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工作高度不穩定？數據來證明_風聞

編者按

雖然已有諸多民族誌和質性研究證明了家政工人的脆弱性，但仍然缺乏基於大樣本數據的定量比較研究。本期推薦芬蘭國家健康福利研究院社會政策高級研究員Merita Jokela近期發表在Social Politics上的一項研究，Patterns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 a Female-Dominated Sector in Five Welfare States—The Case of Paid Domestic Labor Sector。文章利用2013-2014年盧森堡收入研究數據證明，不論一國的福利制度或家政服務的政策規範如何，家政工人都更有可能陷入不穩定僱傭的狀態，而且更可能面臨多重不穩定的僱傭模式。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92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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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較框架

宏觀制度背景是作者的基本比較框架，其隱含假設是不同福利制度和政策選擇可能會塑造不同的家政服務部門。研究聚焦到5個國家三類不同的政體：

表格來源：譯者整理。

歐洲大陸、南歐和自由政體，擁有完全不同的家政服務市場和政策規範取向。歐洲大陸和南歐具有典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中的正式工人享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這些歐洲國家不同程度地規範了家政服務市場：盧森堡對僱傭家政工人的家庭實行退税政策；德國實行對家政工人適當免税的Mini Job計劃；意大利和西班牙則實行對無證移民家政工人的正規化運動。只有美國採取“無干預”政策。

家政和照料工作的不穩定僱傭

不穩定僱傭強調勞動力市場中個體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是超越了“工資水平”經濟因素的複雜社會現象。為便於比較，本研究借鑑了Vosko (2006) 對不穩定僱傭的定義，在是否為低工資工作的基礎上，另納入是否為兼職、過去一年是否有失業經歷，以及工作任期是否有超過一年這三個變量，作為不穩定僱傭的不同模式，以更為綜合地考察這一市場狀態。

不穩定僱傭，是指“由僱傭狀態（自我僱傭或有償僱傭）、僱傭形式（臨時或固定工作、兼職或全職工作）和勞動力市場不安全程度，以及社會背景（如職業、行業和地理區位）和社會地位（或社會關係的交叉性，如性別、法律和政治身份）構成”的僱傭關係狀態（Vosko 2006,102）。

以往質性研究認為，家政和照料工作更有可能陷入不穩定僱傭，並從性別文化、工作特質、個人特徵和政策背景等因素進行了解釋。那麼，家政工人不穩定僱傭的嚴重程度如何，人口和行業特徵對不穩定僱傭的程度是否有影響，政策干預是否有用，這是本研究力圖用定量方法證明的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使用了盧森堡收入研究第9輪（2013-2014年）調查數據。以“不穩定工作”為自變量，“家政工人”和“照料工人”為關健自變量，並納入人口和家庭特徵作為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種族、移民身份、受教育水平等，探討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不穩定僱傭的狀態及其影響因素。

發現1：家政工人更可能面臨高度不穩定的僱傭狀態

數據證明，家政工人在各種不穩定工作模式（兼職工作、失業經歷、少於一年的工作任期、低工資就業）中的佔比都很高。在所有五個國家中，出現兼職工作和低工資就業的比例尤其高；兼職工作比例在每個國家都達到50%以上。家政工人也更可能面臨多重不穩定僱傭模式交疊的狀況；在勞動力市場得到規制的德國和意大利，不穩定僱傭的嚴重程度更甚。

發現2：個體和產業特徵影響不穩定僱傭

數據證明，在所有五個國家中，家政工作都更可能成為不穩定工作，且相關性很強。同時，與男性和老年工人相比，女性和年輕人更可能面臨不穩定的僱傭環境；移民工人也更可能面臨更高的不穩定性。這些研究發現都支持了以往的質性研究，突出了家政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不穩定處境。

討論：家政工作需要怎樣的政策干預？

回到研究最初的制度比較框架，家政工作與不穩定工作的相關性，會因福利制度而異嗎？數據顯示，出人意料的是，家政工作最可能出現不穩定僱傭狀態的國家並非自由福利政體（美國），而是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德國和盧森堡）。當然，為得到更為穩健的比較結果，應當納入更多國家進行分析。

這一結果進一步證明，針對家政服務的政策甚至可能會增加該行業的不穩定性，正如德國家政工人基本由Mini Job計劃的參與者構成，表現為非標準工作和低收入。同時，數據也表現出德國二元勞動力市場的顯著特徵，即絕大部分家政工在勞動力市場上遭遇多重不穩定，相反其他行業的大部分工人則並沒有。

此外，以往質性研究中強調的個人身份特徵的交叉性影響被證明了，但更讓人關注的是結構性的不平等。家政服務作為極具潛力的就業部門，吸納了相當多的女性、低學歷者和流動人口。當這些社會類別集聚到家政行業中，他們無疑會面臨更高的非標準就業風險，收入低廉，不穩定性高。這些風險潛在的後果，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家政及照料部門的不穩定模式。