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時代還能撐多久或取決於誰是社民黨新主席_風聞

【胡春春，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1989-2003年先後求學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德語語言文學專業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與人文科學學院近現代德語文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德語文學、德意志文化、公共外交和中德文化交流。】

2019年6月2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納勒斯宣佈辭職。@視覺中國

德國政治近年也進入了明顯的調整期。2017年9月大選結束之後，各黨都紛紛打起了自己的算盤，最終才在聯邦總統親自出面曉以大義的情況下，由第一大黨聯盟黨（包括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其在巴伐利亞州的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與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組成所謂的“大聯合” 政府，整個過程歷時近半年。

在這樁勉強的聯姻中，社民黨一直糾結於如何吸取參與上一屆“大聯合”政府的教訓，即如何才能不讓自己的政黨特點被聯合政府所湮沒；聯盟黨偏也問題不斷，默克爾總理在2018年10月巴伐利亞州和黑森州州議會選舉後宣佈為聯盟黨流失選票負責，不再謀求連任基民盟主席，宣告了政府總理與執政黨主席職務不再集於一身。

德國國內外的觀察者於是不約而同地試圖為一個問題尋找答案，即德國的聯合政府、也是默克爾時代還能堅持多久。顯然，無論是對於德國政治、歐洲政治還是國際政治而言，這都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

就在默克爾努力培養自己的黨首接班人克蘭普-卡倫鮑爾之際，社民黨的黨首問題卻陷入懸而不決的狀態，本屆聯合政府的前途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本週二，社民黨的朔爾茨確定了其競選黨主席搭檔的消息或許是“大聯合”政府能撐到下一次大選的一線希望。

亂局緣起

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和不來梅州的州議會選舉是推翻現有社民黨領導結構的直接導火索。

在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民黨未能扭轉自己下滑的趨勢，而是收穫了災難性的數字：支持率從2014年上屆歐洲議會選舉的27.3%下降到15.8%，低於綠黨的20.5%，社民黨正式失去德國聯邦層面第二大黨的地位。這是該黨作為德國曆史最悠久的政黨從1893年建黨以來在德國全國或聯邦層面上取得的最差成績——1933年在納粹陰影下的帝國議會選舉除外——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支持率滑落到20%以下。

如果把歐洲議會選舉視作德國聯邦政治的風向標的話，那麼“大聯合”政府的兩黨一共僅獲得44.7%的選票，實際已經失去了多數選民的支持。更糟糕的是執政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持率：聯盟黨在25歲以下的選民中僅獲得12%的支持率，社民黨更是低至8%。兩大“全民黨”的未來顯然不令人樂觀。

同時進行的不來梅州州議會選舉也被賦予了相當的象徵意義：不來梅州在歷史上始終是社民黨的堡壘。在1919年魏瑪共和國時期第一次議會選舉中，社民黨就成為州內的最大黨；戰後1946年以來歷屆州議會選舉，社民黨作為州內第一大黨的地位也從未旁落。但是，2019年5月26日，社民黨在不來梅州僅獲得24.9%的選票， 成為基民盟（26.7%）之後的配角。

對於社民黨這個“百年老店”而言，這兩次選舉的失利無疑更多意味着心理上的衝擊。黨內要求黨的領導層承擔責任的聲音不絕於耳，尤其集中在黨主席安德烈婭·納勒斯（Andrea Nahles）身上。6月2日，納勒斯在黨內的巨大壓力之下，宣佈辭去黨主席和聯邦議院社民黨黨團主席職務，而且將適時放棄自己的議席，徹底退出聯邦政壇。6月3日和4日，納勒斯正式分別卸任黨主席和黨團主席職務。隨着她的隱退，社民黨百年以來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黨首成為歷史，這離她2018年4月22日當選黨主席才剛剛過去13個月。

誰來掌舵？

納勒斯不是因為黨內對其領導風格的巨大爭議而棄職而去的第一人，甚至不是在位時間最短的黨主席，但是在信息時代，黨內對於納勒斯近乎人身攻擊的否定，也確實讓人再次領教了政黨生活的殘酷一面。納勒斯卸任之後，社民黨暫時由三位副主席瑪露•德賴爾（Malu Dreyer，同時也是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州長）、曼努埃拉·施韋西希（Manuela Schwesig，同時也是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州長）和托爾斯滕•舍費爾-君貝爾（Thorsten Schäfer-Gümbel）代理。按照6月24日主席團決定的甄選黨主席程序，下一任社民黨主席將經過7月到12月的漫長過程產生。

此次社民黨從蒸蒸日上的綠黨那裏學來了可由兩人聯合出任黨首的方案，黨員可以個人或者兩人結對參選。9月到10月，候選人將在23個社民黨的地區會議上介紹自己的競選綱領，接受基層黨員的提問。10月14日至10月25日，社民黨將史無前例地由全體黨員投票選舉黨主席，結果將在10月26日公佈，若沒有候選人（結對）獲得半數以上支持，則需要在前兩名（對）之間進行二選一。最後，12月6至8日，社民黨將在柏林舉行黨代會，形式上確認黨主席。

目前社民黨正處於提名黨主席候選人的第一階段。按照德國政治的傳統，擔任黨主席的人選應該滿足政治經驗、黨內威望、聯邦政治的知名度等基本要求，所以社民黨人首先把目光投向在聯邦或聯邦州政治層面出任要職的黨員的“第一線”黨員也就合情合理。比如目前擔任政府內閣部長（6人）或者聯邦州州長（7人）的黨員。這麼看來，未來的黨主席應該出自這十多個人中間。然而，“第一線”黨員居然在第一時間無人表示願意參選，甚至公開表明自己不會參選。

