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燦榮推薦好文！為什麼香港屢屢錯失科技發展機遇？_風聞

金燦榮教授點評：雖然是2017年的老文章，但是對我們理解今天香港問題的來源很有啓發意義。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純科學” 作者：汪濤

為什麼香港屢屢錯失科技發展機遇？

2017年11月1 日，李嘉誠名下長江實業集團發佈公告稱，以402億港幣出售其擁有75%權益的香港中環中心，這個價格創造了香港物業交易最高記錄。圖為位於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的香港地標建築——中環中心大廈。資料圖

華為最初做交換機，是代理一家香港公司的產品，但賺錢後就大量投入研發自己的產品技術，而當初那家香港交換機公司，現在早已經無人知曉了。

無獨有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興通訊還是中興半導體時，是與兩家香港資本的合資企業。公司在最初開發出500門數字程控交換機，賺取極為豐厚的利潤後，兩家港資與經營者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港資力主把利潤儘快分掉，而以侯為貴（時任中興半導體總經理，前任中興通訊董事長，現已退休）為代表的企業經營者，包括大股東，都強烈支持繼續加大研發力度。最終雙方徹底鬧翻，這種局面逼得侯為貴竟然帶領全體員工離職，成立集體所有制的中興維先通，再回過頭來與港資已經撤出的中興半導體合資成立中興新半導體，由後者再發起成立中興通訊。由於這個過程如此複雜曲折，大眾至今都搞不清中興到底算國企還是算民企。

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中興、華為這兩家中國通信業的國際巨頭在發展初期都存在港資背景，但為什麼那些港資卻都沒有將產業升級到技術含量更高的層次呢？本來深圳的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歷史的可能性被兩家香港公司佔據的。

毫無科技創新夢想的香港資本

香港資本最初到內地，特別是廣東一帶，很多是在做初級加工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企業家是典型的代表。李嘉誠最初是靠生產塑膠花起家的。內地剛剛開放時，有大量香港資本抓住機會在內地開廠，從香港拿定單，交到內地的這些工廠生產。在珠江三角洲一帶，這一類企業今天依然大量存在。但是，內地（特別是深圳）經過幾十年發展，現在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科技型企業，一些巨頭甚至具備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港資起步更早，卻至今幾乎見不到有技術含量的研發型企業。

深圳大學1983年剛剛建立時，還是一所三流甚至四流大學，而當時香港就有好幾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高等院校。香港絕對不是沒有實力，更不是沒有條件，歷史機會就更不用説了。如果當年香港真的有心，形成“香港研發、深圳東莞生產；香港總部、全球市場”的模式，近乎是完美的歷史必然。但很遺憾，這個局面沒有成為現實，幾乎一個個案也沒有。原因何在？

美國勵志作家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1883—1970）的“成功學全書”是從香港傳到內地的。他的理論原理並不複雜，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有夢想未必能實現，但沒有夢想肯定不會有現實。

真不知道香港同胞們自己有沒有認真看過希爾的成功學著作，他們他們內心深處和骨子裏就認為，華人公司在技術上絕對不可能超越歐美公司，甚至跟隨盡一點都不可能。想都別想，更別提去做了，頂多只能做些加工賺點辛苦錢。這就是當年香港資本在中興和華為發展的一開始就與它們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所在。事實上，如果當年中興的兩家香港投資方不離開中興，就算他們坐着不動，什麼事都不幹，今天的香港都有資格在全球通信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中興則很可能會在香港擁有一個規模寵大的研發中心。他們不是沒看到通信業的機會，不是沒看到整個中國的市場需求，否則當年就不會投資中興了。

但當他們的投資在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後，怎麼會不是興奮地選擇追加投資、佔更多股份，而是不惜鬧到與被投資的企業當面拍桌子，也一定要失去繼續獲得更大成功的歷史機會呢？那需要令人匪夷所思到什麼程度的“堅定不移的信念”才能做到？

