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從府院之爭到走向復辟（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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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勳之所以復辟，與1916 年至1917 年中國政治走向碎片化這一過程是緊密聯繫的。

這是一個關於忠誠與背叛、德行與權謀的政治故事，更是關於中華民國生存困境的故事——1917 年丁巳復辟事件。

所謂丁巳復辟，是指1917 年6 月，張勳以“調人”為名義帶5000 辮子軍進京，並於7 月1 日，擁戴前清遜帝溥儀復辟。僅12 日，辮子軍就被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擊敗，復辟失敗。甲子紀年，1917 年為丁巳年，故史稱“丁巳復辟”，又因復辟的主導人物為張勳，又稱“張勳復辟”。

張勳的辮子軍

在一般的歷史敍述中，1917 年已經是中華民國六年，共和觀念本應深入人心，復辟之舉“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若僅僅將其視為“盲目”“荒謬”“反動”“缺乏理性”，卻有可能阻礙我們思考丁巳復辟的歷史實質。

實際上，共和制與君主制（國體）之優劣，在1917 年遠沒有分出高下。從國際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四大君主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與沙皇俄國），但共和體制優於君主體制的結論，當時並未能得出。從國內來看，在洪憲帝制愈演愈烈之際，古德諾與楊度曾拋出文章，認為共和體制不宜中國，非君主制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其論述，以世界大勢為背景，亦認為世界之強國，大抵為君主國。梁啓超回應洪憲改制之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不以國體問題為言，“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梁啓超不在國體問題上糾纏，反對變更國體，與其説是捍衞共和國體，毋寧説是一種政治策略上的考慮。

綜合民國初年的國際國內的情況來看，洪憲帝制與丁巳復辟表面上看是兩個孤立的突兀事件，內裏卻有着密切聯繫：在復辟派眼中，丁巳復辟是在已經吸取了洪憲帝制復辟教訓的情況下發動的。那麼，在那些頑固的“二次復辟派”看來，復辟的根本目的為何？帝制緣何就一定優於共和？復辟可以取得成功的重要條件為何？民國的現實政治又為復辟提供了哪些可能性？這些都是筆者要在本文中探討的問題。

府院之爭：民國初年政局亂象與復辟現實土壤

1917 年，中華民國誕生剛剛六年，在“泥菩薩”黎元洪治下，亂象紛紜。大清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已在五年前退位。民國初年北洋集團的領袖、軍事獨裁者袁世凱，也在一年前因尿毒症病逝。“他留給民國的遺產是一大批軍閥。他在世的時候，軍閥們支持他。他去世以後，軍閥們混戰。因此，他的去世標誌着一個軍閥混戰時代的開始，直到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溥儀

從宣統三年（1911）到中華民國六年（1917），政治中心的權威，在革命與反革命、帝制與反帝制、割據與集權的纏鬥中不斷塌陷。民國既沒有一位具有高度權威的中華民國領袖，也沒有一位像1913 年一樣能夠輕易掃平反對派的軍事獨裁者，軍事寡頭與政黨政客控制着中央與地方以及有名無實的國會。

**中央—地方權力碎片化的結果，是諸軍政集團各自為政，惡性競爭。**各政治板塊尋求新的“共識”與政治核心，成了袁世凱死後的一大難題。1916 年夏秋之際，有實力而無名分之段祺瑞、有名望而無實力之黎元洪、有長江三省軍事政治力量之馮國璋以及西南軍閥，通過擁立各派都能接受的黎元洪為大總統，廢除1914 年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約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下簡稱《臨時約法》），勉強擰合到了一起。但諸軍政集團的利益訴求不一，政治分歧時刻存在，顯然無法靠一個近乎虛位的黎元洪與紙面上的《臨時約法》彌合，這不過是應對袁世凱死後的臨時妥協方案。

不過半年，政治危機就爆發了。1916 年至1917 年，段祺瑞與黎元洪在國務院用人問題上，首先發生了嚴重摩擦。其主要表現為：段祺瑞擬用其心腹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黎元洪怵徐樹錚跋扈，不許。最終經徐世昌調解，以張國淦為總統府秘書長，雙方矛盾方才化解。

徐世昌

國民黨議會領袖孫洪伊與段祺瑞數次發生衝突，黎元洪支持孫洪伊，親黎派的文人一併鼓動輿論攻擊政府，後又經黎元洪調解，以孫洪伊、徐樹錚同時下台為結果，暫時彌合了段祺瑞與國會中國民黨系之間的衝突。總體來説，1916 年雙方就人事安排問題發生的衝突，並沒有導致黎元洪、段祺瑞雙方走向決裂。

1917 年年初，德國宣佈實施無限制潛艇戰。隨後美國宣佈加入協約國參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天平開始向協約國一方傾斜。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邊緣地帶的中國來説，是否參戰，是世界局勢給府院雙方帶來的新考驗。

