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丨馮克利_風聞

我們學習西方的時機非常不幸

文/馮克利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五四啓蒙”，中國被極不情願地拖進世界體系，逐漸變得主動地向西方學習。然而，儘管經歷了多次慘痛的教訓，中國的文化、制度卻從未擺脱“向西方學習”的弱勢地位。問題出在哪裏？我們不妨跟隨馮克利老師的追根溯源到100多年前，正當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甚囂塵上之時，我們向世界敞開了懷抱，這究竟意味着什麼？

我們現在講的很多觀念，都是19世紀後期的產物，而那是個比較糟糕的時期。非常不幸的是，恰恰在西方文明陷入混亂的這段時間，也就是哈耶克、韋伯這些人認為西方文明陷入了重大危機的時刻，我們中國敞開了大門開始學習西方，這個時機是非常不幸的。

習慣大於啓蒙

啓蒙，Enlightenment，其實是個很傲慢的詞，首先它假定了一個被啓蒙的對象是處於愚昧、黑暗之中，所以才需要帶給他光——啓蒙運動這個詞直譯就是“給他光”。

我雖然是個讀書人，但我不願做一個啓蒙民眾的知識分子。因為我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不是啓蒙大眾，而是順從大眾、引導大眾，

是為大眾服務的，而不是大眾的主人。大眾在社會生活中，有一套自發形成的行為規則，這些行為規則可能有些問題，但知識分子要做的僅是在他們既有的活動規範體系內做一些調整。這當然需要理性的幫助，但是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應當保留人們的習慣。

對“人”，我們有很多定義：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政治動物，諸如此類的，中國人喜歡説人是“禮義廉恥”的動物。但是我更喜歡定義人是“習慣的動物”，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常規裏，如果把這個常規破壞過於厲害，人會非常痛苦。人還有自我調整的能力，正如哈耶克説的那樣，“自發秩序往往在不受權力干擾的情況下會自動形成”。因為人總是在尋求一些便利、舒適、效率，這些是我們日常生活裏很自然就會產生的一些願望。環境如果變化，並對目標有所妨礙時、有所傷害時，人就會自發地改變自己或者改變環境，這是人最本能的天賦。所以知識分子所謂啓蒙運動在大眾生活中可以起多大作用，從這個角度我是非常懷疑啓蒙運動的。

大概兩三年之前，楊小凱的學生孫廣振和我説起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他和朋友在一個酒店開會，第一天去吃早餐時，取飲料的地方放了兩個桶，一邊是牛奶，另一邊是茶。第二天早上，他們兩個很早到了早餐廳，並把那兩個桶互換了位置 ，結果他們發現來吃早餐的人大多數都按着前一天的習慣倒飲料，發現錯了再換回來，可見一天就足以形成習慣。

哈耶克

習慣是帶給我們方便的最有效方法，養成習慣會節約我們生活裏大量的麻煩，日常生活中的規則如果總是變來變去，人會感到非常痛苦。所以我不太喜歡講“啓蒙”這兩個字，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啓蒙而是知識、技術。

中國近代敞開大門學習西方的糟糕時機

我們現在講的很多觀念都是19世紀後期的產物，而那是個比較糟糕的時期。當時西方正在經歷一次很重大的文化危機，這場危機大體發生在1870年左右，也就是“普法戰爭”前後。當時，尼采有一個很著名的口號——“上帝死了”，就是指當時的社會在價值規範、行為規範上進入一個很混亂的狀態。

這幾年廣受知識分子推崇的哈耶克，實際上是一個西方文明的強烈的批評者，他尤其批判的就是1870 年前後發生的那種變化。他很推崇的一位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馬克斯·韋伯，同樣是一位西方文明的非常強烈的批評者，但是他不是籠統地批判西方文明，而只是針對19世紀後期到他們生活的時代思想文化狀況的變化，這種批判最簡單的表述就是尼采所説的“上帝死了”，就是社會失範。