如果已經投入中興的資本在獲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之後都會堅定不移地退出，就更別提去假設當年與華為合作的那家香港交換機公司會投資華為，然後與其一起成長了。但為什麼就絕對不可以？那家公司應該在合作中充分看到了華為的市場能力，華為要想更大的發展，該公司把自己從華為身上賺的錢返還一點點作投資，為什麼就絕對不行？但如果認為華為絕無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大公司與歐美公司競爭，那一切就都免談了。

為什麼香港超級富豪的投資也迴避科技創新

如果只是一些普通香港同胞這麼認為還説得過去，但李嘉誠之子李澤楷1999年通過電訊盈科以220萬美元購入騰訊20%的股票，時隔不到兩年，就將騰訊股票以1260萬美元賣給南非的MIH控股集團。當時的電訊盈科現金流其實非常充足，手持現金逾10億美元。如果他們不退出，現在這些股票市值在2000多億人民幣以上，比整個電訊盈科現在的市值還要高；相當於李嘉誠最近賣出的香港中環中心價值（總價402億港元）的幾乎六倍。當年那個投資退出還算是賺錢的，但李澤楷為什麼在那麼早就拋掉一個如此之好的股票呢？

李嘉誠的投資哲學是“不去賺最後一個銅板”。有時最後一個銅板真的並非“顯得”或讓人“感覺到”是一個銅板，而看起來像是一塊金磚。因為在基數是10塊錢的時侯，就算增長一倍也只是賺10塊錢，而基數在10個億的時侯，即使增長10%的“小銅板”，利潤也會是1個億。所以，越是到最後瀕臨崩盤的時侯，再多守一小段時間的利潤預期就越大。但這樣一來，往往最後因追求看起來是大金磚、實際上是小銅板的獲益而被套死在山頂上。因此，李嘉誠的投資哲學真的是很高明的。但是，騰訊的這個項目在李澤楷拋出後又增殖了千倍以上，顯然，後面真是一個大金庫而不止是一塊金磚丟了，前面賺的卻真的只是一個銅板。

客觀地説，當年李澤楷拋出騰訊股份的時候，時間上正遇到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所以做出這個決定，如果有大環境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樓市的泡沫也破滅過，並未見李嘉誠慌張，他可是經歷過無數風雨、見過大世面的。如果不是堅定地認為騰訊絕對不可能成長為國際級的巨型科技公司，李澤楷的團隊怎麼可能會將自己最初精準看好的籌碼這麼早就拋棄掉？

李嘉誠現在拋掉了內地與香港上千億元的資產，作為商人，高拋低吸這無可指責。他對看好了幾乎一輩子的房地產前景變化的敏鋭商業嗅覺依然令人崇敬。2017年11月1 日，李嘉誠名下長江實業集團發佈公告，以402億港幣出售香港中環中心，創造了香港物業交易最高記錄，此事引起媒體一片關注。相信他作為該領域長袖善舞的精明商人，該交易是經過精心計算後的作品。

問題只是，為什麼作為香港最傑出的商界精英的李嘉誠都不去想借助現在的創新熱潮，大量投資於中國人的科技創新企業，而是要把變現的大量資金投到英國的水、電、天然氣領域呢？這些基礎性的資產就算有增殖能力也不太可能很大。客觀地説，李嘉誠家族算是香港商界裏努力嘗試和投資新興科技最多的企業之一，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在科技創新方面進行了大量嘗試和突破，已經是香港商界努力自我超越做到很極致的。即使如此，他也依然不認為整個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是他應當努力去重點抓住的戰略商機。

如果只是李嘉誠一個人這麼認為，其實也沒什麼，不能要求人家李嘉誠和他的家族什麼事情都要做，並且都要做成，更不要對李嘉誠任何合法的拋售投資行為有任何不當地非議。其實這樣的指責是太過高看香港資本在今天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了，雖然其曾經在歷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當年，中興如果不是下那麼大決心與投機性的港資堅決分手，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現在內地一些城市讓人頭疼不已的土地財政問題，別忘了始作俑者就是香港。帶着這種深厚基因的投機性港資，其價值是正面還是負面，真的已經很難説了。

​真生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唯一需要討論的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是，為什麼整個香港資本始終與內地近幾十年逐步加強的科技創新熱浪“絕緣”？

