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獨家：美中對抗？十問芮效儉_風聞

　中評社華盛頓9月2日電（記者 餘東暉）美中關係正在從過去40年的且鬥且合走向全面競爭，甚至有走向對抗衝突的趨勢。在此危險關頭，中評社記者最近獨家專訪了美中關係的“過來人”、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這位權威的“中國通”對於美中關係的走勢深表憂慮，呼籲兩國領導人從自身和世界利益出發，尋求兩國關係更加平衡、健全和具有建設性的基礎。

 　　今年84歲的芮效儉生於南京，在中國成長到14歲，經歷過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對中國人民飽受屈辱的歷史和追求和平安寧生活的願望感同身受。上世紀70年代，芮效儉作為美國外交官，親身參與了美中建交的談判過程，深知美中當時戰略攜手應對蘇聯的必要性與處理台灣問題的敏感性。1991年到1995年，芮效儉在1989年美中關係發生轉折以後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後來又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親手處理過“銀河號”事件、李登輝訪美等事件。彼時正值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加快改革開放，經濟開始騰飛。見證共產黨執政前後中國從戰亂走向和平的芮效儉也見證了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從貧窮走向富強。

 　　2001年從40年外交生涯退休後，芮效儉活躍於美國外交學界，創立了華府智庫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是美國外交學界公認的權威“中國通”，也被廣泛認為是“知華親華”的代表學者之一。現在芮效儉退居二線，擔任威爾遜中心傑出研究員，拋頭露面的機會比以前少了。他告訴中評社記者，近期因為健康原因，不適合長途旅行，今年去中國也比以前少了，但是對於美中關係和中國的情況，芮效儉依然密切關注。 

  　芮效儉最近在其威爾遜中心的辦公室接受了中評社記者一個半小時的獨家專訪。我們的話題從美國政策圈拋棄對華接觸政策開始，因為美國對華政策圈現在逐漸形成共識：對華接觸政策已告失敗，轉向對華強硬競爭的策略。對此，芮效儉的判斷依然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 

　　芮效儉指出，隨着中國快速成長，自信心增強，中國對於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發生轉變，這使得美國開始感到擔心。過去十年，將中國視為新興的威脅對美國的政策圈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美國愈益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從美國來看，特朗普是美國曆史上首位既沒有政治經驗也沒有軍事經驗的總統，共和黨內有經驗的人又被排除在外。特朗普政府高官多以零和來看待國際關係，多以競爭性來看待美中關係。

　　對於中國人擔心美國遏制中國，芮效儉承認並非沒有依據，因為美國政策圈許多人確實將中國崛起視為對美國的威脅。但他認為，目前美國並沒有遏制策略，而是遏制態度。他指出，蓬佩奧的做法將會是一個失敗的策略；沒有經濟學概念的特朗普也以“巫毒經濟學”來處理美中經貿關係，匪夷所思；美國貿易代表公開談論與中國“脱鈎”，這是不可接受的。 

　　談到未來美中兩個大國如何避免“新冷戰”甚至“熱戰”，芮效儉希望，美中兩國領導人應當理解，東亞不可能由單一的主導力量所控制。美國不可能成功遏制中國；中國不能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中美需要與亞洲其它國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確的架構達成共識；雙方在太平洋需要軍力平衡，但不能陷入軍備競賽。在具體問題上，芮效儉強調，尤其需要處理好目前已非常危險的台灣問題。他對美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不理解台灣問題的敏感性深感困擾，同時也希望北京對解決台灣問題保持耐心。

 　　專訪結束後不久，由5位美國知名學者發起，得到一百多位專家學者聯署的致特朗普和美國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在美國外交學界引起巨大反響。芮效儉就是5位發起人之一。中評社記者通過電子郵件補充追問他發起這封公開信的初衷。芮效儉回覆：主要目的是為今後如何處理美中關係提供一個更加平衡的基礎。他説，美國對華政策討論過於關注中國作為危險的戰略對手，而忽視或淡化兩國的共同利益。美中尋求一個穩定、繁榮、能夠和平共處的印太地區是合情合理的。這封公開信的目的是，為考慮雙邊關係的未來提供更健全和更具建設性的基礎。

 　　以下是中評社記者獨家專訪芮效儉的十大問題的概要：

 　　1，您如何看待美中關係40年，您相信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的？ 　　答：這是一個人們正在思考的大問題。我的判斷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成功的，但需要再思考。説它成功是因為中國從一個貧困、後進國家崛起成為更現代化的國家，快速城鎮化，人民生活水平顯着提高，這是一個重要的積極成就。在此過程中，美中關係時有緊張，但總能得到克服，可以管控，因為維持建設性的關係符合兩國利益。 

