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 當真要換一條 "新資本主義" 道路嗎？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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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瑪蒂亞·森(著) |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哲學教授

✪ 陳斯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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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種種跡象顯示，全球正進入金融危機以來又一個新的危機化階段，而現有世界政經秩序卻難以給出可行的解決方案。2009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哲學教授阿瑪蒂亞·森在《紐約書評》上發表《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一文，對當時正在急劇惡化的經濟危機做出了深刻反思。該文重新進入古典經濟學的一些核心分析，挖掘出斯密和庇谷被當代人所忽視的重要性。他認為，這些現代經濟制度開端的文獻不應被掃進故紙堆，相反，他們包含着對市場經濟許多根本問題的思考，包括市場運行的外部條件、市場手段的界限、市場與羣體心理的互動、市場經濟帶來的的社會不公和貧富分化等。這些思考比當代人還透徹地認識到危機本質及其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在這些早期文獻中，資本主義比它在今天西方國家的運作豐富得多、有彈性得多，也比一些國家對市場的盲目迷信審慎得多。危機十年後的今天，重讀此文仍有啓發意義。

文章原載《文化縱橫》2009年6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危機之後的資本主義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一

2008年是充滿危機的一年。首先，我們遭遇了食物危機，這對貧困的消費羣體造成了顯著的威脅，特別是對非洲的貧困人羣。隨之而來的是一次創紀錄的油價增漲，威脅到了所有的石油進口國。最後，還有在秋季突如其來、而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加劇着的全球性經濟低迷。這場經濟低迷有可能在2009年急劇惡化，而且很多經濟學家預測將會發生一場全面的經濟蕭條，其規模甚至可能達到1930年經濟大蕭條的程度。當物質財富遭遇劇烈衰減的時候，那些本來已經處境艱難的人們將受害最深。

現在出現的最激烈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麼？它是否需要變革？一些支持無約束的資本主義（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絕變革的人們相信，將短期經濟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是一種過分的譴責。他們認為這些問題是不良的政府管理（比如布什政府的不良管理）和不良的個人行為（或者約翰·麥凱恩在總統競選中説的“華爾街的貪婪”）導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卻看到了現行經濟安排中的真正嚴重的缺陷，並想要進行改革，他們正在尋找一種被越來越多的人稱為“新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

在1月於巴黎舉行的一場名為“新世界，新資本主義”的論壇上，新、舊資本主義的觀念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主持會議的法國總統尼古拉斯·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和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進行了具有説服力的發言，指出變革的必要性。同樣，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也提出“社會市場”——由共識—建構政策（consensus – building policies）的組合來約束的市場——這個舊的德國觀念作為新資本主義的可能藍圖（雖然在最近的危機中，德國並不比其他的市場經濟體做得更好）。 

就長遠而論，社會組織當然是需要改變的，這不僅僅是為了應對眼前的危機。在可能出現的很多問題中，我將分離出以下三個：

首先，我們真的需要某一種“新資本主義”嗎？我們原來的經濟體系，並不是單一集中式的經濟體系，它建立的基礎是實踐中產生的各種各樣的制度，它的社會價值是我們可以從道德上進行辯護的。我們是否應該尋找另一種形式的新資本主義，或者，套用巴黎會議的説法，一個“新世界”，以建立一種不同的體制。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哪種經濟學，特別是考慮到眼下的經濟危機。我們如何評價理論經濟學家所教導和擁護的、作為經濟政策之嚮導的經濟學思想。這包括我們如何評價近幾個月以來，隨着危機的加劇而發生的凱恩斯主義的復興。特別是，目前這場經濟危機指示我們去尋找哪一種體制、哪一種優先性。