請讀者認真品味一下“絕緣”這個詞，當年真的不是沒有機會，而是有大量機會早就已經握在港資手上，真的是港資自己堅定不移地絕緣掉一切與科技研發有關的商機。這種“堅定不移”是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直到今天，在珠三角依然存在大量港資企業，眼睜睜看着身邊不斷興起的中興、華為、比亞迪、大疆等成功的科技企業榜樣，卻還是永遠堅守“初心”無動於衷。為什麼？這才是香港需要認真深入反思的問題。

當然，香港還是有像曾憲梓先生創立的金利來這樣難得的、一直持續追求品牌和品質的做實業者，但香港絕大多數企業在科技甚至品牌上的確都不曾用過心思。

何以如此？我認為是香港在過去眾所周知的特殊歷史時期長期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式作祟。那就是，內心深處潛意識裏認為中國人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為，無論有多少鐵的證據反駁這種觀念，都在骨子裏迷信這一點。什麼是自由？南非第一任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1918—2013）在牢中服刑了27年，但身體上的枷鎖絲毫沒有阻擋住他持續思考如何將南非建設得更好的思想活動。而在很多可以隨意到大街上高喊要自由的香港人身上，你分明看不到多少理性而獨立的思想。如果缺乏以測量數據為基礎的科學思維方式考慮問題，一切自由的口號都只會變成把思想禁錮得如同石頭一般的沉重枷鎖。

20世紀80年代初，當我還在南京郵電大學學習電子測量的時侯，香港一個城市的電話用户數是360萬，整個內地才320萬。而到了2017年9月，內地一個月新增的4G用户量為1750.6萬，是香港2016年全市人口（737萬）的2.38倍。

1996年迴歸之前，香港一個城市的經濟規模已是1.21萬億人民幣，要理解這個數字令人恐怖到什麼程度，只需要知道它是當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天津、蘇州、杭州、無錫等9個城市GDP的總和即可。二十多年過去，2016年香港的GDP合人民幣2.1萬億，北京和上海已經各自分別超過香港，而GDP超過萬億人民幣、與香港算同一數量級的內地城市總數已經達到12個。2017年深圳經濟總量超過香港已經沒有任何懸念。五年到十年之內，香港淪落為中國二線城市的前景基本上已經確立。

整體創新自信缺乏，一定成問題

我當然不會盲目鼓勵甚至簡單鼓吹科技創新，更不是要製造“科技創新，一抓就靈”的新迷信，而是要人們理性地意識到並深入研究相應的規律，持續提升對科技創新的判斷能力。

以視頻安全領域為例，我所在的一家北京公司是早就有數字視頻技術甚至數字視頻監控運作基礎的，我們也的確仔細調查論證過是否要介入IP網絡攝像頭這個市場。但這個領域與我所在公司原有的市場體系是存在重大差異的。（IP網絡攝像頭是一種通過電力線傳輸網絡視頻信號的監控設備，即插即用，無需佈設網線。——編注）

我前幾年負責海外業務時主要採用的是渠道營銷方式，而在國內基本是直銷方式。在國內，安防產品的營銷主要採用渠道方式，同時這個產品又是與廣電完全不同的專業市場。當年我們公司在做過大量調查研究後主動放棄了這個產品。這個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今天也很難去評估，畢竟進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時候表面看來有一定基礎，可能反而是更多的障礙，如同器官移植一樣，因基因不同很可能存在排異反應，嚴重的甚至會引發生命危險。

另一個也是做視頻的蘇州科達公司在國內會議電視領域算是領導者，它選擇進入了安防領域，到現在這個決策是對是錯，其實也還沒最後驗證出清晰的結果。在這樣一個專業領域，如果進不了前三名，那競爭到最後，就是能否活下去的問題。