這個社會失範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很多人誤以為種族主義是希特勒的發明，實際上它的首創者在法國，最著名的人物叫戈賓諾，他認為因為人種的原因，人類公共生活、科技發明、處理社會生活各種矛盾的能力，天生就有本質的區別。不過，這個理論在法國沒有形成像在德國那樣的重大政治後果，但它的來源是法國。除了種族主義，其他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發生在普法戰爭前後，雖然他們的主張、訴求各不相同，但有個共同的特點，都提倡對抗。這些主義如果貫徹到社會上，只會造成更多的衝突，不會給社會生活帶來更多的和諧。

巴黎和會時期，恰逢世界範圍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高潮

非常不幸的是，恰恰在西方文明陷入混亂的這段時間，也就是哈耶克、韋伯這些人認為西方文明陷入了重大危機的時刻，我們中國敞開了大門開始學習西方，這個時機是非常不幸的。

我有一次在和高全喜他們開會的時候，曾經提到過這個，我把它稱為“西學的惡化”，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以為然，認為那是我們中國人沒學好，不能怨人家西方。我認為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呢？近代以來西方世界主導性的力量其實被我們忽視了，我們現在觀察世界，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尤其是在學術界，基本上離開西方的概念就無法進行研究，包括研究中國問題，也同樣借鑑西方的觀念、體系、模式、研究方法。近代以來西方文化提供了很多觀察世界、觀察人類社會、觀察各個領域生活的理論，實際上西方在改變我們看世界的眼睛，它給了我們一個眼罩，我們只能透過這個眼罩去看這個世界。

儘管我們中國有種種傳統上的一些問題，很多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化的過程這些挫折、困難，總是從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去找原因，認為西方總是比我們先進，從來沒有檢討過西方。但是我們學哈耶克，至少這一點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哈耶克是個西方文明非常嚴厲的批評者。他很少説蘇聯的事，他攻擊的對象大部分都是西方的左翼，像英國的工黨和西方著名的知識分子。他在《致命的自負》裏例舉了一大堆西方非常知名的知識分子、科學家，那些人對西方羣眾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愛因斯坦説一句“社會主義挺好”，這話和一般人説，分量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愛因斯坦確實有社會主義傾向。19世紀末期以後，西方出現的各種各樣的主義，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社會主義或者叫共產主義，馬列的東西。當時其他的那些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對我們中國都有影響。

與愛因斯坦一樣，卓別林對社會主義推崇備至

嚴復，開啓中國民智以翻譯為主要工作的大思想家，他翻譯的東西我們可以清點一下。他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現在我們還是承認這是好東西；但他還翻譯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兩本書，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社會學》（嚴復譯成《羣學肄言》），那種書在近代對中國的影響遠遠大於亞當·斯密。他為什麼翻譯這樣的書？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書中國人更需要，這樣的書代表了西方更先進的文明。當時所謂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共產主義，在西方很多知識分子裏面都認為它是更先進的東西，所以當時中國人病急亂投醫。劉小楓這個比喻特別好，他説中國內憂外患，社會陷入文明自我認同、自我保存的一個危機，就病急亂投醫，把西方當藥鋪，胡亂抓藥，抓的藥大部分都是錯的。但是整個這個藥鋪就是西方的，你不管抓的是對是錯，這個藥是西方人給我們提供的。

相比而言，日本人比較幸運，開放國門比我們早一點。“明治維新”是1860年代，比我們早十幾年，而且它開放的時機比我們要好得多。你看鎌倉使團派了十幾名大臣去歐洲遊歷。當時德國相對來講，它不像俾斯麥時代是個新崛起大國，特別引人注目。當時日本人主要還是從英國那裏，認為英國是最值得他效仿的榜樣。中國當然也有“洋務運動”，也有一些大臣出洋去考察，但是早期“同治中興”那個時代，對西方的瞭解非常有限。那天陳浩武老師提到了郭嵩燾，他就是1870年代到英國，結果回來受到很多非難。當時的大臣都認為搞洋務是畏途，不知道怎麼和西方打交道，也沒有和西方交流的誠意。