第三個問題，除了努力對長遠的變革需要的是什麼進行更好的評估之外，我們還不得不思考——快速地思考——如何在儘可能減少損失的前提下襬脱目前的危機。

▍二

是什麼特殊性質使得一個體製成為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體制（無論新的還是舊的）？如果要改革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那麼，是什麼令改革的結果是一個新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別的東西？普遍的觀點似乎認為，依靠市場進行經濟交易是將一種經濟體確認為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與此類似，依靠利潤驅動和建立在私有權基礎之上的個人報酬，被看作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然而，如果這些是必要條件，那麼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比如歐洲和美國的經濟體制，果真是資本主義的嗎？ 

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國家，包括歐洲的富裕國家，和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南韓、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國家，已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部分地依靠非市場的交易方式和其他償付方式了。這包括失業福利、公共養老金、其他形式的社會保障，以及教育供應、健康護理和其他一系列不通過市場安排來分配的服務。與這些服務相聯繫的經濟權利，並不建立在私有權和財產權的基礎之上。 

同樣，市場經濟也並非僅僅依靠利潤最大化來運轉，它還依靠很多其他活動，比如維持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活動，其中一些已經遠遠不是僅由利益驅使的經濟活動了。在運轉良好的時候，所謂的資本主義體制令人稱道的表現，來自於一種混合機制（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s）——公共基金教育、醫療護理和大眾運輸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種機制不用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和侷限於私有制的個人權利。 

這個討論的背後是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在今天，資本主義是不是一個具有特定用法的術語？在歷史上，資本主義觀念確實具有過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許已經所剩無幾了。

比如，亞當·斯密在18世紀的先驅性著作説明了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和動力機制以及這種動力機制何以能夠運轉，特別是它怎樣運轉。正當這一運轉機制強勢地興起時，斯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對於市場之運轉的具有啓發意義的診斷。1776年發表的《國富論》對於理解所謂的資本主義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斯密説明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過生產專業化、勞動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規模經濟，從而極為有效地促進經濟繁榮的。這些學説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切題（有趣的是，為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贏得最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作品對於國際貿易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高度精深的分析，和斯密230多年前的高瞻遠矚密切相關）。在18世紀對市場和資本運用的早期闡釋之後，緊接着出現的經濟學分析在主流經濟學內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市場觀念體系。

然而，就在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進程帶來的積極貢獻正被闡釋和説明的同時，其消極的一面，也常常為同一些分析家所洞察。雖然大量的社會批評家（其中最突出的當屬卡爾·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譴責以及最終的取代方案，但是，即便是對於亞當·斯密來説，完全依靠市場經濟和利潤驅動的巨大侷限性也同樣是足夠清楚的。事實上，包括斯密在內，市場運行的早期提倡者們並沒有把純市場機制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完美的運行體制，同樣，他們也並不認為利潤驅動就是所需的一切。 

即便説人們尋求交易是出於私利（self-interest，根據斯密的著名説法——想要解釋麪包工、釀酒師、屠户和消費者為什麼尋求交易，只需私利就足夠了），但是，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羣的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一種經濟才能有效運轉。如果包括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動在內的商業活動形成一種信用，即它們能夠、並將會做自己承諾之事，那麼，借貸者之間的關係就能夠以一種互助的方式平穩地進行下去。斯密解釋了為什麼這種情況有時候並未發生，而且我認為，對於商業和銀行如今面對的由廣泛的恐懼和不信任所帶來的困難——這種恐懼和不信任凍結了信用市場，妨礙了信用的有序擴張——他不會感到特別困惑。 

在這個背景之下，特別是考慮到“福利國家”是在斯密的時代之後很長時間才出現的，因而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各種作品中，他對窮人和弱勢羣體的命運的極度關注（和擔憂）是非常明顯且令人驚訝的。市場機制最切近的不足之處，就隱藏在那些市場無所作為的事情之中。斯密的經濟學分析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給市場機制的“看不見的手”。他不僅支持國家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貧困救濟（同時，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貧困者獲得比當時的《濟貧法》給予他們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他深深地關注可能存在的赤貧和不公正現象（除非消除它們，否則市場經濟便是不成功的）。 

