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對蘇聯必然解體的準確預言：基辛格認為他的觀點是瘋了！_風聞

      自詡為社會生態學家的德魯克有本書叫《管理新現實》，這本書於1989年夏季在美國第一次出版時，就備受矚目。然而，德魯克認為受到矚目的原因並不正確。因為幾乎所有的評論人——美國境外的評論人甚至超過美國境內的評論人，都將注意力集中於書中的第四章“蘇聯解體”，他們都認為這個標題太離譜了，尤其是這一章提到蘇聯當時已經開始分崩離析。例如基辛格博士就寫道：“德魯克一定是瘋了。”兩年之後的1991年，蘇聯真的解體了，而正如這本書所明確指出的，它是被非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所摧毀的，如波羅的海、烏克蘭、高加索與亞洲地區的民族主義。

即使是讚美德魯克這本《管理新現實》的評論人也都認為，這是一本關於未來，即預言的書。然而，在德魯克看來，這本書討論的所有議題都不是“預言”或“預測”。他所敍述的，全都是現實。德魯克説，這本書的基本論點是，未來30年或40年，甚至更久的重要議題，早就被過去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件界定了。本書要傳達的主要信息是，決策者，包括政府、大學、企業、工會與教會里的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必須將那些“已經發生的未來”納入考慮範圍。他們必須知道哪些已經發生的事件並不符合自己原來的設想，從而認識新現實。今天讓我們來看一看德魯克到底是如何早兩年預言分析蘇聯會解體的。

       在蘇聯，歷史仍然是“歐洲人”的歷史，權力和政府只由歐洲人掌握。但是在25年之內，蘇聯一樣也會解體，至少會從由歐洲人所主宰的國家變成由非歐洲人——主要是亞洲人主宰的國家。促成這種改變所需要的一切條件都已經具備，現在的問題只是變化的過程有多快，以及這個國家到底會解體還是會改組。不管戈爾巴喬夫在1982年發起的改革運動是否成功，這個轉變過程都會發生。事實上，戈爾巴喬夫重整蘇聯經濟的改革政策越成功，蘇聯就解體得越快。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革命”，這種革命很少成功。其實，這個改革政策與歐洲最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很相似。那次革命是由18世紀“開明的專制皇帝”約瑟夫二世發起的，他重振奧地利帝國的企圖並沒有成功。歷史上有兩次“自上而下的革命”確實留下深遠的影響，這兩次革命都發生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是由“恐怖的伊凡”發起的，創造了沙皇俄國；第二次是由彼得大帝發起的強迫西化運動。所以，我們不能肯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會有結果。然而，不管蘇聯的經濟有多破敗，經濟畢竟只是戈爾巴喬夫所面對的小問題，蘇聯在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壓力下瀕臨解體，才是戈爾巴喬夫面對的真正核心問題。　　

       俄羅斯帝國與西方殖民帝國的不同點是，它是以陸地為基礎的。可是，與西方殖民帝國一樣，俄羅斯帝國也是建立在征服其他民族的基礎上——像歐洲的烏克蘭人、愛沙尼亞人、列特人、立陶宛人和高加索人，還有亞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韃靼人。其實，種族問題在俄國並不是什麼新問題，在沙皇時代，俄國特意實行的俄羅斯化運動已經使這個問題日益尖鋭化。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像波羅的海國家的德語大學），當時的高等教育一律以俄文為主，俄文是官方語言，做生意和在軍中，只准使用俄文。其實，其他民族對俄羅斯化運動的憎恨，正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列寧由於答應給予各種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主，才得到列特快槍隊——沙皇麾下的勁旅之一——的支持。如果沒有這支部隊的加入，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成功。

       到20世紀20年代晚期，情況已經日益明顯：列寧的種族政策解決不了問題。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肅反行動中，第一批犧牲者就是10年前延續列寧政策的那些教育界領袖。在1927年或1928年時，他們已經開始敦促斯大林——他是個格魯吉亞人——修正列寧的政策。**他們指出，非俄羅斯人——特別是亞洲人——的識字率正在迅速提高，可是跟沙皇時代不同的是，這些人不必學習俄文，他們警告説，這會引起新的種族問題。為此，斯大林把他們槍斃了。**他們的預言實現了，現在，不只蘇聯歐洲部分的非俄羅斯人有問題，亞洲人的問題可能更難解決。　