受《馬關條約》的刺激，康梁發起“公車上書”要求變法

中國真正打開國門的時候是“甲午戰爭”之後。經營了20年的北洋水師，當時可能是世界最強的艦隊之一，非常領先，結果一場戰爭下來一敗塗地。所以，那時候中國人開始認為僅僅“東體西用”是行不通的，開始學習人文科學的知識。在此之前，我們看當時組織的一些翻譯都是聲光化電，理工科的文獻，只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才開始真正全方位地認識西方。但是，這個時候的西方文明品質非常差，它正處在“文明的惡化”過程中。這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思想上，在藝術上、音樂上都有反映。喜歡聽音樂的朋友應該知道有一種音樂叫“無調性音樂”——傳統音樂一個曲子必須有調，如果沒有調，按照傳統的音樂知識就無法演奏。“無調性音樂”就出現在19世紀末，認為規範不重要。現在看來“無調性音樂”就是一場音樂實驗，它在音樂裏從來沒有佔據主流。繪畫更明顯了，利己主義、印象主義、達達主義，打破西方過去古典主義透視學，基本上是以寫實為主，藝術風格變得越來越混亂，這些都發生19世紀末。當然後來有一些流派愈演愈烈，有一些則銷聲匿跡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失範，是全方位的。

我們不能對西方喪失批判力

非常不幸的，恰巧是在這段時間，我們中國開始大規模學習西方；加上由於太平天國和甲午戰爭，朝廷控制社會的能力越來越弱，社會思想越來越自由地傳播。那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是在學先進的西方，實際上學習的恰巧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西方。比如我剛舉的例子嚴復，實際上亞當·斯密肯定是個進化主義者，斯賓塞是個設計主義者，這是很矛盾的，但嚴復意識不到這個矛盾；另一個例子，梁啓超關於社會主義的評論，很多人説梁啓超不贊成社會主義，好像他的立場比較偏右，但你仔細看梁啓超對社會主義的評論，實際上他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什麼這麼説？他反對在中國搞社會主義的基本理由，就是馬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説中國還沒到那一步——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勞工階級的基礎上，我們還沒有勞工階級，我們離社會主義還遠，你們這些人要搞社會主義不現實。他是從這個角度來反對社會主義，但他認為社會主義是個好東西，他和張東蓀大體上都是這個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梁啓超，他不是個反社會主義者，他實際上是社會主義者，只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比他的對手更高明一些。中國共產黨後來不也説，我們要建立新民主主義，團結工商階層，先把無產階級力量培養起來。在中國現有的落後生產狀態中，資產階級還是一個先進生產力，這都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看法，所以早期共產黨要團結這部分人。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進化論》）

類似於這些情況都説明了西方的這些思想，不利於穩步地健康地培育自由、培育規則的道路，反而是破壞這種道路的力量非常強大，他們基本的意識形態資源全部都來自西方。因此，我們不能對西方喪失批判力。

從閲讀史看中國百年西學

我們説西方的時候，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西方，所指是不一樣的，因為西方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念。每個人理解的西方都不一樣，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凡是自以為比較瞭解西方的人，都認為西方的文明比我們更先進，所以應該是我們學習的對象。至於應該學習什麼，這個就比較混亂，好像只要學西方就是先進的、開放的，實際上遠遠不是。我們開放了100年，結果學來的大多數是糟粕。只是近30年，鄧小平實用主義才使我們真正瞭解了西方是什麼樣子。