在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上，總統府反對貿然參戰，而國務院總理段祺瑞主戰，雙方衝突激烈，矛盾陷入不可調和的狀態。

段祺瑞

1917 年4 月25 日，段祺瑞電召各省督軍赴京召開各省督軍及其代表軍事會議，督軍團在段祺瑞與安徽督軍倪嗣沖的勸説之下，一致主張參戰。以北洋的軍事力量挾持政府，武人干政，這在民國曆史上並非首次，段祺瑞就是其中好手。辛亥革命時期，段祺瑞發表“共和通電”，逼迫清帝遜位，實是武人干政之先例。儘管有督軍團的脅迫，但通過參戰議案，仍需要議會表決。段祺瑞手下干將靳雲鵬等組織“公民團”（實為軍警偽裝），強逼議會通過參戰議案，不料弄巧成拙，眾議院本已有意通過參戰議案，卻因為“公民團”打傷議員，百般辱罵議員，議會反彈，擱置了參戰案。5 月19 日，督軍團再次呈文總統，向黎元洪施壓，要求解散國會，修改憲法，黎元洪以解散國會於法不合，不允。對德參戰問題不可解決。

5 月23 日，一向以柔弱著稱的黎元洪在得到美國方面的支持後，悍然免去段祺瑞總理職位。“黎元洪總統此次敢於下令免段，大概有下面幾種原因：一是他以為段派的督軍，未必敢公然作亂。二是直皖兩系的名稱，此刻雖然尚未成立，但是直系的軍官已有與段氏不合作的暗示。以為段派督軍縱敢作亂，直隸派的軍人必能牽制之。三是王士珍為北洋派前輩，與段祺瑞資格相等，縱然直隸派的軍人不能制服段派，王士珍必能指揮之。”

**段祺瑞下台之後，暗中策劃解散國會，推倒黎元洪。**黎元洪首先請徐世昌組閣，徐世昌避居津門，絕不出山。徐世昌為晚清重臣，在晚清時，位在黎元洪之上，又為老資格之北洋派，奉黎元洪之命出面組閣，既得罪同僚，又難以自處。

黎元洪不得已，求助於在北洋系同具聲望之王士珍，親自登門邀約，並一再敦促，王士珍仍不願擔任國務總理一職，只答應出任陸軍總長。黎元洪不得已，而暫時任用年邁多病、不能視事之伍廷芳，政府幾乎陷於癱瘓。與此同時，督軍團的反政府浪潮，因為段祺瑞的下台而開始了。1917 年5 月26 日，倪嗣沖首先發難，宣佈脱離中央，隨後，陝西、河南、浙江、奉天、山東、黑龍江、直隸、山西等省督軍紛紛宣告獨立，聲言總統“聽信羣小，排斥正士，暴民盤踞國會，勾通府中，以奪取政權（指段祺瑞內閣），須以兵力驅逐之”。川、滇、桂、粵、黔督軍則與段祺瑞派督軍針鋒相對，通電擁護中央，聲討督軍團為叛逆。江蘇馮國璋、湖南譚延闓主張調停。遠水不救近火，黎元洪之北京政府，在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督軍包圍之下，完全失去地方實力派支持，步履維艱。

王士珍

1917 年6 月3 日，離京的督軍團在段祺瑞、徐世昌等暗中支持下，在天津組織“總參謀處”，擬以徐世昌為大元帥，意圖架空並取代北京政府。其間，更有曹汝霖等走訪北京外交使團，冀望列強支持天津“臨時政府”，但未獲列強同意。

表面上，總統府與國務院之爭在戰與不戰，更深層次原因，既有段祺瑞與黎元洪的個人與集團因素，也有皖系武人集團與議會政客（主要為原國民黨系、憲政商榷會議員）之間的矛盾，更有南北政治派系分歧的因素。段祺瑞以參戰爭取擴大皖系力量，南方與孫中山等革命派反戰以制約北京，雙方各有所圖。

國事日非之際，蟄伏在徐州的十三省督軍盟主張勳被病急亂投醫的黎元洪請了出來。黎元洪請張勳赴京北上調解紛爭，真實用意是想以張勳所率辮子軍的武力來捍衞新提議的李經羲成功組閣，使政府能正常過渡。李經羲為晚清重臣李鴻章之侄，辛亥革命之際，曾出任雲貴總督，後為蔡鍔禮送出境。革命之後，李經羲因家族包袱，一度引退。隨後在袁世凱邀約下重新出山，洪憲帝制時期，曾為袁世凱的“嵩山四友”之一。黎元洪邀請李經羲出任內閣總理，原意是以其在淮軍一系中的人脈關係，穩定時局。

