的“牆”，或者，更準確地説，這種牆的自我體驗。他們也不是自發地成為人的本質天性的。

埃利亞斯通過歷史化自我意識的形式，追溯緣起於德國的，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中的，社會學與心理分析的對話。在一次與法國曆史學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訪談中，埃利亞斯表示，“沒有弗洛伊德，我不可能寫出現在的作品”；“弗洛伊德的理論對於我的工作至關重要……他所有的概念（比如，自我、超我、力比多等）我都很熟悉。”但他也強調，雖然弗洛伊德所闡釋的心理學架構使得我們可以將人“理解為一種進程(process)”，但其理論本身同樣具有社會與歷史侷限性：

貫其一生，弗洛伊德研究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男男女女。他以一種自然科學的方式建構其概念，好像性格的結構為全人類所共有……他實際是將一種普遍價值加於特定的類型與歷史性的性格結構之上。

最近，羅斯(Nikolas Rose)發展了對心理學化(pyschologisation)的歷史進程的反思，他對心理學史的福柯式解讀指出，如果把西方的二十世紀視為“心理學的世紀”，這不僅是因為心理學自身的合法性使其具備了公認的職業和學術學科，毋寧是因為它建構起了我們所處的社會，以及我們所成為的人：

這些領域的人，認為自己寄居於一深層內在的心理空間，並以此衡量自己，做出行動。他們以心理學的語言描述自己，説着智力、性格、焦慮、神經症、抑鬱、心理創傷和外向內向，又以心理倫理評判自己。這不單是個體化的進程：我們也經歷了集體生活的心理學化，它也發明了“集體意見”、“民意”等概念。

雖然心理學理論影響了社會如何運作，但任何心理學理論自身都或多或少明確地依賴於一種社會如何運作的（行為）概念。因此，實時反思“社會”的概念十分必要。格林伍德(John D. Greenwood)通過分析社會心理學史，指出了一種變更“社會”概念的趨勢：先前這一概念基於（馮特或杜爾凱姆傳統下的）集體表徵，而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這一概念變得愈為單薄，它被還原為集體或組織對個人態度的“外部”影響，而這種個人態度以及起背後的心理學進程，則被視為普遍而與歷史無關的。格林伍德認為，這種“社會”概念和多數社會心理學家的自治與理性的（個體主義）價值相一致，並由晚近愈為顯赫的生物進化論模型所支持。二十一世紀可能是神經科學的世紀——神經科學宣稱可以解決以人類合作為代表的“社會性”難題。這使得社會學擔憂將失去其“社會”定義的權威。正因此，更需要批判警惕現有學科劃分所默認隱含的這種個體化表徵。

總之，社會學和心理學的邊界，依賴於認識論上對自我與社會的概念漸進區分(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而這也導致了實踐性後果(performative effect)，造成研究對象與研究視角的混淆。這意味着對於學科內和學科間的思考，除了互借概念與比較評估研究假設之外，也包含着這個社會世界實質如何與應當如何的政治立場。就此而言，“心理學的政治”即是一典型案例，因為這不但發生於大學中，也充斥在治療過程中：在後者，盛行於西方當代社會的個體化體現於愈佔主導的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這也促進了一種愈發猖獗的“可計算的心靈(calculable minds)與可控制的個人(manageable individuals)”的表徵，以為後者的動力可以抵抗社會結構的重負。

多樣的聯繫

一個簡明的發現即可幫助開展對話：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不僅彼此不同，其內部也各有所異。就此而言，只要注意到其內部組成的多樣性，通過檢驗兩學科自身就會發現，不僅兩學科間，其內部也存在着認識論的差異，這也就為多樣的跨學科形態敞開了大門。這一點在卡米克(Charles Camic)的作品中即有揭示。卡米克比較了1890年至1940年之間，美國三大社會學系（哈佛、哥倫比亞、芝加哥）各自的歷史與（跨）學科生態，並指出：早期芝加哥大學中，學科邊界不是由學院體制所強加的；但現在則與之相反，跨學科聯繫是由當地院系和體指所設計的“跨學科互動”所促成。雖然學科間有這些理論與實踐的關聯，但由於學科領域產生了一種對其專業性的神秘化敍述，因此我們認為閲讀經典會為進行跨學科反思提供便利。

作為社會學的主流理論的符號互動論，其實與作為心理學主流的社會心理學，因有着共同的起源而密切相關。比如，兩者均可追溯到庫利(Charles H. Cooley)和米德(George H. Mead)的作品，後兩者則受到實用主義哲學家的影響，他們是心理學（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教育研究（杜威，James Dewey）的先驅。在這方面，庫利採取了最極端的立場，他否認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之間有什麼差異，同樣也拒斥分開研究“個體”與“社會”：“獨立的‘個體’是一種對經驗而言不可知的抽象，獨立的‘社會’亦然。有意思的是，庫利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受益於這種學科交叉視角：他同時被視為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的先驅，但也因學科間的區分政治而被部分忽視。