僅從企業的微觀上看，各自選擇的方向當然會有所不同。但是，一個社會整體上如果全都對科技創新視如禁區，沒有任何自信心，那一定成問題。

什麼是自信？曾有一個流行的故事説，當華為的銷售額超過愛立信時，華為高層馬上開會講：大事不好，遇到大麻煩，華為銷售額已經超過愛立信了。從這個流行説法裏不難察知這樣一種尷尬：中國人往往暗中夢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引領世界，但出於長期落後形成的思維定勢，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明明興奮到心都要跳出來，仍要強行按奈住激動，故作鎮定，矯情得要命。

而浙江宇視科技的總裁張鵬國先生在談到中國在AI（人工智能）視頻安防領域的科技地位時，卻很平靜地表示，中國安防技術對國外（當然包括所有歐美同類企業）全都是“降維攻擊”，只是降幾維的問題。在中國是第幾，在世界上就是第幾。從一開始中國AI視頻安防就是領導世界的，這個領域從來就沒嘗過“落後”是什麼滋味，也從來就不明白還有所謂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問題，因為自己就是。只有自信到根本不需要自信、一切都是稀鬆平常的時侯，那才是真正的自信。

我在北京那家公司負責海外市場時，曾推動設計開發了全球首創的EMR（媒體綜合處理平台）系統，這種完全統一平台的數字電視產品，可以將過去上百種不同數字電視產品集成在單一的平台上。有一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廣播電視展覽會（IBC）上，國內過去的客户聽我介紹完這個產品技術後非常激動地問：太好了，你們這個技術與國外公司相比還有多少差距啊？我告訴他們：國外公司？和我們相比嘛，那差距確實還是有的。“啊？啊！好啊，好啊”。

為什麼中國人都到今天了還老是要把什麼“填補國內空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些東西當回事兒呢？自從我們的公司開發出EMR後，所有歐美公司包括美國的思科系統（Cisco Systems）等全在追隨這個事實標準。德國最大的數字電視科技企業Blankom不僅山寨了EMR整套產品架構，而且連產品名字的創意都是山寨我最初給EMR起的名字“魔術師”，居然叫“變色龍”。不要以為歐美公司不會山寨，人家山寨能力一點兒不比咱差，就是過去我們老是不給人家機會而已。

從部分香港青年人和精英那裏，我們又看到了什麼？

香港一直在自我進行產業降級，不斷地降，降到今天，商界的頂尖精英李嘉誠寧可拋掉香港的資產，也從沒推動整個香港系統地思考一個簡單之極的道理：只有進行產業升級，尤其是科技創新，才能活得更好。但就算這樣降級去做服務、旅遊、購物，其實都有大量吃喝不盡的商機，只要能讓內地每人去一次香港，就足夠香港活得很好了。

但香港的一些人卻要不斷地佔中、鬧事，一定要鬧到生意來源逐步斷絕才算死心。前些年當內地遊客去多了，生意太好的時候，一些精英人士居然不認為應當抓住機遇，擴大服務能力，擴大生意規模，加快與深圳連接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提升服務質量……而是利用手中的立法權，制定一堆莫名其妙的法律規定，限制這些生意！甚至總有人極力阻礙連接深港之間的高鐵等交通網絡的建設，心思都花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上了。香港大多數的市民顯然是反對這種鬧法的，可是一個地區的思維是深刻體現在少數精英羣體裏的，如果那是香港的精英羣體腦子裏根深蒂固的東西，就算90%以上的普通市民都反對，依然會對整個香港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因為做投資和創業導師的關係，這些年我看過大量內地、港、台以及美國硅谷、以色列的創業項目。創業是很艱難的，客觀地説，各個地方的創業成功率都不會很高。但先不管成與不成，內地創業者做的項目本身是什麼呢？機器人、基因測序、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虛擬現實技術、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相變存儲器、超高速船舶、智慧農業、新材料……基本上與硅谷、以色列創業者考慮的是相同層次的問題。香港的創業項目呢？改進快餐飯盒以提升效率、很有品味的餐飲連鎖……這類項目當然不是不能做，但如果連香港最具創新力的一批年輕人，最多能考慮的也只是這一類事情，怎能不讓人感到悲哀？那些考入國際排名那麼靠前的香港高校的高才生們，難道除了佔領大街打打麻將，對今天的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居然一點兒概念都沒有嗎？