李經羲

李經羲出任內閣總理之獲通過，也因議會內國民黨一系不再堅持反對，使政府免於陷入無秩序狀態。李經羲的提議，獲得了黎元洪的支持。張勳在徐州，手握重兵，並且態度與段祺瑞頗不一致。1917 年5 月31 日，黎元洪在致張勳的密電中，稱“當此危疑震撼之交，必有排憂解紛之策。惟念事情複雜，恐非文電所能暢宣。倘承移駕津門，與仲軒總理縝密籌商，並即聯袂來京，立圖解決，執事之功，民國之福也”。張勳對黎元洪示好，覆電稱“頗願執調停之役”，並親筆致函黎元洪，稱希望去北京，陳解決時局之辦法。黎元洪亦迫於時局，不得不倚重張勳之力量。

6 月1 日，黎元洪電令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以軍人張勳“功高望重”，而能“共商國是”，一方面已經昭示了手無實權，依靠文人政客的黎元洪的無奈；另一方面，這種辦法的出台，其結果導向有軍人專政的危險，這一點，已為時人所注意。時任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即向黎元洪指出，“張勳如果到北京來，他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使自己成為獨裁者”。

黎元洪以為林權助過慮，並表示與張勳有書信往來，進行了充分商量。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張國淦亦表示擔憂，張勳到達天津之際，張國淦向黎元洪親信指出，“張勳到京，一定復辟”，唯有恢復段祺瑞國務總理一職，使張勳懼，不入京，方可免禍。國民黨人谷鍾秀亦致信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以為張勳入京“恐加入復辟文章，益不可收拾”。林權助與張國淦、谷鍾秀的看法稍有差異，林權助以為引入張勳將開軍人專政之局，而張國淦更明確指出張勳將復辟，這兩種看法其實都對，在之後的丁巳復辟中，軍人專政與清帝復辟都出現了，只不過從結果看，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張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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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勳”黎元洪冀望“滿清餘孽”張勳充當中華民國的恩主，這個迫於無奈又滑稽異常的舉動，最終順理成章地引發了清帝復辟。

中央失去自我保護的能力，需要武人的庇護，這本已屬弔詭之局，更奇特之處在於中華民國現在需要一位“愚忠”的君主論者來充當保護人。

**從上述事實來看，1916 年至1917 年的中華民國，問題之癥結在哪裏？**在於袁世凱死後，權力的碎片化這一事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凱去世一年之內，中華民國並沒有爆發軍事寡頭之間的大規模內戰。皖系、直系、奉系以及西南軍閥，都已初現胚胎，但仍在尋求達成“共識”。“橡皮圖章式”的議會與表面共和的《臨時約法》得以保留，都是這種政治上尋求妥協的結果。不過，這種臨時性的妥協局面，終究難以持久維繫。臨時性中央政治的軍事“庇護人”段祺瑞辭去總理一職，徹底將政治危機揭開了。現在，中華民國需要尋找一位新的“庇護人”，以便仲裁各方利益，使各方都能接受這一庇護人的協調。從人選角度考慮，這個新的庇護人，既需要有軍事實力為後盾，同時也應當“德高望重”，毫無疑問，這一人選還必須出自控制中國大半壁江山的北洋系統，如此，實力與名望才能相符。

1917 年，段祺瑞之外，在北洋系統內，堪當這一重任的，僅有馮國璋與張勳。

馮國璋盤踞南京，經營東南，對北京的紛爭，態度一向曖昧不明。倪嗣沖致張勳的書信中稱“調停之人，竊以華甫（馮國璋）為最宜。前曾電達華甫，窺探意旨，伊亦頗以調停自任。昨又專函敦懇，於此中利害關鍵痛切言之，伊或不無所動。調停有效，誠屬國家幸福；萬一不然，惟有公推我公主稿，聯銜建言，以為後盾”。然而，調停的首要人選馮國璋以“惟日來眠食益覺不適，神情困頓，實難力疾首途”為由拒絕北上，並將此事推脱給張勳。馮國璋的真實用意隱晦難知，或許他不願意介入府院之爭端，想要坐山觀虎鬥，從中漁利。這樣，調停的人選剩下的只有在徐州的十三省督軍盟主張勳。由此，黎元洪請張勳北上之舉，並非政治幼稚，而是充滿了理性的政治考慮。只不過這個新的“庇護人”，其意不在庇護中華民國，而是要恢復大清帝國。

馮國璋

府院之爭表徵了中華民國在1916 年至1917 年袁世凱去世之後一個顯著的特徵，即臨時性妥協之局，終究難以維繫。各政團、實力集團，終究要走向分崩離析。這也就是1917 年至1928 年中國的軍閥政治的萌芽。顯然，張勳之所以復辟，與1916 年至1917 年中國政治走向碎片化這一過程是緊密聯繫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