符號互動論歷來被認為接近於心理學。除此之外，其它理論趨勢其實與心理學也有更為隱秘的關聯。最典型的案例即是韋伯(Max Weber)，他的“社會心理學”概念並不明晰，但人類行動的心理動機對韋伯式的社會學無疑至關重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的“心理報酬(Psychologische Prämien)”即旨在解釋宗教行為中“救贖獎賞(salvation premiums)”的角色。韋伯將這種反思基於其之前“工業職業的身心”研究之上。在後者中，他力求將其理論與工作績效方法相區分（這一方法正被其時代新興的高度個人主義的心理生理學所取代的）。韋伯根據其在一家紡織廠的研究發現，強調“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年輕女性，即那些虔信派的女性”有更高的產出。接着，他強調了今天我們常與“新教倫理”相聯繫的特點：

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和極為重要的工作責任感，在這裏經常與即算最高盈利可能的厲行節約以及能夠顯著提高工作表現的自我約束能力和節儉精神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為“為了勞動而勞動”、“勞動是一項天職”這一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觀念提供了最為有利的基礎。（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文版選自北京大學出版社，馬奇炎、陳婧譯本，第57頁）

雖然符號互動論、韋伯的理解社會學和埃利亞斯的歷史社會學可能是與心理學聯繫最為緊密的社會學理論，但其它當代思潮則加劇了兩者之間的斷裂。比如，女性主義研究，她們重新解讀經典心理學著作，並評估心理學是如何考慮性別的。這種思潮對過去的知識採取了一種批判回顧式的評估，並提出了諸如“在心理學中如何整合女性”，以及之後“如何在心理學中整合性別與建構主義視角”等問題。另一個例子是，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和/或矛盾理論。雖然它們長期涉及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式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常被視為人類行動的心理學分析的對立面，它們更強調結構、不平等和階級矛盾：這是一種為波普(Karl Popper)所辯護的激進闡釋。然而，從“異化”或“商品拜物教”概念中，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中找到一種固有的社會心理學，這種社會心理學強調了人類心靈對生產方式的心理滲透性及其產生的影響，並提出了非物質勞動等概念。也就是説，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同樣強調了社會生活的心理維度。當代學者已經揭示出社會結構與不平等所深刻體現的諸多方面，其中最為深刻的事例即為布爾喬亞和勳伯格所提出的“隱秘隔離(intimate apartheid)”。

​換言之，社會學理論常常（或者必然）依賴於自我、個體、心靈，乃至無意識等概念。因此，很多評論者注意到社會學中最為基本的方法，或隱或顯地有賴於心理學認識論。最典型的案例，即是被斥責為社會學主義的理論家們。比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發展了弗洛伊德對整合心理學與社會學所做出的貢獻。又如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 人們常認為他堅持拒斥所有的心理學論證，如其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中寫道：“每次社會現象被心理現象所直接解釋，那我們都可以放心説這解釋一定錯了。”然而，實際上，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學科生態中，杜爾凱姆主要反對的是這兩種心理學方法。一方面，他反對當時許多心理學家所採取的自然化(naturalising)方法，這些心理學家包括裏博(Theodule Ribot)和讓內(Pierre Janet)，他們借鑑生物學，企圖通過研究個體行為的生理學原因以建立“心理生理學(psychophysiology)”。另一方面，杜爾凱姆反對塔爾德(Gabriel Tarde)的心理學化(psychologising)方法，後者雖拒斥心理生理學，卻仍通過個人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最知名的即是其模仿論）。杜爾凱姆的社會學漸漸吞噬了塔爾德理論的光芒，其理論影響力或許可以解釋法國早期的社會學與心理學的斷裂，但如此解讀忽視了其與心理學關係的複雜本質。如Bruno Karsenti所指出，杜爾凱姆的社會學被定義為：

同時抵抗卻又在心理學之內……一方面，它必須區別於心理學，後者的個體還原(individualistic reduction)是客觀確立社會事實的最大的認識論威脅。另一方面，它也被暴力地還原至了心理學，因為正是作為一種心理現象，社會事實將自身確立為了一種活躍的現象，由此才能有效地決定個人存在的方式。

考慮到個人意識只能以集體表徵得以解釋，杜爾凱姆將其社會學描述為社會的心理學的一種特殊形式，或即一種社會心理學。這種社會心理學規劃深遠影響了從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法國社會學，而布迪厄的“慣習(habitus)”概念又與心理分析和認知發展心理學密切相關。在上世紀後半葉，這一規劃又被一羣社會心理學家重新發現，注重社會表徵的他們視杜爾凱姆為其理論之父，並隨即為更廣泛地反思社會學家對社會心理學的貢獻鋪平了道路。

如諸多事例所示，雖然有很多學科敍述中有很多決然的區分，但社會學的跨學科並非如很多當代的研究項目（至少在紙面上）所誇耀的那樣，是獨一無二的方法，毋寧，它是基於知識的實踐建構的長期原則。換言之，社會與心理學視角的歷史揭示出這一事實，即兩學科間有着長期互動，這絕非個例，而在諸核心學科著作中均有體現。