很多自稱追隨斯密的人對市場的必然性和自足性缺乏清楚的區分，因而對斯密對市場機制的評估產生了一些誤解。例如，斯密對食物市場的支持以及對國家限制食用糧食私人交易的批評，經常被解釋為這樣一種觀點：任何國家干預必然會導致饑荒的惡化。 但斯密對私人交易的支持僅僅是為了反駁那種認為停止食物交易就能夠消除飢餓的觀點。這並不否認市場的運轉需要國家行為通過創造工作崗位和收入來進行補充（比如，通過工作法案）。如果失業的急劇增長是因為不良的經濟環境或者不良的公共政策，那麼市場無法僅憑自身重新創造出那些失業者的收入。斯密寫道，“新的失業者要麼餓死，要麼通過乞討或犯罪——甚至可能犯極惡之罪——來維持生存”，而且“貧困、饑荒和死亡將會立刻瀰漫……”斯密反對排斥市場的干預，但是不反對那些容納市場並且以補充市場未做的重要事務為目標的干預。 

斯密從未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術語（至少在我能夠搜尋的範圍之內），想要從他的著作中塑造出任何一種論證市場力量的自足性或論證接受資本統治的必要性的理論也是很難的。他討論的是那些更加寬泛的價值的重要性，這些價值超越了《國富論》中的利潤。在他的第一本書，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中，他對以非逐利價值為基礎的強烈的行為需要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他寫道：“審慎”是“所有德性中對個人最有用處的”，“仁慈、正義、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對他人最有用處的品質”。

斯密認為，市場和資本在它們自己的領域之內運轉良好，但首先它們需要來自其他機構——包括公共服務，諸如學校——以及純粹利潤追求之外的價值的支持。其次它們還需要來自其他機構的限制和糾正——例如設計良好的金融規則和國家對窮人的援助——以防止不穩定、不公正和不正義。如果我們想要尋找一種組織經濟活動的新方式，包括對各種公共服務和考慮周良的規則的合乎實效的選擇，那麼我們其實是在跟隨，而不是背離斯密對資本主義所作的辯護和批評，以及他描繪的改革計劃。 

▍三

歷史地看，只有當新的法律體系和經濟實踐對財產權進行保護，並使得一個建立在所有權基礎之上的經濟能夠運轉的時候，資本主義才出現。在商業道德使得契約行為變得可以維持並且不再昂貴——比如，不再需要對疏怠職責的契約方進行持久的訴訟——之前，商業交易是無法有效進行的。在因腐敗而獲取的高利潤受到限制之前，對生產性行業的投資也不能夠繁榮。利潤導向的資本主義始終要依靠其他制度性價值的支持。

而今天，由於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級市場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發展，與交易相聯繫的道德和法律的義務及責任在近些年來已經變得難以辨認。現在，一個誤導借貸者承擔輕率風險的次級貸款的貸主，可以將金融資產轉移給遠離原初交易的第三方。可問責性被嚴重削弱了，監督和規範的需要變得更加強烈。而同時，由於越來越相信市場經濟的自我調控性質，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的監督任務被急劇縮減了。恰恰在更需要國家監督的時候，被需要的監督卻收縮了。去年實際發生的災難就是這一隱患的結果，它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今天這場困擾着世界的金融危機。金融活動之規範的不足，不僅牽涉到非法活動，而且隱含着過度投機的傾向。正如亞當·斯密所説，這種投機傾向將很多人掌控在緊張得窒息的利益追逐之中。斯密將那些鼓吹過度的逐利風險的人稱為“投機分子”，這是對過去幾年中的次級貸款放債人的絕好形容。例如，在討論反高利貸法的時候，斯密希望國家管制那些鼓吹不穩定貸款的“投機分子”，為公民提供保護。“這樣，國家的巨大資本，就不能為想賺錢並有利使用的人所用，而落入那些浪費者和破壞者的手中。[3] ”對於市場經濟的自我糾正能力的盲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美國取消已經建立的許多制度規範。它對投機分子的活動的無視，足以令亞當·斯密震驚。 