　

       到2000年，俄羅斯的人口中將有一半是非歐洲人，其中近半數是回教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40年內，蘇聯歐洲部分的出生率已經低到使人口呈現負增長的地步；相對的，亞洲部分出現發展中國家式的人口增長現象，嬰兒死亡率快速下降，而出生率卻仍然很高。現在，蘇聯亞洲部分非俄羅斯人口的增長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蘇聯的歐洲人口老化和減少以後，蘇聯對非歐洲人的依賴日益提高。由於鄉村人口急速老化，加上有能力的人成羣結隊離開農村，蘇聯的農村已經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在工業上，蘇聯人必須招募亞洲工人到歐洲內陸工作，但這會受到極端排外的俄羅斯人的反抗，而如果把生產線搬到亞洲地區，就必須冒着喪失控制的危險。其實最嚴重的，可能還是軍隊的問題。蘇聯如果想維持軍事力量，就必須在兵源上日益依賴亞洲人。可是在歷史上，亞洲人向來不願意在俄羅斯人的指揮下作戰——阿富汗人的舉動已經再一次證明了這個歷史事實。所以，**蘇聯必須大幅裁減兵員，否則就必須冒險讓軍隊控制權落入反蘇聯的亞洲人手中。顯然，這種人口組成變遷的考慮，是促使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秋天決定單方面裁軍50萬人的主要原因。**如果不這樣做，他只能有另外一個選擇——一個完全不可能被接受的選擇，就是讓亞洲人掌握蘇聯的東歐衞星國家的軍事控制權。

       現在，在蘇聯境內的所有亞洲人都識字了，可是他們之中只有1/3懂俄文。雖然如此，現在的情況還是與沙皇時代一樣，政府、企業界和科學界仍然只使用俄文。現在，沒有一個非歐洲人能在蘇聯軍隊中佔有重要的職位。同樣，沒有一個非歐洲人能在蘇聯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外，也沒有一個非歐洲人能擠進蘇聯的國家科學院，而且從來就沒有超過一個或兩個非歐洲人在蘇聯共產黨內——不管是政治局還是中央委員會——擔任要職。　　

      可以預見的是，這種情況不會持續下去。蘇聯解體的過程或許可以緩一緩，然而一旦開始就不可能扭轉。事實上，這個過程早就開始了。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個解體過程早在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前，在蘇聯西部、波羅的海地區、烏克蘭、西南地區、克里比亞、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就已經開始了。戈爾巴喬夫只能採取守勢，他被迫對波羅的海地區讓步，卻威脅要嚴厲懲罰西南地區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s）、阿塞拜疆人（Azerbaijani）和中亞的蒙古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是試圖以經濟增長和發展促進團結。這個政策能夠達到團結的目的嗎？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失敗了，蘇聯會恢復斯大林式的暴政；即使改革政策在經濟上獲得成功，也不會產生團結的效果。單單“人口組成的變遷”這一項因素，就能讓我們確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沒有能力對付日漸高漲的反蘇聯民族主義浪潮。事實上，改革政策很快就會創造出更強大的離心力量。　　

      **蘇聯民族主義最高漲的地方，正好是它最繁榮的波羅的海地區。**這不是偶然的，從奧匈帝國的歷史就可以瞭解其中的道理。奧匈帝國與蘇聯有相似之處：它是個內陸帝國，官方也宣稱“不具種族色彩”。奧匈帝國的種族問題最早在1848年爆發，當時匈牙利人反抗奧地利的統治。到了1867年，匈牙利已經在政治、語言和文化上取得自治權力。奧地利為了防止匈牙利搞分離活動，必須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其他種族的人民很快就開始要求同樣的待遇，先是捷克人，接下來是意大利人、克羅地亞人（Croats）、斯洛文尼亞人（Slovenes）和波蘭人。為了對抗這些壓力，奧地利的開明派也像戈爾巴喬夫一樣，提出以經濟發展來團結各個種族的構想。從經濟上來説，這個政策非常成功。在歷史上，很少有能與捷克腹地波西米亞的工業成長速度相匹敵的。到1914年，波希米亞已經成為歐洲工業化程度最高、最繁榮的地區之一，當地的生活水平和生產力已經超過法國，而與德國並駕齊驅。奧匈帝國南部的斯拉維尼亞和西南部的克羅地亞，同樣也經歷了快速的經濟成長；另外，克拉科夫（Cracow）附近的地區在緩慢起步以後，也成長迅速。現在，克拉科夫仍然是波蘭的工業中心。　　