　　然而處理美中關係的過程並不輕鬆。剛開始兩國關係是基於對蘇聯威脅共同的戰略擔憂，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寬鬆和豐富多彩，這被外部世界正面看待。其間美中關係遭遇過1989年後的挫折，這又與蘇聯和東歐的崩潰在時間上重合。這使得原先美國開展對華雙邊關係的基礎不復存在。

　　老布什總統重視對華關係，將中國當做重要國家來對待。到了克林頓時期，一度缺乏處理對華關係的指針，這使得美國一度將人權和貿易兩個事關美國利益的問題置於相反的位置，即將對華人權狀況審議與對華最惠國待遇掛鈎。直到克林頓第二任，美方意識到中國快速經濟發展，正重建中國在世界上重要國家地位。

 　　儘管其間發生過南斯拉夫炸館事件，但美國將中國作為世界上重要國家，成為美國開展對華關係新的基礎。這個基礎延續到小布什政府。小布什總統延續了其家族與中國關係的傳統，想與中國建立穩定相處的關係。這反映在他對台灣民主轉型中“台獨”傾向的公開警告，在維持堅定的一箇中國政策方面，與北京採取了合作的立場。然後是馬英九在台灣執政，兩岸關係大幅度改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沒有被視為重大的威脅，而是被看作崛起的重要國家，希望中國在國際機制中發揮更大作用。美國採取了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手法，使得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並接受國際經貿體制的約束。隨後發生的金融危機，令人們對以前一向倍受尊崇的西方金融管理的信心喪失，而中國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快速復甦與成長，增強了中國的自信心，歐美則被視為逐漸衰落的強權。

 　　這體現在中國對於自身在世界上地位看法的轉變。中國成為世界上領導國家的願景被提出，包括解放軍要成為世界級的軍隊；中國要在新興的技術領域領先。這使得美國開始感到擔心。過去十年，將中國視為新興的威脅對美國的政策圈產生日益重大的影響。 

　　在外交上，當東盟意欲在區域事務中發揮中心作用時，中國開始提出自己的主張，上海合作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等推出，中方沒能向世界很清楚地闡釋自己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中國軍力快速增長，在美國人看來，中國軍力增長與其大國地位提升相聯繫，而不僅限於防禦。在美國看來，中國並沒有世界級的義務，為何要世界級的軍隊？他們擔心中國不僅有在東亞驅除美國、尋求霸權的雄心，也有在世界上取代美國的目標。加上美中經濟體制上的不相容性，美國愈益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

 　　在此過程中，外界對中國領導人的講話表態沒有給予密切關注，比如中國領導人申明中國支持國際體系，並不想推翻之，只不過想讓自己更好適應變化的世界，因而需要一些補充性的機制。這並非一種革命性的手法，但華盛頓的決策者對此並未關注。中國自己對於如何擺脱“安全困境”的闡釋也不夠，亦即如果中國追求更大的安全，周邊國家的恐懼感會增加，中國如何不讓周邊國家擔心，也有許多事情要做。

 　　2， 您更多的是説到中國崛起給美國帶來的焦慮與擔憂，但從美方看，有什麼驅動因素呢？

 　　答：美國政治程序產生了美國曆史上首位沒有政治經驗也沒有軍事經驗的總統，共和黨內最有經驗的人物因為反對特朗普參選而被排除於特朗普政府之外。特朗普政府的高官是美國現代史上最沒有經驗的，美國政府更替的“旋轉門”制度在特朗普這裏失靈了。

 　　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多以競爭性來看待美中關係而輕視合作的一面。這與房地產商人出身的總統重視雙邊談判，而不喜歡多邊機制相結合，於是產生了一個以零和看待國際關係，不考慮後果的政府，採取重大行動撤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貿協定。在處理國際關係時，特朗普政府傾向於使用雙邊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來施加解決方案，造成國際形勢的不安。 

　　因而目前我們處於一種狀況，即美國政策圈廣泛存在的假設是，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沒有變得更開放，沒有變得更像其它西方的現代國家。美國人有種感覺，中國不按規則行事，利用了前朝政府對中國不夠強硬的政策。

 　　美國商界也愈益對其在中國受到的待遇不滿意，以前強勁支持美中關係的商界現在趨於冷淡。這反映在貿易戰中，他們儘管也不喜歡使用關税作為施壓中國的手段，但他們也主張要對中國更強硬，這使得美中關係更難管控。

 　　另外，在美國政策圈也存在另一個假想，即美中關係是一種戰略對手的關係，將兩國關係看成是你贏我輸的零和關係。比如特朗普總統就將對華貿易美方的逆差看作是美國的損失。這在經濟學上當然是無知的，但他就是那麼想的。

 　　現在我們處於損害兩國利益的錯誤道路上。我繼續相信美中關係會有自我糾正的一面。我希望中國少談其雄心，而多談能為東亞穩定和繁榮做貢獻；“中國製造2025”如何給亞洲其他國家帶來好處；軍事發展要考慮避免陷入亞洲的“安全困境”。