很多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包括一些西方人，都在關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和社會變革的關係。這些人我覺得大體上都有一個問題，他們在研究中國重要思想人物的時候，對這些人物西學的背景本身缺乏批判力，即使是一個研究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人，他只研究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沒有充分揭示無政府主義思潮來自西方，而是就事論事，讓人以為這個問題總是出在中國。但是隻要你不否認一點，西方的觀念體系——船堅炮利不如它，技術方面的東西就不用説了——形形色色的觀念體系，是一個世界性的文明，無孔不入。而西方的文明在近代以來，成分非常複雜。所以從19世紀末開始直到今天，中國基本上就是西方各種思想展開競技的一個大舞台，到底哪一個勝出不好説，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憲政、自由、民主的觀念在中國基本上是銷聲匿跡的。

我們從閲讀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點，民國時期在思想界最吃香的，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費邊社，就是儲安平他們代表的所謂“第三種人”，拉斯基的思想。還有現在根本沒人提的一個人，叫鮑桑葵，他實際上是哲學家，根本不是政治學家。他在1920年代寫過一本書，很快就被翻譯過來。現在我們回頭看他在政治學理論界的地位幾乎不值一提，但當時人們都很喜歡看他的書，他是英國少數的深受黑格爾影響的思想家。像那些傳統的18世紀很重要的思想家、理論家基本上被我們所忽略了，除了少數大人物，如孟德斯鳩、盧梭等等。

1919年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一個很好的例子，《舊制度與大革命》和《聯邦黨人文集》，這兩本書的中譯本都是1980年代才出現，被我們忽略了100多年。我們今天看到這兩本書這麼重要，而且在思想的政治光譜裏，這兩本書都屬於右派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應該是1850年代寫成的，《聯邦黨人文集》就更早了，18世紀末寫成的。像這麼重要的著作，我們20多年前才看到中譯本。類似的例子很多，比如《烏合之眾》那本書，劉小楓給我提供的線索，這本書民國時有版本。但這本書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直到1990年代，我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裏，看到熊彼特講到了這本書——他的一些觀點來自於這本書，我才注意到這本書，在網上把它找到，翻譯過來，現在成了我所有翻譯的書裏賣得最多的一本。

類似的例子還非常多。在閲讀史上可以看到，1980年代之前，即使把文革10年拋開，因為那是個文化的沙漠，就説1960年代之前，一直到民國，我們檢討一下中國人在閲讀西方時，選擇的對象是什麼？1960年代之前很明確，你要想找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著作沒問題，我們舉國家之力成立了一個龐大的翻譯機構中央編譯局，專門翻譯這些著作，基本上把它完整地譯成中文了，跟《聖經》一樣。什麼最容易得到呢？所謂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這三大來源有關係的著作，像亞當·斯密、李嘉圖，1960年代之前我們都有譯本；“空想社會主義”，傅立葉、聖西門這些人的著作我們都有譯本；德國的古典哲學，中國的哲學界基本上是被德國薰陶出來的，康德、黑格爾，還有浪漫主義的，費希特、席勒、歌德……在這個意義上，還多少要感謝一下馬克思，雖然他的思想體系問題很大，但他的知識結構比較豐富，閲讀面很廣，那時候認為他讀過的東西肯定是重要的，所以我們也跟着翻譯了一些和這三大來源有關係的著作。還有一部分他喜歡的文學作品，狄更斯、巴爾扎克……除了讀馬克思的著作，也能讀到他喜歡的東西，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馬克思的閲讀盲區，我們想了解，不能説沒有，但機會很少。