      **奧匈帝國的經濟發展雖然很成功，但是也帶來了政治災難。**生活富裕並沒有安撫各個種族的人民，反而使他們更具民族意識。捷克人生活過得越好，對獨立的要求就越強烈，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斯拉維尼亞、克羅地亞、奧屬波蘭和裏雅斯特（Trieste）——這是個講意大利語的海港，在1913年時，是歐洲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是最反對奧地利的城市。其實，奧地利對各民族的讓步遠比蘇聯願意給的多。舉例來説，蘇聯境內的大學都是俄語大學，而奧匈帝國境內的大學有一半是非德語大學，這些非德語的語言包括匈牙利語、捷克語、斯拉維尼亞語、克羅地亞語、波蘭語和烏克蘭語，任何語言在奧地利議會都是通用的，奧地利軍隊中的士兵只需要用德文説幾個軍中命令，此外可以説自己的母語。然而，這些讓步導致了更多要求增加自主權力而最後要求完全獨立的壓力。其實，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並不是農民和無產階級的主義，而是資產階級和由商人、工廠經理與專業人員組成的中產階級的主義，這些人都是在經濟成長中最早受益的人。　

    **英國在印度的失敗也給了我們同樣的教訓。**英國人在19世紀70年代——幾乎和奧地利人同時——決定促進印度的經濟發展。英國人是想以經濟發展為印度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提供實質利益。英國人開始在印度修鐵路、建港口、創辦農村合作社和工程學校，以及推廣出口作物。最重要的是，他們設立了印度國會，讓英國人和受過教育的印度人齊聚一堂，共同籌劃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些經濟和社會措施的成果很輝煌，現代的印度大致就是由這些措施創造出來的。但是在政治上，這些措施卻引發了印度獨立運動。結果，在此之前的印度民族起義沒有達到的目的，在這次運動中卻實現了——推翻英國的統治。事實上，獨立運動的領袖全都是從印度國會中產生的。在奧地利和印度都失敗的政策，不可能在蘇聯取得成功。當人們越“西化”、生活越富裕、越有活力、所受的教育越多之後，他們就越有民族意識，他們日益憎恨被“殖民”，即使枷鎖很輕也是一樣。因此要求“日本式的解決方案”：在他們自己控制、管理和治理下進行西化。因此，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可以拯救蘇聯。　　

       蘇聯有三種可能的結局。第一個可能是，國土一分為二，其歐洲疆域和亞洲疆域會進一步分裂成許多種族集團——自治甚至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自治甚至獨立的烏克蘭、自治甚至獨立的高加索共和國，同樣的情況也會在烏拉山這邊的亞洲疆域發生。繼承蘇聯歐洲疆域的政治實體肯定會嘗試着融入歐洲，甚至必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臣服於歐洲；遠東疆域的繼承者有些會向中國靠攏。至於蘇聯境內數量最大的一羣人——以回教徒居多的中亞人——將何去何從，那就不得而知了。第二個可能是，由亞洲人取得主宰地位，這意味着歐洲地區的少數民族會不斷反抗亞洲人的統治。最後一個可能是演變成某種邦聯制度，各邦只是很脆弱地聯合在一起，邦聯內紛爭不斷，各自治共和國內的民族都想主宰其他民族，各民族間的權力鬥爭不斷髮生。　　

      不管最後取代蘇聯的是什麼，它既不再是“俄羅斯”，也不再是“帝國”。蘇聯的解體會為國際政治帶來嶄新的事實——還沒有人（尤其是美國）做好準備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