▍四

就在近來亞當·斯密被大量引用（即使沒有被大量閲讀）的時候，又出現了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強盛復興。確實，我們正在經歷的、令我們步步瀕臨經濟蕭條的漸進式經濟低迷（the cumulative downturn）具有明顯的凱恩斯主義特徵：一個人羣的收入降低導致他們的消費衰減，進而反過來導致其他人羣的收入降低。

然而，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意義上，凱恩斯能夠是我們的救星。在對目前危機的理解中，我們需要超越他的視角。有一個經濟學家在當前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了，他是凱恩斯的對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和凱恩斯同時代，並且也在當時的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庇古遠比凱恩斯更加關注經濟心理學，以及它影響商業循環、加劇經濟衰退、把我們推向蕭條（恰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的方式。庇古將經濟波動部分地歸咎於“心理原因”，它包括人們對商業預期的過度樂觀或過度悲觀所產生的心態變化，而這些人的行為又控制着產業。

顯然，在今天，除了“相互強化的低迷”的凱恩斯效應之外，我們強烈遭遇到了“過度悲觀主義的錯誤”。庇古特別強調，當經濟被過度的悲觀主義控制時，有必要解凍信用市場：

在其他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商業失敗的擴散是廣還是窄，取決於在面對需求危機的時候，銀行貸款的獲得是易還是難。

儘管美國和歐洲的經濟被注入了大量新增的流動性（大部分來自於政府），但銀行和金融機構直到現在仍然不願意解凍信用市場。其他商業領域也在持續衰退，這部分上是對已經衰減了的需求的反應（凱恩斯主義的“乘數”過程），但同時也是對普遍消沉的氣氛中未來需求將會繼續走低的恐懼（庇古的傳染性悲觀主義）所造成的。 奧巴馬政府不得不處理的一個問題在於，現實中起因於金融管理不善和其他違規行為的危機，被一場心理崩潰放大了好幾倍。現在，華盛頓和其他地方正在討論的再生信用市場的方案，包括緊急融資（企業要求對真正放貸的金融機構進行補貼）、政府購買不良資產、針對償款失敗進行保險、以及銀行國家化（這最後一個提議令很多保守派嚇壞了，正如交給銀行的公共資金被私人控制讓關心可問責性的人們感到擔憂一樣）。迄今為止，市場對於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應很冷談，這説明這些政策中的每一個都要求部分地評估其對商家和消費者的心理影響，特別是在美國。 

▍五 

另一個理由也能説明庇古和凱恩斯之對比的重要性。儘管凱恩斯非常關注如何增加總收入的問題，但是他對財富和社會福利分配不公問題的分析卻相對較少。相比之下，庇古不僅有對福利經濟學的經典研究，而且他率先把對經濟不公的評測作為經濟和政策評估的主要指標。既然在每一種經濟體內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貧窮者的苦難迫切需要關注，那麼政府和商業之間的支持性協作的作用就不能僅限於相互協調推進經濟。在安排對目前危機的反應方案時、在不擇手段地進行普遍性經濟擴張時，我們有必要進行批判，並給予社會底層以特別的關注。受到失業威脅、缺乏醫療護理並且遭到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剝奪的家庭承受了尤為嚴重的打擊。凱恩斯主義在處理他們的問題上面的侷限性，需要引起我們更大的注意。