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六七年前，韋森教授組織了一套叢書，其中把梅因的《早期制度史》列入叢書裏。我讓一個博士生先譯一遍，我再來改一改。最後校對的時候，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發現馬克思非常仔細地讀過這本書，而且做了七八萬字的讀書筆記，包括抄一些段落，還有一些評論，他和梅因是同代人。我們的馬恩全集是集體翻譯的成果，好多人共同參與完成，所以初譯、校對，集體討論，再修改，再討論，層層把關。按照這個翻譯程序的話，應該説翻譯水平應該很高了。但是我很意外地發現，馬恩全集中看到關於梅因的讀書筆記部分，翻譯質量非常低下，因為這些譯者沒有一點梅因知識背景的訓練。梅因的書是從早期的前羅馬時代開始講起，講到了羅馬時代，講到了日耳曼民族，講到了印度，總結了一些早期不同種族、部族制度形成的一些基本特點，很技術化，因為梅因本人就是一個法律史專家。翻譯譯馬克思著作的這些人，因為沒有那些知識背景，中國的教育沒有給他們提供受這種知識教育的機會，所以即使在這麼嚴苛的翻譯流程下，譯經典都譯得問題百出，這説明他們的知識結構有嚴重缺陷。

中國圖書館學

民國時代我估計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沒有做比較詳細的文獻史調查，但是我們現在比較推崇的著作，在民主、自由傳統這些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沒有很多，一方面即使有，影響力也非常有限，因為我們是帶着有色眼鏡去看西方的。今天回頭來看，我們選擇的東西往往是西方文化裏很糟糕的那部分，這種錯誤現在是不是還在發生？我認為如果不保持足夠的警惕，很可能這種錯誤會繼續。

從長遠來看思想發展的價值，很多好的東西被我們遺忘、忽略，甚至被我們所批判，等着我們釀成惡果，回頭來看才知道我們犯了多嚴重的錯誤。所以思想應該保持開放的狀態，很多思想今天看來沒有價值，也應該讓它存在，等我們需要它的時候，隨時可以拿來更換我們的頭腦。如果沒有這個機會，我們改正錯誤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休謨三原則遠遠高於法國大革命三原則

這個社會得以比較健康、有效率地和平運行，確實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則，你不能無視這些原則。從一個好的社會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來説，休謨的三原則要遠遠高於法國大革命的三原則。法國大革命的三原則：自由、平等、博愛；休謨的三原則是什麼？財產的穩定佔有、經過同意的轉移和遵守承諾。這三條原則不僅僅是針對我們普通人，政權、權貴和普通百姓一樣應該統一遵守。如果這個社會遵守休謨的三原則，那它肯定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如果這三個原則如果被破壞了，社會就一定會充滿暴力、不公平。但是像休謨這樣的三原則就沒有變成政治口號，我們反而認為自由、平等、博愛這些大詞更重要，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現象。

現在的政治理念中，口號比較容易傳播，但這些大詞都沒有可操作性。而休謨的三原則，就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把它當成道德原則的話，我們就知道每天處事交往應該怎麼做。但如果是自由，什麼叫“自由”？它太空洞了，沒有實際內容。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原則沒有變成政治口號，反而很空洞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人愛聽，好像可以準確傳達我們的價值理念，而且可以指導我們的思想行動。但實際上不是這樣，你讓政府給你自由，政府説你很自由了，包括西方人來中國都覺得中國是一個很自由的社會，比西方還自由。而如果説政府你要準守契約，説話算話，這個它就沒法搪塞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但是我們中國近代之後進入意識形態時代，政治宣傳產生了好多問題。

討論問題的方式消解了問題本身

我之所以不願意用“啓蒙”兩個字，因為啓蒙喜歡用大詞，啓蒙容易把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上升到原則性的問題，上升到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反而會激化矛盾，造成更多的問題。政治的第一要務是解決問題、平息紛爭，而不是貫徹理念。只有一個和平的社會，才是一個好的社會，人們都不喜歡混亂、衝突。一個好的社會我不願意用自由主義、民主這些詞來形容，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暴力減少到最低程度的和平”。不管這個社會信什麼主義，是一種什麼制度，如果人們在這個社會里活着非常和睦、非常平和，人與人之間交往衝突非常少，而且這個和平的狀態不是靠暴力來維持的，或者説是用最少的暴力來維持的，那我不在乎這個社會是信自由主義還是信民族主義，它肯定是個好的社會， 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肯定感覺很幸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