 　　在台灣問題上，目前確實存在危險的趨勢。華盛頓的政府口頭上説一箇中國政策，但實際卻不理解一箇中國政策是什麼。更危險的是，美國國會對於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理解更為零。與此同時，北京在無法改變台灣人總體上不支持統一的態度時，也要思考如何顯示對於統一步驟的耐心。

 　　比較好的道路在於，美國停止假裝其對華接觸和平衡戰略是為了改變中國內部的性質，而不是為了推進美國的利益。推進美國利益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因素。我從來沒有見過美國某個內部政府文件説，如果我們這麼做，會使中國變成更自由化的政治系統。雖然依賴市場、保持開放，客觀上會促使政治、社會和經濟更加自由化，但那不是政策的目標，那取決於中國自己怎麼走。

 　　現在的問題在於，西方現代國家在處理政治系統方面都出現困難，沒能為其體系的優越性設立榜樣。但無可否認的是，現代政府治理系統包含權力的制衡機制，這也應是中國治理機制的目標。 

　　3，在許多中國人看來，中美關係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與美國害怕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有關。尤其是現在，許多中國人認為特朗普政府就是要公開遏制中國，一些高官已經公開討論如何防止中國獲得先進技術，華為的案子更打破許多中國人原先對於美國的幻想。您怎麼看待這種看法？

 　　答：某種程度説，中國人的擔憂是有依據的。因為很明顯，美國政策圈許多人確實將中國崛起視為對美國的威脅，對“中國製造2025”的反應非常負面；美國貿易代表談論美中經濟脱鈎，如何再造全球供應鏈。

 　　在我看來，這是匪夷所思的。這是一種“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也就是這是一種基於巫術，而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競爭、比較優勢、全球化的經濟學。美國人突然間開始擔心在製造業領域的衰落，但其實這個進程從二戰結束後就開始了。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是比較優勢，19世紀，產業在一個國家內部轉移，全球化令產業在全世界範圍轉移。產業轉移令消費者受益，但產業工人受損。美國社會並沒有想出辦法，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相比之下，東亞國家調整的比較好。不管怎樣，美國不必為此過於擔心，現在美國的就業狀況是70年最好的之一。我們卻在抱怨全球化讓我們失去工作，我們的經濟學家也不善於解釋其實情況並不壞。 

　　4，我知道美國“鐵鏽地帶”民眾擔心全球化讓他們越來越窮，我的問題是，在決策圈裏，是否有遏制中國，不能讓中國在高科技方面超過美國的思維？比如蓬佩奧就四處勸別的國家不要與華為做生意，否則美國就不跟他們來往，這不是一種零和思維嗎？

 　　答：是有這種心態，他們對這個問題沒有戰略上的理解。我覺得美國並沒有遏制策略，而是一種遏制態度。你會發現，美國不能採取遏制政策和遏制戰略，因為沒有人支持它，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各國不希望遏制中國，因為東亞國家的經濟繁榮依賴於與中國的合作。

 　　蓬佩奧的那種做法會輸的，那是一個失敗的策略。我們會發現，我們現在的某些行為損害了我們自己的利益，如果我們不妥善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會損害我們的利益，也會損害中國的利益，應當有更好的辦法。這並不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所説的“巫毒經濟學”。美國政府是有不明白這一點的人，特朗普總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完全沒有經濟學的概念。他胡説八道，比如他説他施加的關税是由中國支付，其實是美國人自己支付。

 　　5，從這方面看，您是否覺得，美國在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中逼迫中國做的一些事情是真為中國好，或者真的有助於中國？ 

　　答：我認為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不連貫。我不認為應該由美國來告訴中國如何處理國內事務，告訴中國必須重寫法律等事情。我們可以提出的原則是，中國需要做的基本上是它自己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方案中表達的東西。我認為中國過份重視國有企業有損自己。 

　　如果中國想要繼續增長，就需要關注生產率。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增長引擎是民營部門，而不是國有企業。國家的繁榮不依賴於國有企業。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向外國競爭開放中國市場。當外國競爭開始影響到中國的商業利益時，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在中國興起，使得外國投資者在國內的商業環境更加困難。這是為了保護中國公司免受外國投資者的競爭。第二，意識形態色彩加強的影響。中國國內有人認為中國向市場過渡得太快，失去了社會主義特徵，從而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改革方向持抵制態度。

 　　如果不採取必要措施來提高中國經濟的效率，就難以擺脱中等收入陷阱。試圖單純依靠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控制型經濟，從長遠來看，會給中國帶來巨大問題，無法有效參與國際競爭，因為補貼企業被視為不公平的競爭對手。這將意味着中國在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方面將面臨巨大問題。