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現任政府副總理和財政部長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他曾經在上次大選之後、納勒斯當選黨主席之前代理了三個月的黨主席。然而，就在納勒斯被迫宣佈辭去黨主席職務的當天，朔爾茨在德國電視一台（ARD）的談話節目裏表示，他無法想象自己擔任黨主席的職務，而且黨主席的職務也會和他作為財政部長和副總理的身份產生衝突。這被廣泛認為是逃避責任。

因為在組建“大聯合”政府的過程中，納勒斯和朔爾茨是社民黨內的主要贊成者和推動者，納勒斯的政治失利，也被看做是朔爾茨的失敗。所以，朔爾茨本人可能對於自己在黨內目前的支持度有所感覺，而且如何提振社民黨的支持率，也不是近期能夠解決的問題。按照最新的民調，今年三個東部聯邦州的州議會選舉就會使新的領導層面臨新的災難。

​社民黨接下來“隱秘的希望”是下薩克森州州長施特凡•魏爾（Stephan Weil）。2017年，就在社民黨陷入低潮的時刻，魏爾率領社民黨在下薩克森州州議會選舉中成功捍衞了第一大黨的地位，成為黨內的“希望之星”。威爾向外界傳達的信息是“原則上”不參選，更願意一心一意做好下薩克森州州長。但是，他又不時對於黨主席競選程序、現有候選人的影響力等發表批評意見，很難不讓人產生其他的聯想。只是這種兩頭下注、猶疑不決會不會被基層黨員理解為過度算計？

第三位在黨內外都廣受歡迎的“第一線”黨員是41歲的家庭、老人、婦女和青少年部部長弗蘭齊絲卡•吉費（Franziska Giffey）。她不但屬於年輕一代，而且出身於東部，形象積極正面，屬於黨內急缺的人才。然而她目前正陷於博士論文抄襲的指責之中，近些年栽在這一指責下的德國政壇人士已經不在少數。所以吉費目前的精力集中於自保，而不是承擔更大的政治責任，她已經公開宣佈了自己不會參選黨主席。如果柏林自由大學做出她的博士論文為“抄襲”、撤銷她博士頭銜的決定，她也將不得不辭去聯邦部長的職務。

如果“第一線”黨員不願意承擔責任，那麼還有一種可能，即新面孔承擔起社民黨更新的重任。為此，社民黨的青年組織“青年社會主義者”主席凱文•居內特（Kevin Kühnert）也被猜測能否擔此重任。不過，他在過去一段時間激進的左翼言論讓傾向中間路線的選民頗有腹誹。

目前的局面是，已經表達競選黨主席意願的黨員均非“第一線”黨員，而且多數候選人以“結束大聯合政府”為競選目標。社民黨全黨將在未來的半年關注於主席人選問題，這對於“大聯合”政府的執政顯然不是什麼積極的因素。德國、歐洲的政治格局，很有可能取決於德國社民黨下一任黨主席。

有無轉機？

8月16日，朔爾茨令人驚訝地向黨的領導層表達了自己決定參選的意向。這也是第一位堅定的“大聯合”路線支持者願意參選社民黨主席。社民黨、甚至是“大聯合”政府會不會由此迎來專機？

德國媒體的反應基本是積極的。《柏林晨報》認為“他現在仍舊挺身而出競選黨主席，已經證明了他比其他舉棋不定的同志們更為堅強”。《帕騷新報》稱朔爾茨“是迄今為止所有的參選人中唯一有能力讓社民黨人重燃希望的人”，“大家相信他這樣的人可以用務實精神和靈巧手段把社民黨帶出眼下令人悲傷的低谷”。

但是朔爾茨的優勢恰恰又是他的劣勢。除了他不善言辭以外，社民黨目前的低潮無疑與過去一段時間的路線相關，而黨的領導人物難辭其咎，朔爾茨恰恰是過去一段時間黨內的主要人物。《明鏡》網絡版在本週一（8月19日）做了一個調查，證明了朔爾茨在黨內比在黨外所受爭議更大。在接受調查的7516人中，僅有22.3%支持朔爾茨出任社民黨主席，而超過半數的有社民黨選民背景的受調查人拒絕朔爾茨擔任黨主席。

8月20日，朔爾茨確定了競選搭檔：勃蘭登堡州州議會議員、也是社民黨主席團成員克拉拉•蓋維茨（Klara Geywitz）。今年43歲的蓋維茨也是社民黨的後起之秀，曾經在過去三屆州議會選舉中從波茨坦選區直接勝出，也參加過去年聯合執政協議的談判工作，被認為是有稜角的“女性戰略家”。這兩人雖然政治經驗和分量不均衡，但無疑都是支持穩定的“大聯合”政府路線。德國《商報》甚至已經為打出了“默克爾的政治生命取決於蓋維茨”的標題。

對於朔爾茨的出面參選，《法蘭克福匯報》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朔爾茨）是社民黨內有經濟頭腦的‘最後一個莫西幹人’。這個黨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這類的重量級人物，不管是在聯邦政府，還是在黨總部或者聯邦議院黨團。如果沒有再在這一層次站住腳——德國選民認為這與理性、務實和成績等同——那麼社民黨再空喊多少遍重新開始都無濟於事。社民黨（缺了這一塊）不會成功……他（朔爾茨）知道基層黨員很看好自己，但是他需要費力爭取黨的幹部的支持。”

誠然，在德國、歐洲和世界經濟存在眾多不穩定因素的環境下，一個雖然被眾多社民黨黨員認為是枯燥的技術官僚、但是穩健執掌着3000億歐元財政預算的聯邦財政部長，也許是一個德國政府需要的人才。然而朔爾茨如何能夠把這份能力與責任與社民黨需要領導、需要革新和復興的期望結合起來？這恐怕是一個僅僅靠務實和理性很難完成的任務，因而也是一項留給社民黨未來領袖的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