很遺憾，從部分香港青年人和精英身上，我們沒有看到多少人類社會最具活力的前沿科技思想。

十年後的香港和深圳……

深圳還算是有特區的政策，而其他內地城市並沒什麼太特別的政策支持都發展得那麼快。香港的政策環境已經比深圳還要特殊自主得多了。好日子是幹出來的，不是迷信出來的。幾十年前，深圳能以成為香港的後花院而感到是一個機遇和發展的客觀條件。但是，如果香港自以為是的部分精英羣體再不盡快深刻反思真正的問題所在，將那種認為中國人不可能在科技上有所作為的思維定式徹底盪滌乾淨，再過十年時間，香港被深圳甩在身後，將是大概率事件。

十多年前就流傳一個段子——

深圳特區成立不久，一羣母親抱着孩子在皇崗口岸遙望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香港；後來，是香港的母親們抱着孩子遙望北方：你們看，那邊有好多高樓大廈的地方，那就是深圳。

在科技方面，中國即將全面領導世界。樹立這樣的決心、信心和平常心，一切夢想都將順理成章，變成現實。本文並沒將香港當外人，迴歸都二十年了，大家都是兄弟，香港也該向所有內地城市的發展看齊了。

延伸閲讀馬化騰：香港的科技創新為什麼總是差那麼一點？

來源：澎湃新聞

我非常榮幸能夠出席以及擔任香港X科技創業平台的榮譽主席。

在幾個月前，沈南鵬找我説有這樣一個構想，李澤湘教授希望能夠發起香港一個創新創意的平台。大家知道，他的紅杉中國在海外有很多投資，他主導的紅杉中國可以説是中國風險投資界最成功的投資人。媒體界給他一個稱號，説他買下了中國互聯網的一半。我們騰訊過去也投了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基本上每一個項目都會看到沈南鵬的團隊已經在一兩年前已經進去了。所以他的眼光非常獨到，也非常的好，所以我覺得他提的建議也是比較靠譜的。

李澤湘教授在沈南鵬教授介紹後，我詳細瞭解到，他和他的弟子汪濤在港科大出來創業然後在深圳發展起來一個新的科技企業——大疆科技，是目前佔全球無人機市場90%份額的企業。我覺得這是一個奇蹟，也從來沒有一個來自中國的企業能夠佔到全球的九成以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創新過程。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市場，那麼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也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最成功的產學研合作並且結出碩果的一個最好的典範。大疆科技現在市值已經超過100億美元，也就是一個超級獨角獸。我前幾天帶了一個國內同學會的團隊，也去參觀大疆。他們最新的科產品經能夠成功規避視覺的障礙，並有下一代產品。我期待他們的產品能夠繼續佔領世界，有更多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李教授也跟我説，能不能在香港各個大學的很多領域，除了智能控制，電子以外，還有很多新材料，計算機大數據，甚至醫藥，生物科技，還有材料學等等領域，有很多國際人才和成果，能不能把這種模式再推廣繼續擴大呢？其實很有機會，但是過去沒有太過關注這一點。沈南鵬也跟我説，騰訊在香港土生土長，已經上市12年。我本人在中國互聯網之前，也就是1996年之前的一兩年，我是通過我原來工作的公司，很有幸接觸了互聯網，才結下了這個種子。在這麼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騰訊也有幸在香港茁壯成長，目前成為香港最大的科技股；從市值的角度來説，騰訊也是亞洲最大的。我想我們18年的創業經驗是可以和香港X創業平台結合以及分享的。所以我也很高興能夠加入這個團隊，希望可以貢獻我們團隊的力量。

在這裏，我也想提幾個建議：香港有很多優勢。香港的高校在全球，在亞洲排名都在前幾名，有大量國際人才，也背靠中國龐大的市場，但是在科技創新方面，總是覺得差那麼一點。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第一，希望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還是要加大。剛才我聽特首説這個月有3個億的創業基金獲批，上個禮拜又批了20個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跡象。從我的經驗，深圳其實在十多年前已經十分關注。當時我們其實也沒有拿到投資，後來深圳建立了一個高交會，我們在這個舞台上才第一次拿到了風險投資。當時的風險投資全部只到北京，根本不到深圳，所以我覺得政府搭台是非常重要的，否則這個生態形成不了。