三個問題

因此，實際上我們並不是要去“調和”被不可避免地獨立的觀點。毋寧，我們需要提煉兩種缺失的聯繫。一是要組織整合關於“個體”、“心理學的”和“社會”、“社會學的”這些概念的知識。這些概念到底指什麼？最近的一項研究指出，心理健康相關的出版物中，“社會”至少有十三種不同的含義。這些概念如何能有效，又應當如何整合？二是要抵抗自我證成的跨學科神話。這種觀點認為跨學科方法只需各個概念混雜在一起，卻無視各概念背後的認識論體系。我們發現在當代理論中，缺乏“轉化工作”，故本特刊即是對此觀點討論的呼籲。

對此，我們需要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我們如何能跨越學科的邊界，這又需要怎樣的認識論？在本刊中，這個問題由社會學家Bernard Lahire所闡釋，他主張一種新的“心理學的社會學 (psychological sociology)”。在布迪厄作品的啓發下，Lahire首先通過對統計性“個例”的個體研究入手，他選擇的對象是工人階級背景而在學校成績優秀的學生。通過這個方法，Lahire“在個人層面”進展性地發展了一種社會學。在過去的陳詞濫調中，對個人與內在性的關注是不可能與社會科學的認識論標準相匹配的，而這恰是Lahire的一大貢獻。通過回溯至亞里士多德和休謨，Lahire解釋了其視角的理論基礎，並明確了社會學規劃與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的關係。在此，這種理論努力通過迴歸至心理學與社會學視角的哲學起源，例證了要跨越現有的學科邊界所需的深刻概念工作。實際上，回到古希臘，揭示其共同基礎，可以幫助重新發現歷代學者建設學科領域所依據的首要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如何能發展學科交叉的理論、概念和方法論，這又需要怎樣的方法論？概念互動推動了“轉化進程”，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與心理學概念在雙方的研究中，均可以在認識論上有效。本刊中，兩篇文章直接嘗試解決這一挑戰。

一方面，心理學家Douglas E. Sperry, Peggy J. Miller和Linda L. Sperry企圖通過文化方法復興發展心理學。這一方法必然引進了人類學與社會科學的定性與定量方法。與通常發展心理學研究孩童所採用的實驗與數學分析方法不同，他們提倡一種“民族誌心理學(ethnographic psychology)”他們指出，實驗方法常常忽視了先前塑造所研究行為的社會環境。和Lahire一樣，他們注意到了跨學科互動的複雜性。然而，他們關注反思了一次溝通兩學科的失敗案例：與較富足的孩子相比，較為貧窮的孩子的語言環境有着三千萬詞的“差距”。這些心理學家們希望通過對這個失敗案例的原因的闡釋，展現一個綜合定性與定量方法的項目結果，以挑戰學科之間的鴻溝。

另一方面，基於孩童社會化的民族誌研究，社會學家Wilfried Lignier嘗試串聯起布迪厄的社會學與維果茨基(Lev Vygotsky)的文化心理學。Lignier主張具身風險的社會學視角未能對象徵現實(symbolic realities)的結構作用予以足夠關注。而他認為維果茨基的研究可以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後者更關注於個體是如何通過由日常生活中，環境所提供的個人性符號工具整合其社會歷史性的環境。Lignier主張，理論的融合可以對社會化進程的當代理解做出顯著貢獻。

第三，這一問題還需要解決：我們如何能使得跨學科批評具有建設性意義？跨學科項目常會面臨不同學科背景的職業人士在認識論層面的衝突與張力。這一問題即是要我們考慮與評估如何實施跨學科項目。

在這方面，社會學家Amy Chandler闡述了新起的自殺學(suicidology)領域中，社會學和心理學內外的脱節現象。她注意到，雖然自殺學起源於杜爾凱姆的《自殺論》，當代自殺學實是由治療、定量方法主導的，而完全忽視了社會學視角。為深化其發現，Chandler關注了一些由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者共同參與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關注於社會經濟剝奪與自殺之間的關係。在指出不同視角之間的差異、矛盾與融貫之處後，Chandler指出了一個可以由社會學與心理學共同參與的潛在領域。

最後，社會學家Matt Wade注意到神經科學蔓延在越來越多的研究領域，並對“製造”主體產生了影響，他討論了神經科學和社會科學可能可以合作的領域及其認識論與實踐的現狀。Wade研究了 “跨學科的實用性碰撞”的三個案例，並分析了這些創新認識論層面的有效性。他針對這些創新中社會歷史方面的含糊其辭，提出了批評。最後他強調，與精神科學的密切交流將具有廣泛潛力。

總而言之，本特刊旨在指出社會學與心理學跨學科發展絕非簡單地並置“個體”與“社會”層面。相反，跨學科要詢問這些學科交際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條件，而這就需要用社會學來關注討論心理學工具與研究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