 　　6，我也從包道格等其他專家那裏聽到類似觀點。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美國幹嘛這麼擔心呢？特朗普政府似乎正致力於與中國脱鈎，他們是否擔心的是，中國沿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只會越來越強大？

 　　答：我沒有看到任何研究表明，將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脱鈎，打破全球供應鏈，使中國在供應鏈中扮演的角色更小等，對美國有好處還是有壞處？

 　　我所看到的是，我們的貿易代表是一位強有力的官僚，他沒有在國會舉行任何聽證會便表示，他的目標是將美中經濟脱鈎。我認為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行為。國會不應該容忍這種情況。國會負責我們的貿易政策，而不是政府。它們賦予總統關税權力，使總統能夠談判多邊貿易協定。總統卻用它來懲罰中國，這是對權力對濫用。國會卻無所作為。這也是美國的政治危機--國會無法正常運轉。 

　　7，過去的四十年裏，我們兩國在考慮務實合作的同時，把兩國意識形態或政治制度的差異放在一邊。但現在我們看到意識形態之爭又回來了。甚至有人在談論文明的衝突。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嗎？

　　答：是的，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因為它大錯特錯。我沒有看到美國與日本、韓國或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文明衝突。我們沒有看到與快速發展的印度之間的文明衝突，為何只有與中國才有文明衝突？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共產黨的中國？中國是否試圖出口其模式？沒有。中國領導人是歡迎別國借鑑中國經濟發展經驗，但這不等於輸出中國體系。中國模式對其它國家並不起作用，就像新加坡模式不能出口一樣。中國定義自己的方式也助長了對真實情況的誤解，有些人認為中國試圖輸出國家資本主義。 

　　8，美國似乎正變得越來越沒那麼自信，有些研究國際關係的中國訪問學者的簽證也被拒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答：交流對雙方都是好事，但兩國現在都存在一些偏執多疑的現象。我們正經歷一個沒能很好理解我們面臨的一整套問題的過渡期，沒有經驗妥善處理。現在所謂交流的學生都是危險間諜的説法是錯誤的，這會限制你自己發展專業的能力。我們的大學都擔心這個問題，他們還是歡迎外國學生來美的。

 　　9， 展望未來，兩國應如何應對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雙方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才能以合適的方式，使兩個大國能夠避免新的冷戰甚至熱戰？

 　　答：我想東亞是能夠做到積極正面的一個典型例子，東亞不可能由單一的主導力量所控制。中國不能將美國驅逐出西太平洋，這樣的目標會損害中國的利益。中美需要與亞洲其它國家合作，看能否就正確的架構達成共識，以利於東亞各國。這意味着中國要在某種程度上剋制軍力發展，否則將引起日本和韓國的擔憂，讓它們失去對美國的信任，既有損美國利益，也保證會與中國發生衝突。中國還是應該將自己的國防定義為防衞性。 

　　要避免兩個大國走向冷戰甚至衝突，首先需要兩國高層明智地考慮本地區的未來，他們必須有必要的背景和經驗。其次，雙方要妥當地看待問題。目前美國多以競爭少以合作看待國際形勢的概念是錯的。否則，雙方只重視軍事，但軍力往往不是解決辦法。第三，兩國領導人要理解，兩國在太平洋需要軍力平衡，任何一方都不應將統治本地區作為目標。否則就會導致軍備競賽，迫使兩國把資源從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投入到軍力發展中，其它國家也會被迫加入軍備競賽。美中雙方應當好好談西太平洋穩定的軍力平衡，但在目前情況下確實很難。

 　　在具體問題上，要處理好台灣問題。美國應當堅持一箇中國政策。我對國會不理解、特朗普政府不理解這個問題的敏感性深感困擾。目前形勢很危險。北京應當對解決台灣問題保持耐心，不必急於宣示統一。台灣由什麼樣的領導人執政，能保持兩岸形勢穩定，這也很重要，否則會帶來挑戰。

 　　10，您是最近在美國外交界備受矚目的致特朗普和國會公開信“中國不是敵人”的5位發起者之一，你們發起這封公開信的初衷是什麼？你們希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答：這封公開信的主要目的是為今後如何處理美中關係提供一個更加平衡的基礎。大國之間的關係總是包含着競爭的因素，但這並不排除有共同利益的合作。美國公眾的討論往往過於關注中國作為一個危險的戰略對手，而忽視或淡化我們兩國有共同利益的許多領域。毫無疑問，中國快速的經濟崛起和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可能被用來威脅美國的利益。但我們不應草率地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美中之間的敵對競爭不僅會損害兩國的利益，而且會對世界各國的利益，特別是印太地區的利益產生不利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美中尋求一個穩定、繁榮、中美能夠和平共處的印太地區是合情合理的。過分強調競爭，而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關注太少，並不是最佳的政策途徑。這封公開信的目的是為考慮雙邊關係的未來提供一個更健全和更具建設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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