在高校方面，大家看到以港科大為代表的一批的香港高校裏面有很多好的政策。如果教授有很多研發成果，他能不能帶他的弟子創立公司，能不能佔有股份。其實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我瞭解到有的高校是比較開明的，有的是有點敏感，講不清楚。因為可能會擔心是不是會不務正業，會不會不平衡等等。在內地，其實很多學校也是蠻複雜，有很多問題，需要一些明朗的政策支持，可能下面做事情才會更加清晰。正是這次我們看到產學研的成果，我們看到李教授帶出來的團隊，正是得益於港科大比較清晰的政策，比較鼓勵創新。所以我呼籲大家要算大賬，不要算小賬，不要在乎個人內部是不是不平衡，要看整體創新氛圍能不能夠激勵大家創新。我覺得做好這個政策是對未來發展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點，是資本方面。大家知道，我們作為企業也好，還是沈南鵬作為風險投資私募資金也好，他們在投資的時候往往會看很多因素，團隊也好，政策也好，市場也好，我們比較關注成功概率大不大。所以我們希望看到地區的創業環境能夠形成一環，我們感覺成功概率會差不多。這裏面需要政策，需要高校，需要人才的支持和配合，資本才會敢”下注”。所以今天也很高興看到特首説批了二十多億，我覺得這樣大家“下注”才會更有信心。這個氛圍是要大家烘托起來的，只有這樣才能一步步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對於團隊，我也有一些個人的建議。比如，一些創業團隊怎麼利用好我們的香港X創業平台。也就是説，如果通過這個平台用好我們的導師，好的項目需要導師review，然後客觀的判斷，有些項目他們個人可能要投資，這樣他才會有代入感，他會更加的積極，會給出真的很好的建議。能不能通過這個平台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因為單打獨鬥是非常難的，我們騰訊過去也是有五個創業者一起做，互相互補才有可能成功。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平台上還可以找到很多資本，成為資本對接的平台。

第二個給創業者的建議就是，關注跨界的部分。因為一個產業已經做得很久，已經是一片紅海，我們現在看到用新技術在兩個產業跨界部分往往是最有機會誕生創新的機會，那可能是一片藍海。騰訊的歷史也是這樣，當年做通信的沒有我懂互聯網，做互聯網的沒有我懂通信，所以我做起了當時的QQ，包括現在的微信。這就是抓到了一個跨界的點。大疆也是，它是無人機，也是flying camera，這兩者本來是不同的，本來一個是航模一個是攝影，但是大疆把它們結合在了一起，一下打造了一個市場。我們現在看到金融科技，還有生物科技，還有很多材料，包括機器人，這裏都融合了很多學科，跨平台，跨產業的融合機會。我覺得大家應多關注融合跨界的部分。

最後一點，團隊要多利用全球的平台。因為當今時代已經和我們創業那時候不一樣了，我們當時什麼都要自己做，現在已經有很多開放平台，全球有很好的雲，社交網絡，電商平台，國內也有騰訊的一些基 礎設施提供這些服務。創業者要專注解決生活中如何提高效率，以及如果解決“痛點”，把精力聚焦在這一點，其它的東西可以利用平台來幫你。比如前不久我們組合的一個財團，收購了芬蘭的最大的一間手機遊戲公司，用86億收購了其80%的股份，也就是估值超過了100億美元，這是一個僅僅180人的公司。這個在 過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家要知道芬蘭才500多萬人，比香港還少，為何能誕生如此大的科技企業？正是因為他們運用了全球的雲技術，以及服務外包，讓他們可以專心集中於最核心的創意部分，我們今天才看到了他們的成功。

以上是我的一些建議。香港過去一直在不斷地轉型，從製造業，再到外貿，再到金融。我相信未來，科技產業是香港轉型的必經之路，我也預祝我們的平台成立能夠打開這扇門，也希望政府多多支持多多幫助，把預算不斷的提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