凱恩斯需要被補充的第三個方面，涉及他對社會服務的相對忽視——事實上，連俾斯麥都比凱恩斯在這一點上談得更多。我們時代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包括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已經在討論市場經濟在提供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和健康護理）方面的重大缺陷；通過對“外部效應”（external effects）——市場交易的收益和損失並非僅限於直接的買者和賣者——的強調，庇古也對這個課題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話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醫療保險不能保證提供給所有人的話，那麼經濟低迷的陣痛將會更加劇烈。例如，在缺乏國民醫療服務的情況下，每一次失業都將導致更多失業者被排除在基本的醫療保險之外，這要麼是因為失去了收入，要麼是因為失去了和工作綁定在一起的私人醫療保險。美國目前的失業率為7.6%，已經開始導致大量公民的醫療保險權利被剝奪。而值得一問的是：幾十年以來，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在內的歐洲國家，何以能夠在失業率高得多的情況下成功避免生活質量的全面崩潰？答案部分在於，歐洲福利國家的運轉方式具有比美國強大得多的失業保險，而且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向全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市場機制提供面向全民的醫療保健的失敗是臭名昭著的，其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另一個是中國在1979年廢除了全民醫療保健後，國民健康與壽命的改善出現了急劇的停滯。在那一年的經濟改革之前，國家或合作社向每一箇中國公民提供醫療保險，雖然水平很低。在取消了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官僚控制的工業單位這種對生產有害無益的制度之後，中國獲得了高於任何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但同時，在對市場經濟的信任的引導下，中國也取消了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後，醫療保險不得不由個人購買（除了在一些相對罕見的情況下，國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們的僱員或家屬提供保險）。這一轉變使得中國在人均壽命方面的增速放緩。即便在中國的總體收入急速增長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當中國經濟急劇減速的時候（正如現在的情況），它便註定要成為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現在，中國政府正在努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醫療保險，而奧巴馬的美國政府也在致力於使醫療保險全民化。在中國和美國，這種調整都有漫長的路要走，但它應該被放在核心地位，無論是在應對經濟危機還是實現兩個社會的長期轉型上。 

▍六

凱恩斯的復興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濟分析和政策分析，但是我們的視野必須更廣一些。儘管在當代經濟學界，凱恩斯經常被看作是某種“反叛”人物，然而他其實更接近一個新資本主義的領袖，他關注的焦點在於力圖使市場經濟的波動穩定化，而相對較少關注商業波動的心理原因。儘管斯密和庇古被人們認為是更保守的經濟學家，但很多關於非市場機構和非逐利價值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見，來自於他們而非凱恩斯及其跟隨者。 

危機並非僅僅提出了一個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當下挑戰，它也提供了一個處理長遠問題的機會，因為此時人們願意重新考慮那些已被確立的慣例。這就是為什麼目前這場危機使得那些曾被忽視的長遠話題變得重要起來，比如環境保護、全民醫療服務，以及公共交通的必要性（這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被嚴重忽視了，而且，甚至直到奧巴馬政府宣佈首批政策的時候——也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它仍然被遠遠地放在局外）。經濟的承受能力當然是一個問題，但正如喀拉拉邦的印度政府的範例所表明的，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建立面向全民的由國家保障的全民醫療服務是可能的。因為中國在1979年取消了全民健康保險，所以雖然喀拉拉邦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遠遠低於中國，但其一直實行的全民健康保險使喀拉拉邦在平均生活水平和嬰兒死亡率等指標方面已經明顯超過了中國。因此，對於貧窮國家來説，機會是存在的。

我認為，目前的這場危機並沒有要求一種“新資本主義”，但是它確實要求一種對舊有觀念的新的理解，比如斯密的觀念，以及與我們的時代更接近的庇古的觀念，這些觀念中有很多一直被我們可悲地忽視了。我們同樣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不同體制的實際運行方式，並且認識到，從市場到國家機構的各種組織能夠超越短期的解決方案，對建設一個更加合理的經濟世界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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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2009年3月26日《紐約書評》第56卷第5****號，中文首發於《文化縱橫》2009年6月刊。****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在後台留言，敬請註明文章出處及轉載來源“文化縱橫”（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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